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齐佩轩同志是普通班第十六支部学员。在资产阶级猖狂进攻期间，他替贪污分子呼冤，企图翻案，并对党进行污蔑攻击；在反右派斗争中又查出他曾于去年为贪污分子问题给中央写匿名信对河北省委和石家庄市委进行恶毒攻击。此外，在学习过程鸣放中，对农业合作化、农民生活、农村形势、工业化速度和党的其他一些重要政策方针发表了许多错误的言论。校党委会和领导小组认为齐佩轩这些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但齐佩轩不但不肯交代自己的问题和思想，而且检讨了又推翻，因此决定将有关材料印发全校，在全体学员中讨论批判。）
齐佩轩在去年听了贪污分子郭辛光（原系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齐的入党介绍人，同乡同学）的一面之词后，在今年6月6日鸣放时，在小组会上提出：“石家庄市委对郭辛光问题定案结案不积极，而且也不合理。郭是1931年党员，三反中打成大老虎，实际上没有贪污，是公私不分，押了两年后，党内和行政处分不变，降为二十四级，郭提出向中央申诉，但石家庄市委不准。后来因血压高要求到北京治病也不许。八大以前，才到北京，找中监委，因刘澜涛同志忙，找一处长和他谈话，处长说了‘你的案子不算贪污，也不应处分’等等，但下边市委通不过，至今还没有解决。郭要求深刻检讨，留在党内，而中监委对郭的问题也拖延不解决，复审时中监委仍然批准了处分不变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中央监委官僚主义严重。”他又说：“这种例子在党内不是个别的，中央不能毅然决然的处理问题，这里也说明石家庄市委有宗派主义。”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为了弄清是非，支部派同志到中央监委和河北省监委调查了解郭辛光案件的情况，调查时知道在处理郭申诉的过程中，曾接到4封匿名信，为郭辛光辩护，已转河北省监委。后来我们将这4封匿名信由河北省监委取来，经过专门机关鉴定，从4封匿名信的书法规律、笔迹特征、用笺、以及邮戳、辩护论点等等，都确定是齐佩轩所写的。（注：齐还曾给刘秀峰同志写过一封匿名信，没有取来。）
这4封匿名信的内容，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5点：
（1）诬蔑攻击河北省委和石家庄市委对三反运动领导的正确性。（详见给主席的信）
（2）对石家庄市委和河北省委对郭辛光案件的斗争处理肆意进行攻击。（详见给主席和少奇同志的信）
（3）诬称郭的案件是“冤狱”，为郭辛光翻案。（详见给少奇同志的信）
（4）丑化河北省和石家庄三反斗争的领导骨干。（详见给少奇同志的信）
（5）诬蔑河北省委和石家庄市委限制郭向中央申诉和不准郭治病要求。（详见给少奇同志和柯庆施的信）
（6）为郭辛光辩护。（详见4封匿名信）
据石家庄市委会本年9月29日给本校来信，除了反映郭辛光案件的真实情况外，并指斥齐佩轩在鸣放中所提问题“不是事实，是无中生有，甚至有的是捏造歪曲”。信中还揭发：“在三反前郭辛光给他送去礼物，给过他一百万元（旧币）”，石家庄市委来信说：“这也不难看出齐佩轩热心为郭辛光辩护向党攻击的目的何在。”
（关于匿名信详细内容和郭辛光案件详细情况，均见附件）
齐佩轩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对于写匿名信问题是讳莫如深、避而不谈的。在讨论他问题的过程中，虽经一再暗示指点，希望他自己交代，但是他答复非常干脆：“我根本反对这种办法”。并说：“查出来党可依党纪处理。”他还谈到在郭辛光问题上，“我的意见还是对的。”并说：“郭是一个老党员，不能那样处理，中监委有拖拉作风，官僚主义。作为一个党员对不良倾向作斗争是对的。”当某同志问他，你是否从侧面了解过情况？他说：“如果要全面调查了解，那就不用提意见了。”他还说：“我相信郭辛光不会对我说瞎话，如果他说了瞎话，那要他自己负责。”
后来支部不得已取出原信与他当面对证，他才不得不承认，但是还只承认写过一封，不交代其他几封，并声称：?写匿名信是党许可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写匿名信就是不准备承认的。以后支部将信的内容在联合支部大会上当众宣读，他还是拒绝作检讨。
（1）齐在鸣放发言提纲中有一条：“邓小平同志不民主，不从团结出发，对党员的两笔账：?对戎（财政部戎子和副部长）与我；?指名选八大代表。”
6月6日鸣放时，齐就这一条意见作了发言，他说：“邓小平同志在1953年纠正财政工作错误时，对戎子和副部长的处理不公平。按财政部分工，薄一波、吴波同志负责税收工作，戎子和同志负责预算工作，在税收政策上犯了错误，薄虽受到批判，吴也作了检讨，受处分的却是戎；戎头上压了两个副部长，由第一副部长降为第三副部长，使人很难信服。”他又说：“戎在建国后一直在财政部，工作是繁忙的，当然薄也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戎做的多。相反的，薄一波同志在受批评以后，却坐了直升飞机，戎倒受了处分。”
在同一小组会上，齐又说：邓小平同志在财政部的一次会议上说：不要以为你们是老做财政工作的，离开了你们就不行。齐认为“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语气来批评，是不妥当的”。“打击了不少人，影响不好”。此外，他所谓邓对他的账是这样的：在财政部一次工作总结时，邓要司局长以上干部到他那里去开会，齐提出意见，说应由邓来财政部开会，免得大家上他那里跑。以后邓在财政部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解释，齐认为是对自己的批评，心怀不满。
以上两件事就是他鸣放发言提纲中所谓“邓对党员的两笔账”中的一笔账。另一笔是：
认为八大代表的选举办法不民主
在6月5日小组鸣放会上发言中，齐还不同意在中央国家机关采用指名选举的办法（事实是由中央先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经各级组织酝酿讨论后再提出的）。他说：“分下去到各省选举的候选人，因省上对他们的情况不了解，可以采用指名办法，但在中央机关选的，就不一定要指名了。难道我们还不能选出好的代表吗？”他认为指名就是不民主的表现。据了解：去年财政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酝酿八大代表候选人名单时，齐在5月15日的会上曾说：“我们同意这4个同志做候选人（李先念、金明、吴波、李予昂）。”但他接着又说：“对4位同志的情况太不了解，对产生代表的根据亦不了解，提不出意见来。”实际上他对这4位候选人并不是那么不了解，而是反映了他的不满情绪。因为他在第二次会议上，还对这几位同志提了不少意见。今年在一次小组的小型交谈中，他又说：“当讨论候选人名单时，干部对某同志提了很多意见，某同志还在场，很不好意思。这样作法，就是被选为代表的人，思想上也是背着包袱。”实际上当时他就对几位代表都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有的意见是很错误的。
（2）齐在鸣放提纲中还写着一条是：“陈云同志在粮食统购中的一句错话——免不了死人的——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之感。”（从语意上看，说明他对陈云同志的话是有意见的，当时曾对个别同志提到过，但在小组会上没有鸣放出来）
（3）在支部传达了关于不延长学习时间的问题后，齐还主张再提出要求延长的意见，前任副支书解释说：校党委已请示中央，中央决定不延长；而且学校已经传达过，我们再提出要求延长的意见是不必要的。齐很不高兴，当即骂着说：“××××，扯鸡巴蛋，他有什么权力决定这问题，就是中央决定了，还可以提意见。”
（1）今年5月15日，讨论目前形势联系到民主人士工作问题时，齐说：“国务院副总理那么多，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应当增加党外副总理。”别的同志不同意，他还说：“你们不信，将来看吧！”
（2）某同志在报上看到章乃器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对齐说：你看，章乃器说他们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齐回答说：“就是斗争得来的。这家伙是七君子之一，有本钱。”
（3）林希翎在北大发表反动演说后，齐曾对某同志说：“林希翎不是反革命，根据我们的经验，反革命不会这么干！”
（4）今年5月29日，小组会漫谈社会鸣放，齐说：“我看了一下最近的材料，把意见作了些摘录，分了一下类。”接着就在概括为“盛气凌人、宗派主义”的题目下，发表了以下一些错误意见：
他说：看了“内部参考”中张轸对贺龙的意见时，认为：贺龙同志对待民主人士作风粗暴，不应那样发脾气，过分批评，这样将会影响与党外人士的团结。另外在他的发言提纲里，他又写到：“从张轸对贺龙、荣高棠、蔡树藩的意见中，看我们高级干部的作风。”
认为在肃反中对傅鹰及其家属的处理不恰当。他在发言提纲里写道：“从对傅鹰夫妇及其子的态度中，看我们下级党对国外留学生的政策。”
看了钱学森的4条建议（见今年5月2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为什么新学问被忽略了”）后，他在他的发言提纲里写道：“对钱学森4条建议的感言，12年科学规划为什么不和人家研究。”
（5）在提出以上意见后，齐接着又说：“农民还未讲话”。
齐佩轩在1957年1月3日的发言提纲笔记中写道：“农村情况（有的闹社）应引起严重注意，这种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的专政是不容太平的，应警惕。”
他认为不太平的原因是：“合作化的冒进，即社大与干部能力不相称，现在当不了这样大家；再加主观主义的作风、灾情、工农待遇悬殊（不患贫而患不均）、匈波事件的影响、政治教育（特别对学校教育）弱等。”
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基本办法是帮助农民生产，具体的考虑工业化速度适当放慢一些，借以增产生活必需品与减少一些出口等。大社化小社（不是普遍的这样办）与精简结合，把强的干部下放到县区级（这是主要办法），职工工资增加放慢一点，加强下级干部和学校的政治教育。”
在一次讨论会上，齐说：“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当前主要是农民生活的改善问题。”在1月3日小组会上，他又说：“目前合作化冒进，社大、干部弱、力量不足，当不了这个家；高级社冒进。”当副组长问他“农民生活是否改善了”时，齐说：“贫农生活是改善了。”
据副组长当时的笔记，齐说：“当前农民生活困苦，存在些严重问题，农民有反映，学生有反映，复员军人的问题比较严重。我们的专政不容太平，如不警惕，有流血的可能，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斗争。”
齐为此还提出要向中央提出建议，当时其他同志认为这些事中央早已引起注意，没有必要，齐仍坚持说：反映下好，可以促使中央更加注意。
今年6月5日，在小组鸣放时，齐又说：“积累和消费的问题，即在分配消费上，应注意到农民问题。我国经济生活主要依靠农业，从净产值看，农业占三分之二，从毛产值计算，工农产值各占一半，反过来农民生活苦。”
“农村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不要认为是太平的。”
“工农生活就是分配问题，我与少奇同志看法有不同的意见，农民生活比工人生活还是苦，应当承认这个现实。”
在又一次小组会上，齐介绍合作化后农民生活情况时说：“我姐家一年才分到两块半钱，有病都看不起，学生上学一年要花一百多块，因此上不起学。”
继在6月6日小组鸣放会上，某同志发言提到农村中60——70％的贫雇农和下中农生活已改善时，齐插言说：“现在农村形势已起变化，生活不能从阶级去看，劳动力多生活就好，劳动力少则坏。”
1956年11月24日，小组讨论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报告时，齐谈到要不要人民时说：“这要看问题较大的是哪些人，主要是农民，工人当然也有。”接着谈到“统购统销有副作用，农民卖出贱，买进贵，农业税与支出虽然相抵，但不能光从这一方面来看。”
今年6月6日，在小组鸣放会上，某同志谈到应肯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同时也不能忽视生产管理和财务管理上有缺点时，齐当即发言反驳说：“你根本没有了解我的意见。”并说：“在征购中也存在着问题，在国家预算上积累多了些，工业化快了些，从农民那里拿的多了些，如物价差价、购粮……。”
1956年11月24日，在小组会讨论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报告时，齐对1956年粮食增产200亿斤的数字表示有怀疑。毛主席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提到去年增产粮食200亿斤。齐耽心主席讲出去，怎样收场。
今年6月5日，小组鸣放时，齐对邓子恢同志报告粮食增产160亿斤左右或150多亿斤的数字，仍然表示怀疑。他说：“粮食增产问题，下边随便报数字，凭典型调查、估算、首长拍板决定的办法决定数字，这当然因为我们基础差，不好统计。但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官僚主义很大。这个问题影响很大。这个数字对决定国家的政策、方针、统购统销、建设速度等都有很大关系。下边报了200亿斤，领导上也轻易相信了，稍微注意一下，可以怀疑这个数字。大帐可以算出来的，如依照灾荒、开荒、旱田改水田、技术措施等情况，再定决增产比例。农业部门大体上应有一个接近实际的数字。去年灾情比较大，因灾减产200亿斤，加上增产200亿斤，就是400亿斤，拿1955年的3,500亿斤比400亿斤，增加了11％多，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过去苏联增产5％是很少的。现在说150亿斤，我想100亿斤也达不到。这个数字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决策基础数字之一，而且也是主要的数字之一，在这一问题上应当检查一下谁负责。大的责任问题应明确一下，防止今后发生类似情况。中央错一点时，下边错的就会更大。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今年春季，有一天午饭后，在宿舍与同屋的同志闲谈时，齐曾说：“现在为什么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团体？工人、青年、妇女都有团体。有一个农民团体，好替农民说话。”在财政部时，他也曾问过别人，为什么现在没有农民团体。
（一）当支部讨论反右派斗争性质的大会结束后，在支组联席会议上（齐是支部委员），一组组长曾反映该组有同志认为齐的发言有右倾思想。齐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大发脾气，认为反映意见的同志是十分幼稚的，并说他在支部大会上的发言，不能代表他的思想。接着又吹嘘自己过去“一贯是左的”，“原则性强”，“政治强”，在财政部历次运动中都是骨干，都少不了他；并一再骂提意见的人十分幼稚，要支部书记马上表明态度，给他做出结论。
（二）会后，支部书记找齐个别谈话，在谈到支部对会议的指导思想问题时齐就和支书争论起来，他认为支部大会只是讨论问题，分清是非，不能把从右的方面发言的，就认为是右倾；在讨论会上，也不应批判和检查思想。他又说：他批评说他有右倾思想的同志十分幼稚，还是很客气的呢，“实际上是品质问题，是在运动中投机”。他并且表明：谁要说他的发言有右倾思想，他决不同意：“即使校党委与中央做了结论，我也保留”。
支书当即表示不同意他这种说法。他又说：“如果我早知道你们这种指导思想，我也就不发言了，免得当这个‘二百五’被记上一笔账。”支书说：不同意见可以在会上争论。齐说：“大家都是做官的，你有做官经验，我也有做官的经验。现在大家都是学员，讨论问题有啥都提。你这个支书，究竟是什么指导思想，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你这个意图，我要从左的方面来发言，保险比他们还左，保险使你高兴。”
（三）第十六支部对齐的批判是7月中旬开始的，到现在已3个月。从他总的态度来看，是不老实的，最明显的是反复无常，今天说了，明天就可以推翻。在这段时间内，虽有时也有某些进展，但是，对自己的具体思想活动，则一直交代得很少，抵触情绪时有发生。如在7月19日小组提出他的自我检讨的结论与他所暴露的事实不相符合，要他进一步暴露思想时，他反过来问：“你们是不是要我提高事实来符合结论？”后经小组、支委进行个别谈话和多次帮助，在8月8日下午批判了自己的态度，并作了较为具体的检查；等到第二天又把前一天的交代推翻了，说他的检查是“宁高勿低”，“怕同志们不让过关。”在批判过程中，他反对把问题联系起来看。当他对同志们的分析批判无法辩解时，他就硬说那些同情支持右派的言论不是他的真实思想，并且对同志表示说：“这回我可知道你（指提意见的同志）真厉害，我算怕了你啦！我哪有那样高的水平！”
当他这种态度受到批评后，他一方面对同志们所提出的原则问题不从正面去顶，另一方面也不作认真的检讨。照他的说法：“反正我心里有底，你们批评你们的，我也不申辩。”当这个手法被揭穿后，他就又转而采取拖的办法，拖延时间，妄图拖到结束，回原机关不了了之。在8月8日同小组长个别谈话中，他说：“我对时间的估计上又犯了错误。”
随后，支部和小组对他的错误又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批判，他不得不在9月5日的支部大会上作了一次检讨，检讨后同志们对他提了很多意见。他看这样还是过不了关，就企图将这次检查的主要部分推翻。当9月20日小组长把他的检讨速记稿交他校阅时，他说：“看这个有什么用，我的问题性质还要重新考虑，我还有不同的意见。”
在9月26日同小组长个别谈话时，小组长问：既然有这么多不同意见，为什么又要那样检讨呢？齐说：“思想问题吗，就提高一些吧！”又说：“如党委、同志们认为我是根本错了，我没有意见，但思想不通。”“我在精神上准备当右派，从头做起，好好工作，等待组织的公平结论。”
（四）10月4日，支部根据校党委的计划在联合支部会上介绍了齐佩轩的错误言行后，齐当着某支委谩骂财政部提供材料的同志是“乘机陷害”。当指出他这种态度极端错误时，他还说：“不光骂，如果他在场，我还要打呢！”
10月8日晚齐对支部书记表示：自己有缺点错误，但他自己认为不严重，小组长对他的分析批判是“一钱不值”，“我根本看不起他”；并骂财政部提供材料的同志是“乘机陷害”；又要求和郭辛光、中监委某处长及石家庄市委对质，不搞清楚“死也不服气”。
10月9日齐在小组会议上拒绝检讨，当某同志批评他在党的会议上采取这样对抗态度不够党员条件时，他气势凶凶地说：“不够就开除吧！”
10月10日齐在支部大会上表示“自己的错误不严重，不同意提到联合支部大会上解决”，并认为“中监委和石家庄市委对我提出的批评意见应该作检讨，不能说都是我自己的错误”。当晚他又对小组同志说：“宁在刀下死，不在话下死”，表示他拒绝批判的决心。
10月11日上午，他在小组会上又表示：“自己要说的都说过了，不要再耽误时间，拿到联合支部大会上或全校大会上批判吧！”
附注：齐佩轩，现年46岁，河北省平山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分小学教员。1937年参加工作，1938年入党，入校前任财政部国防财务司司长，9级。
来源：《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31号，1957年10月24日校部办公室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