我现在是以一个负罪之身站在同志们的面前，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的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而在鸣放的大风大浪中，这种思想上的错误发展到政治上的错误。感谢党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向大家检讨，并且接受大家的批判。
我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一年来，发展了大量修正主义的思想，其中许多思想是涉及到党和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而我则作出了机会主义的看法。整风开始以后，在过去一年内，特别在鸣放期间，我向不少同志发表了我的这些谬论，其中包括右派分子在内，这样实际上是向党放出了冷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同时，我还在国际部第二期“春雷”墙报上发表了一篇“只有大胆地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文章，提出了许多错误的意见，其中有些问题的提法，是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的恶毒诬蔑。此外，我还在墙报上推荐了一篇错误的文章，就是卜无忌的“废弃庸人政治”。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诬蔑了我们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并且实质上要求取消政治思想工作，而我则表示欣赏，还要向大家推荐。此外，我还在新闻业务上发表了一篇试揭一个矛盾的短文，对我们党的新闻路线提出了诬蔑和怀疑。以一个负有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来说，我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现在我在这里向大家交代我的全部错误言论和思想，作出检讨，并且接受大家的批判。
在我开始我的交代和检查以前，我先大致把我的错误作一个说明。
我现在认识到，虽然我已入党十年，受了党的不少教育，但是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根子，个人主义的根子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造。在去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后，国际上出现了空前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空前的修正主义浪潮，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就大大发展。我从对斯大林的批判，夸大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开始，逐步发展了一整套的修正主义的看法，设想了许多自以为是革新的，实际上是倒退也就是反动的办法，逐渐地在思想上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混淆了资产阶级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区别，混淆了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对我们今天党和国家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不少错误的看法，把毒草当香花来向人推荐。一直到鸣放期间，在社会上右派言论的影响下，这种思想更有迅速的发展，散布得更多。虽然，我一贯是不主张大鸣大放的，然而在当时风气的压力下，立场动摇了，写了号召朝我所设想的错误方向去大鸣大放的墙报文章，形成政治性的错误。
如果不是党发动了伟大的反右派斗争，我的错误还可能继续发展下去。在发动反右派斗争的三个月来，经过一个月的政治上的震动，经过一个月的初步检查，特别是经过这一个月来的日日夜夜的反省学习，我才初步认识到，我的错误的极端严重的性质。我这一年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恶性发展，已经把我引到向万丈深渊滚下去，我已经到了分辨不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左与右、前进与倒退的程度，如果不是党现在以大力来挽救我，前途将实在不堪设想。
我现在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极端顽强的，我的犯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长时间，不很好地接受党的教育，不努力进行自我改造的必然结果。而在去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的那种情况下，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就发展成为毒瘤，现在必须把它割掉，才能过社会主义的关。
经过伟大的反右派斗争的教育，经过党的领导的帮助，经过我自己这两个月来痛苦的反省与学习，我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但是我的检查仍然只是初步的、肤浅的，我请求大家严格地批判帮助我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我有信心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前进。
我现在感到困难的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谈起，我要暴露我的思想，也要交代我的言论，同时我在我现在的认识水平上，也不能不作出必要的批判，而我的思想是很大的一团，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说明它分析它。因此很可能重复，也可能缺漏，特别是可能不深不透。此外，我在准备这个报告的时候，思想集中的能力很坏，头绪很乱。但是我的决心是和盘托出，凡有缺漏，我也一定在以后逐步补充交代。
在过去一年中，我发展了一大堆现在看来应当肯定是右的思想，并且多次发展为言论。一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前，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错误，而是认为自己是从“左”来考虑问题，是爱国忧党，是高瞻远瞩。我以为我一切思想的出发点是要探求出一个“没有斯大林的错误的社会主义”，一个“不会发生匈牙利事件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为了要使社会主义千秋万岁。我有时甚至也自以为是“年不满百千岁忧”，何必！读“再论”末段十分感动。然而发展出来的若干思想，却是与右派相似，而且已经为右派张目。我的思想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呢？
两个月来，我苦苦地思索这个问题。然而，长久以来，“动机是好的”，这样一种想法妨碍了我对自己的思想的深入发掘和批判。“动机既然是好的”，那么我的错误无非是因为想得多，想得“深”，因而“不自觉地”越了线而已。直到最近我才觉悟到，不能把动机与效果对立起来，不能把我的思想的前提也同结论对立起来。
引起我一年来的这一段思潮的契机，确实是斯大林问题。我以为我从来也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斯大林的估计是有偏差的，这个偏差反映了我过去思想上的根本弱点，也导致了我今天思想中的许多错误。现在重读“再论”，句句话都是针对着我。我的思想积极性正是由于我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而来的。
我们中央对斯大林的估计是三七开，而且说得很明确，不是二八，也不是四六。而我对这个估计是将信将疑，实际上是怀疑。我的理由是：（1）材料掌握在人家手里，如果基洛夫案等将来一概都翻出来，斯大林这样一个品质的人，能把他三七开吗？（2）朝后看，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功劳是大的，但是如果朝前看，斯大林压制了马列主义的发展，妨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这个罪过有多大呢？我曾对朱穆之同志说斯大林是暴君，对普金、梁再冰说过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当然我指的是他杀人这一点。我以为我们中央的估计也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那是从实际政治利害出发的。至于我，我认为我是有权利也有理由作出这样的保留的，这是一个须待历史去证明的学术性问题。直到最近，我仔细反省，才觉悟到就从这一点起，我就是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对斯大林的评价是绝对不能同苏联的成长和巩固，以及这个事实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意义分开来的。否定斯大林太多，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太多。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标准说：肯定太多是教条主义，否定太多是机会主义。然而我竟不能领会到这个精神。我否定斯大林太多，因此就连带对社会主义的许多东西否定得太多，今天的社会主义的许多内容是不能同斯大林分开的。反过来，又对并未在我脑子里彻底批判的许多资本主义的东西肯定得太多，就这样，走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
可能对许多同志来说，这是一个早就解决而无可怀疑的问题，然而对于我来说，却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发现了我一年来许多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思想所由以产生，所赖以庇护的一个根源。
为什么唯独我对斯大林产生这样的过多的怀疑呢？是因为我知道的材料特别多，想得特别高明吗？过去我也并非没有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但是，我现在认识到，真实的原因并不在此，真实的原因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改造好，我并没有在历次的群众运动中得到应有的锻炼，因而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本来还有不适应的地方；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对党、对人民群众还没有那样强烈的信心。不过，由于自己一直是在革命队伍里，一直是跟党走的，个人的发展是顺利的，因此在个人来说，好像还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然而，在斯大林受批判以后，在波匈事件以后，我在这一方面的弱点就暴露了，发展了。我确实没有丝毫“鸿鹄将至”之心，然而却有过多的“杞人忧天”之想。这种“忧”我过去以为是好的，是“心所谓危，不敢不忧”，是表现了“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感”，是“左”的。然而，现在看起来，这种“忧”的本身就包含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它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优越性估计不足，对党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我认为，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无论是坏的，或者好的表现，背后都贯穿着这样一种右倾的思想。我的思想走上错误的道路，就是在这里失足的。
既然对社会主义的“忧”过多了一些，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否定得过多了一些。自然而然，对我来说是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观念就重来占据我脑子里的阵地了。而我对这点还非唯毫不警惕，甚至自鸣得意，有时，虽然是自觉地引用了不少资产阶级的观念，但是，我也认为这是一种革新。一直到反右派斗争深入展开以后，我才逐步感到自己思想中大有不对头的地方。就这一点来说，这次反右派斗争对我的教育是无可比拟的。
关于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归纳总结起来说，还是两条：“制约”和“出气洞”。
对斯大林的批判，给了我极大的打击。我夸大了斯大林的错误，对“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所说，个人崇拜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的说法，感到不能满足这个错误为什么不能制止呢？我想不通。我认为一论的题目是伟大的，但还没有把问题全部解答出来。我对一论有三点意见：（1）对斯大林的估计不能使我心服，我还有所保留。（2）发生错误的原因解释得不能令人满意。（3）防止纠正错误的办法也不能感到满意。苏共中央6月30日决议把它归之于斯大林个人品质，更是不能同意，同时觉得集体领导也很难说，因为斯大林也是讲集体领导的，相反，我深受哥穆尔卡的阶梯说和陶里亚蒂的制度说的影响。
当时，斯特朗的评论斯大林问题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她在其中写的一句警语“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受到了普遍的好评。而我个人就从这一句话发生了许多的想法。
我完全醉心于斯特朗的话，以为斯大林犯错误是权力太大了。以后，我甚至很少在设想错误的实质，造成的原因，解决的办法，而一直钻在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的权力，应当怎样防止这种势力的滥用。我对研究斯大林的错误的兴趣甚至还不如对为何这种错误如此难于纠正（特别是苏共中央决议公开承认了这个问题以后）。按照我当时的想法，我以为自己是注意了更大的问题，因为错误总是可能犯的，而错误这样严重、这样长期、而且难于纠正却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唯物的观点。现在我才开始体会到脱离了当时的种种历史条件，专门去钻这样一个问题有多么大的片面性与危险性，这正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做法，不是研究错误的多大，而是只看到错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去钻为什么这个树坏了，因而以为土壤是坏了而没有看到其他树木是好的。这是最大的错误。而一年多以来，我却是锲而不舍，自认为抓到了题目在焦思苦虑。
既然我的答案是同斯特朗那样认为原因在于权力的集中，我认为主席在十大关系中所说的，不仅是官僚主义而是专制主义，也是权力太集中了。因此我的一切想法就都倾向于权力的分散，或者按照我的标准，是权力的制约。有一次传达总理看“十五贯”以后说当时还有制约，现在也要有些制约，我不期然地说出了checks and balances时，言彪就批评我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我凑合了哥穆尔卡的阶梯式和陶里亚蒂的制度说（南尼提出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在什么时候成为个人的崇拜的呢？很打中了我），直接走上了怀疑民主集中与专政的思想道路，以为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扣得太紧了，包得太多了，应当放松一点，分散一点，要设立许多办法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要设立许多办法来及时发现错误。归总说一句，我认为我们的集中是过分了，它可以产生脱离控制的领导，我曾同梁再冰谈过无产阶级没有别的武器，只有组织，因此我反对英共内的修正主义。但是我以为取得政权以后，威信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集中，就可以发生脱离控制的现象。而这就是引起个人崇拜的根源。使我这样想的是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我想出来的当然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毛主席在十大关系中说我们也有专制主义，我想这大概是指权力太集中了。因为按照我的想法，既然苏联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发生了斯大林这样的错误。而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变换，领袖的更选，倒好像是很巧妙、很容易，而且不引起大震动似的，那么，按照我的超阶级思想，那些做法，那些概念似乎就可以继承一番了。我被杜勒斯的话可耻的打中了，杜说“你们人的更换，没有别的办法，除非是死掉，要不就像贝利亚那样”，我的立场发生了动摇，觉得我们还不如他们。
在民主集中制中间，首先，我想到的是议会，以为单一的选举名单将使选民很难选择，没有竞选将使民很难监督，而如果一旦像哥穆尔卡所形容的那种个人崇拜的阶梯形成后（我是相信在严格的集中之下，它是会形成的），执有实权的人就可以行使操纵，而最后就可能形成脱离控制的会导。这是我认为最可害怕的。这个领导如果落到一批野心家如贝利亚、如高、饶手里，前途就将不堪设想。而这是我认为很可能的。我过去也认为东欧各国党的领袖都是正确的。现在不如此想了。我认为政治制度应该放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使坏人上台，也不至于做坏事。政治制度要留余地。因此，我认为要想一切方法保持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在这里，我以为竞选就是一种可以采取的方法。
其次，我认为应当确保代表对各级政府的控制，在这里，我以为公开辩论又是可以采用的一种办法。我有时也想到在敌人存在的时候，公开矛盾可能是不利的，但是按照我的“孰为大、孰为小”的逻辑，又觉得将来总要这样才好，而现在应有过渡的道路。
（一）我把“再论”*的首先考虑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观念倒了过去。
（二）议会公开就是（1）直接使党受攻击；（2）党内分歧如公开就是涣散党。这是严重的错误。
我曾经向一些同志说到过我对我们目前的选举制度的意见。我认为，我们目前的选举制度是有道理的。对代表名额的分配比较广泛普遍，我是赞成的。但是另一方面，却有我所害怕的可能的副作用。比如吴冷西派在天津，我认为可能影响天津选民的积极性。我总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就既可以开操纵之门，也可以引起脱离控制的现象。我对我们不认识西单选区的代表也是不满意的。有同志可能听我谈到过。
此外，我也考虑过代表常任并且在任期内专职化的问题。我以资产阶级政客的标准低估今天许多工农青年妇女代表处理政治问题的能力。我是以列宁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轻浮的轻视来看新生的幼芽。我以为有些代表只讲些感激党和感想的话，不一定能处理这个最高权力机构所面临的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的人代大会也有协商，但是最好使大家更多地知道大家的话。我幻想把我们的代表直接来自民间的优点同资产阶级议员专精政治的“优点”结合起来，职业政治家和生产者的结合。至于如何结合，我没有想过。我赞成代表的视察制度，但是以为能更长期的常任却更好。这些意见我曾向吴冷西同志谈过，有的也曾向别的同志谈过。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在选举制度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制度（如竞选、辩论等）方面改变一下，我们的制度仍将是民主集中制。而我们内部本来是有反对派的。我记得主席在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曾说，少奇同志总是跟外国朋友争论，说明我们是有反对派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政权渐渐巩固，现在放在内部的争论就可以公开起来。我认为有反对派是好的，公开的争论更好。我曾在南亚组吹过工人反对派问题，那是从参考上的一篇苏联文章上看来的。照我这样看，我就模糊了资产阶级的代议制与我们的民主集中制的界限。我以为在形式上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有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决议要办等，因此还是有民主集中的。因此我在同某些同志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问过“议会政治为什么不是民主集中”？照我的想法，民主集中制我还是拥护的，但如何民主，如何集中可以容许重新安排。这句话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学一学？（如对刘家杰）
关于两党制度，如以上所述，去年我只是在看了有些材料以后，如外电说苏联有两院，提出两党制，偶然在脑子里转了一下。不过，主席在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两个万岁，始终是我脑子里一个不解之谜。去年夏天，我曾经问过做一个民主党派工作的朋友，他说他也想不通，但工作还是要作。我还记得，去年夏天我曾同梁再冰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以为她父亲是接近民主党派的。她跟我说，现在青年人是决不会想去参加民主党派的。我也觉得如此，不过想主席既如此讲，必有深意，我就只好漫应之说，还有许多非党人士可以参加，民主党派还是有前途的，像你父亲那样的人还是可以参加的。但是，对于各民主党派到底如何才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总感到是一个难以设想的问题。
今年2月，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地批判了两党制。对我本已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但是后来，当我再考虑我的“制约”说的时候，觉得将来到了阶级消灭的社会，一个党办事可能不如两个党能互相补充，互相制约，才又想到这个问题。在当时的风气与我的思想发展下，曾不止一次地与一些同志提到了这个问题。
关于专政的问题，我过去一直是认为我们的专政是最强有力的专政，是无所不包的专政，而这是从有阶级的社会向无阶级的社会过渡所必需的。但是我总是对这种专政感到有压力过大的方面。在主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有阴暗面以后，我就比较夸大地去认识这个阴暗面，而对专政的长期性也发生了错误的看法。在我看来，苏联已经老早就消灭了阶级，而专政的迹象依然很强，阴暗面继续发生作用，这种情况总是引起我的忧心。我觉得专政应当随着阶级斗争的减弱而减弱。否则就会引起副作用，甚而转化为同人民之间的矛盾。
关于党的问题。我记得在批判斯大林以后，似乎是南尼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个党专政，而一个党的专政变成了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呢？这个问题很打中了我。我现在才明确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尽管斯大林晚年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它决不能否定了苏联的成就。在当时，我就以为像苏联这样在阶级斗争的任务完成了以后（指国内阶级斗争），把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继续保持如此强大，是不合适的，甚至会有反作用，发展出对人民专政的作用来。同时又受到南斯拉夫的“国家消亡论”的影响，觉得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越后越尖锐”的错误理论可能也影响了他没有去执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消亡的理论。而在我看来，在应当是极其重要的一条。我曾经与张辛民同志作过几次讨论，谈到阶级斗争结束后，党的性质、任务、活动方式到底应当如何，这些问题可以说是越想越糊涂，因此现在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唯一对于我来说认为是比较肯定的一个概念，是在阶级斗争结束后党应当逐步削弱以至于最后与国家一起消亡。在“人民内部矛盾”提出来以后，这个观点多少联系着我下面要交代的“党可以少管点事情”的想法就被提了起来。有一次，在与一位同志谈话的时候，听他说了一句：“我们的党像个道德党、宗教党，什么都管！”这句话颇投我所好。我也觉得我们的党只要管政治就行了，不要管那么多事。我是从资产阶级的政党观念出发，忘掉了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而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贯穿一切一切的东西，道德、思想、学术、艺术都不能避开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要过问政治，要进行阶级斗争，要改造旧社会为新社会，要改造旧人为新人，就非得什么都管不可，要少管一点是不行的。
除了人民代表与政府之间应有制约关系而外，我认为党与政府也应当有制约关系。我们的党是领导政府工作的，是监督政府工作的。但是我以为有时有越过政府的现象（在中国我倒还少有这种感觉，在苏联，我以为斯大林的方法是不遵照政府的正常程序的），这样依旧可能使政府无权。在这里，斯特朗在今年的新年希望中表示希望苏联的党凌驾于政府之上的现象应加以改变的说法，也给了我影响。我确实有些想法是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似，认为党应当在政策上领导，而不直接去布置工作，这样可以通过政府机构来更好的发动非党群众的积极性。我是完全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出发，同情一些右派分子所叫的有职无权，觉得我多他少就不合理。想起来，我也不会为什么民主人士分子去要求有职有权，因为我也不认为他们是在行的。但是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认为既给他们地位，就要给他们权，而不是想，提高他们，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做到有职有权。我对一切都是这样向后看的。史良曾说，从思想上提高他们（指资产阶级分子）达到有职有权，我悔恨我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不如史良。许多同志都知道，我过去一直很重视党政划分方面的手续，如对党内编辑会议由行政通知而不由支部通知，我就一再提过意见。这次鸣放开始以后，攻所谓党内特权的特别多，许多右派分子都攻击了所谓“以党代政”的现象，社内也有许多同志提了这方面的意见，我以为这一类现象是很容易触伤非党员的自尊心，因此我也表示赞成，要求“党组织坚决自远于‘以党代政’的现象”，要求“党员去除他目前实际上保有的行政上的特权”（我指的是，参加会议、阅读文件），从我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看，党员应有思想与政治上的特权，但是在业务上的东西应严格按照级职。我曾以歉意对赵仲强谈过，内参虽然是新华社出的，然而却是党刊。
制约的思想再发展下去，就是认为在阶级斗争结束以后，对新闻、科学、文化艺术都应当开放。这可说是制约思想的发展，也可以说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所以文章写“盼到了”，我一直希望在这方面更自由。宣传会议时，有同志提出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项根本政策、长期政策、全面政策，照这样看，我首先是把这个政策的范围扩大了。然后，我又强调看一个“齐”字，一个“争”字。可是我的理解同彭真同志报告不一样，以为真理会是“你中间有我，我中间有你”的，这样我把今后的思想界的局面看成是一种翻腾起伏的局面，我倒是自以为相信真理，马列主义会始终占上风，然而却不一定一直在那一家。我以为，这样一种自由的文化思想界对于政权可能是一个极好的补足与制约，它可以帮助发现在政治系统中未发现的问题，揭露其中未发现的错误。
这个思想是我在新闻业务上那篇短文的中心思想，也是我所谓“两条线通天”的思想基础。
我以为群众路线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工作制度，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一种群众路线。但是，我认为只有政治系统范围内的群众路线，还是狭义的，还不能发挥全部意义，还应该在思想范围内强调专家、科学的这个路线。这个思想的起源是去年夏天与适五同志的一次谈话。谈话是由某些苏联哲学家对我们的群众路线的说法，有不同意见，并且有人称之为尾巴主义而来的。适五同志提出的一句警句是“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工人运动，不是群众中所能产生的”。这句话原来不错，但是他却对上了我以为我们的社会太集中，应当多开些口，互相制约的思想，因而我就认为应当强调科学路线、专家路线，来与狭义的群众路线合组成广义的群众路线。这个思想我曾与好几个人谈过，其中包括曹德谦，在同他谈的时候，我正在喫饭，拿着筷子比划说，这就算是两条线通天。但是我确实未谈到曹德谦所谓专家政治，因为我的中心思想恰恰是要把政治与思想学术两个领域分开的。按照我的看法，在科学方面独立的研究常常可以得出与群众的直接经验不一样的结论，而它往往可能是正确的。在我看来，在两者的结合，可以造成更好的结果。这次整风要以一次群众运动来清除三害，但是我却总以为有许多问题是要专家去调查研究的东西，如工资制度、级别制度（我在墙报中称之为等级制度）、自由就业，还有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我都觉得群众只能就表面上提出一些互相矛盾的意见，而最后往往还难得解决，我觉得如由专家来研究才可能深入，找到症结所在，才能有较好的改革。因此我在墙报的文章中说：“思之再思之，给我造成的一种观念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群众运动所难于找出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最好是有一批专家（或者是中央负责同志）像毛主席形容马克思研究商品的办法那样来反复研究这些问题，也许才能得出接近解决问题的答案来。”
就我自己而言，我曾考虑过上面所说的那些问题，但是确实没有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可以说，通常的解释说明，我是不满足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没有根据去思考别的东西。我有些把握的问题，一是人口问题，我很多年前就有应当节制生育的看法，但是觉得无人赞同，而且受人讪笑，现在毕竟是提出来了，但是我以为，如果着眼得早，可以更及时的提出来。三、四月间，文汇报发动一批“人口学家”论人口学，虽然，我并不完全懂，而且也并不一定同意，但是我欣赏这种现象，这种提出问题、讨论问题的现象。我以为能够把问题提出来，不论对与错总是有好处的。一是房屋问题，少奇同志关于房屋问题的意见我是完全赞同的，我常常以为有些事情跟从群众意见，会形成滚雪球，而精密研究的结果，却往往可以釜底抽薪。关于房屋问题是我在鸣放期间谈得很多的一个问题。我主张机关不管供应房屋，由国家来统一管理房地产，我觉得这样一来，既可以免除本位主义，也可以免除人与人之间的争和比，也可以免除按等级分配房屋所产生的不良心理影响。
现在社会上正在批判一批旧社会学家复辟旧社会学的阴谋，应当承认，虽然我不懂社会学，但是在鸣放期间，我是向这批人表示同情的，特别是人民日报一次表扬李景汉，一次表扬费孝通以后。我对费孝通的重访江村，在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均无肯定的或否定的评价，但总不以为他有坏心，总以为他提出问题如副业等有道理。我看得不是仔细的，但是我像人民日报那样，认为费是执行了毛主席的下马看花的指示，这个多年不做学问的人，现在又研究起问题来了。他的文章的是是非非可以不论，但是这种做法我总以为是好的，直到近来对反动社会学的批判，才使我大吃一惊。
在作上面那些所谓分权制约的设想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到党的领导，我也没有想到党一定不要领导什么。但是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把党的领导丢到脑后去了。我所想到的分权、制约、专政的削弱、党的消亡，是互相连贯的。
我应该说明的，我虽然有如此种种设想，却并没有企图使它们行之于今日的中国。但是在听说阶级斗争结束以后，我认为，这些问题第一可以开始议论，第二在得出明确的结论之后就可以开始向我所设想的方向缓缓地有步骤地进行了。
经过三个月来反右派的斗争，经过这样大的政治震动下，两个月来昼夜的痛苦的反省和学习，我现在才开始认识到，我的制约论是根本错了。
我没有好好学习再论，因为在旅行中，就是当时读的时候，也只是摭取立时有用的东西。我当时最受感动的是末一段讲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的一段，它激起我一个想法，万万不能摔跟斗。现在再三重读，才觉得是字字珠玑，句句都针对我的思想，我夸大了斯大林的错误，而且总觉得苏共现在并没有在理论上提出纠正错误的理论。然而我竟看不到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正是表现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一种强大的健康的因素。苏联在1953年以后的稳定和发展，我倒是一直都明确承认的，然而我竟不去想一想这证明了什么，难道不是证明了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而苏共党的力量是健康的么？
我过去读“再论”，看到评价斯大林的功过的那一部分，只以为反正是那些东西，而不像读末段那样感动。现在再读起来，我感到一种强烈的阶级的同志的感情，而我长期以来，对斯大林失去了这种感情，从而对社会主义的许多东西失去了这种感情。我的立场不是站到无产阶级战士的一边了。
我的制约论现在看起来，它根本上是一种怀疑论，是一种倒退论。
我们的社会是需要制约的，我们今后也一定会走向分权，然而它决不能同于我所设想的方向，我所设想的方向是反动的，倒退的方向。
我所设想的东西，说穿了是什么呢？也就是曹德谦所说的是以资产阶级民主的上层建筑，套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可笑到简直不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我们的社会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社会，而决不是互相分裂为利益各不相同的集团的社会。当然曾经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匈牙利还有阶级斗争），将来如毛主席所说人民内部矛盾搞得不好，也可以爆发革命，然而只要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成员的利益是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我们的社会从其建立之日起就解决了极大多数人民的民主的问题。这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是根本不同的。正是因为此，恩格斯才说，我们的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我现在才感觉到，我们的国家不是像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名义下去压制个人自由，而是相反，是使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统一起来。发展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同时，也真正给予个人以不断扩大的自由。现在回忆起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统筹兼顾是战略方针，使我进一步懂得了像右派分子所诬蔑的统购统销正是最大的民主。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与党的强化与削弱是相反相成的辩证的关系。只有当我们党的领导充分加强的地方才可能有消亡，而不是我想的，不要加强过头了，早点削弱吧！
我看到了党的存在就必然会有党群关系的问题。就一方面说，这也是对的，既有差异，就有矛盾。我可能对哪位同志说了党本身就是一个宗派这样无原则的话。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人民内部利益根本一致而又矛盾的国家里，谁来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来保障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来调整人民内部矛盾呢？唯一的只有党。因此，应该看到，党的根本作用之一正是在他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把事业推向前进。如果认为党群关系不好而就削弱党的领导，那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国家是要消亡，党是要消亡，但是不是消亡了等资产阶级上台，或者把国家变成一团乱糟，而是在把人民已经达到党的水平的地方消亡。因此，关于党政不分，我总以为是一个问题，以为许多沟墙由此而起，现在看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这是倒退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正是党和政的一致才是进步的标志。我较早就知道陈伯达同志在农村考察后提出党和政权的消亡可能在合作社开始，我是对此问题也曾极有兴趣，我也曾一再地想过，但是满脑袋被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塞住了，怎么也想不通。现在回过头来再想，再读《国家与革命》才感到这才真是从前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关于两党制，我现在觉得简直是一种胡说，人民对真理的认识当然是可能不同的，当然是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的。然而只有共同的利益才能组成集团，在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不同的资本家利益而组成了两党，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光凭对政策的意见如何能组成两个固定的政党呢？
关于选举制度，那么如总理报告所说，当然是可以发展的，但是关于议会的公开辩论，关于新闻和舆论的开放，也许将来会逐步扩大（如今年初的政协），但是，最主要的是要强调人民利益的一致。以此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前进。公开我们内部的不同意见到什么程度要看我们国家的发展程度而定，另外，虽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公开，然而也永远必须大争，这才是符合人民的整体的总的利益。我在新闻业务那篇短文中表示怀疑某一项政策可能是错误的，是的，某一项具体政策总是可能犯错误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体现社会整体的总的利益方面是制度决定了不可能犯根本错误的。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所以存在就是要把整体的利益去教育人民，把集体主义去教育人民。我现在再读恩格斯的话：当国家存在时，便没有自由，当有了自由时，便不会有国家了。我感到衷心的痛苦，我竟无知到我们的国家存在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了。
如果照我设想的方面，就一切将从一致走向对立，人民与党对立，党与政府对立，政府与议会对立，国家与舆论对立，诸子百家互相攻讦。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走这样一条路，那就是人心涣散，归于败亡，在将来在社会主义完全建成以后是不是可以实现我的这些设想呢？我现在认识到这在将来也是不可能的，不需要的。这些对立决不符合于利益根本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的需要。关于到共产主义社会，我现在再三读列宁所发挥的恩格斯的一段话：“我们所抱定的终极目的，是要消灭国家，就是说，是要根本消灭任何有组织和有系统的强力，任何加于人们的强力。我们并不期望有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到来。但是我们既趋向于社会主义，我们就深信社会主义将转变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根本没有任何必要来对人们施用强力，不会有任何必要，来使这一个人服从那一个人，使这一部分居民服从于那一部分居民，因为人民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有强力和服从。”我再三读恩格斯所说“民主将成为习惯而消失”的话，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何等伟大，而我的所谓“理想”是何等可笑，何等鄙陋。
我的第二个修正主义的政治概念就是“出气洞”的概念。这个概念对我是一个糊涂概念，我的想法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放放气就完了。并没有比较成套的明确的想法。
我在第一个报告中曾经说过，我到过匈牙利和波兰，而且深信不疑那两个国家的党是做过了不少工作而在解放后是取得了许多进步的，为什么一旦发生问题政权垮台如此之快（指匈牙利）呢？这始终是我感到不解而常加思索的一个问题。我还记得在匈牙利事件的时候，我有一天值夜班，国内部的一位值班部主任问我：“为什么这些匈牙利人对希特勒、霍尔蒂这样老实，对共产党这样厉害呢？”这个问题很打中了我。虽然我也认识到匈牙利的专政不强（没有镇压了多少敌人，反而杀掉了像拉伊克这样的共产党员），但是总以为可能还有些别的问题。我以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概念设想，拉科西领导下的政权可能是太硬，因而就太脆了，因而缺乏足够的应变的“弹性”，这可能是原因之一。我曾与有的同志谈起过，社会主义革命激起了群众最深刻的革命性，许给了群众最美丽的未来，但是要一下满足这样激发起来的要求是困难的，过于强调什么都好，可能扩大矛盾。今年在匈牙利听说事件前很久，就有不少学生与人民不看党报，认为都是宣传，我就因此更加对自己的想法信以为真。
今年“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以后，在内参上看到某地某农村干部的一段惊人之论，说，现在政府与人民的矛盾比过去什么朝代都厉害，因为过去老百姓发生困难还怨天怨命，现在一概怨政府。我认为这段话确是危言，但也不无道理。在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我就说过，以中国今天的经济水平，供给六万万人吃、穿就不是容易的，就有相当的矛盾，我们如果把一切都包下来，就可能使自己成为矛盾的焦点。后来主席关于“人民政府不是万能政府”，少奇同志关于房屋问题的指示，都被我牵连起来成为强调不要包起来的理由。
鸣放之后，大量的知识分子（包括右派以及在右派影响下的中派）发表了许多不满的言论，我以为这些言论也可能真，也可能假。说可能假，我凭自己的经验，对一般人说短道长的事实；说可能真，是我以既有如许种种意见，而且综合起来又有许多类别相同，总有其原因，总有值得从根本上去研究的东西。我在这里，完全是同社会上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普遍的个别论”共鸣的。在新华社鸣放以后，照我的看法，我简直不懂，有些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意见（这里指的是一般群众），党的好心好意，领导的好心好意都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我认为这是一种可悲的“为好反成恶”。这种情况加强了我的想法，党就是应当少管一点事情。不管，让他自己去，他将可以知道，生活本身自将会教育他，让他去怨天怨命，倒反更合乎自然规律一些。
总的来说，关于出气洞或者安全活门的概念对我是一团糊涂概念。我还没有发展出什么确定的想法。我在墙报的文章中提到一句人与人的关系要研究，“宪法所规定的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划分”可以算得是我最明确一点的想法。就是资产阶级法学的概念，有那么几条明确的法律，大家都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在该做的范围内就很可以自由。这句话的进一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社会法制不完备，运动太多，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常有变动，大家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够那样自如（这一点到下面谈到运动的时候还要再谈）。
另外一点比较明确的是职业自由化的问题。我个人是欢迎自由市场的，鸣放期间我曾听翻译部领导人谈过，翻译部如能自由招考，好处很大，国际部我知道是不行的了，但是如果将来能开放自由市场的局面，那对我们也是好的。去年我曾同朱穆之同志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将来可以开放，而我认为无法开放，所谓能找到一定的平衡，就是他的话。不过我是始终以一种觉得办不到而又欢迎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今年四、五月间又与冷西同志说过一句等将来干部能自由招收的时候如何如何。因此我觉得此事如能办到，能解决人与人关系中的一大问题。但是我又觉得此事既有可能也不确定，正是值得在整风中有关方面或专家研究的一个大好题目。
除此以外，我的出气洞概念也许还可以包括级别制度（即我在墙报文章中提到的“严峻的等级制度”）。我在去年参加评薪的工作，觉得定的级别即合理，又不合理。合理是全国划一，十分整齐；不合理是人与人之间实在难拉得平（我去年实在用过不少心思）。如果是统一的级别十分容易引起人比，引起许多不好的心理，因此我想略有参差，大同小异，不那样绝对划平也许反而可以打破一些心理的堡垒。不过这个问题我也确是没有定论的，我还曾同丁德润等同志研究薪水是不是按职、级、资三个标准来定，这样可以免得一个标准就把各方面的待遇都固定了，也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那么比得厉害。我曾几次说过，今天的级别太死，许多地方各种待遇都随级别而定，我觉得这确实会造成一种不太好的社会心理。我一直想象是否能各有差次，如新闻级别比政府上下一两条线，差别不大，但是可以消除比的想法。
在我的出气洞概念中，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不要管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我推荐了卜无忌的谬论，甚至还在墙报文章里认为“关心人帮助人”，好像都是不对的，这是反映了我一个严重的自由主义思想，以为许多事情愈管愈不得了，不如不管。而且深中了许多右派知识分子在报上骂我们的思想工作的影响。当时上面有一种说法（后来人民日报社论也说了），说鸣放前，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十分紧张，知识分子是魂魄不安；在鸣放后，就大大缓和了。我并不去分析这原因何在，却唯心主义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出发，认为这就是出气洞的效用，让大家出出气就好了。这种思想现在看起来是极端可笑的，因为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的改善，是因为党接近了他们，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且有可能作出改进，如果只是一味地胡放乱鸣，像后来右派所做的那样，那情形就将不是出气洞，而是炸药包。而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只有进行斗争，正像我们进行的反右派斗争那样才能解决问题。总之，我是高估了人民内部矛盾（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看成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一样的，这是立场问题），低估了阶级斗争（把资产阶级分子看成是同人民差不多了，这也是立场问题）。
我以为少管一点的想法，有什么根据呢？我自己也以为有一点：主席在谈十大关系的时候说，不仅是官僚主义而是专制主义。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人民政府不是万能政府”。少奇同志指示，要造成一种风气不能一切都由政府来安排，要社会自己来安排。以为这种想法就是表示比过去要少管一些。在我就认为，今后有许多事情，党就要少管一些（正因此我同梁再冰说“机关不应当管生活”）。要由社会范围来管。在这里“党”的概念是模糊的，也可能机关的党不管，地方的党仍要管，但总的概念是基层的党不要把一个人什么都管了。
我看过南斯拉夫的文章只有卡德尔的两篇与铁托的一篇，都没有细读。我只记得卡德尔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写的那篇文章是给了我一个观念，就是由社会力量来互相制约解决问题。我很欣赏，认为我们只讲思想工作，而它讲社会力量，就是一种很好的保证。
归总一句话，我是要想以自由主义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向群众的自由主义妥协投降。
一个多月的鸣放和其后的反右派斗争，根本否定了我的出气洞说。社会是应当承认矛盾，并且容许矛盾暴露，然而根本目的却是为了解决矛盾，而我的想法却是暴露矛盾而不解决矛盾。鸣放暴露了两类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类矛盾必须解决，不能自流，不解决就会成为对抗性的；一类矛盾是敌我矛盾，这类矛盾更必须解决，如果不解决，那是亡党亡国亡头的问题。把它放出来那不是出气洞而是炸药包。在这里我的出气洞说同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工人阶级的积极战斗的路线，而我的是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我觉得归根结底，也是我的资产阶级立场使我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或者说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它的特点就是要照顾全局，要统筹兼顾（主席说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就是不断地以集体主义来教育人民，来反对自私自利，党就是教育者。党就是要管这种事情，就是非管不可。我却企图使我们的社会倒退到资本主义那样的放任自流的形态中去，这是我的根本错误。
为什么我会犯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可笑的错误呢？总的原因，是我总是看不到党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因此在思想上采取了一种退缩的态度，而且竟然狂妄到想提出一条退缩的政策。
我还要向大家报告的一点是去年匈牙利事件后，主席曾派林克到国际部来征求意见。王飞同志同我两个准备了一下，并且在向冷西同志汇报了一下之后，就发表了不少我们个人的意见。就中我所提的意见，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大概没有这样完全就是了。这些都不必重复了。据林克说，主席认为，能考虑这些大意见，还是好的。不过他批评了一个意见，就是说大民主要不得。主席在批评到这一点的时候，还说这些同志的阶级观念是模糊的。所谓大民主、小民主的话原来是我提的。我说我感到我们现在小民主太多，大民主不够。按照我的说法，小民主是指机关里的会议，我特别提到评级评得实在太繁细了，可以少一点。而大民主是指的议会辩论，报纸言论方面的论辩。而按照主席的说明大民主是指上大街搞运动，因此他说大民主从来是对敌人的，我们今后不应该搞大民主，而只能搞小民主，小小民主。我以为也许是林克传话传错了，也许是主席有他自己的想法。从那以后就没有再说过我的大民主、小民主，然而，我思想里却仍然保守着我的这套想法，就是实际工作机关，民主不必太多，太多不好办事，但是权力机关、言论机关、学术机关，是可以多开放些。我以为我要的是和平的坐而论道，而我的话被误解了，因此也没有自以为有什么错。我也曾问过林克，不知有回音没有。一直到最近两三个月前，王飞同志告诉我，林克后来又曾传达过主席的意见，说我的想法实质上与他所说的大民主是一回事。这个说法如果我早些知道，也许可以早些发觉自己的错误，但是我直到最近才知道，也才想通主席的话是对的。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要搞我所说的坐而论道的大民主，实际上就会变成上大街的大民主。我虽然可说毫无上大街之心，而且如此提问题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人民内部矛盾”，来防止上大街，因为不懂实际政治，不懂阶级斗争，想出来的却正是效果会适得其反的东西。
另外谈谈对“一论”“再论”的意见。我认为“一论”“再论”不能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我希望党在这些问题上能有所理论创造，当时看不到，现在看来实际上党已解答了这些问题，完成了这个任务。
运动是中国特有的东西，我对它有许多不正确的看法。对运动，我过去是基本赞成，而又对其副作用有顾虑。在三查土改中，我对吊打人有意见。当然，从农民看来，这也没有什么。在理性上认为群众运动是我们党的伟大创造。历次运动我参加的不多，但在国外时也是讴歌的。
二十大以后，结合着我对民主集中制的看法，就更多看到运动的缺点，对运动慢慢地形成了一种看法，就是认为运动是对敌人的，是大民主，我认为今后对人民内部矛盾应少搞或不搞运动。运动效果甚大，但是副作用也甚大。我确实相信，过去的历次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不过对肃反有点意见，认为：（1）肃出反革命不多，（2）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精神影响较大。但仍然认为从审干的角度讲，收获是伟大的。我管国外记者的工作，我特别感到今后可以放手使用干部的好处。此外，这次运动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打好了基础的想法也是有的。我常说我们的专政是最仁慈的专政，在革命胜利以前多讲专政是对的，革命胜利以后再讲专政就不对了。二十大以后，我既认为运动可以巩固专政，这是正确的，又认为运动可以加深专政的阴暗面，容易造成严重的副作用。我老是希望以群众运动来治国的办法早点过去，而能有完备的法制。在这种法制下，大家知道自己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可以各安其分。
鸣放以后，臧克家写了一篇《六亲不认》。茅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去的批评是“深文周纳，诛心之论”。我都有同感。这反映了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历次运动有成绩，但副作用是精神压力很大，伤害了人与人的关系。我认为现在“人情淡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运动的副作用。平常好好的交朋友，到运动中，这话也不对了，那话也不对了。当然不对的还是不对。但是我十分着重那些并无大不对而被批判的情况，甚至把这种情况夸大到这种程度：苏联杀人的做法也不过是用汽车把人拉走就行了，而我们是“不杀之威”，我觉得如果有完备的法制，也可以出错，但只影响及于少数人，没有运动那样影响大，鸣放后，有些积极分子反水，我有两种情绪：一方面很反感，觉得不应该。另一方面，又同情，觉得确实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有的积极分子与对象之间后来就不说话了。
我认为运动使我们的专政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更彻底，但是好也好在这里，坏也坏在这里。我认为精神压力大，精神影响也大。我夸大了副作用，没有看到运动教育提高了群众的作用，而只看到运动以后大家都不敢讲话了。从我的知识分子感情出发，我也觉得运动容易造成教条主义，造成一顺倒说话，这是我最有意见的。因此我希望运动快过去，这次整风的目的——整三个主义，我是赞成的，但是以运动的方式来搞我就害怕。我主张少搞运动，我想这次是整我们自己了，必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我希望整风中搞自由辩论。但是群众运动不好搞，群众很难控制总是不能自由辩论。三反中，批评一个负责同志很厉害，简直没有回嘴的余地，后来我了解他的一些情况倒很同情他。去年我就曾跟他说过对运动的意见，我说我主张自由辩论，上不要压下，下也不要压上才好。这次整风指示，我觉得是吸收了过去的经验，我十分赞成可是又害怕办不到。我认为既然是和风细雨为什么要搞运动，为什么还要内外夹攻，我实在是想不通。我以为既是运动免不了会狂风暴雨。后来想大概是三害太严重了，非用狂风暴雨才能震得动，才能解决问题，这就写了墙报文章，犯了严重错误。但只是暂时的感情，写出以后，就感到不对头。过去整个贯穿我的思想是反对大鸣大放，认为狂风暴雨是不好的。我记得我曾同何疆同志谈过希望这次运动成为最后一次运动，或者说结束运动的运动。整风一开始，我们作为领导要求大家从读文件开始，大家简直读不下去。我心里想，说是那样说，做还是做不到，鸣放开始不久，我就感到味儿不对，我曾和许多领导同志谈过，这回来势不善，和风细雨实际已变成狂风暴雨，因此扩大编委会议上我曾要求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对墙报和前进报。我也曾把这些话和一般同志试探，可是几乎没有人同意，都表示这是和风细雨。后来外面越搞越厉害了，有少数人开始认识到这是狂风暴雨，而认为新华社还是和风细雨，我常和一些领导同志慨叹为何这些同志如此缺少忧党忧国之心。
我对整风，可以说是两种心情交杂着的，一种是顾虑，一种是希望。我在整风的许多会上都谈到顾虑。现在的墙报上好像我都是顾虑，其中一些是为了启发大家解除顾虑，因此有意多谈一些顾虑来引起同志们讨论问题。但是顾虑也还是不少。顾虑什么？就是顾虑群众运动的风，顾虑这次整风做不到和风细雨。另外，我有一堆意见，自认为是很正确的。我对人民内部矛盾很感兴趣，当时有很多想法，自以为揣摩中央意图，估计会有些制度上的变化，希望有个新风气的开始。对制度的大变化，我是没有具体想法的。当时，一方面希望表示一下自己的见解，一方面又怕说错了，因此我特别同意指示中所说的，谈心方式、个别交谈等等。所以当时自己很活跃，找人谈话，认为自己不成熟的意见和别人推心置腹能拆墙填沟。
墙报上登出了我在分社管理组的一篇谈话，其中也说我有顾虑。这是一种特殊的顾虑。顾虑什么？我以为是在整风以前，三部合并方案可以实行了，而这可以把工作大大推进一步。整风一来，对外部、翻译部的本位主义发展了，三条船越走越远，牵不拢了。
就这一点说，我对国际部的具体改进是因整风而悲观了，认为好好的事情反而被群众运动冲掉了。我还不愿说，因为说了出来，使大家同我一样悲观，更不好。当时张慧贤批评我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我还认为是教条主义，现在确实感到是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后来想，事情反正是麻烦了，把我对形势的认识同大家谈一谈也好，好统一思想，因此又说了出来。
我对整风的希望如何？现在回忆起来，从最高国务会议以后，我就一直处在一种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狂热中。接着，宣传会议等等会议的传达中，我倒确有一点鸿鹄将至之心，认为将有一个大局面出现，思想很自由、很放达。我以为主席的报告只是开了一个头，接着将有更新的理论创造出来。而照我的片面的猜测和理解，又似乎一定是属于“放”的。我当时，简直是一直不断地在揣摩所谓上级的意图，想考虑大问题，甚至于狂妄到想“古人未说我先说”。四月底就有同志奇怪我为什么如此关心大问题，我当时的心情确实是那样，按照我自己的想象，这次整风将成为理论上思想上将有大变化的一个转折。杨效农同志说这次将把民主自由的旗帜拿过来，我以为这话说得最好也没有了。现在看来这是错误的。
到底变化到什么程度？我是一直主张缓进论，“思想激进，行动缓进”，“矫枉不能过正”，“泼洗澡水不能连孩子都泼掉”。按照我的想法，人民内部矛盾涉及三类矛盾。
（一）小矛盾。如汽车、房子之类以及各机关自己内部的各种问题，如对外部与国际部合并之类这是当然要解决的。
（二）中矛盾。如级别制度、党群党系之类。对这类矛盾我最感兴趣。我对党委制并无特殊兴趣，但是挖上去就可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大学党委制”与新华书店体制讨论之引起我的兴趣，就是因为如此，新华书店体制问题，去年别人送我一本内部总书目，上面尽是小册子，我认为不如过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的大部头学术著作好，认为改变体制可以在精神生活方面有所改变。我在墙报上那篇文章所写的几乎都是这一类。我认为这次整风应与历次运动不同，就是他可以把群众一般感到的问题提升起来研究，解决一些这样的问题，而且认为一定会解决一些。
（三）大矛盾。我的一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如我的“制约说”等。但是我不主张今天中国有什么制度变化，我所想的是议论，从可以议论到改变，由中央去打算盘，上面开而不要下面开。正是因为如此，我对于章伯钧、储安平之类把大政治问题端出来谈，我虽然搞不清他一定坏，然而却是一直有点怕他来搞政权的。但是，我认为从这次整风起，将来可以有一种风气，国家大事大家也都可以谈一谈，谈错了不过受点批评，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我的试揭一个矛盾（新闻业务上），我认为是大矛盾。我以为，从长远来说，新闻的开放，我就觉得还可以。最高国务会议新华社未发内容，文汇报就抢着发了几句内容，文汇报那时还受称赞，我就认为新闻上的自由竞争的局面已经开始了。附加一句，我虽觉得此种自由太绝对了，没有人管，因此我又主张制定新闻法，必要时可以审查或处分。左叶事件我当时就反对，因为我相信是各有一半责任的。
从这两种心情出发，我在整风中的心情与行动都是很复杂的。首先讲社内，我对整风一开始就开始的那种兆头，我是有警惕的，像右派的比较恶毒的进攻，像一些积极分子的反水，像一些同志的追求痛快，我都是有警惕的。对大字报形式，我是反对的，有些内容是赞成的。对社会上，从那种一开始就满天飞的情况我也已有警惕的，但是对于右派的思想言论就不是那么分明了，有许多我是共鸣的，有许多我是认为必有情缘值得研究的。
我在编委会说，我有意见要放，但不能与坏分子同放，表示两点：（1）自己是要为好，不是要乱来；（2）自己言论是右的，这种两面性一直贯彻下去。我对右派思想界限分辨不清，曾经和曹德谦谈过“两条道路通天”，后来看到曹的墙报，感到很痛心。
我的心情突出地表现在墙报上：
不愿写，写了要出毛病，十分谨慎。第一篇是“我的希望”没拿出来，想不要起点火作用，后来说要给我开天窗留着，不得不写，就写了大胆鸣放的文章。写了引用了不少的右派的词汇，什么“乱点鸳鸯”，“朕即是党”、“党政不分”、“二十年媳妇熬成婆”，现在看来是对党的诬蔑，犯了罪，落到了右派的立场，如果在战场上，已经投降过去了。文章出来，风刮得更厉害了，第二天就和丁德润说不该写，但对自己的论点还认为是对的，只是对大鸣大放反感而已。这时思想里已渐渐发热。人事工作开放，不是我的意见，我是附和的。记得在西方组开会，膝盖上有当天的人民日报李维汉关于工商联人事工作的话我顺便讲了。但我搞驻外记者工作，我是不主张开放人事工作的，但对“放”的意见都是有倾向的。现在，看李维汉的话也不一定妥当，我的谈出更是不对的。
6月8日反右派斗争开始，对人民日报社论写得那样尖锐也是有点在意料之外，但是立刻跟上了，认为不能说细道理，不有雷霆万钧之力如何能打回去。我在分社管理组会上，在党支部大会上，曾专门谈过这个道理。在布置国际部反邹震与右派对国外记者的攻击的斗争中，也专门谈了这个道理。但是另一方面，我心里也是有怀疑的：这是不是会影响到人们对我们的信任，“言者无罪”怎么有罪了；大道理抓住了，小道理如何，右派是不是会心服，中派是不是会跟得上？因此，我在同领导同志谈话的时候，总是问这样搞好不好？我的问题有二：（1）不搞整风运动我们的国家出不了大毛病，为何要这样大搞；（2）弄得右派都出来了，群众都受其影响，又这样猛烈打回去，会不会又产生副作用，吓得大家以后不敢讲话了。在我向社外一位领导同志问起这两个问题时，他回答我两点：（1）这一仗迟早总要打的；（2）重视副作用，就是忽视正作用。这两句话已经解决了我的问题。但是我自认为一直分得清清楚楚，凡是有政治活动的才是右派，思想上坐而论道就不能算。在后来运动逐步开展的时候，虽然因为有些思想与我的相似，有的思想我认为无所谓的受到批判而感到震动，有一个多月并没有太自以为意。直到后来，思想上挖掘的越来越深的时候，我才大感震动。而在领导小组中表现了右倾情绪。一直到这两个月来，自己思想上的苦痛，反复思索，我现在才觉得自己真正认识到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
在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我曾有相当一个时期觉得自己对群众运动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是有先见之明的。我并且以此自为有得，现在检查起来，才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对运动的看法基本上是错误的：
（一）我夸大了运动的副作用，就是缩小运动的正作用。以我为例，过去历次运动都没有整到自己头上，连我这样出身的人都感到压抑，何况是那些被整的人呢？伤了恶霸我没有意见，伤了知识分子就有意见，而不去想运动伤人到底是伤什么人，这样伤的人我没有去分清主次。资本主义的思想，错误的思想，为什么不应该伤？就像我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什么不应该伤？不伤不去，如何进步，能前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破不立，我不懂得这个道理，我的稳健平稳的想法，实际上是割瘤子而不流血，如果伤了我，就实际上割不成瘤子。
（二）我把群众与真理对立。我认为过去的几次群众运动不过是有一顺倒，意见分析不细，不中肯等等的看法，到这次整风就感到许多意见都是乱来，如说陈瑶华入党因为言彪，感到这样下去实在是不行，对对外部的意见特别是如此，觉得越整风，事情越难办，对社会上报纸上凡属于人身攻击之类（如左叶事件），我都作如此观。鸣放后，有人看了大字报（新华社还没有）以为很好，我说有好有不好，你千万不要相信都是好的，不但连人性放了出来，连兽性都放出来了。我甚至对一些推波助澜的做法，你说我就信，我说你就信（如社会上的左叶事件），认为是暴民心理。（当然在当时的心理下，这些话都是不敢跟一般同志讲的。）这些话当然对有一些同志也许起了一点清醒的积极的作用，但是总的是不正确的。当然我知道我们党是一定要有反击的，然而确实没有想到运动开展得如此顺利，如此深入，如此解决问题。就这一点说，我是缺乏对党和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的坚强信心的。我在运动中，自以为是表现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一面的，好像很左，其实是“左倾”机会主义。我夸大地估计了党和群众的矛盾，我以为这一下可了不得了，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只有真理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右派的谬论虽然也能迷惑一些群众于一时，然而终是不能迷惑群众于长久的。我在整风中确实有“卫道者”的精神，在社内关于驻外记者问题上一方面坚持了正确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心虚，认为没有办法解释清楚，而不能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那样讲清楚，信任是有差别的。这说明我们党掌握了马列主义（所以有如此的大智大勇，而我却在这方面软弱无能，看不到真理可以说服群众）。
（三）我分不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如果能够分清这两类矛盾，就可以正确地动员人民的力量去打击敌人，而我却觉得到处皆是意见，把敌我矛盾也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觉得事情很难办，而不善于去分析它。在社会上的分不清就不必提了，在新华社的，直到6月8日以后，才明确起来，但仅限于对右派对国外记者的攻击的反击，而在以后又搞不清楚了。
（四）我根本不懂得运动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我过去也讴歌过“群众运动”是毛主席的创造是英明伟大的等等，但是却总想在社会改革完成以后可以停止，以为完备的法制要比运动好。这是一种根本倒退的想法。近来我细细体会历届运动中，我自己的感受和群众的表现，党的指挥，我觉得运动尽管有偏差，但是总的说来是把人的阶级性、党性提高到较高度，运动是炼真金的烈火。正是因为如此，历次运动才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如此的伟大的移风易俗的作用，既然要移、要易，就必然要碰倒一些东西，因此副作用是会有的，但是是次要的。我在口头上虽承认副作用是第二位的，而实际却认为是主要的。过去有一些老同志说，毛主席反正每几年要搞一次运动。现在我想，运动不应当是一种灵机一动或者是为临时解决问题的权宜的行动，而是如像中央所指出的要成为今后经常性的措施。我最近又读了一遍《国家与革命》，看到列宁引马克思的话说“只要法权存在，不平等就存在”，而我的理想却只是要一个巩固的法权，而运动的目的却可以训练整个阶级，以至全体人民，把全体人民提高到工人阶级的水平、党员的水平，使人民由认识必然而获得自由。按照我现在的看法，正是通过党的强有力的领导，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才有可能提高全体人民，并引向党和国家的消亡。我们党从事的是这样崇高伟大的事业，而我却把十分倒退落后的资产阶级法治当作我的理想，相形之下，这不但是可耻，而且是反动。
1、两党制如何制约？
对两党制我从来没有一个定型的思想，不过是遥远的设想。它起源于对真理的认识，后来因无利益基础而又不能组成利益不一致的集团而否定了。我曾经和同志们谈过，是否社会主义一定不能采用两党制的问题。这影响极坏，因为这和曹德谦的A、B党是相同的。我曾听到有人说过两党制可以批判地吸收，并且也曾考虑过如何批判的吸收，两党如何制约。当然，只有照抄资产阶级的理论，无非是一在台上，一在台下，轮流竞选执政而已。
2、党到底应管哪些？哪些应该领导，哪些不应该领导？应如何领导？对思想领导该管多少？
我的思想逻辑是资产阶级的分权制的思想，根本与党的领导不相容的，而且当时也没形成一个单独的思想。这些问题是我所谓等待研究的问题。我常常说我欣赏一个思想：党不要变成“道德党、宗教党”，即欣赏党少管些。当时因为我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出发，祈求制约分权的问题，可以说是不大考虑党的概念，现在回头检查才看到是削弱党的领导。当时，我是并没有考虑党的领导的。
关于机关支部工作应如何做法，我曾经和支委和一些同志谈过的，我相信他们也记得我确无确定的想法。
领导者应做哪些事呢？记得和梁再冰谈，应做三件事：（1）抓业务；（2）管工作纪律；（3）正确地识别和选拔干部。可能还有一些近代文章，以身作则之类。谈话时的那段时期，正是收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对这些问题谈了一通，也钻了一下，但并没有一直钻下去。我当时的倾向是不对的。我的特点是当时倾向于哪个思想，后来也还保留这倾向，然而未去解答深钻，所以就我而说，我不过是提出问题而未得出答案。
3、党群关系、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问题。
我一直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以为党非权力机构。在人民日报未发表“党为什么不能发号施令”的文章以前，我是不明确的，总以为党不能发布指令。这种思想在我一参加革命时就有。在“三查”时我是群众，党要查我，我觉得“过门不清”，但作为一个参加革命的人，是同意查的，但认为既然是查，也应先叫自己知道。
以党代政的错误根据在实际生活中看到的不多，但思想上有反映。如党员编辑会议时不由党组织通知而由行政系统通知；如进城时邵宗汉是第三副总编辑主管国际部，黄操良是第四副总编辑，但是由黄操良发稿。对此我不同意。认为要么就调一下。当然这样做原则上不错，我的意见也不一定错。但是我的思想是错的。
当时在报纸上看到“朕即是党”，很投合我的意，我认为人在业务领导上不论多严都行，但是在其他思想方面应放达，不一定由支部书记领导，党的每一层领导不应是一切的权威。我认为党员不应有特权，一切都经过党的系统，认为党的机构均应同政府系统分开，否则很伤害党与群众的关系。苏联检查委员会报告时，第一就谈《真理报》的开支情况，而我们却从未提过《人民日报》的情况。
4、歧路兴悲。
这是我未发表的“我的希望”那篇文章中写的，其中是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去年有了大的变化。这里我是引的成语，即所谓“杨朱临歧路而悲，以其可以向南，可以向北”。当时我指的是二十大以后，各种左右的思潮所引起的希望与危机，令我莫衷一是，左右担心之感。去年一年，我的感情很激动，但这并非全好，而是不健康的。如对赫鲁晓夫报告的看法，我又感到好，又感到怕。认为这是推翻偶像的开端，又怕搞垮了社会主义的基业。当时，一直怕把社会主义搞上危险的道路。曾考虑过，到底是意大利党对，还是法国党对？意党有弹性，退党多，法党退党少，但太硬。又想到，到底波党好，还是捷党好？在这些问题上用了很多脑筋。当时很希望中国党能提出些解决问题的意见。这就是我的歧路兴悲。
5、中国党有没有使你担忧的危险？
6、个人崇拜与苏联制度有无关系？
先谈个人崇拜与苏联的社会制度有没有关系。我认为个人崇拜与苏维埃制度有关系，这表现在过于集中，而分权制约不够。这些我曾和中国党做了一定的联系，我对中国党是没任何意见，但是，觉得我们的制度也有些集中，所以很担忧。至于具体有什么？那没有。如高饶事件就很可怕，当时他们也是名高一时的。我常说，我们有毛主席是幸福的，当然这也有点个人的意思。
问题的由来，去年就有，特别今年4月以来，我到处搜集人民内部矛盾，看报纸，一度深入研究，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上层建筑与基础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矛盾，全局与部分的矛盾等的各种矛盾，脑子里转得很多，常常在肯定与否定思想中。所谓“每知一论未必通达者”就是如此，现在端出来的就是这些。当时有两种心情：（1）相信普遍个别论。我认为在某机关是个别的，但贯穿起来是严重存在，即使是假象，也是值得研究的。在这些问题中我对中矛盾最感兴趣，我认为可以从这根线一路解决下去。（2）我觉得许多人开的方案（包括左、中、右派在内）各种都有，我也分不清，相信的不多，但意见一提就看到矛盾，应深入研究，要求综合分析提高解决问题。因此我的口气是两面的，事实上我也确无定见、定论，不过，应该肯定，我当时是夸大了我们社会的缺点，采用了右派的诬蔑性的字眼，而且自己也创造了字眼，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一）干部制度问题
去年评级评薪以来，一直想此问题，与丁德润谈得很多，我觉得我们太齐头并进，水涨船高了。我没有调查，但我的印象是如此。我的主张是稳定的递升与少量破格提升相结合。我曾以为苏联太乱、太快了，如茹科夫、谢皮洛夫、葛罗米科等人提得奇怪的快，而我们太稳了，我把它提到继承的革新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高度，想找到一种比较好的平衡。
“老干部占住茅坑不拉屎”，我想，这话我大概是说过的，但是我认为这对我不是十分强烈的思想。在干部工作中，国际部的领导同志可以证明，我不是少照顾老干部而是多照顾老干部，我主张“资”在一定程度去照顾。就在去年我曾向梁再冰同志说，我们这样落后的国家的统一靠什么？资本主义是靠工业而我们经济力量还靠不上，就是靠党，靠几十年锻炼出来的一批老干部，我一直认为老干部即使有种种缺点，也还有一个优点，向心力大，所以我在墙报中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凝聚力量。但是我在干部政策上更强烈的想法是要强调选拔真才。这个我曾同欧阳曼湘同志谈过，他说我太偏才，我说真到用人之际，就要能破格用才。因为我认为只有攻下堡垒的人，才能担当起来，齐头并进对工作是不利的。
再进一步，我认为如果能照我设想的那样，挖掘一下潜力，人才的矛盾可以缓和，大胆一点，就可以找出一批人来。我无个人打算，觉得对我的任用是破格提升的。关于干部制度，我的想法不过如此。在文章里，想的就是要把继承与革新提出来。美国人也有办法，他能招贤纳士，能用外国人如杨振宁、李政道。我在闲谈时谈到，说不要以为年轻就一定不行。过去我也说过一些青年的狂妄思想，有个青年干部对我谈到干部培养得不够，他说苏联年轻人提拔得快，我说你虽年轻，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反动的，人家是苏维埃人。现在我认为解放了七八年，就可以松劲些，认为可以慢慢吸收了，用人也可自由一点。我的文章提到卫青、霍去病、杨振宁、李政道，“二十年媳妇熬成婆”是以恶毒的分不清封建、资本主义，把我们现在与汉朝、美国相提并论，这对党、对社会主义是个诬蔑，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关于墙报上说工资问题提到国务院去，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去年提级时，国际部提出很明确的方案，下面多提上面少提，后有改变，我提出要平衡，但并没有说与国务院打官司。
（二）干部自由市场问题
昨天已谈过，我欢迎它但并不相信它可行。但又愿提出来钻，我觉得如实行大有好处，可使干部安心，是一种自由竞争思想。如农产品的充足之后，可统购不统销。干部充裕时可采用此办法。
“乱点鸳鸯”，当时报上讲得很多，其实，在新华社我见过不多，只有一些人分配来不合适。我去年搞调干工作，化了很多时间，不是乱。我听说过一些现象，但由于社会上对工作不满而常用此四字，所以我也在文章中采用了它。梁再冰曾与我说过他的弟弟多年想学建筑而学了历史，我很同情。我就凭这么不多点东西，看了报上的各种荒谬事例就信以为真，随声附和，只要触到自由主义就信以为真，这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三）人情淡薄
我也有此感。个人的感受不多，很少，有一点。进城后，有些老朋友我已不敢见了，我喜欢吹，所以不愿去找他们，他们在运动中有些问题，怕透露秘密不好，我们和邻居过去关系很好，可是回家后，也不说什么话了。我肯定的一点是运动的副作用，因此主张划分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使人知分。
还有别的，如级别制度，我昨天已谈，认为分得太清。我主张基本统一互有参差，消除人们相比的根据，但到底如何却也说不上来。我还谈过转变中的家庭关系、财产关系，我认为是正面的，我以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是会带来一些问题的，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私有制转公有制，现在大家靠工资过活，情况不同，因此我认为人与人的关系，要多方面研求，才知道哪里是有了毛病，哪里无毛病或是必然的趋向。
我的错误是有人问我，我们社会里是否有人情厚的一面，我是承认的，但是在那种风浪下，自己听了一面的说法，同时我也为了钻问题，所以肯定了人情淡薄，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就我现在的认识所及，根源有三：一是浓厚的未经批判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二是浓厚的所谓“知识分子气质”，实际上是隐藏在知识分子外貌下的资产阶级的乃至封建阶级的思想感情。后者是使我在去年以来对社会主义的东西否定得太多的原因，而前者是使我在思想上发生许多修正主义的原因。入党多年，并未好好改造，灵魂深处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特点总想在那里埋藏一点自由市场，如果要来赞成这个自由市场的产生，我就不干，所谓压抑就是因为外面风大了才能产生此感。就我个人的生活来说，我是没有什么压抑。我也不是不知道的。三是个人主义。
首先谈谈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我受过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在入党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自以为是一根红线贯穿下来的。自小就接近革命，1937年我就看过了艾思奇的一本讲话，开的是马列主义的头，但随后看了胡适的《哲学大纲》及其他历史书籍。我的启蒙较早，但一直是混杂的，长期以来鲜花毒草都分不清。因此我的红线并不那样红。我曾专门读过资本主义的政治学。除了在上课以外，我曾专门读过王世杰的《比较政府》，费巩的《英国宪法》等几部大部头书，我当时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我读这些书的时候，还是津津有味，认为许多政治组织的原则，如制约，如弹性等确实颇有道理。这些东西在参加革命以后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深刻的批判。
我之接近革命是由于参加民主运动（学生运动），虽然运动是由党领导的，而像我这样的人也自始即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憧憬，但是，整个来说，当时运动的纲领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运动锻炼了我，使我终于参加了革命，然而这个运动也加深了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当时同我熟悉的同志都知道，我在运动中很讲究手续、法理、方式等等。固然，这是进行合法斗争所必要的，我也并没有到拘泥不化的程度。但是，那一段的经验使我十分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诸如竞选、辩论等等）。我自以为是一个合法斗争的好手，虽然多年来倒也忘了，现在我才发觉，其潜伏的影响一直遗留到现在。
由于这两重原因，可以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我身上是要比在一般知识分子身上根子要深，危害要大。特别是因为它经过一番进步运动的锻炼。这个毛病在一参加革命以后就立刻暴露出来了。比如对于三查，我就曾有过这种看法，我是要求进步，所以我愿意受检查，但是作为一个非党员，党本是无权查我的。过门不清。在我入党的时候，我的这些显露的思想是受到了批判，而生活本身也确实克服了我的一部分错误思想。但是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主体却是并没有受到很多批判。同志们看到了我有比一般同志为严重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我脑袋里同那时刚有一点点的无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居”着，但是因为露头不多，也就不能深入批判，只是要求我自己要继续不断地清除批判。我呢？当然也是说要想批判的，然而实际上并不自知其非，反而认为这是长远的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贴上了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封条，放在心的暗处，后来在有些问题上也批判了一些，有些却还在暗暗地滋长，而在去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就大大地发展了起来，一直到压倒了我的一点点无产阶级的思想。
谈到我的“知识分子气质”，这是许多同志都对我具有深刻的印象的。许多同志因此欣赏我，却只有很少同志因此批评我。我呢，也是对此引以为荣，而并不引以为耻。实际上，这所谓“知识分子气质”，就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所培养起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决不能认为是什么好东西。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而通常所谓“知识分子气质”，实际上是指后一类知识分子所特具的“气质”，对于一个立志要做无产阶级战士，要做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哪里可以说是引以为荣的呢？而我却长期躺在这样的泥坑里。进城前在解放区与旧文化接触少了，好了一些，近几年有了几个钱，又买古书，收唱片，收西洋画，沾沾自喜，在烂泥里愈陷愈深了。
什么是知识分子气质？拆穿开来看：有个人的自以为是，狂妄自大，超阶级的理性主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主义，以感想代替政策，迷信知识、轻视群众，迷信个人、轻视组织，自由主义，温情主义……我想我虽然不必要把自己说成是五毒具全，然而应当说，这些东西在我身上都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有的还十分严重。
我现在也认识到，这些所谓知识分子气质如果任其自流，发展下去，那只有走到与组织、与集体、与党对立之一途。我还记得在去年，言彪同志有一次同我谈起我的“知识分子气质”的时候，曾经说，“知识分子气质”太甚的人往往会走到脱离革命，我当时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印象主义，并无确切的根据和道理。不知道这个印象主义是有极深刻的阶级根据的，而我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很好地接受他的忠言，仔细进行自我检查，仍然对自己一味放任姑息，终致酿成今天的错误。
在“知识分子气质”这样一个帽子下面，我以为特别形成了我的错误思想的，有下列几条。
1、对大知识分子的超阶级的同情
我的错误在认识上的根源是对我们社会的阴暗面夸大了。然而就我个人来说，我们确实是没有很多对我们的社会不满的。同我熟悉的同志都知道，我平常就社会问题发牢骚的时候，大多是与知识分子问题有关（而且往往与我本人并无形式上的联系）。“农民生活苦”的说法，我也听见不少，也并非不相信，然而我以为搞不清楚，我也就不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思想问题（当然在某些场合偶尔胡吹一言半语也可能有的），但是只要大知识分子一受批评，我的思想里就会油然而产生一种同情。
以对群众运动来说，虽然我一直都有一些意见，但是一直到三反、五反，我不但是拥护的，而且是热情讴歌的。1952年我去东欧，对于我党发动群众的做法，一想到、一谈到就充满了自豪感。镇反运动虽然猛烈，但是我认为杀掉陈小毛、四霸天那样的人真是痛快。当时，罗瑞卿同志的报告也谈到不要对知识分子的反革命因为他们有学问而姑息，但我却并不知道有什么我久仰大名的知识分子捱整，因此并无什么特别的意见。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我并不在国内，因此也没有什么意见。我对运动比较强调阴暗面是从肃反开始，而肃反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虽然我对胡风集团本身并无好感，但是，后来在各种材料中看到的知识分子的不满的反映却深深引起了我的无原则的同情。我不是根据政策，根据确切的统计，而是根据片段的材料，根据主观的印象，认为我们的运动很伤人心。
批判俞平伯，批判梁思成，批判胡适，关于李后主词的讨论，关于文字改革的讨论，关于外语教学法的讨论等等等等……学术上的思想批判运动可能对一般同志影响很少，但对我的影响很大。
红楼梦是我平生最推崇的一部小说，1953年在开城，发现了一部乾隆时的刻本替一个朋友买了下来，日常无事反复读了几遍，也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初在批评俞平伯以前一年多，我就向炳泉同志表示（他对红楼梦有同好）很不赞同俞平伯的观点，认为应当有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后来李希凡和蓝翎投出了第一枪，我是完全赞成的。但是等到批判文章越登越多，我就感到过火了。觉得许多话没有道理，许多文章是凑数赶时髦，对俞平伯打击过凶，对旧考据学否定太过，使别人无法开口了。
关于梁思成，我的思想颇有与他一致之处，我所写的关于东欧建筑艺术的一篇报告，据说也曾被他用来宣扬过。然而1955年要批评他的时候，我的思想已有很大的变化，因此说要批评，我是不反对的（我不认识梁思成，但经过梁再冰而有一小点神交，此外同梁思成在一起批判的建筑工程设计院院长汪秀琦是我一见倾心的）。但是，从文艺报发表陈干、高汉的第一篇文章起，我就觉得太生硬，而且有些义气，不像学术论事，以后批评大屋顶的文章越来越多，我就越来越反感（当然有若干文章或论点，我在当时也认为是好的，我最赞赏的还是赫鲁晓夫的报告）。我曾经有一次听过一个青年的同志根本不了解梁思成的情况，而对着我的面拍桌子大骂梁思成，这使我感到十分伤心（此人不知道我对建筑有兴趣），觉得运动式的批评副作用实在太大。我认为后来的中央决定控制，我是早就看到了的。在这次整风后读到梁思成自己写的文章中有二点使我很受教育。（1）梁承认他当年曾向党组织进攻，要党向他屈服，这是我不知道的。这确实是该整的，而我天真地认为纯粹是学术问题。（2）梁在此次批判后，思想有大转变，与党更加靠拢，而我却还在心里为他抱不平，这是我这样一个党员深感惭愧的。
关于胡适的批评，我开头也是认为擒贼先擒王，抓住这个学阀头子，又兼是战犯来批判，实在是稳而准。我可以说确实完全赞成。“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类的学术观点也确实给了我很多教育，但是到批评一狠，到对许多考证都否定的时候，我的“过火”感又来了。我以为“一棍子打死”胡适不足惜，但是棍风扫到了其他认真做学问，“瑕瑜互见”的人就非常不该，如果因此使人在学术上不敢讲话就更不该了。
我的这种情绪是什么情绪？实际上是抗拒党的改造政策。但是长期以来，我不唯不自觉其错误，还斥之自得于自己的“不苟同”，甚至以为自己有“先见之明”。例如批评俞平伯，定一同志后来又肯定了他一下，我也就自以为正确。我不知道这正是党的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正是党的“治病救人”的方针，正是说明党的正确伟大，我却过多地挑剔其中的错误，狂妄地夸大其中的错误，我不是以党之心为心，而是以落后的知识分子之心为心。
几年来，这种情绪在我脑袋里积累了不少。到今年二、三月鸣放开始，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不平则鸣”以后，我这种无原则的同情更是有了发展，而且更觉得自己看得“准”了。费孝通的“早春天气”“早春前后”我是嗅到一些反党气息的，但是更多地却是想，这是事实，有苦水是应当让他倒嘛！尤其是在此之后他当了民委的副主任，觉得大概不会有错，以后看了不少公开材料，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的“冤气”，我都大为同情。（当然我还有另一面的反感，在后面交代）现在还记得的一个特出的是李景汉，我根据人民日报登的他写的文章，我就认定他是好人，是被我们委屈了，心里很难受。记得整风后有一天晚上看墙报何家骃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宣老说，提起新华社，铁石人也泪下”，刚好沈毓强在旁边，他问我宣老的事情到底如何，我说了两句，就说，今天人民日报上李景汉的事情才是令人泪下，而现在李景汉是极右分子。我还记得看一个不知什么材料，说起两个哲学家景昌极、郭秉和，现在在教小学。对这两个人的身世我毫无所知，不过知道他们过去是有地位的学者。十几年前我读过两人合译的柏拉图对话录，认为是最好的译品，一直想再读他们译的书，看到那段消息，也不禁为之伤感，其实这两个人极可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我确实从来没有对地主阶级分子与资产阶级分子哀悼过，然而却为他们落魄知识分子大洒其同情之泪。同志们问我同社会上右派言论共鸣的有什么，共鸣的主要就是这些东西。
这种情绪的积累越来越使我以为我们的各项运动有副作用，而且把它夸大为很严重，甚至从这种“知识分子情绪”出发，以为我们的运动的“不杀之威”比任何时代都要厉害，在精神上压得更紧。虽然我理智上还认为这是必然的现象，口头上也把他算作“副作用”，然而心底里却总希望放松一点。我总是希望对知识分子要宽容，不要过火，要通过业务来改造，而不宜以政治斗争的形式来改造，惟恐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还是高尔基的“论绦虫”的思想，一个人总是把自己鼻子尖看得比天还大，它就失去了理性和客观了，就失去了真理了，而实际上是要以超阶级的、无原则自由主义来迁就他们。表现在我的政治思想上，就是所谓“出气洞”概念的来源。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同情心，应当说，正确的东西固然也许也有一点，但是更主要的是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同这些知识分子是一脉相通的。批判他们也就是批判了我。我所想的把棍风带到了别人，实际上正是怕批到了我自己，我同情他们，也就是同情自己，姑息他们也就是姑息自己，而党在改造他们的时候，我却坐在防空洞里，一味相信自己的“客观”、“理智”、“公正”，而且在“人不知我不觉”之中滋生了一种抗拒党的改造的性情。我在上面说欣赏杨效农所说，夺取民主自由的旗帜的话。我到底感到哪点不民主、不自由了？就是感到我的各色各样的知识分子气质的谬论现在无处可发了，无人可与吹牛，言不及义了，因此感到自由不够。这次反右派斗争才震醒了我，这样的自由还是少一点好，像我这样的人过去是利用这种自由不多，现在尚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如果自由很多，呼朋引类，结果将是不堪设想。反右派斗争也告诉了我，不彻底改造是不行的，我所寄予同情的人原来是右派分子，而另外一些人如梁思成和别的一些人，他们是挨了整，但是他们只是整掉了错误，现在他们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觉得自由舒畅，同党靠得紧紧的，并不需要我的什么同情。而我这个共产党员，过去从来没有挨过整的，却犯了错误。这是何等可耻，何等辛辣的讽刺！
2、对大知识分子的超阶级信任
由于我自己身上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作祟，对我所敬仰的大知识分子的话，常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信任，特别是那种被我认为是有“真才实学”方正严谨的那一种人。许多同志批评过我自高自大，但是熟悉我的同志，也知道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总觉得自己没有下过真功夫，做过实学问，因此十分佩服那些真正的“饱学之士”。张贻批评我没有那种“我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战士，不论你是什么状元、博士，我都比你高出万万”的气概，这确实是一针见血的话。
总理要我们“好汉不提当年事”，我总是回忆留恋小的时候受的教育，而且总觉得不够。
在这次运动中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中，如孙大雨、傅雷都是我佩服的。这两个人的生平，我毫无所知。关于孙大雨，我知道他化十年功夫译了一本《璃琊王》，居然能用汉文表达莎翁特有的无韵五节格的风格，还不敢问世，真是严谨极了。从那以后，我就“心仪其人”，一直盼望他的书出版，真到去年，我才在上海买到了这本化二十年翻出来的莎剧，觉得果然是严谨典雅。这样，这个人就从二十年译一本书，以谨严把我唬住了，鸣放开始，此人乱骂别人是反革命，可谓荒谬已极，然而我反而以为，如此荒谬反情有可原，文人治学谨严，处世狂妄，大有其人。大概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样他把狂妄唬住了我。一直到最近层层剥穿才使我大吃一惊。关于傅雷，他不是二十年译一本书，而是一年译一本书，而且是个百事通，古今中外无所不晓，我过去只读过他翻译的几部法国小说，实在是极为推崇。他是以渊博唬住了我。鸣放以来，谈到他写的文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人自写文章），觉得真是温文尔雅（鸣放期间，我最推崇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师大校长陈垣写的，一篇是傅雷写的，觉得真是谦谦君子，其实陈垣的文章是拥护党的，而傅雷的文章其实是要取消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而我只是从形式上一律欣赏）。他又把他的温和唬住了我。现在揭发出此人一贯反苏反共，此次又在暗中串联点火，又使我大吃一惊。
过去也有一些人被揭露以后而引起我愤慨，以为自己是受了骗，上了当，以为自己是“君子可欺其以方”，然而现在看起来，正是因为我这个“知识分子气质”的头脑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思想一个很好的共鸣器。在这种共鸣下，我是接受了社会上右派分子在鸣放以后所提出来的所谓“普遍的个别”论，觉得我们的错误真是不少，阴暗面真是不小，愈加倾向于去作“改良”的设想。我在墙报里提出的那些所谓“问题”，如“党群关系紧张”，“朕即是党”，“以党代政”，“人情淡薄”等等大都是我过去有过一点相似的想法，鸣放以后，看到不少文章里也成十次成百次地提出这些话，我就信以为真了，以为这确实是普遍现象了，以为自己确是看准了，于是就在墙报上写了出来。也就同人谈得更加起劲了。
我还有一个思想特点，就是我从周围的具体生活中，并不认为问题如此严重，而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我是怀疑这些文章里所举出的事情的确切性，甚至于认为大多是不可相信的，但是我仍然以为即使是如此，惟其如此，这种现象（包括假象）仍然值得我们研究。我因而认为党管得多了，为好反成恶，倒不如少管一点。我不知道这种普遍现象，正是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性的表现，放纵它，它并不会少反动一些，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改造，是斗争，是消除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就正像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一样。
在谈到“知识分子气质”的时候，我想专门谈一谈法斯特。
在批判斯大林以后法斯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使我感到为他难受的。他说他听了斯大林的错误感到恶心。有一位同志说看到法斯特的文章要恶心，这是一种好的意识，而我当时却并无此感。后来法斯特的第二篇文章出来了。大家都称赞他，我也更感到看人没有看错，法斯特还是好。我现在只记得这文章的两个论点都给了我影响。第一个是说，希特勒等人的独裁造成了人类的战争，而斯大林的独裁造成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人类可能大大地前进。这是我认为一个好的论点。第二个论点是说，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代表着人类的文化，从耶稣到杰斐逊不是只因为斯大林，因此斯大林的错误不能影响他的信仰，这个说法当时也十分投合我的超阶级的脾胃，现在看来，是有害的。
法斯特的终于叛党，使我很伤心，法斯特的书和文章，我一篇也没有看过，但是我总记得他是太平洋战争中的英雄，美共一直把他当作最杰出的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典型来宣传的，我也总记得他是Pickskill的英雄，曾冒死救过Robson，因此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叛变使我很难过，他的固执的理由如犹太人问题等使我认为不能成为理由，特别对他到纽约时报上去发表文章感到十分痛心，但是我并不很恨他，我曾对言彪同志说，如果他是在中国一定可以回到党内来的，这证明我这种人有很大的温情主义。
最近，我看到法斯特已在写书攻击美共领袖的私生活豪奢了。这使我感到刺心的难受。法斯特已经堕落到十分下流的地步了。这个事件有力地证明了，一个在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上可能是英雄的人，哪怕是一个共产党员，到社会主义的考验中，就可以成为叛徒，而我对这种人赋予的温情和信任过去一直是太多了。
3、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
既然有浓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气质，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思想，当然就希望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思想问题必然牵连到政治问题，这是我过去长期以来懵懂而对自己毫无警觉的，直到现在才认清自己的思想、情调已在政治上走到危险的境地。我自己以为对新社会什么都是满意的，就是感到在思想上不能放达，妨碍我的一些“自由”，我还在“理智上”自以为社会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出于专政的历史必要，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也是正确的，因为长远来说，他们是有道理的，殊不知就从此一念开始，走上了错误的政治方向。这对我实在是十分严重的教训。
我现在检查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也就是我将在下一节要交代的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我只举出最突出的一两点。鸣放开始以后，有许多科学家说，美国的科学机构，在组织上简直是乱糟，但是研究结果倒很不错；又看到报上有人写文章说，过去的理想领导是靠道德文章，好像也没有靠什么组织力量。这两句话可能还要加上其他类似的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在和梁再冰同志谈到领导应少管事，就是大受其触发。后来推荐“废弃庸人政治”的短文，也是从这段思想而来（当然我还有一个“为好反成恶”的思想在内），我以为这是最突出地表现了我的知识分子思想的一个例子。
这是我最近才检查出来的，自从我开始反省检查以来，我一直以为我虽然有许多错误思想，但是我个人同党的关系是好的。至少近年来，我同上级平级同志关系很团结，对党也没有什么怨言，个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我虽有错误思想，然而并不掺杂个人动机。经过两个月来的细细思索，我才发觉自己的许多错误思想从一方面说是有理论性的，是发展而来的；一方面也有一条短的，就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我总是觉得我们今天对思想压得太紧，使我不舒服，不痛快，因此总想找更自由一点、民主一点的道路，这应当说是一个基础的问题。苏欧组曾讨论姜久源同志关于发言必须正确的疑问，其实这疑问我也有，我以为求人求欲为圣人是难矣哉！“大德不逾闲，小节出入可也”，殊不料我就从表面上看起来不严重的思想问题，积累成为偏差，由思想问题引起政治观念，出小节入大德犯了大错误。错误正应当见微知危、防微杜渐。另外我发觉自己这一年来，狂妄自大，不尊重党的领导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明显的例子是去年苏共二十次大会以来，我发生了这一大堆思想，我并没有想向支部汇报，请支部帮助我解决，反而明确地认为生活工作上的一般问题应向支部汇报（而这我自认为没有），这类大问题，不是支部可管的，独自狂想，对党的文章（如一论）有意见却不向支部请示，狂妄到以为自己能“独立思考”，对谁都不相信居然胆敢拿自己的思想与党的思想对抗，独行其是。这哪里还有党员的气味。最近读到陆定一同志在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到工作中去，到群众中去，经常受到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越是有学问有成就越是尊重党的领导，越是谨慎谦虚。拿来自己照一照，实在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我能够早早争取党的领导和帮助，我的思想一定不会发展到如此恶化的程度，然而我脑子里竟从来没有想要如此。应当说，这是最严重的个人主义，如果在别的方面还没有什么爆发，只是因为它没有碰到挫折而已。而在这次运动中的爆发，难道不是已经够严重的了吗？
有人批评我自高自大。我认为自己有自高自大，但不是自满。我认为自高自大不等于自满，好像自高自大是对人，而我认为自己对工作、在学问上不自满，这种不自满是要增加资产阶级的知识与学问，因此在工作上也有表现。我的自高自大，是表现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过去甚至还感到个人与集体很好，放纵了自己，但未想到要与集体一起前进，未受到集体的监督，因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求学问相矛盾的。集体主义观念不强烈。
把我的制约论，出气洞论剥下去，可以发现我已形成了几个坚硬的理论思想，成为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的出发点：这就是我在《新闻业务》上所发表的短文中所提出的两句话：“我模糊地感到它可能牵涉到如何认识客观事物的哲学问题，也可能牵涉到权力的归属问题”。在这里写的是模糊的，但是我可以明确地说这真是我的病根所在。国际部的同志跟我多年在一起搞新闻工作，应当不会感到我平常有什么大的疑问，而现在忽然提出什么宣传与报导的矛盾来，问题正在于此。这是两个问题：（1）权力的渊源问题，（2）真理的认识问题。我还有第三个第四个带理论性的问题：超阶级思想和两元论。现在分别说明批判。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给我的震动，资产阶级思想与修正主义思想所给我的影响，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权力到底是谁的，既然是人民的，为什么撤换不了斯大林。这是长期苦恼着我的问题，想出一堆什么制约论，根本的问题转来转去就在于此。我现在还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可以用社会主义的角度去看待它，也可以用资本主义的角度去看待它，我过去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去看待它，把集体与个人对立的看法去看待它，以为权力应当交给个人，交给大家自由，就能保证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了。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它只能造成社会的分裂和对抗。而现在，我认为，应当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即权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属于全体人民去看待它。这样就不可能发生我所说的宣传与报导的矛盾。这里在思想上出岔子的地方也同对斯大林的批判有关，好像斯大林的错误如此严重以至人民无法撤换他。实际上斯大林正是因为正确是主要的，错误还没有盖过正确，才没有被撤换。如果真的错误是主要的，就不可能不被撤换。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号称有这样那样的自由，犯错误的领导人不是一样撤换不下来吗？
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我的动摇的一点是，谁是绝对正确的，谁能代表真理，千秋谁传后史？因此我理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想以后真理大家都有一点，可以互相弥补缺漏，互相纠正错误。新闻与舆论的开放，就是要在政治上互相制约。在这里我是强调了都可以齐放齐鸣。现在应该强调真理只有一个。当时虽然也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但是认为认识真理的道路是可以各有不同的。虽然我还不能说有什么不可知论，但是也是怀疑论。我现在认为正确的看法，第一，真理是可以通过斗争（包括自由论辩）认识的，真理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是可以取得的，如果放松了这点，就只有造成人心涣散与思想的混乱，第二，在政治的范围内，更加应当明确真理是与集体的利益一致的，当然可能不符合某一部或某一个人的利益，这样在报导与宣传时就不应当有什么矛盾。
长远以来，我从未彻底破坏自己的超阶级思想，特别是在文学艺术上所谓“美的”“善的”，所谓水平高的，我都无差别的向往，而对于近年来思想界的分析批判常常是不以为然。从1948年到53年初我是沉湎于日丹诺夫的理论中，几乎以他的好恶为好恶；这两年来，就感到很难说而我行我素了。如人民日报曾发表爱伦堡评毕加索的文章，我不以为然，还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说不见得。许多方面都一任自己的超阶级思想流行，而毫不自觉这中间所包含的严重的思想问题。
主席关于十大关系的传达，有好几句话是最打动我的心的，其中有一句是“一万年也有好人坏人”，照我原先的教条主义的看法，似乎是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坏人了，然而心里终觉得有点难于想象，主席这句话正好投合了我的怀疑，而使我据以大作修正主义的了解。我没有着重去了解这句话的积极进取的意义；反而向后看，把我的本来就不怎么样牢固的是非、善恶之间的阶级标准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以为看东西太简单了，是非善恶、像对斯大林这样就难分得很。后来，陆定一同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里，又提出“不要贴标签”，我的这种思想就更加发展。我怀疑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有的人在我看来并不是自私自利的，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去年一年，在我看来是做了许多翻案文章的一年，从铁托、拉伊克、哥穆尔卡、斯科托夫，直到伏兹聂辛斯基、李森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
在这种动荡的时候，我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真理去让他在动荡中受到考验、得到丰富（这正是主席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办法），而是以一种庸俗的“是非难分”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在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以后，主席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我特别注意了一句：时代大变化。我把这看做阶级斗争结束的根据。我更把一切都提到非阶级斗争的，亦即超阶级的基础上来考虑。因此，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就得到了大大的发展。觉得资产阶级民主的许多办法可以“批判的吸收”（其实是往往“无批判地吸收”），以为新的东西总可以向旧的东西继承。比如我的所谓“制约”思想就是如此，以为资产阶级可以用来调节他们内部矛盾的方法，也可以用来调节我们的内部矛盾（我现在才懂得，在阶级内部根本不是什么“调节”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因此在提出人民内部矛盾以后，我几乎忘掉了思想改造，对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过去还知道总不大好，不要拿出来，那时反而觉得是有益的思想养料，赞成冯友兰“思想养料”的说法，认为资产阶级思想越丰富越好，许多观念自然而然地由毒草变成了香花了。以为这些东西在阶级斗争过去之后就有继承价值了，不知在资产阶级完成改造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如不改变，就只有反动的一面性了，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更是表现了其反动性。而我却毫不自觉，以臭为香，津津自得，还向人推荐。鸣放后，我有一次与杨福田在晚饭后在操场上聊天，就劝他多读些旧书，因为东北的中学教育根底不好，现在想起来，这些话对于青年同志是有危险的。
长期以来，我不发觉我自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错误，以为自己设想的有一套并不要行之于现在，而是要到随着阶级斗争的结束后慢慢施行，以为这样我就不算是有错误的阶级立场了。我现在才觉悟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所需要的东西根本不同，把一些东西认为绝对的好，可以行之于多少年后无阶级社会中的想法，不但是可笑，而且反映着反动阶级的幻想。我过去总是视之为一种纯粹的知识的，现在看起来，正是最顽强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总理曾经批评南斯拉夫的错误在哲学上是两元论的错误。现在检查起来，我的许多思想由于超阶级思想和近乎不可知论的怀疑论，也是发展到了两元论的地步，而且已经在自己的思想上以两元论来蒙蔽自己对错误的认识的地步。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我把许多东西对立起来了，隔离起来了。
1、现在与将来
我们目前的政治制度与政策，就我看来，我也承认是好的。但是将来呢？昨天有同志问我：我认为中国有什么可担忧的。我可以说，我担忧过高饶，我知道有一个时期高饶确已名高一时，如被篡夺就不得了。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我就有了很大的杞忧，对目前协商的选举制也知道是最广泛的、民主的，但是将来如何？长久之后很容易脱离选民。选举西单代表时，我不认识候选人，也发过牢骚。为具体政策服务的新闻方针，也很可能脱离人民的。我现在是承认并且严格执行的，但是将来是否就不批评苏加诺、尼赫鲁呢？我认为将来是可以批评的。我以为今天是好的明天可能变坏，必须用我心目中的“民主的”制约办法来防止它。
由此我又以为我想的都是将来的问题，对现在可能并不合乎事实，但是至少有指导作用。
我在新闻业务上发表的那篇短文里，提到“小不忍则乱大谋”，并且提出疑问说“孰为大？孰为小？”最典型地表示了我的思想。我就是怀疑这个小大，否认这个小大，自以为站在先进的角度，以将来否定现在，而不知道人民的新闻，以至人民的政治永远要建立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而这个利益一致是完全可以求得的。
2、政治与思想
我自以为我在政治上是守得住立场界限的。而在思想学术问题上却是大出偏差。为什么呢？我自己给政治和思想之间划了一根错误的界限，认为在守住组织性与纪律性，守住不乱的范围之外，什么都可以想、可以说。把自己以及别人的右倾政治思想都看成是学术问题、思想问题，而且按照我自己的想法，似乎在这些问题上，就可以各持所见，各抒所见。以为这样反而好，可以使大家感到自由，痛快，而得到满足，丰富真理，缓和矛盾。四十多天鸣放的经验完全否定了我的如意想法，思想与政治之间的界限本是虚有的。思想上“乱”了，政治上就一定要“乱”，思想问题一定牵连到政治问题。在我们的社会里，正确的思想一定要同政治统一，而政治一定要以良好的思想工作做基础。如果按照我所设想的鸣放局面下去如何得了。
我曾经把两党制这样的考虑当作纯粹的学术性的问题，但是，当别人提出这样的理论的时候，就成了轮流坐庄，轮流执政的根据。而我既然也有这样的思想，我是决不能很好地在政治上识别它的本质的。
还有两重人格的说法，我自己不是这样，也不赞成这种做法，我认为到一定程度它是恶劣的，那是卑鄙的两面派，言行不一。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没什么，两重人格谁都有一点，有时是必要的，比如一件事情，你不同意，但是好的也应该服从。这是好的么，为了必要。我就这样，把思想性和组织纪律性对立起来，认为应该是“思想上活泼，行动上严谨”。一个好干部思想不通，也可以做工作。这其实是不对的。这样强调下去，常常是思想活泼不了，行动也严谨不了，我自己就是例子。对“一论”“再论”的意见所以发展成整套的错误思想，就是因为这样害了自己。
3、设想与结论
我自以为，我只是提出了许多设想，而很少下结论。我而且有还弄不清楚的一面，想留待以后研究个明白。我自以为提问题是一回事，解答问题又是一回事。问题提得总是正确的，解答则可能是正确，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我的设想本身即带有强烈的倾向性。我现在才觉悟到，我提的不少问题，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当成旧社会来提的，首先是肯定这样那样的矛盾，然后就想来解决他。如果循着这个思路下去，其自然的结果是摹仿资产阶级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就会造成国际部右派分子曹德谦所检查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安上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当然不惟不能使社会主义巩固，而且将引向资本主义的复辟。
4、理论与实践
我以为理论应激进，实践应缓进。这话不错。但理论错了，实践就完了。应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而不是激进缓进。
长期以来，我自以为能分辨清楚这些概念，来蒙蔽自己，觉得自己的思想是有那么些条件的，即使错也不严重，实际上，这些概念本身就是不能截然划分的，而我在实际上也并没有能把它分清楚。鸣放期间，有一些问题，一冒头我就能发现其非，但是也有更多的问题我久久与之共鸣，可见这是因为思想上有了偏差，就搞不清楚了。今天看来，我的思想立场是非常浅薄可笑的。
我说这些是要同志们了解我的思想的特点，就带有极大的伪善性，许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经过折光曲折表现出来的。对我说来，我在这方面的检查还远未深入，但是必须继续检查，只有完全弄透才能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复活。
我现在认识到一个人要求自己成为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应当及早警惕一切两元论。
就我上面所说的，只要粗粗一看，也可以发现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它已经模糊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界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党与非党的界限。所谓模糊，实际上已经踏上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妄想以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改变无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如果再往下走一步，那就要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了。
对于一个自命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对于一个共产党员的我来说，这是一种丧失立场的严重的投降主义。曹德谦想“抓一把”，我是“你要抓，我就给”，加上我在整风期间还到处吹嘘我的这套想法，还在墙报上写了文章，歪曲我们的社会生活、诬蔑我们的党，希望我们的党和我一样采取投降主义的立场，我所犯的是政治上的原则性的错误。
我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并不是容易认识的，而且在过去三个月的长长的时间中经过了十分困难、痛苦与曲折的道路，一直到最近开始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的。而且我现在还知道我认识得十分肤浅，许多思想上的根子还没有完全挖出来，许多思想还在犹疑摇摆而没有批判彻底。不过我相信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
6月8日，反右派开始了，这又在我的意料之中，又给我震动。在我意料中是因为我也感到这样的狂风暴雨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给我震动是慢慢地大概到六月底以后，社会上揭露的右派思想越来越多是同我相同的，我就有点感到不妙了。有点抵触了。但是我是还照我自己的标准，所谓政治与思想的标准，把自己与右派分开，觉得还可以心安理得。但是再进一步，社会上批判的右派言论越来越打中了我，而部内也已经有人开始揭发我的右派言论。在这个情况下，在7月底8月初，我才开始思索起自己的问题来。
两个多月来，我几乎是日日夜夜思索自己的问题，在我的生命史上，还从来没有像这样长时期地集中思考过自己的问题，在心中产生这样彻底激烈的斗争。虽然我从头就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错误都要由党审查，而在这次实际运动中，也比较早地作了检讨。但是在心理过程上，我有过十分曲折复杂的心理过程。
我有侥幸的心理，觉得我在政治上还是站稳了立场的，我对党是没有反党之心的，我的动机是完全好的，我所设想的东西虽然有些与社会上的右派相同，但立场是不一样的，我的动机完全是好的。我所设想的东西有许多是根据主席与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来的，语有所本，活泼思想，也并不为错。又想我的设想都是不确定的，没有结论的，不能算是错误；又想我的设想就是肯定的，也都是在遥远的将来或者可以采用的，可以考虑的，并不一定针对现在，也不能算是错误。如此种种等等，我又把自己同社会上党内形形色色的右派比，觉得我没有这没有那，只有点理论思想共同，也都比不上。全部的思想只是为自己辩护，觉得自己不错。
我也有抗拒的情绪，觉得不幸而言中了，我过去想的运动的偏锋，整来整去整到我的头上来了。我觉得多找底下同志们说，完全是一片推心置腹、拆墙填沟之好心，而现在运动一来，都掺在一起就有口难分了。觉得自己真是委屈真是冤枉。
我也有消极的情绪，觉得祸从口出，从今以后，莫谈国事，宁左勿右，正确的话也传走了样，正是有口莫辩了。从今以后还是“闭口深藏，安身之处”。我一共写了两篇文章，都是人家竖逼横逼逼出来的，从今以后，再也不动笔写这种文章了。
当然，我也有恐惧的心理，想在这样大的风浪里受整实在非同小可。
7月以后，一方面是这种情绪不断发展，一方面是反右派的批判越来越深入，我思想上的矛盾又越来越大，我渐渐感到，这样下去，我同党的距离越来越大了。这个心情使我感到十分恐惧。我是从来没有反党之心的，不要这样下去，真的滋生了阴暗的情绪反党的情绪。那怎么办，我有好几个深夜和清晨不断思索自己和党的关系。我觉得自己和党的关系是好的（当时想得很浅），我觉得我无论如何是把身心生命都许给了党的，我不能容忍这个裂痕扩大下去，我一想到这个裂痕的扩大，我就感觉到自己的无依无靠，黑暗、孤独、寂寞，就感到自己简直是在一个坡上往无底的深渊滑下去。
我越想越害怕，使我痛苦的特别是每天早晨，我都醒得很早，蓦然间醒来，竟似不知身是何人，身在何处？我感到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委屈的、抗拒的、消极的情绪发展下去。我觉得自己只有一条道路——同党站在一起，弄清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心就平静一些，坚强一些。我一到痛苦的时候，心里就只有不断的急，与党一致。
我决心站到党的立场上来，但是，我并不感到事件是很容易的，因为我只要一想到自己的一套想法，就觉得很对，没有什么错，委屈感抗拒感又来了。但是我竭力压制我自己的感情。我在两方面下工夫，一方面是细细地回忆我同党的关系，回忆党是如何培养教育我的，我在各项工作与运动中，作为一个党员是如何表现的，我进一步想到党对我的信任，培养帮助与关怀，想到党对我是好的，而我却有负于党，我是因为立场未改变而歪曲了党的形象。说什么“人情淡薄”之类的话，我一想起就感到痛心。我特别仔细地回忆了各次运动。想到在这些运动中，人的表现，我的表现，我觉得运动正是把人的党性提高到最高度的时候，人是如此，我也是如此，我感到我的只看偏锋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可耻的、卑鄙的。想到这里，我觉得在这次运动中，我如果能无保留地交给党，是不必畏惧的，不应畏惧的。另外一方面，我重读了许多文件，包括“一论”、“再论”、总理报告、主席论人民内部矛盾、1942年的和今年的整风文件、陆定一同志报告等。在平心静气的情况下我发现许多过去自以为是得自中央的想法原来是错了，是片面地作了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的了解，许多我以为没有答案的问题现在看来原来是已经是答案或者是自明的道理，而我却在过去一个长时期中，去作荒诞无穷的追求，一直到莫名其妙的程度。（李慎之边注：中央的思想是我的思想）
从这两方面想，我渐渐感到我的思想问题中不是一个思想角度、思想方法的问题，而是贯穿着一个立场的问题。而党的立场是正确的，我的立场是错误的，这样我的受整之心，抗拒之心、委屈之心就平静了。八月份冷西同志同我谈话，第一句就说，你这个人摔个跟头好，我爱人也同我说这句话。他们是希望我摔跟头吗？不是的。但是，他们是看出我有毛病应当治。定一同志的文章，论工人阶级对知识分子不能姑息，也使我感动。在8月份使我特别受到教育的是读了总理的两个报告，我深深地被他的治病救人之心所感动，可以说我读的时候几乎是想像他在我面前，想象得出他的形容和语调，我几次都感到热泪盈眶，特别是在读他说长了毒瘤一定要割这一段，心里不由得想到孔夫子所说“父母唯其疾之忧”的话。我从此明确了，如果党要批判我，不是为了要出我的好看，而是为了要给我治病。让我可以过社会主义的关，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我可以说，虽然我入党十年了，虽然一般说，我与党的关系还好，也有特别融洽的时候，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次这样开始感到党与我是一体的感情。我在这样想的时候，我心里就去除了害怕与党越走越远而陷入的那种黑暗与绝望的心情，而感到有信心可以改正自己。
这样差不多从8月中旬以后，在这样一种新的心情下，我在考虑我的问题的时候，许多看法就同过去不同了，我渐渐发现自己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根本改造或者说根本没有改造的结果。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根子是二十大以前早就有了的。这个错误是必然的，如果现在潜伏下去将来爆发起来，问题将更严重。想到这里，我觉得我入党时本来应当批判而没有批判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一直都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一下子使它爆发了起来。现在，我看毒倒是发得比较透了，党在反右派的运动中把我这个毒拔掉，我觉得实在是万幸。虽然，我也痛苦地想，今天来开这样的刀，是有点晚了。党十年来不是没有教育我，为什么不早批判了呢？但是我也想，我的病根之深如不像过去一年那样把毒全部发透，也是难治好。而如果不是这样大、这样深入的运动，也是既难发现也难治疗我的病的。我又想，我也许有可能躲过这场运动，但是那结果势必是我的病更加深，将来终有一天要爆发，其结果将更是不堪设想。从这一方面想，今天来开刀还不算太晚。有一位同志对我说，看到我犯错误感到过去没有给我帮助，因此而内疚。我是感动的。但是我觉得，我的思想如果不是这样一次大的运动，可以说，已经成了脱缰之马，任何个人是很难拦得住我的，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根子极深，这一年来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系统，经过这一年内国际共产主义内部修正主义的推波助澜，我已到了不辨香臭，以毒草为香花的程度，自以为是看得很准很透，任何个人要拦住我是不容易的。总理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拿政治震动他是不行的，我这一次是懂得了。总理又说，只有群众只有党才能改造人，我也是到这一次才懂得了。想到这里，我从开头怨恨党的严厉，转而为感激党的严厉。我感激这次运动，使我得到改造的机会。
我确实感到，在感情转变以后，看许多事都起了变化，我过去读“再论”是漫不经心，而且专门挑剔它，现在却觉得是句句真言，而且感到句句都针对我，说到我的心上，是对我的谆谆告诫，感到其文字不但朴素谨严，而且字字有大力深情。我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本着一点自我检查的精神也读了列宁的《论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觉得批判虽凶，却说不到我身上，因为考茨基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专政，而我想的是如何使专政向前过渡。8月我重读这本书，正觉得列宁骂考茨基的每一句话也都是在骂我。我的理想不过是同考茨基一样的。我过去也读过《国家与革命》，都是在我脑袋里装满了那么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时候，现在，应当说，其实什么也没有吸收，现在重读每一句话，对我都是新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想，使我的庸俗自由主义的“理想”显得十分可鄙可笑。
在这样的反省学习之下，我自以为是好心说好话，或者顶多是“好心说坏话”的思想防线一一垮台了。
我的思想防线有六条：
（一）动机说。我顽固地把动机好为自己辩护，甚至蒙蔽自己，渐渐我才认识到这只是一种饰辞。把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太夸大了，觉得如不改变，问题很大。我曾经想，我为什么那样容易地用几个理性的逻辑就否定了党的一切。我以为革命对我是太容易，甚至太轻易了。我一直是在一个胜利的队伍里行进，虽然也有过一番斗争，然而并不像有些老同志那样为了追求真理，经过多少曲折困苦才找到了党，因此他们绝不会像我这样轻易地否定斯大林，接着也就否定党和社会主义的许多东西。我现在再进一步想，更根本的是我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阻碍了我去像今天的工人农民（他们大部分还不是像我这样的老革命）热爱党，而是格格不入，吹毛求疵，冷西同志最近同我谈话的时候说，主席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了。这句话我过去一定不能真正接受，而现在我觉得真是说中了我不能明辨大是大非的毛病。我常把自己鼻子上的一点东西都很看重，可是另一方面，又轻易地否定大东西。
（二）我认为我的很多思想都是有所本的，是根据中央的意图的，按照我给编委会写的第一个报告，我简直可以串连成一大片。但是这一直曾是我的委屈感的一个根子。但是我现在才知道，立场不对头，听什么话都可以走样子，我是把中央的许多话都作了片面的机会主义的了解，现在如果一一列举，将表现出我的思想十分可笑的程度。现在不能一一列举，但是还可以举出一桩，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大变动的问题，我理解为阶级斗争过去了，超阶级吃得开了。这个问题主席、少奇、定一都讲了。他们的意见是说基础变了，上层未变，上层也要变，重点在思想改造，应该说社会主义实现，资本主义思想的两重性就只剩下一重性，即反动性了。但是我却完全领会得适得其反，反而以为阶级斗争结束，旧东西可以继承，毒草都可以变香花了。我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毒草，而它如实现也给大量毒草生长的场地。这与中央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就在立场。
（三）我以为我的许多思想也很普遍，我所知道的许多同志都有这一点那一点，我不过是能够体系化，把它贯通起来而已，我甚至觉得这还是思想能力的一种表现。是的，许多人有同我相同或者有过于我的一点两点见解，错误是人人难免的，但是他没有把它系统化，因为他对整个问题的估价是明确的，而我的体系化却不过证明我整个错得太多了。冷西同志曾对我说，你做工作还是有准头的，但是没想到这回在大问题上这样没有准头。穆之同志曾问我，一般同志的思想改造也是在工作中、革命队伍中慢慢改造，你一般工作也可以，关系也还好，为什么对许多大问题如此糊涂，不能举一反三。是的，我对革命道理不能举一反三，恰恰是因为我对资产阶级思想是“闻一知十”，“条件反射”十分迅速。鸣放期间，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引起我的共鸣，引起我的兴趣，真是快得很。比如“六亲不认”，比如削弱政治工作，比如“人情淡薄”。但是我们社会人情之厚我是不知道吗？我应当是知道的，然而都被轻轻推开一边去了。国际部许多跟我接近的同志都知道，我常说政治水平要表现为识大体明事理，而现在我自己却恰恰表现只懂一点小体，明一点小理，而于大体则茫然了。
（四）觉得自己想的是阶级斗争结束以后的情况，是典型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将来的情况，这些如我上面所分析的，屁股坐错了地方，脸也就朝错了方向。我痛感自己设想的并不是什么美妙的理想，而不过是一堆破旧的垃圾。我痛感，资产阶级的东西未破，要立什么美妙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痛感，作为一个发过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我是污辱了自己的理想。
（五）思想与政治划分说。我一向以为思想可狂放，政治应谨严。这次运动中，我强烈地自以为是如此的，觉得在整风中对自己很严格，我常与国际部的领导同志互相勉励要稳坐钓鱼船，不要做纳吉。在驻外记者等等问题上，确实我也似乎是守住了界限。但是现在拿出我的墙报来看，我在新闻业务上的文章来看，我做了什么事情呢？我污蔑了党，向党放了毒箭，向党作了进攻，为右派分子撑腰。我在8月初重读我那篇墙报文章的时候，对它措辞之恶劣，简直连我自己也不知其所以。这说明思想太狂放了，政治上是站不稳的。有了资产阶级思想，香花毒草是分不清的，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永远要有明澈的思想，而我却一贯欣赏那种思想如奔马，到动手时又能冷静谨严的那种人物。这在具体问题上也许是可以的，但是在政治性的问题上就绝对不能如此。我现在最痛心的错误就是墙报上的那篇文章，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得已而为，而且是力求不起点火作用，然而正是这篇文章有不少是对我们的社会的恶毒的诬蔑。从效果来看，是很坏的，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曾经原谅自己是一时的失足。但是，现在我想，这决不是可以饶恕的失足，如果在战场上，这样的失足就是投降了，还有什么可以给自己辩护的呢？而现在党还是来挽救我。
（六）我从来是主张稳健缓进，自上而下，变而不乱，这是我一直自以为好的地方。然而像我在鸣放中表现的那样，已经不是变而不乱，而是乱了，到处与人散布实际上破坏了党的谈话，已经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已经引起乱了。为什么一方面是有这样明确的想法，其他方面又有如此的矛盾？归根结底的原因是我完全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集体主义，因而才发生这样的错误。
经过这样一番思想感情上的回忆评比，经过这样一番理论上的订正，我在过去一年来，逐步贯穿建立起来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体系是瓦解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头一两个月中间为自己所筑起的层层辩护的防线也瓦解了。归总起来说，我自以为是一个钻研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志之士，现在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懂得主席在论“人民内部矛盾”时开宗明义的一句话“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忘掉了人民利益首先是一致的，而且一定可以做到一致的，而是特意去寻找矛盾，然后再设法缓和它、调解它，这无异是鸡蛋里找毛，把社会主义社会当资本主义来看待，因此想得越细，就错得越深。应当说社会主义是有内部矛盾的，然而解决的办法是揭露矛盾，经过斗争取得统一，我一直到现在才刚刚懂得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公式的意义，过去我一直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做法。而我所设想的办法：一种是压的办法，将来必然会造成爆发；一种是开的办法，就是把矛盾引向对抗。我完全没有懂得我们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意义。却妄想去添枝补叶。我看不见新生事物，而只是把已经死亡的老一套拿来涂脂抹粉充新娘子。我们党今天要搞的是兴无灭资，而我的想法搞下去就可能是灭无兴资。
从表面看来，我的错误似乎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错误，是一种理论性的错误。但是再层层剥下去就可以发现是个立场问题的错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党员来说，错误是远为严重的，错误在于我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立场上，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立场来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可怕的，恶性的错误。两个月来，过去一年的思想经历在我脑子里一再重演，使我感到只要立场未变，看一切就都是戴着有色眼镜，一切“知识”、“思想能力”都只能成为导向错误的东西，都不但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是毒素。
我现在才懂得一切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这是这次运动，这次受批判，这次使我和党的关系的考验给我的体会。我认为，如果我能够立起个人与集体一致的思想，就可以破除我的制约的概念了，如果我能够立起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发展的思想，立起人不整不成器的思想，立起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的思想，我就能够破除出气洞、自由化的观念了。如果我能够立起好坏是前进与落后的斗争，我就能够破掉把“一万年都有好人坏人”作超阶级的认识了。
一直到8月初以前，我还不大能体会脱胎换骨，革面洗心的实际意义。直到最近我才感到破与立实在存在着不可分的辩证关系，这是我过去两种思想和平共居，甚至资产阶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所不能了解的。我现在感到在我的表面上看来很通达的思想里，实际上到处都横亘着一个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十多年以前，在四川是一个有志入党的青年，当时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停止发展，党号召青年，没有组织入党可以“思想入党”，我自以为是思想入党了，但是，现在在组织入党十年之后，却反而发现自己思想并没有入党。我可以说，我从来就没有想自己要过什么社会主义关，我已经入了党，我的家庭，我的一切都没有什么物质的理由可以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直到现在，才知道要在意识形态上过关，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志们可以看到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明明白白打着惟利是图的招牌出来的，而是经过无数曲折顽强地透露出来的，他使我自己想的心安理得，也可以使人中毒于无形。我的思想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强性。因此，我现在虽是一个共产党员，却好比一只脚踏进了社会主义关，而脑袋上却因为长着大毒瘤而痛苦地进不去。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把它割掉。我深深感到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是最顽固的一种资产阶级分子。因为他的财产是在脑子里的，要共脑子里的产是不容易的。而且是把资产阶级“真、善、美”的一套漂白了藏在脑子里的。如果不自己决心改造，是没有前途的，而我这几年来，可以说根本没有改造之想，这就是我今天犯错误的原因，也是必须脱胎换骨的原因。
我近来一再考虑自己和党的关系，我感到党对我真是宠命优渥，厚泽深恩，而我却连党的许多最基本的原则都没有懂得，却狂妄地怀疑。在我灵魂的深处总要留一个个人主义的天地，在那里自称自大，如果不把我改造，对党来说实在是养痈贻患，这个思想对于我来说，也实在是养痈贻患，如果不把它割掉，我是不能跟党走到底的。
我在反省的过程中，有时还感到一种奇怪的恐惧，觉得我这个人旧思想太多了，太深了，改造太不容易了，我不会有前途了。但是我想总理的一句话给了我力量，他说“真金不怕火烧”，你要诚心革命，你就不要怕火烧。我想我固然是一个不好的共产党员，但是我革命的一点诚心还是有的，无论如何我是要跟党、跟革命、跟同志们一起前进的。我当初参加革命的动机固然也并不是那样纯的，然而也曾经准备牺牲家庭、牺牲生命，为什么现在不能牺牲自己的错误思想呢？
同志们，我把今天这个大会看成是党挽救一个失足的同志的大会，我现在坚定地只向前看，我想我放了毒草可以变成肥料，做了坏事也可以成为好事。不过我知道我自己的批判和检查还是十分肤浅的，我只是刚刚接触到了问题的根本，更多的问题还要同志们来帮助我解决，清算。我过去自以为是一个心直口快光明磊落的人，事实上却常常把一些见不得人的思想埋在心底，现在我可以把一切都拿出来，让同志们批判，让同志们帮助我，并且在今后监督我前进。
*在国际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
*全名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来源：《李慎之材料之十二》（注意保存定期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