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徐光同志是普通班第六支部学员。他在平时学习中，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期间，发表了很多错误的言论，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第六支部的同志们对他的错误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批判。校党委和领导小组认为徐光的错误是严重的，特将有关他的材料印发给全校学员讨论批判。）
（1）恶毒地污蔑毛主席“变了”
他说：“毛主席不如在延安时期那样谦虚、谨慎、接近群众了，现在脾气大了，不够谨慎了。”他说：“毛主席不如革命初期的列宁，列宁虽然被剌后身体不好，他还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还到工厂讲演，毛主席仅仅是在节日在天安门向群众招招手。”他“怀疑毛主席是否是真正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毛主席在中国两次革命胜利国际地位提高后“变”了，“骄傲了”，“胜利冲昏头脑了”。
（2）诽谤毛主席主观片面好大喜功
他说：“在合作化高潮中，邢台地委书记向主席汇报时，说到已有几千户的大社，主席插话说：万户大社怎么样？结果邢台地委书记回去后就办了个‘万户大社’。”“从这个事情来看，主席主观片面，好大喜功。”
（3）诋毁党中央和毛主席批评别人很严，自己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他认为：“主席批评别人严厉，尖刻，有火气，有脾气，但自我批评不够。反右倾保守时，主席批评邓老很严厉，批评各部门也很尖锐，结果工作冒进了，主席却仅仅说有上马就有下马，缺点都是难免的，这就使人不能心服，觉得不公平。”“一切都是难免的，那还批评什么呢？”
他说：毛主席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为“小脚女人走路”是过火了，对邓老的批评过于严厉。
他听毛主席说：“有的干部翘尾巴，打一棒子才能夹起尾巴走路。”他说：“主席这种说法是否过严，火气大了些。”
他听到主席说：北京下去的干部，从农村回来反映的问题有右倾情绪。他说：自己下乡后虽然反映了合作社工作中的问题，但并没有否定合作化工作中的优越性，因而对主席的批评想不通，觉得这句话缺乏分析。
他说：“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天经地义，谁也不能否认，缺点那怕只有百分之一，说一说也就舒服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央和主席连百分之一的缺点也不愿意作自我批评。
（4）怀疑中国党和毛主席是否马克思主义者
他听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中提到苏联文学报转载了陈其通的文章而没有转载陆定一同志的文章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机会主义者喜欢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喜欢教条主义者”，他便说：“是否苏联都是机会主义，我们都是马列主义？”他说：“毛主席这句话说得不够谨慎。”认为中国党有点翘尾巴，怀疑毛主席有点骄傲了，怀疑中国党是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对主席骄傲，过去只是一种怀疑，听了这个报告后就比较肯定了。”
（5）怀疑中国党是否存在个人崇拜，怀疑中央内部生活是否有民主集中制
他认为“中国党有个人崇拜的苗头”，“怀疑中国党是否已经存在个人崇拜”。例如他认为：“主席有些骄傲，不谨慎了，民主作风不够，自我批评不够，工作一股风，大家都传主席如何如何说了，有盲目性，认为主席事实上处于不能听到反面意见和批评意见的地位，怀疑中央内部的民主生活，怀疑中央能否听到反面意见，怀疑中央是否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怀疑中央是否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他甚至“怀疑中国党是不是真正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政党”。
他又说：“我国法制不健全，只根据一些负责同志的说话和指示办事，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容易出偏差。”他并且怀疑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后期一样，有个人专断，毛主席的理论与自己的实践脱节。
（6）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歪曲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
他说：“党内有一股风的作风，上面有片面性，下面有盲目性。”
他认为1956年的工业建设全面冒进，“万马奔腾”，摊子摆大了，工人招多了，技工学校办多了，工资加多了，物资供应紧张等等。
他说：“农业方面办大社是有些冒进，怀疑速度快了。”
他说：“肃反斗争中央连续反右，下达处理标准较晚，影响到斗争面宽。”实际上是认为肃反有扩大化。
他怀疑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他在北大看大字报回来后，到处打问同志们的口气说：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为什么不马上审判？认为三批材料只能说明胡风是反动分子，不能说是反革命。
他认为党的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犯了错误，他看了傅鹰访问记以后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群众运动过关的办法，值得考虑。这样比较粗糙。他们说‘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有道理，这是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
（7）诽谤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是掩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他认为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不解决问题，他说：“苏联不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经济生活安排的好，人民也不至于闹事；我们如果经济生活安排不好，虽然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可能闹事。所以主要是解决经济矛盾问题，是分配问题。”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没有什么新东西，意义不大”。他把主席这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认为“可有可无”，认为这是“掩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8）污蔑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有错误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击右派的社论以后，徐光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足，犯了错误。他说：“中央和毛主席对右派的颠覆活动和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足。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曾说过中国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是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了。”又说：“中央估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现在又来一场全国性规模的阶级斗争，难道这次右派进攻的规模还小吗？也是全国性的规模。”当时有人反驳他说：“你这样的看法不对，中央对这次整风的形势有正确的估计，对右派的进攻是估计到的。”他不同意这种反驳，他说：“难道中央就不会犯错误吗？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
他认为：“中国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在处理国际问题上，主要是与苏联关系上有骄傲情绪。”他说：“主席在讲话中说：列宁、斯大林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来得及加以解决，所以更肯定毛主席自认为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这就是自负情绪。”
他认为：“中国党有点翘尾巴，中国党在取得一连串国际国内的胜利后，便因此自负了。”他说：“也想到是否我们自己想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他“怀疑中国党是否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他说：“党内犯错误的人一落千丈（大意如此），甚至连老婆娃娃都不跟着过了。”
社会上右派分子攻击我党整风说：“不应当只打秋香不打老夫人。”他认为这句话“有道理”，他说：“过去在报上至多只批评个别科长，对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就不敢批评，整风应从老夫人整起。”
章伯钧说“党外人士有职无权”，他认为这句话“有道理”，“党外人士不好当”，他认为“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不好主要是由于党组织的领导有问题”。
他还说：“我们国家的法制不健全。”有人驳他说：“你这样说法不对，解放以来我国制定了许多法律法令，如宪法、土地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等。”他说：“惩治反革命条例不行，好像国民党的紧急治罪法一样，从有期徒刑到死刑的规定伸缩性太大。”有人反驳他说：“伸缩性大是对我们有利。”他说：“这样容易出偏差”
（1）在理论学习中的表现
徐光对到党校来学习并不满意，入学不久即曾向小组的同志讲：“到党校还不如在机关轮流学习三个月好。”
自去年九月开学以来，徐光在学习中表现很不认真，很不刻苦，贪图安逸，讲求享受，自满自足，自由闲散，除在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与“资本论”第一卷时还比较安静的学习以外，其它课程的学习都很马虎，很少作笔记，经常闲扯乱谈。
（2）整风前后的表现
1．严重的自由主义。自波匈事件以来到鸣放前后，徐光的狂妄自大、自由主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到处打听消息、自由散播，经常聚集两三同志大谈大论，大至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国内情况、方针政策、各项工作，小至某些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无所不谈，一谈半天，甚而谈至深夜，同房同志几次提出意见也不加以理睬，因此支部有的同志批评他的宿舍简直是“自由市场”。
2．对留下整风有抵触情绪。他对校部印发了大鸣大放中的一些错误思想言论的看法是：一方面承认学员中有偏右思想，另方面又说胡风是否反革命问题肯定不是普通班的人说的。实际上他当时就有怀疑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想法，而且问过别人。并责难校党委把材料中那些是普通班的，哪些是短训班、师训部的末加区别。显然当时他对校党委的责难是别有用心的，企图掩饰自己的错误，对中央决定留下整风表示不满。
3．企图蒙混过关。在小组进入讨论校部印发的材料“八大问题”时，他对自己的错误根本不作认真的考虑，在小组会上只对工业建设与农业合作化有些冒进、中央自我批评不够、中央对右派进攻没向下面讲清等问题轻描淡写的谈一谈。只承认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和偏激情绪，当小组同志提出他的错误是立场问题时，他十分不满和激动，企图蒙混过去。
4．避重就轻，步步为营。他在小组第一次检查时，只承认缺乏敌情观念，阶级观点模糊，对中央此次反右派斗争策略措施有埋怨情绪，对过去工作估计有片面性，对中央领导工作的认识上有错误，企图把问题分散，掩盖思想实质，在小组同志们的分析批判后，第二次检查时有关对中央的一些错误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检查，但避重就轻，只承认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后来经小组批评他的态度之后，在第三次的小组检查时才进一步的作了交代。但对思想深处的严重问题，又避而不谈，对反党思想拒不承认，反复表示自己的思想言论还有正确的方面，企图去掉反党思想的帽子。八月二十四日经支委决定召开支部大会，徐光见形势不对，才在会上作了进一步交代。但对自己的思想根源仍然挖得不深。
徐光在同志们的帮助和批判下，当其反党罪行无法抵赖时，才在第二次支部大会上承认了自己的反党思想和右派思想，但他只承认客观事实是反党的，而自己主观上并没想过反党反毛主席，以此手段进行狡赖，把自己说成好像主观是善良的，不过是说了些反党的话罢了，他自认为他的错误与正确之间的比较应是“四六开”。
附注；徐光，33岁，河北沧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和地主家庭，1937年底到延安，1938年1月入党，曾在陕甘宁青救会工作，1939年到晋察冀边区青救会任儿童部长，1943年任河北省易县抗联会副主任，1943年被日寇俘掳一次，据说当年9月逃回原地区工作，已作审查结论。1945年调到东北，曾任分区委书记，县委民运部长，市区秀书记，东北团委青工部副部长、部长、秘书长、第二副书记等职，大区撤销后，调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任青年组副组长。10级。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28期，1957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