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冬白，现年40岁，河北省槁城县人。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1938年1月参加工作，1938年3月入党。来校前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教处干事，11级。)
一，林是搞高等教育工作的，但因平时不关心业务，对高等教育情况了解很少，缺乏研究，所以对右派提出的“撤销学校党委制”问题，没有表示明确态搜，认为学校党委制是可以研究的，而没有认识到这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同样，对右派提出的“教授治校”，林也表示不甚了解。整风开始后，他看了费孝通的“早春天气”，认为是“文化人发牢骚”。他甚至不订报纸，很少看报，因此很少过问国家大事，对大鸣大放中右派进攻的很多重大问题都采取不闻不问、漠不关心的态度。他自己讲：在他的脑子里“没有反右派斗争的风浪”。事实上也是如此。比如：某星期一上午林没有回校（也未请假），去人民大学参观对右派分子林希翎的辩论会，他回来后，正遇小组开会，首先就说“林希翎很漂亮，像新凤霞一样”，而对辩论会的情况，只简单的提了一下。又如：据他自己交代：正当北大右派分子大举进攻时，他妻子因为是一个系的支部副书记，首当其冲，开始组织上又不让反击，因此曾经有些苦恼，星期六回家，想和他谈谈，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但他却毫无兴趣，只是计算着买几斤猪肉，如何吃喝。他妻子因此很不满意，并会对他提出批评。
二、林冬白的自由散漫、腐化堕落和违法乱纪行为是一贯性的，而且是屡教不改的
（1）据了解：林冬白在解放后进入上海工作期间，他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思想意识就严重地滋长发展起来了。那时他就是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对他的本职工作不负责任，而对那些有利可图的事情却非常热心积极。如到大学讲课，据他自己讲，每月可拿到四、五十万元旧币；又如改编和缩写苏联小说，据说会拿到几百万旧币的稿费。他当时曾提出“为一千万而奋斗”的口号（即争取积蓄一千万元）。
（2）当时他的收入虽然已相当丰裕，但据三反中检查，他会贪污和公私不分一百二十余万元（旧币），数目虽然不大，但情节却很恶劣，如为招待专家出差时，造假条子，多报招待费和出差费等。甚至连他到大学里讲课来往所花的车费，都要向公家报销。
（3）由于他当时的额外收入很大（大家都还是供给制），因此当时他的生活就显得非常阔绰，思想意识也蜕化变质了。据他自己在三反中交代：从进入上海后，他就羡慕资产阶级和大学教授的生活，甚至连穿解放军的黄军装都觉得可耻了。
（4）至于林冬白在男女关系上的腐烂生活和违法乱纪行为更是带历史性的一贯性的，而且是屡教不改的。照他自己讲：“为了私欲，见了漂亮女人就想无耻。”林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在1934年就结婚了，以后1938年一起参加革命。但他从1939年起就乱搞男女关系。从他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到，从1939年至1949年这十年中，他曾和八个女子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其中有一个是敌占区来的政治面目不清的女艺人，当组织上发觉他和这个女艺人的不正当关系，将女艺人驱逐出境时（1944年），他还恋恋不舍，哭哭啼啼地去送行，并且还私自送给她三千元路费（公家已发路费）。1949年12月，在他由华东革大调华东局工作时，他还把干部档案材料中关于他和那个女艺人有过不正当关系的材料私自烧毁了。
在解放后到1952年他和他的前妻离婚前后，他又会和四个女子搞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为了所有这些事情，他曾先后受过四次批评，作过一次检讨，但总是不改。
（5）此外，1950年他在华东工作时，因去某大学作报告，违反政策，违反纪律，曾受到当众警告的处分。
（6）林冬白在1954年调中央宣传部工作。在中宣部工作时，他的自由散漫和个人主义也表现得相当严重。他不遵守办公时间，经常迟到早退，在办公时间内办私人事情。有时候，为了买一样小东西，他可以在办公时间内上街，东挑西选，游逛半天。在工作中不主动，除办理上级交代的工作外，对其它工作从来不闻不问，而且也不亲自动手，把工作都交给青年干事去搞。他学习也不好，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学习，讨论时发言也很少。
三、严重的虚荣心，对党不老实，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林冬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意识，除了表现在以上自私自利、腐化堕落等方面以外，还表现在他有严重的虚荣心，好吹嘘自己，对党不忠诚老实。他原来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但却伪造学历，说是燕京大学肆业二年；他父亲原为北洋军阀时代的炮兵营长，但他在自己的干部履历表上却填为副团长，并且在自传中把他父亲描写为仗义疏财的公正士绅；他是1938年1月参加工作，1938年3月入党的，但在表上却填写为1937年参加工作，1938年1月入党。他这种伪造历史的情况，从1944年到1955年肃反时，才逐渐纠正。此外，他还吹嘘他在华东写过书籍，并且出版过，拿到千把万稿费，实际上他只是改编过苏联小说，把报刊上的东西剪贴编辑一下，拿到了几百万稿费。他还吹嘘他准备写一本中国高等教育史，他还会写诗，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匡亚明同志请他去当中文系主任等等。实际上他既不钻研业务，对高等教育的情况也了解很少，甚至连右派提出的“教授治校”也不了解。但他却常常为自我吹嘘所陶醉，好像他是一个高等教育专家似的。
林冬白的这些错误，党是察觉到了的。在平时、在三反中、在整党中都曾一再对他进行批评和教育，并且还给过纪律处分。但林冬白对党的批评教育，却采取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和手段。比如：1950年他第二次和一个女子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是现在和他讲所谓“精神恋爱”的那个女子）时，曾受到党组织的批评和禁止，他自己也作了检讨，但他不但不改正错误，相反却因此对党极为不满，背后对女方诬蔑党的批评教育说：“我们是经得起任何分化、打击和波折的。”并和女方相约继续保持恋爱关系，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他所谓理想的目的。有时候，林冬白检讨的词句，也是很冠寃堂皇，好像是真心诚意似的，比如，他在1952年一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上的检讨中说：“不是生活作风问题，而是剥削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指导下玩弄女性的不道德行为，……与共产主义伦理道德丝毫不兼容的，是一贯的，一边检讨，一边犯，是屡教不改的。如不痛改前非，就将犯大罪，许多人为此身败名裂，叛离革命，足为殷鉴。”但是检讨过以后，依然故我，就是不改。
四、在这次整风中仍一面检讨，一面继续犯错误
一年来支部和小组对林冬白的自由散漫、个人主义、经常回家、学习松懈这些错误行为，曾经进行过多次个别谈话和会议批评，他开始是多方面为自己辩护，如强调妻子不在家，小孩无人照顾，保姆不负责任，家里没有老人，由于需要等等。以后，表面上虽然承认了错误，但始终没有改正。直到整风初期，他还是经常回家，一直到反右倾思想的批判开始后，这种情况才稍有改变。
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小组正式展开对他的批评，他开始还是避重就轻，东拉西扯，强调客观原因，不大接触自己的思想实际；以后经过多次的个别谈话、小组的帮助和小组会的批判，态度才逐渐好转，认识有所提高，交代和检查也都有所进步。但对他在男女关系上腐化堕落的错误，却始终避而不谈。据他后来交代，在整风开始后，他就和保姆订立了攻守同盟。尤其恶劣的是：正当他进行检查期间，他还和保姆深夜谈情说爱。以后，又经过多次的启发和帮助，直到8月23日，他才吞吞吐吐他交代了和一个有夫之妇的“拍拉图式的恋爱”以及和保姆的瞹昧关系。但交代以后又顾虑重重，怕降级，怕好房子住不上了，怕生活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怕开除党籍，怕老婆闹离婚，怕进法院等等。总之，患得患失，还是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上来对待他自己的错误问题。8月24日（星期六），在他回家前，支部会再三叮嘱他，他交代的问题，回家以后不能和保姆讲，以防发生意外。但他却一回家就和保姆讲了，保姆就大哭大闹，要跳楼自杀，他竟无耻地下跪叩头，苦苦求饶。以后保姆从楼上冲下楼去，在她婶母（也是保姆）家里继续大哭大闹。当时围看的人很多，政治影响极坏。不但如此，他并且还继续欺骗保姆，告诉保姆的婶母说，如果他妻子和他离婚，他就和保姆结婚。据他自己讲，这是他为了防止保姆告状的“缓兵之计”。
林冬白的错误发展到这样严重的蜕化变质的地步，是有他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林冬白出身于地主家庭，受过资产阶级学校的教育，剥削阶级自私自利、享乐腐化的思想，从小就在他的脑子里种下了牢不可拔的根子。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影响下，参加了革命队伍。但是没有受到严格的锻炼，思想上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因而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仍然顽固地存在着，并且在男女关系上屡犯错误。解放后，他随着革命的胜利进入了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享乐主义思想，就很快滋长发展了起来，因此错误也就一犯再犯。以后虽然在三反、整党中受到了批评和斗争，在一段时间内在表面上有些约束，但思想上并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在他调到北京工作以后，这一两年来，他的自私自利、享乐腐化的思想意识更加日益严重地发展起来了，加以他对党对他的教育帮助，一贯采取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两面态度，坚持错误，屡戒屡犯，以致使他的错误发展到了严重违法乱纪、政治上蜕化变质的地步。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35期，1957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