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孙方，男，现年39岁，河北天津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学生。受过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1938年入党，1940年1月因失恋问题自动脱党，同年7月参加工作，10月又重新入党。曾任中心县委副部长、军调部秘书组秘书，中央社会部科员、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副专员等职。来校前任外交部新闻司专员。）
经过同志们的批判，我终于开始认识到我的罪行的严重。我认为我已经成为党内右派分子，党的叛徒。我不仅在政治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都犯下十分严重的叛党投敌的错误。对于我的错误、罪行，我接受了党和同志们的帮助，开始具有了一些认识作为我今后不断反省的起点。除了认罪请罪之外，现将我的罪行和认识做一交代。
①在直接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引起了我的共鸣。我认为：一两个副总理的职位让给“党外人士”没有什么要紧。把一些民主党派原在政府的“椅子”搬回去，我也赞成。甚至对主席、总理的恶毒诬蔑，我只认为他“大胆敢说”，看见工农起而反对的时候，知道形势不对，没有敢表示出来，但心里还是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认为许多单位都是“党员做头”，我认为一些“衰退”“不行”的人应该让出来，应该“下台”。
对于章伯钧所提的“政治设计院”我也没有反感，认为至少可以“研究研究”他的意见。
搞一个“议会形式”“自由争辩”我也赞成。当然还是不愿看到出现像西方议会那样无理取闹的局面，但向那个议会方向“走一步”是可以的，认为那样，不同政治见解的人更敢于讲话了，对“揭发缺点错误”更有“好处”。
章罗联盟当时的第一步要求也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问题上先打开一个缺口，而我这些思想却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如果打开了缺口，他们就要扩大缺口使政权变色。在同志们批判的时候我曾问过自己，万一国家真的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是不是会凭借我的家庭关系保护自已苟全性命？从我的政治品质阶级立场看，我很难说就没有这种可能。这也恐怕就是这些颠复国家的进攻没有引起我的警觉和愤恨的潜在原因。
②在党能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这也就是我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问题。实质上我也是个不相信的态度。我认为科学技术高深具体，不懂就难以分辨是非，原则领导也很难说能领导多少，在政治方针上的领导，我认为也必须牵涉到具体细节，因此我也是怀疑的。即使我们做“人”的工作，我们也很难评论他们成绩的好坏。实质上我的看法就是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建国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的胜利也并非没有看见，但是，事实证明，看到之后并没有真正的感受，没有从自己的思想感情上真正地承认这些事实，所以就视而不见。所以在我当时的笔记上写着“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这就是要党干脆承认就是不会。还要放下架子，把老子干了几十年几十年丢开，至少要承认别人和自己站在平等地位，承认自己没有自然承袭的权力，而且“学生要受先生领导”。这里，我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已经不只同曲同工，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了。抹煞了党和党的老干部，于是只有投降让位，让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搞，给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去搞。
③关于我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以上的思想并非说明我热爱社会主义，恰恰说明了我的反社会主义立场。早在47年我曾检查过我有希望社会主义慢点到来的思想，这充分说明我代表着我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利益。到了社会主义和平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时候，我也曾“歌颂”过。但我所歌颂的不是在中国打碎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而是歌颂的“和平”两个字，歌颂资产阶级的“进步”，替他们庆幸他们幸而生在中国，如果在东欧国家早已就完蛋了，那样他们一定惨得很。不久之后，他们叫喊清产定估低了，定息少了，还扣公债，等等。我马上就又动摇了。因为还没有让他们完全满意。这暴露了我是根据他们还有我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评判党的政策的。我想我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或者稍有一点爱社会主义的话，我至少应该主张把我的家庭多少年剥削工人的生产资料一把抓过来，要他们把剥削所得尽其所有地吐出来，如果有这种感情，才能感到党今天对他们的恩典和宽大。可是这种思想感情我是一点也没有的，因此也就听不得一点他们的叫唤。
从这样一种根本立场来看，也就不难理解我对于议会形式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自由市场这一系列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东西不但没有反感，反而多少总有些喜爱的原因。
所以我在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默默之中总有一定的选择和一定的反映。资产阶级右派叫喊公方代表不行，我就向公方代表身上找问题。他们在报上歌颂一个公方代表，我就认为这个公方代表真好，我还进而想到这样的公方代表恐怕不多，我想那些不能团结私方发挥他们积极性的公方代表实在可以撤换。私方人员好的，也就不一定非派公方，代表不可。这也就和取消公方代表制没有了实质的区别。在企业中技术制造和经营管理方面，我把私方人员捧的很高，报纸上报道私方人员有所发明改进的事例时，其实这本是在党几年来教育改造之下，这些人觉悟热情有所提高所致，但在我的思想里就认成这些人是宝贝，我们应当“好好地”“团结”“尊重”人家。甚至党的文件里检查在公私关系方面的毛病的事例时，我的思想反映也如上述。至于对报纸所揭露的私方人员剥削恶习、不满反抗的事实，我的体会感受远没有对上述问题那样深刻敏锐。这当然不只是“反映”问题，而是自己的好什么，恶什么，要什么不要什么的问题。因此定息二十年我认为可以，中小资本家要求摘帽子我寄与同情。很显然我恶的是社会主义，好的是资本主义，要的是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
④对于整风运动。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当然不可能自觉地改造自已。所以一向对批评自我批评就很紧张害怕，唯愿一天天一年年地苟安下去。当然对于整风这样一场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更是恐惧抵触。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想到政治思想战线的革命也就愈深入，党内思想斗争也必然愈加深刻，感到很难说哪一天不整到自己头上。过去总是一种希图侥幸的想法，渡过一次思想斗争的运动总是不希望再有下一次。运动中即使得到一星半点的认识，不久也就化为乌有，这样就愈来愈不愿改造自己。在过去几年间表面上看问题似也不大，自己当时还是在踌躇满志十分得意的时期，来学习前的近一年期间，对司领导的怨气愈来愈多，但又不敢提，怕反伤了自己。一面对别人怨气很多，对自己又不肯改造，所以矛盾就很尖锐了。
可是到了今年春天看到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以后，在我好像得到了希望。连资产阶级也归入人民内部成为一家人，我甚至很关心首长提的是“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是“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在我的思想里就是希望阶级斗争结束。连唯心主义也可以公开宣传了，有些毒草甚至可能还是香花，那就是什么都可以合法存在了，什么人有什么话都可以讲了，而且又不准压服，特别看到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是人民与官僚主义的矛盾，我就看成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越想司局长以上官僚主义越多，而自己“没有”什么官僚主义。后来又看到中央整风指示要整三个主义，我也认为自己问题不大，主要是领导的问题，指示中提到全党整风使我很紧张，又提到和风细雨不开批评大会，又使我感到放心，即使整到我的头上也不会有什么痛苦。
不久之后大鸣大放，鸣放出许多自己心里的话，还有很多自己没敢想，没想到但也同意的话，因此当时认为这是“新气象”。后来看到“揭露”领导干部的缺点错误越多，更加认为应当狠狠地整一下，这时就把“和风细雨”丢开了。平常我看到一些领导干部的缺点，有时也有应该叫群众整一下的看法，所以这时看到报上大量“揭露”，兴高采烈。联系到本单位，就想如果大家一起提，可以把徐司长的主观主义整得少一些，对我好一些。龚司长的官僚主义少一些，这样我“提意见”也就更可无顾虑。另一方面我完全可能进攻的隐晦一些，使我“尊重领导，爱护工作”的假面具还可以保留，结果必然我再去领导那个科，领导又可以言听计从，给我以“实权”。这就是又要进攻整领导，篡夺实权而又不露形迹！当时我的口号是有气要让人家平，有错误就要承认，反面意见要考虑，我这就是在向领导进攻，所以也就看不出右派是在进攻。到反右派开始时，我和一切右派一样，内心有迷失方向之感，摸不清底。一面又故作镇静，我所以叫喊六八社论“重了，早了，收了”，也就反映出党内外的右派是相联的，都是感到了风向的逆转的。
⑤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系统的全面的反对的。这种敌对态度来源几个方面，一是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右派，我认为这些人有着别人取得不到的学识才能，建设不能没有他们。劳动人民，党，工农老干部都不行，学不了，学也要得要好久，所以就应该对这些人照顾，迁就，重用。第二，党过去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被我非常狂妄诬蔑地归纳为“进革大，听大课，运动轰，群众挤”，这就说明我站在知识分子右派的立场为他们叫屈，认为改造“粗暴”，委屈了他们。这一点和我自己特别有关联，我是怕改造的，所以就用这种体会很恰当地代表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派，而毫无根据地概括了其他欢迎改造的知识分子。第三，我像一切资产阶级人物一样否认阶级斗争，不愿从工人阶级的阶级分析观点来看问题，认为知识分子只要能用其所长，就会好好工作，而且只要好好工作也就行了。这样一种看法必然把知识分子发牢骚都归罪于党，因为党没有用其听长，照顾不够。我把这些人看的都很“淡泊”“纯洁”，认为这些读书人很清高，不会用他们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社会，改造党，更不会有反心等等。第四，特别是肃反问题，这里我却引用了我反对用以看党的工作缺点的难免论，我认为高级知识分子社会关系“难免复杂”，应该从当时环境“历史地”去看他们的社会关系和活动。在这个问题上也特别关系到我所领导的三科那一群人，这些人问题复杂，但是他们是我几年来经营的一个单位的成员，不可代替，是我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所以对肃反运动搞他们，我实际是反对的。
总之，在对知识分子问题上我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的立场，不但看不见党、国家、人民对他们的期待和要求，也看不见广大知识分子渴望进步要求改造的迫切心情。
⑥对中央的诬蔑。在上述的反无产阶级专政、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兴资灭无的总意图之下，当然也发展到诬蔑中央动摇对中央的信仰。
第一步就是首先否定中央这些年来领导全国人民的辉煌功绩。我很同意“说‘难免’”那一篇反动文章，我想总说成绩是主要的，难道中央就没有错误？似乎对中央的英明正确总有些不心服，总想找出点什么岔子来不可。另一个思想就是我的“先怀疑一下再说”“反面观”的思想，这些都是指向中央的，在这些十分反动的说法下边，怀疑中央，似乎就成为合法的了。
第二步就是找中央的岔子，一下子就找到56年“冒进”的问题。这实质上是否定遵义会议以来中央路线一贯正确的结论，这也是一种“打开缺口”的办法，这样不但中央“有过”错误而且冒进之后下马促成闹事，中央自己还不提！我于是自以为很有道理，直到总理报告之后才哑口无言。其次就是所谓“一阵风”来自中央，反保守一阵风所以带来“冒进”。其实中央在反保守之后，紧跟着就提出了防左的口号。但我当时把这些强加于中央，而且总希望中央能认个错才好。这不过反映我和其他右派一样欲加之罪，是在找岔子而已。敢于明目张胆一直反到中央，就是像我这样党内右派比社会上右派更其猖狂的地方，特别是更其险恶，因为这些反中央的反调是来自“了解情况”“执行政策”的党内高级干部，这是可以迷惑群众并可以更有力地为社会右派助威的。
只从以上六个主要方面看，在政治思想上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恶毒的党内右派，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叛党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了。
①我对肃反运动的态度。我是在肃反问题上叛党的，所以要先说一下我在肃反政策上更其敌视的态度。
首先从本质上看，肃反是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果实的必要手段，热爱社会主义的人就坚决拥护，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就必然坚决反对。像我这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反对肃反政策当然并不奇怪。我披着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的外衣，当然也不可能大嚷大叫一般地去反对肃反政策肃反运动。问题是在具体条件下，对一个具体对象，我就具体地反对了。特别在肃反运动触动我的个人野心、个人利益的时候，这种反对就更为强烈。肃反运动中和我的个人野心和立场观点相冲突的有几件事。一、有几个重点都在我依为靠山的那个科，这几个人都是骨干，这几个人垮了，这个科也就“完了”。二、领导肃反的徐晃同志，是我发展个人野心的主要障碍。三、我要对反革命“施仁政”，希望用审干方式调查材料方式，不要“粗暴”。徐晃同志恰恰是反对“施仁政”的，在掌握运动过程中他也很细致慎重，力求不冤枉一个好人。所谓“粗暴”，不过说明我自己站在什么立场而已。
整个肃反斗争中我缺乏热情，但有一些“左”的表现来掩盖内心矛盾。碰到一些难免要用的“粗暴”责问方式，而且是徐晃同志本人使用的时候，就引起我的强烈反感。在肃反进行了一个时期进入顶牛状态时，对斗争实际上就丧失信心，想拔腿，后来脱离肃反工作之后就更不关心了，关心的只是科里这几个人的结论何时做好，几次催问。后来，这些人的问题没有发展，作了些初步判断，相信了他们的交代。有的做出了结论。我本来就没有真正把这些人当做敌人，经过审查以后就更加信赖了。我庆幸这个科还保持完整，于是又重新经营起来。
肃反运动过后，全司同志们政治觉悟和警惕性都提高了，感到受了阶级教育，而在我的思想里留下的印象是三科这些人以及谢孝苹、关在汉等都是经过了查验证明了的“好人”。因为他们“不过”都是些“历史问题”。对徐晃同志则牢牢地记住了他在肃反中的“粗暴”，和对我的不信任。对肃反运动留下的印象是几乎把三科搞垮。特别是运动的方式，群众压，只准说自己有问题，不能说自己没有问题的一面。片面主观，容易搞错。逼供信逼出假的然后再平反，可是最后还得依靠调查材料才能解决问题。甚至最后还得相信重点自己的一些交代，并且也还是得着考虑他们平日的工作表现。
这样一些思想都是站在肃反对象的立场上的思想，而且是敌视肃反运动的思想，所以不是那些经过斗争教育向党靠拢的肃反对象的思想，而是那些斗争过后心怀不满向党进攻的那些右派们的思想！
所以我所说认为新闻司成绩是主要的，那实际上是不真实的。这就是我后来在肃反问题上向党进攻的引线。
②我在右派分子在肃反问题上向党进攻时的投降叛党向党进攻的犯罪行为：
第一个时期从4月底到5月31日，是右派分子曹棉之酝酿并准备进攻的时期，三科人心浮动，贴出了壁报，一开始就有人点徐司长的名，并以肃反为题作试探性的攻击。
在这时期内，我四、五次去看壁报，向这些人鼓励鸣放，鼓励他们从写。向他们称赞文汇报那些点火文章，我说我很爱看那些文章，写的很好。向一个写诗讽剌积极分子打击肃反运动的重点分子鼓励他继续写。并且称赞北大的大字报。
在初期，曹棉之的串联活动开始遇到积极分子的阻止，他很慌，我劝他不要紧张，说鸣放是应该的，他打算从此不讲是不对的。实际上这就给他定了心，并鼓励他继续搞他的所谓“鸣放”。这时他的所谓“鸣放”已经提出要“揭露矛盾”，而且到处要人鸣放”，中心问题就是肃反。不久之后，他连计划都有了，在6月12日晚间在专员室说他的打算，他打算开三个会，一个是肃反问题，一个是干部过去工作调动问题，一个是工作问题，我表示同意的态度。在肃反问题上他说先要把责任分清，哪些责任在于中央，哪些在部，哪些在徐司长“粗暴”。这些思想我完全同意的，当时就表示了同意。他又说到司里情况说党内不敢鸣放，有徐司长压着。我就第一次向他吐露了对徐的不满，我说“过去我从不背后议论领导，这次就是要打破清规戒律”，我就说到徐粗暴主观，徐这人就是粗，冲动，在工作里他一次责备不恰当，在肃反里我也有意见等等。曹表示希望我回去参加“整风”。我表示愿意但未毕业不能回。在这次说话里他不但知道了我同意他的打算，而且更其重要的是他正面了解到我对徐的不满，而且在肃反工作中有不满，这对他是个极大的支持。我这时的支持“鸣放”，支持谈肃反，支持反徐司长的所谓“粗暴”的立场就已经清楚了。
第二个时期是6月31日到6月中，这时曹已把进攻的队伍调齐正式发动进攻，连攻三次，6月4日积极分子开始有些反攻。新闻司右派分子这时期十分嚣张猖狂。
5月31日，几个右派分子开始向党和五人小组，特别向徐晃同志开火。我的情绪和这些右派分子几乎完全一致，站在他们一边。尤其谢孝苹攻击最凶，用尽恶毒词句咒骂党的肃反政策，我竟然无动于衷。他揑造歪曲了一些“事实？“丑化徐晃同志，我就共鸣，并且竟然也对徐晃同志感到愤慨，认为徐说的话、徐的做法“真不象话”！谢在诉说他的所谓委屈的时候我就同情。在点到我的名的时候就极端紧张，感到抱歉，并且有了要和他们缓和对立、解释讨好的念头。我同意他的进攻，所以就不觉得这是在进攻。在休息的时候，在众目之下上前握手并说；“过去对你的委屈没有今天这样的体会，你还可以继续讲”。在当时以及事后一段时期内自己毫无内疚、矛盾，真是做了“无耻”的地步！本来这已经做到了尽头，但当天晚上又和曹棉之一起吃酒，首先表白了自己，并出卖同志，说“徐司长对谢讲的那些话那些事我也不知道。”然后就向他泄露了五人小组的机密，证实徐晃同志独断专行，告诉他五人小组总结比较草率，是我的意见才加上有片面主观的一条缺点，并表示同意另一同志的应用审干调查材料方式进行不应强调搞运动的意见，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肃反运动；并用徐是少数民族作风，举了徐的一些发皮气的小事丑化的徐晃同志。就在这种时候我并没有忘记表白自己表扬自己。我说今后愿改变自己过去对三科的领导作风，和他们完全“开诚布公”“平等相等”等等。最后并丑化肃反运动，描画的十分可怕。
6月1日会上进攻最猛烈的是刘陵，依然引起我前一天在谢孝苹进攻时同样的罪恶思想，在休息时又上前去说：“有些事我还记得，你还没讲”这简直就是嫌他进攻的还不够凶狠，还应该再向党和徐晃同志开上两炮才好。
在敌人进攻火力最猛烈的时候我的罪恶的思想活动也就到了尽头。一阵阵可耻的怯懦畏葸的念头涌现，感觉他们有理，我们理屈，迫切地想讨好和好，回想当时实在是一副丑恶不堪的奴颜色媚骨！同时就是一阵幸灾乐祸、乘人之危拣便宜的念头，看到徐晃同志被敌人猛攻，想到他走掉之后我又可以以三科为靠山，篡夺领导做一个“有实权”的专员。
这就不但可耻而且凶恶阴险，但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面貌，和我的真正面目！
第三个时期就是6月中旬以后，曹已遭到沉重反击，他们的活动被揭露，而我还未被完全识破。我又两次伪装反右派在大会批判曹的错误，希图洗刷自己。这样除了怯懦凶狠之外，又表现了可耻的虚伪投机。曹在大家批判之下一时张皇失措，我又叫他检讨，这实际上起了叫他退却的作用！这一时期我的行为的险恶，我认为并不在前一时期的投降倒戈以下。
在这次事件中，我的作用已经很明显，在前两时期我的行动言语态度给曹棉之等人以支持鼓励，我的这些行为只会使他更其大胆。第一时期的煽风点火，第二时期的火上加油，使领导地位一时更加困难。当然，党的困难不久也克服了，群众的眼睛也蒙蔽不了好久，暴露了的是我自己的真正面目！
现在我认识到，当时虽然曹棉之等十分猖狂，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好党员、一个真正的老干部，他们的阴谋会更早遭判毁灭性的打击。退一步，哪怕我有一点党员的味道，甚或只要有一些真正的正义感和骨气，也可以减少由于我的投敌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但事实是，党十几年的教育在我身上完全是白费了心血！不但如此，我的行为的卑劣说明我连做人的起码的道德品质也没有！
③大鸣大放反右派期间对于资产阶级家庭所犯的错误。
对我的资产阶级家庭，本来思想感情就是共通的。进入大鸣大放期间，和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更加亲密。他们的什么样的思想也似乎都是合法的，有道理的，我的思想于是无论怎样附合追随也是合法的了。对他们的话，也和对一切右派的话一样，我是先从肯定着手相信着手，而对党和同志们则先从怀疑否定着手。这说明我的从反面看问题的逻辑事实上只是对着党和同志们和社会主义事业的。
我的父亲是有着很多右派思想反动思想的资产阶级人物，这我过去也是知道的。但到了大鸣大放期间，他也装做反官僚主义的样子，表示对他们机关工作制度、办事作风方面的毛病十分痛恨。我这时却不但共鸣而且附合地说现在的官僚主义实在严重。又说封建时代重感情，管人，资本主义要赚钱，管事，现在的官僚主义既不管人又不管事。这样歌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肆无忌惮地诽谤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许多右派极右派说这样大逆不道的话也比我要多一些顾忌的。
他对他的职位流露了些不满，我竟然也认为可以提升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机关大字报贴出以后，不但他说的时候我表示赞赏，甚至我还去看，看了之后又向他叫好，这是我在家里也去煽风点火，对这个已完全用不着我再去煽风点火的人也还去煽风点火。
他的许多谬论我不是思想上共鸣就是表示支持，他的二十年定息、扣公债、党天下问题这些都是在内心里共鸣的。
在他提到“官僚主义”、这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冷淡”等问题时，我就表示支持，加以补充。说明在反社会主义问题上我和他存在着一致的态度。
总之在我的家里，我和在其他场合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我的罪行的性质是极端严重的，单就政治思想方面来说，已经是系统地全面地反对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响往资本主义复辟。这已和社会上的右派一模一样，在大胆恶毒地诬蔑中央这一点来说更超过了社会右派听敢于表露的范围。这已经足够称为是一个十分疯狂的党内右派分子。而且更严重的是在行动上，在敌人进攻的时刻在火线上当场投降，并掉转枪口向党进攻，三番五次连续地在敌人和领导同志面前诬蔑丑化徐晃同志，和党的肃反政策，表现了一种简直是不共戴天的仇恨！
所以不仅是右派而且是一个可耻又极其疯狂的叛徒！可是我确实受到党近二十年的教育，是受着党的高度信任被安放在党的要害部门的高级干部！
以上种种已经说明我的罪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是十分突出的！
再从具体情节看，问题更为严重。第一，叛变投降之前，领导同志的提醒警告至少有两次，但依然不听，坚决和这些反革命右派分子混在一起。第二，我本已离职学习，完全可能置身事外，但我依然非常主动积极地置身那些反革命右派之中，使自己投入叛徒右派的泥坑。第三，我身为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自己参加了肃反斗争的领导，自己应负有更多的维护肃反成绩成果的责任，而且这些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反动历史，我基本上是知道的，同时本单位的肃反运动，如果稍有实事求是之心，不仅毫不过火，而且可能是太宽，有漏。
更从我个人和党的历史关系来看，更使我深深痛恨自己的罪孽。
第一，我在历史上未受过党的重大怀疑、严厉的审查，或重大的处分，相反地倒是一直受到党的信任、重用，一帆风顺。第二，特别使我感到沉重的是我已经是个第二次入党的人了，第一次自由脱党之后，走头无路才又找党，党依然十分宽容地把我收留下来了，十几年来培养爱护之后，今天倒转头来，这一次倒不是脱党了而是狠狠地向党进攻，在政治思想工把党诬蔑的几乎一无是处，并且在行动上叛变，之后又连续向党开枪。
并且，这也并不是在革命低潮的时候，党已掌握全国政权，有着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党的胜利形势每天还在发展。也不是在枪林弹雨的火线上，也不是在敌人严刑拷打的法庭上，只不过几个赤手空拳的敌人，拿一些造谣诬蔑的言语的进攻，就使得我把党的利益忘得干干净净，使我吓得丧魂失魄，丑态百出地犯下屈膝投降，出卖同志，泄露机密还倒戈进攻这一连串骇人听闻的错误！以上每一条都应该加倍地加重我的罪恶和对我的制裁！最后，我向党交代材料态度还并不老实，有些材料是在党不断责问之下才逐步交代的。
这样严重的情况，而我的认识还是十分缓慢，而且还是依靠着党和同志们的极端严肃热情耐心的帮助才慢吞吞地前进的。
一、从我的家庭出身、学校教育看。
我出身于世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即和四大家族的政权有过关系又与美帝国主义有渊源。在解放前，还是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可以上升的资产阶级家庭，所以这种家庭的反动性是很大的。我的父亲和当前几个右派头子是同一历史时期同一来历的人物，都是留美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和我的伯父都被安置在国家机关工作。我的祖父又是一个退休了的民族资本家、在这个家庭里不难找到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特点。
参加革命前，我就长期在他们的潛移默化之下，承袭了许多他们的本性：凶恶、阴险、欺骗、两面，特别是他们共同特性——唯利是图的人生观，主观唯心的世界观。这就成为我的天性。
从资产阶级学校里又承袭了一个只顾个人往上爬，一切为了个人的思想观点。所以我在参加革命前的愿望基本上还是走我父亲的留学，为官僚资产阶级服务，图个人享受的道路的。
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但还都不是决定的。因为所有这些，只要充分的自觉都还是可以改造的。
决定的还是自己进入革命队伍以后自己改造的决心如何的问题，因为类似出身的同志改造得很好、忠诚为党工作的也并不在少数。
二、我采取了怎样态度对待自己的改造和考验。
我是在38年党的影响空前扩大的时候，经同志们的影响入党的。对革命不是决心牺牲个人利益而是决心不牺牲个人利益，不久因不积极工作受过批评，又不久因失恋而丢开了党，说明当时思想未入党，行动上也未入党，只有一个组织手续上入党而已。40年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又投奔抗日根据地再度入党，为的还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仍然是个人主义——一个人的光采，不同的是这一次是行动上入了党，思想则仍未入党。由于个人主义的孽根未除掉，战争的考验没有使我得到坚决牺牲自己的决心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几年来发展了的倒是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其特别恶劣之处在于做了一点事也不免沾沾自喜。当然不能真正尊重党和人民和英勇奋斗的同志们的不朽功绩。这样做的结果，并未能长久欺蒙别人，到现在就害了自己，战争一关就是这样过的。
日本投降后调至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工作。因病回家医治。病好之后党有意叫我留在白区，借我的社会关系搞秘密情报工作。我又贪生怕死借口家庭不肯收留，推掉了党的任务。在白区接受考验的机会自己就这样逃避了。
在47年，调去做土改工作，这也是一个改造自己的机会，但是对农民的翻身运动我没有真正的感情，在工作里和同志们闹不团结，贪图吃喝，最后被调回机关。土改一关就这样非常可耻地偷过了。
在延安撤退的时候，被派往青化砭设站，听信了谣言就丢下党交付的任务逃回机关。
经过这样连续不断的逃跑、退却，在这样多的情况下成为极其可耻的逃兵，本来对一个一般情况下的任何革命干部，只要有此一椿也就足以把他震动得醒悟过来，立即正视自己的政治品质，在党的帮助下总还可以及时回头转变，但是我每次希图侥幸坚持不改。
进城以后，党的胜利的局势把我送上领导岗位，个人发展十分顺利，在政治上更加希图苟安，加上接触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于是资产阶级的本质特性、个人主义的唯利是图的人生观更加强固起来。
抗美援朝开始，多少同志争先恐后报名参军，争取考验锻炼的机会。而我重复了过去贪生怕死、害怕艰苦的劣根性，不想报名，一等到许多同志报名之后才不得不写上名字，这个报名是十分可耻的虚伪。
另一方面，对于有利个人发展个人突出的任务，则的确是争先恐后表示积极。
在以上所述的十年来的一些关键性情况下，总之是万变不离其宗，坚决拒绝艰苦牺牲，坚决保护个人利益，坚决拒绝改造。所不同的不过是越来越不肯改造，保护色越涂越厚。所以资产阶级的立场、本质，不但纹丝不动，反而更加根深蒂固了。
三、反党，篡夺领导的个人野心是我这次在肃反问题上投降叛变的直接具体原因。
几年来我所追求的中心目的就是要“个人突出，掌握实权，出头露面”，本单位的第三科是一个向领导反映动态材料供领导决策参考的一个科，工作很重要。更要紧的是这个科最易于向上级表现成绩，最容易为人所注意。科里的成员，都是大学、研究院或者留学程度，有一些工作能力，比较“精干”。但他们的家庭成份几乎都是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所以当然气味相投，而且领导这个科对我提高自己业务能力也很有好处，因之我几年来就活像一个资本家经营他的工厂一样地经营它。
我做了很多活动巩固内部。我很注意在日常生活上的个人拉拢，帮他们解决一些他们个人的问题，如帮助他们的爱人找工作等。当然这些干部也还是有进步的要求的。我帮助他们入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皮毛的思想问题，这里边往往都夹杂着巩固个人威信、换取他们好感的动机。
右派反革命分子曹棉之是科长，日常生活上最为接近，这人有些文笔才华，这是我不如他的地方，所以要建立这个据点基地，这个人是必须要维系住的，这是基本的一面。另一方面对他个人也很欣赏佩服。他有一次居然敢在内部会议上正面向徐司长争执，在过去党内斗争中他敢于支持我，加上立场气味相投，所以就和他成为知己朋友，几年来一直如此。
我自己所凭借的是这件老党员领导干部的外衣，一直维持着虚伪的正确面孔，这是我的一个重要资本。其次，搞了这几年，业务上有些知识，所以自以为完全可以领导这个科。这些年这些干部也做出不少成绩，我是归功于己把这当成我的资本的。我几年来总打算把这个科搞得更突出，更强，为着我的个人野心做更多的成绩出来，显露自己，成为司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司里不得不尊重我的意见，按我的办法做事。这就使自己更有名誉地位，在全部成为这个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人物。一句话，就是在实际上篡夺领导，这些年所做的就是这些。
因此，这个科我就抓得很紧，强的干部调出我不同意，对我有意见的不强的干部调进我也不同意。司长对科的批评要经过我。同级干部来参与一下参加参加讨论会我都排斥。这个科只许由我领导，我独占，我垄断。
当然三科气味不对，几年前党内一批同志就有感觉。可惜他们当时用了些非组织的方法反对司领导，形成长期的党内斗争。我当时形式上与领导一起坚持了对三科这批人的继续使用，当时这还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我是站在三科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的。另一方面，我就抓住当时那一批同志们的漏洞打击他们。当时我的真实面目未被发觉，所以这个局面就又维持下来了。
徐司长来后，迅速由外行变为这个工作的内行，我很谅讶。立即产生不安，感受到威胁，感到懊丧。
徐来后不久就是肃反，肃反一开始，我发现三科这批人问题不少，但当时很顾虑会不会打散我这个私人“据点基地”，所以感到要是三科垮了我也就困难了。问题又牵涉到曹棉之，更其使我懊丧。这样，我对肃反斗争更其不满。
肃反运动后，我看到人没有散，又努力重新经营，竭力安顿恢复他们的情绪，使他们能继续努力地工作。
这时徐司长常常直接插手，明明是帮助很大，但内心总有不满，有时又直接批评。当着我的面批评三科工作，我更其反感。加上肃反运动中的积怨，所以怨气很大，当然对龚司长意见也不少，主要是对徐。
大鸣大放之后，我在总的问题上叛党，向党进攻，在有关我个人野心的方面就更其疯狂。我对徐的不满就首先爆发，不惜几次在领导和敌人面前发泄积怨打击徐晃，在敌人进攻最猖狂的时候，起了徐晃走开对我也好的幸灾乐祸的念头。这个所谓“好”，就是似乎没有人更能阻挡我的个人野心了，我可以更安稳地经营，像一个喝血的资本家一样继续剥削这些干部的劳动，以党之功为己之功。
第一，这就是在党的要害部门进行着具体的资本主义复辟，全国的复辟当然不那么容易，一个部门掌握在像我这样人的手里，搞具体的复辟的危险是很现实的。实际上已发生了像我这样埋藏毒瘤、搞“挖心战”这样的罪行。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看，这是十分危险的。
第二，像我这样一个浸透了资产阶级毒素的人，他所能做的也只可能是这样包藏祸心的活动，而不可能是其他。过去的积极工作、有能力等等，都是十分有害的伪装，伪装得越好，危害就越大。
第三，这个科由于我多年窃据，其中当然有些人是由于党的教育而进步了，而这个科出了这么多的右派，当然他们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我开始意识到我应负很大的责任。
我深深感到我所以犯这样大的罪行，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必然的结果。我的罪恶并不是自大鸣大放开始，而是早已就在进行着实际活动。在党和同志们极其严肃而又耐心到无以复加的督责帮助之下，我才可能开始有些认识，我开始看到我都干了多少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我深深感到我这样的人如不清查出来真是不得了。所以这对党的事业是很大的好事，是胜利。
其次我想到自己沉陷得实在太深了，这么大的罪恶，不说改，光初步认识就这么困难，从泥坑的底层挽救我出来的就是我所仇视的党和同志，特别是我所鄙视的老同志。
今天的认识使我已无希图减轻处理之意，罪行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处分不能为重，我也没有什么个人的后悔，坏是坏在每一根骨头每一滴血，坏的是我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本质不改一切毫无办法。
看见了我的罪恶的同时也真正地看见了我的前途和希望。罪恶虽大，但紧紧依靠着党我还是完全可以赎回的，紧紧依靠着党，凭借这一次的取之不尽的惨痛教训，我完全可能做一个回头的浪子。所以，对我自己来说，这一次教训提供了真正的希望和出路，所以对我实在也是好事。
清除出党，清除得好，完全应该而且必要，这样才能保持党的队伍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纯洁巩固，我愿意也迫切地希望在党所指定的任何最危险艰苦的岗位上赎罪，脱胎换骨，彻底改造。我确信，只要我真正改造了自己，党一定会再一次收留我这个回头的浪子的，我今后就是一心一意地争取这个前途！经过这一个时期的认识反省，可以向党保证，我有这个决心！
---- 原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1958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