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是作为一个党和人民的罪人站在同志们面前，向党、向人民请罪。
我是一个入党将近9年的共产党员，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然而在今年5月的大鸣大放期间，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也从内部参加了这一进攻，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作了恶毒的诬蔑攻击。这个期间，我在国际部《春雷》墙报上发表了《只有大胆地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文章，号召人们去怀疑，去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同一期的墙报上，我还推荐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反动文章，卜无忌写的《废弃庸人政治》，反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此外，我还在《新闻业务》上发表了《试揭一个矛盾》的文章。表示怀疑新闻服从政治的原则，实际上诬蔑我们的新闻工作是“愚民政策”，而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在5月初旬的下旬将近一个月的期间，我在同若干下级同志进行个别谈话的时候，以及在若干组的办公室内谈话的时候，除了谈工作问题而外，还发表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些言论的内容附在后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共产党员，我在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时候，不是挺身而出保卫党的事业，保卫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是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反击右派的进攻，而是同社会上的右派里应外合，煽风点火，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部去散布对党的怀疑和诬蔑，动摇群众对党的信任。而且我的反动言论的矛头直接针对着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我的行为是直接拆党的台，拆社会主义的台，把群众引向资产阶级右派的方向。在决定中国今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我背离了党和无产阶级的立场，投向了党和无产阶级的敌人的立场上。更加严重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共产党员，我这样做是帮助敌人从内部来瓦解我们的党和革命队伍。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右派分子在向党进攻的时候是因为我的反党言论而壮了胆，也已经有一些很好的同志中了我的毒，而对党，对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我的反动言论甚至于使个别同志动摇了对入党的要求。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党和阶级的敌人，成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对党对人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给我的培养，给我的信任，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我在这里向党、向人民低头服罪，请党、请人民给我以严厉的处分。
附
从4月底到5月下旬，我曾同国际部内十多个下级同志作过个别谈话。所以进行这些谈话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整风了，要“接近群众”，国际部领导上也决定要多同下面的同志作个别谈话，来“推心置腹，拆墙填沟”。这些谈话中大部分谈的是工作问题，但是对其中的有一些人，我也就同时发表了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我与之谈过话的有李世濂、景勿吾、吴士嘉、姜久源、王纬、姚云、万光、梁再冰、刘家杰、乐清、曹德谦、赵仲强、李正凌等。其中同李世濂、景勿吾、吴士嘉、姜久源、王纬、赵仲强、李正凌等人的谈话，并没有散布什么反党言论。在其余的人中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万光、姚云、梁再冰（都是党员），是我平素所欣赏的好同志，我觉得既然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来了，我有意向他们发表一点我当时自以为是正确的“卓见”，希望“启发”他们也同我一样来“活泼思想”。同曹德谦与刘家杰、乐清的谈话，则是因为臭味相投，谈来谈去就发散了大批反党言论，其中曹德谦、乐清现已证明是右派分子（我原来同刘家杰谈话时本来还没有什么错误言论，后来乐清也来参加，就越谈越右了）。
此外，丁德润是我经常与之谈话的对象，在鸣放期间，我虽然没有同他作过较长的专门谈话，但是因为平常比较接近，又同是在一个办公室内，常常在简短的交谈中发表了一些我当时恶性发展着的右派思想。对何疆（党内右派分子）我也因为臭味相投之故，在西方组会前会后遇到的时候，不断向他发表一些我当时恶性发展着的右派思想。
我当时完全沉浸在右派思想之中，自己完全不觉得自己的错误，反而以为是在揣摩体会中央的意图，思想上热昏已到极点，同这个人那个人谈的各有什么也完全分不清，因此虽然经过几个月来的苦苦思索，也几乎完全不能回忆到底对谁讲了些什么话，现在这些话已经由别人揭发出来，我确认这些话都是代表着我所曾有过的思想。我认为这些人（无论是好同志还是右派分子）都不会也没有诬赖我。我确认我曾对他们谈过他们所揭发的我曾对他们说过的话。
1、对梁再冰整风开始后，梁再冰在西方组的会上批评我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当天晚上，我上班的时候在院子里遇到她，曾向她表示厌恶做政治思想工作，并且说，现在下面一些干部老是要求培养、教育，其实我们管干部的事不是管少了，而是管多了。我还说，我正在考虑今后领导对干部只管四件事，其中有识别、使用（业务上的培养）、提拔等项，但是不包括管思想教育和生活（这一段与我的记忆完全相同，另一条梁再冰和我都已记不起来）。我还向她推荐《人民日报》上那篇《废弃庸人政治》的文章。我还说，领导和被领导不要分得那样严，上班是领导，下班以后如有共同兴趣可以谈谈，应当互相学习，领导者不要总是以“马列主义化身”自居。
2、对万光我曾在五一晚上趁发稿有空，到西方组同万光谈了一个钟头。谈话从斯大林问题开始。我说，斯大林统治的黑暗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专制统治（这是乔木同志的话，王飞同志当时已在国际部内传达过）。我认为中国比起苏联来是“仁慈的专政”，但是对思想的统制和压抑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我说，现在许多问题不能讨论，思想不活跃，领导同下级也不能自由谈话。我表示怀疑思想改造，说运动只能压一下，不能真正解决思想问题。我还曾谈到在去年的反共逆流中，西欧有些党员退党的问题，说一个人入党就是认为党是正义的，如果认为党是非正义的，就不会入党，入了党也难呆下去。我还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常常深夜不眠，考虑我们的制度为什么会产生斯大林问题。我又说，我们8年“仁慈的专政”为了建立新的秩序是必需的，但是今后如果长此继续下去就“不堪设想”（我不能保证我是否一定用了“不堪设想”四个字，不过我确实认为我们这样严格的专政长期下去，副作用将逐渐增长）。我认为，有些问题现在上面还不一定看到。我说，我早就感到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是毛主席在提出十大关系时，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我还问：民主集中制是不是一定比议会民主好？认为许多人都搞不清。我认为许多问题需要专家研究。如政治学、社会学、资产阶级有一套，我们没有，在这方面，为什么不能向西方学习学习，我还“启发”万光应该“活泼思想”，多考虑“大问题”。
3、对姚云我曾在4月初（可能尚在大鸣大放之前）同姚云谈过一次话，内容大致也是斯大林问题、个人崇拜、民主问题等等。据姚云揭发，我曾说过，我们现在是靠毛主席良心办事，意思是靠主席英明而不是靠制度的绝对保证。我还说过，我们党管得太多，一直管到思想，是过去所没有的，我还对群众运动作了阴暗的描绘。
4、对刘家杰、乐清五月上旬，我找刘家杰谈话，内容一般尚无问题，后来乐清（右派分子）也来参加，谈话内容就有了变化。我曾问“为什么西方议会民主制不是民主集中”。在交谈了许多右倾的言论之后，刘家杰曾提出国际部一些青年同志要入党的问题，我曾说了一句“要慎重考虑”，给了他们以否定的印象。
5、对曹德谦（右派分子）我曾谈到人与人之间有隔膜，如不是整风，我同他谈话是有顾虑的。我曾说党政应分清，党只能通过政府而不能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我还说，我们的民主集中制还只有40年的历史，还发生了斯大林问题，因此还是幼稚的，必须加以发展。我认为西方议会民主也是少数服从多数，也是有民主、有集中的。我把人民代表大会描写成是“劳模大会”，认为代表应有“政见”，大会应有“辩论”。我还说：“资产阶级两党是一丘之貉，既然资产阶级可以有两个党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两个党同样完全代表资产（无产）阶级的利益？”我还说过，群众路线中也应当包括专家路线。应当有一批专家去研究发展马列主义，“两条线通天”。我认为党不要什么都领导。我曾说，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以不领导代替领导，以少领导代替多领导”。他说，我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党是一个大宗派”。
6、对丁德润我同他在一次闲谈中曾谈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像重工业、轻工业的比重，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这样的问题，如有不同意见，很难说谁是谁非，共产党内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分成两个党，让实践来证明谁是谁非。
7、对何疆（党内右派分子）我曾问过他：“议会民主制为什么不是民主集中？”我还曾问过他：“什么是修正主义？”以为现在各国党互相说谁是修正主义，但是很难有明确的标准。
我确认，上面所提到的我的话都是我所曾说过的，其中一些“论点”，我在南亚组办公室“漫谈”的时候也曾谈到过。
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大量的、全面的，而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成系统的。虽然在文章和谈话中，常常以提问题的方式，以探讨的态度来表现，实际上却有着强烈的倾向和肯定的主张，即要求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实质上等于要求以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等于要求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
对于我的这些言行思想的反动本质，同志们在最近两个星期的批判大会上，已经作了深刻的、全面的批判。我完全接受同志们的批判。今天在同志们面前，我要作一个自我批判，时间不容许我把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思想来逐条交代驳斥。今天我要挖掘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从一个共产党员堕落成为一个可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会犯如此严重的罪行？”此外，我也要简略地交代一下，我今天对自己的反动思想言论的认识——它的本质是什么？
我为什么会从一个共产党员堕落成为可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我长期自欺欺人地把我犯错误的原因归之于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给我的震动，归之于自己“忧党忧国”而迷失了方向。现在经过同志们深入的分析批判，我才醒悟到我所以犯错误的原因有极深刻的根子。它是我过去长时期来生活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形势和国际修正主义的思潮固然对我起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它到底不过是一个外部原因。许多人同我一样受到这个外部原因的影响，却并没有人像我一样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也正好说明了决定的因素是我自己思想意识上的原因。
根据我现在的认识，最简单地说来，我之所以堕落是因为：我是一个饱受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我的身上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包括它的政治思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民族民主权利受到压迫的时候，我有革命的要求，并且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参加了共产党。党从头就告诫我，教育我，要我抛弃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而接受无产阶级的立场，要我从一个个人主义者改造成为一个集体主义者，要我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改造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然而我却一直阳奉阴违，以我原来的立场看待革命，不以为有彻底改造的必要。这样，在民主革命的阶段，我还能基本上跟着党前进，然而也已经表现了不少的动摇性、软弱性。而一到革命深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我的阶级本能就和社会主义的要求发生了越来越大的抵触。这样，加上去年一年内国际上反共运动的高潮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思潮所给予我的腐蚀，我就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怀疑和动摇，终于在今年鸣放期间这样的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可耻地堕落为革命的敌人。
我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我父亲是当地商会的秘书。从这工作的实际经济收入来说，并不是很高的，但是，我们那里的商会实际上是当地的太上政府，我父亲也就成为一个周旋于绅商官府之间的人物，因此在政治上是属于上层的。
我父亲小时境况很坏，靠苦学取得了相当高的旧文化水平，曾经办过报纸，当过主笔。但是他却总自以为不是正途出身，没有真才实学而自恨不足。他40多岁才生我，我是长子，因此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这样，我一方面受到家庭特别的娇宠，一方面又受到十分严格的管教，从这两方面给我种下了极深的处处自命不凡，自视特殊，顽强地要求出人头地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根子。
除了受到完整的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以外，我父亲还亲自给我加了一套完整的封建教育。他极力灌输我以封建道德的中心思想——所谓“孝道”，其最高理想就是孝经上所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我父亲常说“我没有财产可以留给你，只有以学问来栽培你”。果然，他在这方面下了极大的工夫，他刻意学习曾国藩教儿子的方法来教育我，天天给我亲自上课，虽然住在一起，每隔几天就要给我写一封曾国藩家书式的训喻。在他的教育下，我从小就成为一个老气横秋，脱离小朋友的人，把“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学而优则仕”看成为自己的毕生理想的人。我从小就把智识神秘化，崇拜智识，把它作为一种私有财产，想依靠它作资本来为自己赢得名誉地位的根深柢固的人生观。
在我入党的时候，我曾夸耀自己从小学时代起就不断受到各种进步因素的影响，成为贯穿在我历史上的一根红线，一直到把我引向革命。这确乎是我历史上的一个特点，但是现在再回头来看，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真正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在我身上的思想影响是十分庞杂的。在小学的时候，就有教员向我宣传苏联，给我留下了印象。但是同时也有教员向我宣传法西斯主义。到中学以后，我一方面是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书籍，但是也同时读了更多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书。我过去以为这不过是“兼容并包”，其中有好的成分，也有坏的成分，而且总是强调好的成分比坏的成分多，其实“兼容并包”本身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再进一步言，我当时读的那些书中，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东西，我才是真懂，而马列主义的东西，实在是不懂，我常常是因为不懂而崇拜它，而不是因为懂得而信仰它。现在看来，在我的少年、青年时代给了我决定性的影响的，决不是我过去所吹嘘的共产主义思想，而是我的学校和家庭所给我的资本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如果一定要说有一根线的话，那么这也是一根黑线而不是一根红线。
我过去自以为上的是帝国主义的大学，做的是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好像很革命。其实，帝国主义的大学教育给了我极深极坏的影响。我从初中时代开始接触到一点马列主义。1936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刚出版，就有一位共产党员的教员借给我读了。当时，我脑子里还是第一次碰到“哲学”、“政治”这样的名词，因此立刻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强烈的崇拜。抗战开始以后，我在上海读高中，当时，党在文化界的影响很大，许多马列主义的著作大量出版，我由于抗日要求的推动，由于初中时代的那一点根子，确实是如饥似渴地借，买这些书来看，固然绝大部分我没有懂，固然我也吸收更多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我心目中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是把它看成至高无上的东西的。我之所以考入经济系，就是因为想学好了经济学来按照唯物史观来研究我从小就有兴趣的历史学。但是，等到一进帝国主义办的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我的思想就有了变化，这些大学以自己的打扮得十分庄严的学术气氛来蔑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大学里根本没有地位。而我也就确实受到了它的吓唬，慢慢就有了“学问无边，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家之言’”的观念。如果我不是后来到成都又接近了党的领导，帝国主义的大学教育是完全可以把我拉开进步的道路的。而它在那时虽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还是在我头脑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正是它今天使我堕落犯罪。我在这次犯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子，就是我在大学里学的一套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我为它一共也不过化费了一学年每周3小时的时间，然而它竟在我头脑里长上了一个毒瘤，使得党多年来给我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教育都吸收不进去，而一心向往于那套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我过去曾经把我的参加革命看成是长期接受党的启蒙教育的结果，因此好像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战士了。但是，今天看起来，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我从当时到现在何尝丝毫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参加革命是由于学生运动的推动，而我之参加学生运动只是出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要求。在个人身上说，它并不违反我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而是正好适合这样的要求。我在学生时代所追求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我当时的个人理想，也还是个人的成名成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法西斯的统治，还有社会上的封建环境，压抑着我的这种愿望，因而推动了参加要求抗战，要求民主的学生运动。但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因为资产阶级有其不可克服的动摇性、软弱性。我个人在民主革命中的表现也证实了这一条真理。我在民主革命中就不是十分坚定的。我确实曾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得很积极，曾经自夸“为政治可以牺牲学术”，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因为学生运动发展得很顺利，满足了我个人英雄主义的领袖欲，觉得走“做一个政治家”的道路，比走“做一个学者”的道路更符合我的个人野心而已。（在这方面说，我在学生运动中的活动还给了我很大的副作用，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是更加膨胀了，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更加顽固了。）到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面前摆着两条路：响应党的号召到解放区去，或者干脆卖身投靠走向上爬的道路。第二条路我还不屑走，但是第一条路我也没有决心走，因为那样就要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个人前途。在这个尖锐的抉择面前，我的软弱性就暴露了。我表现了动摇。我表示要停一停、想一想，我心里有激烈的内心斗争，但是终于咬不了牙。我之所以选择去蜀光中学教书，就是这种动摇的结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党一直照顾着我，关怀着我，从远处注视着我。我感到离开了革命运动的寂寞与痛苦，也感到个人实在是没有出路，继续在学生中搞民主运动，最后受到了特务的迫害，才逼上梁山，使我最后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到了重庆，进了新华日报。
这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如果我能够接受党的教育彻底改造自己的话，我的面前就出现了一条一直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党对我在政治上从来是爱护的、信任的，但是我却把这种爱护和信任看成自己在政治上保了险一样。我夸大自己的革命性，把过去为革命做的一点微末工作看成是“独力打天下”，自以为是党的“孤臣孽子”，认为自己是对党有功，党应该对我“礼贤下士”，应该请我入党。在我的入党申请由于行军、土改、三查等等的关系被延迟了一段时期的时候，心中就大有意见。在同党的关系上保持着一种客卿的态度。这些都说明了我的“革命性”如何有限，如何不纯。但是党仍然是给我以充分的估价，接收我入党。当然，党是看到了我的缺点的，但是党期望我会接受改造。党当时就严厉地向我指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必须在今后努力注意改造。但是我却置若罔闻，把入党看成是党对我的革命性的承认，而不是看成是彻底改造自己的开始。我还记得在通过我入党的支部大会上，有许多同志对我提出了严格的批评，也有一些同志对我说了较多的好话，我对好话就非常听得入耳，对某些批评就不以为然。例如有一位同志批评我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贫雇”，我就觉得谁都是一样，不独我一个。有一位同志批评我狂妄自大达于极点，我就觉得也没有到这样的地步。另外有一位同志说，我所以乱七八糟的思想多，是因为知道的东西多，这我就觉得非常入耳。会议完了，就有一些同我最亲密的同志来祝贺我，安慰我，我也就以能入党而欣然自得，而不去严肃地对待党的忠告。
我就这样参加了党的队伍，跟着党胜利地行进。总的来说，在整个民主革命的阶段，我同党的矛盾还不算很大，党的政策我还是拥护的，执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的抵触仍然有，而且也并不小，因为虽然是民主革命，但是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我是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和革命的彻底性常常同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革命的软弱性相抵触，而我却顽固地不肯放弃自己的一套。
首先这表现在我同党的关系上，可以说，自从我参加革命之后，除了在重庆和上海那一段，摊子很小，几个人同甘共苦，谁也没有什么名什么位，不可能有什么个人打算之外，自从一到解放区起，看到这么大一个天下，就一直不断地有个人打算，想挑好的工作，想当编辑不想当翻译，想当记者不想当编辑，想搞研究工作不想搞新闻工作，总之是想挑最能出人头地的工作，而在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不断有牢骚和幻想。
在对党的关系上，更加突出的是我从来只看到个人，而看不见党。在我的眼中党似乎不是一个战斗着的集体，一个活生生的存在，而不过是一群党员的集合体。我重视朋友之情，而不大体会同志之谊；重视知遇之感，而不大体会党的培养。除了在运动中而外，几乎从来不向党的组织暴露思想，接受党的帮助，常常觉得小事应当自了，大事说也无用，我确实是一个目中无党的“共产党员”。
在对党的关系上，最严重的是，党总是向我提出必须进行思想改造，但是我却在实际上抗拒改造。我以为我已经入了党，这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我觉得自己政治上无问题，历史上无问题，社会关系也无问题，思想上确乎是好发议论，好发牢骚，但是却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有些问题虽然不同意党的意见，也认为自己可以压得住，还有组织性、纪律性。凭这一点就可以跟党走到底了。殊不知思想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有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才能进社会主义的关。在这次的大鸣大放中，党要考验每一个党员的时候，我坚持个人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就露出来了。
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既然我这样一个保持着整套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和无产阶级的队伍是格格不入的，因而我在民主主义的革命中也不是表现得彻底的、坚决的，而是不彻底的、软弱的。在土改中，我看到农民打地主会觉得“不文明”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此外，我从头起就对我们的许多制度有各色各样的议论，过去的例子我现在已难记得起来，但是类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之类的想法就是我过去就有的。在历次运动中，我参加了一些，但是都参加得不多，我总只是“完成任务”而不是十分积极的，我心里总是怕过火、怕伤了人。我总是夸大副作用而要求稳健，我总希望看到我们的专政的宽大的一面，而不愿看到它严肃的一面。我总是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各项工作、各项制度，我并没有真正站稳过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我的右倾思想倒是十年一贯的。正是这些思想的日积月累，一直到形成我今天一系列的反动政治思想，而自己也就成了一个十足的右派。
我的思想问题逐渐进一步暴露而发生新的变化，是在1953年与1954年之交。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以为，1954年以后，我过去所崇奉的日丹诺夫的许多理论，在苏联东欧都开始有了些翻案，我自己屡次出国，接触到了更多的资本主义的文化，觉得过去的看法是“教条主义”，未必对。同时，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东欧的政治生活中也连续发生了一些过去有问题的事件，如柏林事件，贝利亚事件、纳吉上台下台事件、苏南建交事件等等，因此自己思想上发生了很多怀疑。拿这来比附中国，就觉得思想战线上的许多是是非非很难说。同时从那时起，自己也接触了一些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干部的影响，好放肆议论我们文化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因而对我们党的一些政策的怀疑和抵触就多起来了。但是，实际上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深入一点看，不为无因地巧合的是，这正是民主革命已经结束，党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时候，党在这个时候，提出了统购统销这样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对这些，我并没有什么抵触，但是，社会的这种变动，必然要在人们的意识上得到反映，而党也就着手来解决这些意识上的问题。因而在各个方面的思想改造都加紧了。以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了。诸如批判俞平伯思想、梁思成思想、胡风文艺思想、胡适学术思想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了。诸如批判俞平伯思想、梁思成思想、胡风文艺思想，胡适学术思想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地到来，报刊杂志上批判各色各样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出现。这是一场又一场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方面是革命深刻化了，一方面是我个人身上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革命性已经快发挥完了。而我的留恋资本主义，抗拒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已经开始露头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现在看起来是自然的。我原来不过是怀着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目的而参加革命的。这些漂亮的口号本身是带有阶级性的，在我身上来说，它不过是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固然我自己并不是资本家，我并不要求保持物质财富的私有制。但是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我把知识看成是个人的产物，个人的资本，因此实际上要求保持精神财富的私有制。而我的所谓精神财富又不过是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些东西是无产阶级所决不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决不能容纳的。因此要求批判它们、改造它们。然而这样的改造就触动到了我的阶级本性。或者说是触动到了我的资本。各种各样的批判在我看来都包含着对我的否定，对我所认为“真”、“善”、“美”的宝贝的否定。本来，这正是党给我的大好机会，如果我能够把那些被批判的思想当作镜子，积极地从这些思想斗争中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话，我就可以跟着党一直前进。但是我却不去利用这样的大好机会，反而因为这些运动没有直接牵涉到自己而站在一旁窃窃私议，表面上是吹毛求疵，实际上是怀疑抗拒。
我现在还没有去回忆分析自己到底在哪些具体的思想问题上滋生了抵触，这个工作我今后一定要细细来做，但是，总的说来，是这样一些感觉渐渐积累起来了：
“党管到思想管得太多了。”
“思想学术上的花色品种减少了。”
“运动伤人了。”
“思想批判太‘深文周纳’，成为‘诛心之论’了。”
久而久之，我就感到这是一种“思想统制”，这是“从来没有的对思想的压抑”，我不去看看到底是统制了谁，压抑了谁，是不是该统制、该压抑，是对人民有利还是对人民不利，只凭我这个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所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本能，感到这样下去会造成“千篇一律”，“众口一辞”，会“蔽聪塞明”，会没有智慧。这样，我就认为我们的社会里“民主”太少了，“自由”太少了，“个性”太受束缚了。十分明显，当我向帝国主义，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时候，我还有点进步性；当我向社会主义、向无产阶级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时候，我就只能是倒退的、反动的了。
这几年来，在我个人境遇上的一个特点是在工作上还比较顺利，同党的关系表面上还比较“好”，个人打算暂时不显，然而个人狂妄则与日俱增，正是因为如此，我在考虑一些问题的时候，常常自己骗自己，以为不是出于一己的得失，而是出于谋国之诚。这就使得自己的错误思想以特别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当然我的思想是一种阶级的反映、时代的反映，因此我也常常从我所接触的少数大知识分子干部中获得共鸣与感染，这样，我就更觉得自己想得有道理有见地，沉迷忘返，愈陷愈深。
渐渐的，我感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我所要的，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却不能满足我的理想了。我渐渐暴露出我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市侩本性，因为一个个人主义的牙齿发痛，而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了。
然而，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前，我思想上的这种抵触与怀疑还没有明确地、直接地牵连到我们的政治制度上去。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国际上是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反共高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的逆流，我大量地吸收它们的反动观点，企图从中得出所谓防止斯大林错误的“答案”，结果，我身上原来顽强地保持着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就在这些外部因素的触发之下，急速地发展起来。我一下子把我过去所积累下来的一切牢骚不满都明确地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解决民主问题”这样一个断语上去。而当我抓住了这么一个反动的中心思想之后，又把我过去的一切反动思想固定化、扩大化，推而广之，延伸到我们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广泛的方面去。我狂妄地以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为根据，公然认为思想改造没有多大用处，主要要靠制度解决问题。至迟到匈牙利事件以后，我就发展成了一套反动的政治主张。这时，我已经不是仅仅抗拒思想改造，而是要想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党和社会主义了，这样，我就直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去年11月，毛主席派人来国际部征求意见的时候，我说的那一番话，我过去自以为是正常的党内发表意见的范围之内的行动，现在我认识到这些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为它是和党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根本背道而驰的。同样我去年下半年十分积极地搜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的修正主义观点，编成《内部参考》材料，也应当认为是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表现。我正是想通过这些东西来影响中央，来“开导”中央，希望中央能从这些意见中，朝我所希望的方向来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毛主席极其宽大地对待了我提出的这一大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见，但是他也严肃地指出，这是表现了“阶级观点模糊了”（这个意见，我是很早就知道的）。而且指出“这实质上是要求大民主”（这个意见，我很晚才知道）。本来这应当引起我的回头猛醒了，但是我在过去一年中狂热追求“民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完全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哪里还能有什么无产阶级的观点，因此，即使对这样重要的批评，我也是听而不闻。我利令智昏到以此来看天下大势，以为社会主义国家今后的“民主化”是必然的趋势，而且相信一定会采纳资产阶级的那套“民主”办法。即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样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也不足以惊醒我。我认为“收”一下不过是出于“实际政治”的要求，将来总得放，我完全听任自己的阶级本能的驱使，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一切。
到今年年初，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大鸣大放的方针以后，我的狂热就越来越高，我把从中央听来的片言只语，一概按照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串联起来，作出极端夸大，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机会主义的了解。来设想一个“从理论到制度都要作改变的新局面”要开始了，要“从上而下”地变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忘了阶级斗争，忘了马列主义，忘了党的领导，发疯似的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向人贩卖自己的反动主张，以此炫耀自己，影响别人，希望别人同我一样来怀疑、来议论、来反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到中央决定提前整风以后，由于我对运动的一贯害怕，我一度还有些情绪低落，但是后来看到社会上右派知识分子的言论越来越多，而且形势好像正是朝着我所期待的改变制度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就接受了“风气论”。以为就是应当像社会上那些右派那样来大鸣大放，来进攻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终于写出了点火式的墙报文章，积极地在同人谈话的时候来散布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过去曾把自己的动机说成是好的，实际上我想的就是要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我也正是这样做了，这时，我一年来在政治上的激烈动摇就最后导向了完全的堕落，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5月底，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因为社会上的右派狂风暴雨般的进攻使我恐惧，因为党的警告而开始收敛，然而错误已经永远地铸定了。第一次引起我的警惕的是柯庆施同志在上海宣传会议上的最后发言，他说：“有一些共产党员证明只能作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不能作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当时还不能充分理解他的意思，而现在，十分清楚，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员”。我经过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然而却没有能通过社会主义的大关。这是我的耻辱，我的悲剧。然而，这却正是一个对党忘恩负义，不听教诲，一意孤行、拒绝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得的惩罚。
我的发展的道路，清楚地说明了我的罪是我自己造成的，是必然的。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一个时期以后，我曾经怨恨党会整到我的身上。然而反本求源，不是党有负于我，而是我重负于党。党多次伸出手来要带动我前进，但是一次又一次被我拒绝了。历史的车轮不能待人，我在急转弯的时候摔到了车外，正是我自己应当从这里吸取毕生的教训。
关于我的反动的政治主张，同志们已经在六次大会上作了全面的、深刻的、系统的批判。这些批判帮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言行思想的反动本质，并且给了我以马列主义的武器、阶级分析的武器来同我自己的反动思想作斗争。我向党、向同志们表示出自己心底的感谢，我完全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其中有一些发言，我可以说是每一句，每一字都是同意的。我要在今后仔细学习同志们的发言，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来彻底清除自己一切肮脏丑恶的思想。我可以向大家表示，在几个月来党的教育下，特别是在同志们的批判以后，我的反动政治思想已经彻底破产，我决心全部地、永远地抛弃它，向党、向同志们缴械投降，至心归命。
当我要在这里批判我自己的时候，我不可能重复同志们已经提到过的许多论点。但是，正如刘修学同志在《前进》报上所说，我是给别人也给自己搭了一座“迷魂阵”，我陷害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现在我应当亲自来拆掉这座迷魂阵，让它在同志们面前，也在我自己面前彻底消灭，不留残迹，永远不再害人害己。
第一，我给自己打的旗号是追求社会主义的“民主”，好像是在追求一个更完美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但是我实际上是不是还在追求社会主义呢？不是。
我追求“民主”、厌恶“权力”，一直到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标准来认为我们的党因为有“集体主义”而不先进了、不正义了，甚至认为党的权力太大，人民无法制约因而产生了保守性、反动性了。在这里我就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是因为如此，在小会上同志们追问我对“先进性”的看法的时候，我几次不知所对。在我的眼前，“先进”和“正义”的标准，只剩下了“民主”和“权力”这样的空洞概念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人类指出的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的远景，实际上在我脑中已经被资产阶级的“纯粹民主”所代替了。
离开了阶级性，离开了工人阶级的方向，“先进性”、“正义性”就都将不可理解。离开了阶级斗争，把“民主”抽象起来当作目的，民主也就无所附丽而不成其为理想。而我所追求的实际上正是这样的民主。
现在令我毛骨悚然的是，法斯特在“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选择，结果他选择了“民主”，实际上也就是选择了资本主义。冯雪峰在匈牙利事件以后说“人类没有希望”。固然我还在说“社会主义没有先天的缺点”，“社会主义与民主没有必然的矛盾”。然而我所说的民主，正是社会主义先天就决不能要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我实际上也已经走上了企图以我的“民主”理想来篡改社会主义方向的道路，我是决不能再拿社会主义来自欺欺人了。
第二，我说，我过去一年来考虑了许多问题，目的是为了要使社会主义千秋万世，但是，实际上，按照我的要求只能使资本主义千秋万世。
社会主义要存在并且发展下去，唯一的道路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来消灭阶级，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造社会，来使全体人民在经济地位上，在精神状态上都工人阶级化，社会主义的各项具体制度，固然还有缺点，还需要不断改进，然而却决不能离开这一条道路，否则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而我这一年来追求的是什么呢？我追求的是“民主”，首先，为了民主，我可以不要党的绝对领导，可以不要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不要思想改造；为了“民主”，我追求“议会政治”、“两党制”、“文官制度”、“学术自由”、“新闻自由”等等。这实际上就是把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希望它千秋万世，而如果把这一套移植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让位给资本主义的千年王国。
第三，我粉饰资产阶级的民主，把它当作纯粹的民主，当作是超阶级的，可以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所继承的民主，然而这却正是反社会主义的民主。
民主永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阶级社会里，民主永远是有阶级性的。什么样的阶级要求什么样的民主。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它是资本主义要求自由竞争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求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生活要求统一和计划化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这次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充分证明了，在我们的社会里还存在着经济，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右派几乎毫无例外地要求“民主”，然而他们丝毫也不是为了要扩大工农群众的民主生活，而是为了要给自己争取地位和权力，而如果他们得到了这些，他们就必然会“杀共产党”，剥夺人民的民主。
我也要求民主，我实际上就是要求能容许我有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自由的民主。而当我在“写墙报”、“坐而论道”、探讨“纯粹民主”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是在“寻求”什么纯粹民主而是在实行这种“民主”了。而当我这样一实行的时候，矛头就直接反到了党和社会主义的身上。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了我所设想的“纯粹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如果说我过去还以为看不见它的阶级性而自吹自擂的话，那只能证明我自己恰恰是有着强烈的资产阶级性。
第四，我也曾经给我的反动政治主张加上一件美丽的马列主义的外衣，说成是为了可以促成党和国家的消亡，实际上，我的办法完全是与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背道而驰的。
按照马列主义的科学，党和国家是要消亡，然而其条件却正是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强化。除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必须大大提高之外，党和国家的作用只有在全民都改造、提高到工人阶级的先进水平的地方才有可能而且必然会消亡。这个情况的出现只有在党坚决地保持并且不断地加强它的领导才有可能。
但是，我要求于党的是什么呢？我要求的是：改变“党政不分”的情况，要党自远于“以党代政”，一直到设想是否可以实行“两党制”。如果这样做，那就是要根本改变我们社会的政治结构，党就不再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只能下降到一个议会党团的地位。它就不再能执行领导工人阶级以至全体人民都自觉地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自己的任务了。这样，其结果就永远也实现不了党和国家的消亡，而只有让资产阶级的议会、政府和政党永远霸住在政治舞台上，压在人民头上。
第五，我一年来一直以为不解决“民主”问题，党就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就会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官僚主义统治”。我以为“民主”问题并没有解决，因而我们的党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一个“宗派”、一个“盖子”，其实，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国家内根本就存在着广泛的而且不断扩大的民主，只有照我的主张才会出现“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官僚主义统治”。
我的由议会政治到文官制度，到“两条线通天”的反动主张如果实行起来，就必然要以专家来代替从人民中来的“代表”和“干部”。这一批“专家”必然会成为一批知识贵族。既然这样一批知识贵族，一方面是脱离群众的，一方面又掌握着从思想到政治上的实际统治权，那么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在这批人的官僚主义统治下，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一直回复到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要把政治简单化，是要吸引千百万群众都来参与政治，而我的主张却要把政治神秘化，使少数人可以霸占。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要消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界限，而我的主张却要去恢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局面，这只能造成新阶级，哪里能解决社会主义民主！
如果不是阶级偏见蒙蔽我的话，我应当看到，多少在几年以前还是在政治上没有觉悟的普通人现在在党的教育下成熟了起来，能参与管理国家大事了，而我这样自命为有知识而又懂得政治的人却在政治上倒退了，堕落了。这正是对我的迷信知识，轻视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辛辣的讽刺。
第六，我赞成“还政于民”的漂亮口号。然而实际上正是因为今天的政权是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手里，无产阶级要从改造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一直改造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才使我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有“压抑”，感到有“思想统制”，感到“人民不敢说二话”。因此我的要求“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求把政权给予今天被改造的对象。
我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的典范，设想了一套“还政于民”的办法。然而如果实行了，它是不是能扩大人民的民主生活呢？应当肯定地说，不能。正如同志们所分析的，按照我的希望，我们的国家将只会有“大民主”而没有“小民主”，其结果就将成为“政治在议会，议会靠政客”，“执行在政府，政府靠文官”。人民失去了“小民主”，就只剩下了一个选举权。而当一切今天我们人民所享有的“小民主”都消失以后，这个选举权也将完全是空的了。这样的选举不能不受“政客”的操纵，进一步言，也就不能不受资产阶级的操纵。这是什么“还政于民”？这是把政权从人民手里剥夺过来而还给资产阶级。
第七，我打出反对“个人崇拜”的招牌作为我追求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论据。我以“阶梯论”为根据，把个人崇拜说成是民主集中制之下必然会造成的权力上移的结果，因此要求少集中，多开口。我以为有了个人崇拜就会危害到国家政权的“公有”了，其实我的主张是崇拜个人，崇拜自发，它才恰恰是要求私有制的反映。
个人崇拜无疑是必须反对的严重错误，但是个人崇拜所以产生的原因，正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了破坏。斯大林的错误固然十分严重，他个人固然十分专权，但是并没有理由说“权”已经完全到了他一个人的手里，更没有理由说他的错误已经危害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我企图以否定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制度和党的绝对领导来防止个人崇拜，这就只能引向根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没有我所谓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然而事实是，有了我所谓的民主就必然出现资本主义。虽然我还在说，不要把孩子连洗澡水一起泼掉的话，其实我的澡盆里已经早就没有孩子了。
第八，我把分权制约当作民主的最高标准，甚至是绝对标准，实际上只是利益冲突不可统一的资产阶级集团才需要这样的民主的标准。社会主义国家内人民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人民内部不断发生的矛盾是能够而且也必须通过寻求新的一致而解决的。我所向往的“民主”只能使社会主义社会归于分裂涣散和败亡。
我把民主和集中相对立，以为有了高度集中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民主。事实上没有集中、没有领导就根本不可能有民主。民主是不是为人民所享有的根本关键在于谁领导。资产阶级由于其自私自利的本性不可能在内部以及在同人民间取得利益的一致，因此它只能要求分权制约的一套。无产阶级正是因为它同人民的利益是没有矛盾的，因此可以把最广泛的民主给予最大多数的人民，而在这样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取得高度的集中，取得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威信。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取得这样的权力和威信，并不是它不希望，而是因为它不能够。我厌恶权力，厌恶集中，正是因为我的阶级偏见使我不能看到这个权力、这个集中正是代表着最大的民主。我崇拜分权、崇拜制约，也正是我的阶级偏见使我不能看到这种“民主”的背后，实际上是在为“权力”而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
第九，我诬蔑我们的新闻政策是“愚民政策”，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且提出“权力的渊源”和“真理的认识”这样的问题来，实际上否认我们的新闻事业是为人民的，是属于人民的。然而事实是在阶级社会里，只有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才符合于人民的利益，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认识真理。我以为教育性过于强调了会同法西斯没有区别，然而问题的本质是谁教育谁。法西斯的宣传是大资产者欺骗蒙蔽人民，而我们是人民自己教育自己。人民永远需要有领导的报纸，以集体的利益为标准来教育人民。而在阶级还存在的社会里要求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只能使资产阶级有权，人民无权，只能使资产阶级的邪说横行，而使无产阶级的真理淹没不彰。我问“孰为大？孰为小？”实际上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文汇报、光明日报两个月的新闻自由，过去曾为我所欣赏，今天它们所造成的恶果，应当成为我的教训。
第十，我追求“民主”反对“集中”甚至到了诬蔑我们在干部政策中的统一调配是“乱点鸳鸯”，而希望寻求开放“自由市场”的途径。这是更加明确的对待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憧憬。我还诬蔑我们的干部提升是“二十年媳妇熬成婆”，羡慕起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用人的办法来。在这里如果指的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那么我们的社会向来就是量才行赏的，去年的科学奖金的得奖人中，就有十分年青的科学家，如果是指政治干部，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必须要求人才在群众中、在斗争中、在实际工作中经受过考验。我的希望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要为一些特出的人才寻求一条出路，但是把个人同群众同集体对立起来，夸大个人作用的人才，社会主义社会是不需要的，不能要的，坚持自高自大的人，只能在我们的社会里感到怀才不遇，最后只能向往于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寻求满足。
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去分析我的主张，其结果都只能通到和社会主义相反的方向，都只能是破坏社会主义而立资本主义。我在自己思索和向人宣传自己这一套政治思想的时候，常常还自欺欺人地说自己的目标是坚决维护公有制的，但是要是果真坚持我的这一套，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就根本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就只有再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说：“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或者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我所想的，所做的就正是如此。
最后，我把过去一年中形形色色的考虑都说成是“忧党忧国”，好像自己所设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然而，实际上，我何曾丝毫懂得，或者想去懂得工人阶级真正的利益，人民真正的利益。我的一套反动的政治思想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荒谬绝伦的照搬，而且从根本上说，只是我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反映。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为公有制服务的，它必然要以全体劳动人民的集体利益为基础，在它的旗帜上写着“一切为了集体”；资本主义的民主是为私有制服务的，它只能以少数资本家的个人自由为基础，在它的旗帜上写着“一切为了个人”。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我所追求的、所宣扬的，恰恰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再剖析一下，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教育给我种下了根深柢固的个人主义。它一方面培养了我的自我扩张，把“个人”看成是高于一切；一方面又把“自我”深深锁闭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小天地中，而不去同伟大的集体同呼吸、共甘苦。
我的日常生活充分表现了我的这种人生观。我一方面是狂妄自大，一方面又是离群索居。我不要说不参加工农的集体生活，连知识分子的集体生活也不爱参加，以一个膨胀浮肿的自我，同二三知己高谈阔论，胡吹乱捧，这就是我所沉醉的小天地。在我们的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千百万群众在热火朝天地行动的时候，我不拿自己的身心去参加这样的变化，却只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冷眼旁观，评头论足，还自以为是站得高看得远。我拒绝接受新事物，不要说是今天激动着千千万万从青年到老年的社会活动我从不参加，就是新的文艺小说也从来不看，甚至连戏剧电影都要别人强而后看。我身上充满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霉烂的臭味和顽固的偏见，这样，我就看不见，也看不惯新事物。偶尔看到一首新诗、半篇散文、几段小说的时候，我常常不相信那里面所表现的新社会新人物的新感情，而投之以轻视，视之为浅薄。我熟悉红楼梦与儒林外史里的死人要比熟悉我眼前的活人为多。社会是在飞速前进，群众是在飞速前进，而我的双脚却被坟墓中的死人拖住了，在骸骨之间徘徊迷恋。名义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实际上却成了一个没落阶级的遗少，心里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腐朽的思想使我睁着眼睛看不见我们的人民今天享有的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当我的这种腐朽的思想感情被触动的时候，我就以为是没有民主了，没有自由了。只有到今天，到同志们以大量的事实和道理来证明我的极端愚昧无知，落后反动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沦落到如此可耻的地步。这3个月来，我第一次以憎恶的感情来看待我过去那么迷恋的一切，第一次感到有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来从头认识，名义上说，我也算曾出过一份力量参与缔造的新社会。
我曾经一直是这样一个如斯大林所说的“甲壳里的英雄”，然而我还有所追求。从我的少年时代起，在封建教育的影响下，我的理想就是隆中待顾的诸葛亮，是扪虱剧谈的王猛这样的人物，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样“平步登天”的道路。到了接受资本主义的大学教育以后，我的理想就自然地变成了像凯恩斯、拉斯基那样在我看来好像能够以自己的学术来左右国家政策的人物。我看不见群众，看不见集体的智慧，只崇拜个人，崇拜专家的钻研，正是因为如此，我才那样热中于议会民主，热中于专家路线，要求容许开放学术自由、新闻自由，我托名为追求群众的制约，实际上追求的却不过是给这些专家以自由，让他们退可以治学，进可以当政。我在这样设想的时候，好像自己个人还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然而我的这套主张的实现，却正可以为我自己以及少数同我这样怀抱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现其野心打开一个自由天地。
除此而外，我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弥漫到许多方面。我充满了虚伪的个人尊严的感情。“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样的话，总是能引起我的同情，我也总是瞧不起群众，相信“暴民心理”的胡说，因此我总是不满群众运动，反对“不杀之威”，而要求“文明的”法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我醉心于“师友之间”，“二三知己”式的自由主义关系，而不习惯于严肃的组织生活，因而反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企图以道德文章式的领导来代替组织领导。在工作关系中，我也存在着“士为知己者死”的“知遇之感”，只看见个人而看不见党的领导和组织的作用，因此甚至要求能自由挑选干部。在干部政策上，我就不满循序前进，而要求能够使特出的人才有破格提升的道路。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看出，我想的这一套中间，并没有多少“党”和“国”的利益，有之，只有犯有个人自大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虽然我的一套反动政治思想，是我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抄西袭迂回曲折地罗织起来的，实际上不论哪一条都不过是我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直接反映。确实，我在考虑这一条、那一条的时候，心中也还在嘀咕“对头不对头？”但是，实际上，我已经是一往情深，因为它们正符合我内心的要求。
参加革命十多年了，我这根毛还不肯老老实实地附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皮上，还想设想出这一番我自以为是可以超阶级的“民主”的“理想”，实际上它不过是旧社会里知识分子向剥削阶级卖身投靠的思想的反映而已。这根毛要独立而不附到资本主义的皮上是不可能的。真正的个性解放只有参与到工人阶级的集体生活中去才能实现，我所要的“个性解放”不过是高尔基所说的“铁笼子里的独立”而已。
我的例子证明了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和社会主义决不相容的，而如果不改造，它就必然会爆发出来反对社会主义。鸣放以后，我就是这样从一个甲壳里的英雄变成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既然我向人民的民主制度作了进攻，我也就不能不受到人民无情的回击。但愿我的惨痛的教训能成为每一个还有着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同志的鉴戒。社会主义的大门是无限宽广的，只有那被个人主义吹得无限膨胀的人才进不去。我希望再不要有任何人重蹈我的覆辙。
我知道我对我的反动思想言行的批判还是很浅薄、很浮面的。但是，也已经可以看出，不论我拿什么样的论据，什么样的逻辑来自欺欺人，剥下去只有一条，要资本主义而不要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曾经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的人，作为一个受党多年培养的党员，我已经堕落到如此的地步，这是何等可耻，何等可怕！
我的由一个共产党员堕落到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可耻而悲痛的道路说明了什么呢？我以为它首先说明了马列主义的真理，阶级斗争的真理。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贯穿一切的现象，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
过去一年来，我躲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下，自以为是在超然物外地寻求什么独特的、新鲜的客观真理。然而现在看来，我的这套思想第一并不独特，它几乎是一切右派分子共有的。和我共鸣的并不是真正“忧党忧国”的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而恰恰是那些连我都一直羞与为伍的反动政客，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各色各样的坏分子。第二，我的这套思想也毫不新鲜。近4个月以来，当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去学习被我搁置已久的马列主义著作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这一套正是许多无产阶级的叛徒，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左”派共产主义者，从杜林到克鲁泡特金在好几十年以前就不断发表过的陈词滥调，完全没有一条我可以自诩为新发明的东西。我的这一套思想的普遍性正好说明了它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性。
3个多月来，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我常常自己问自己：“我是谁？”我现在看到我并不是一个像我曾经把自己看成的那样是一个超然物外的“绝对的”个人。我不过是一个阶级的存在。在我的身上凝固着浓厚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意识形态，我的政治思想正是代表着没落的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绝望的挣扎和抵抗。同志们对我进行的斗争就不能不是一场阶级斗争，不能不是一场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
对我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两个月了，如果说这样一场斗争不使我感到痛苦，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当我逐步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看清楚了这场斗争并不是对我个人而是一场阶级斗争之后，我就感到对我的斗争是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在挽救我个人。使我从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回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从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回转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我现在是在经历着剧烈的痛苦，然而造成我的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我曾经畏惧过反右派的斗争，曾经为想到自己被斗争而害怕，曾经希望免于这一场斗争，但是我现在看到造成我的痛苦的并不是反右派斗争而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给我的反动思想教育。
最近以来，有三篇杂文曾经引起我的深省，一篇的题目叫做《狼的乳汁》，它以印度的狼孩因为吃了狼的奶而很难恢复人性为例说明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一篇叫做《致死的因子》。作者借有一些植物从母体继承到一种致死的因子，虽然也一样也可以长得高大繁茂，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自动枯萎死亡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个人主义的危害性。最后一篇是谈到一个我也认识的文艺界反党分子陈涌的。作者借女优泰绮思的故事来形容陈涌，说他在1955年曾经是首先向胡风战斗的勇士，然而两年以后，他却完全继承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而堕落成为了一个党内右派分子，其原因就是因为“六根不净”，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根”不净。我拿这当镜子来照自己，我过去在政治上也曾经参加过反帝、反蒋、反封建的革命，然而我在思想上却接受了敌人的教育，喝了狼的乳汁，在体内留下了致死的因子。虽然党多年来给了我不少教育，我却拒绝接受，终于到了革命深刻化的时候，自己变成了原来所曾追求的事业和理想的敌人，变成了自己原来的敌人的应声虫和代言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原来反对过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向我拍手叫好，而多年来同我一起战斗过，工作的同志在为我感到羞耻。十余年间，时移势易，今天的我竟然为昔日的亲我者所痛而为仇我者所快！
我看到，是谁使我堕落，使我痛苦，是帝国主义、是剥削阶级！是谁在过去一直爱护我，在今天还以大力挽救我，是党，是同志们！
同志们在大会上的发言，在我听来都不但是义正词严，而且是语重心长。刘修学同志说批判我的最大目的是希望我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李炳泉同志要我“猛醒”，张扬同志告诉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申德诒同志说我是最孤独的，要我回到人民中间来。这些话，特别是邓岗同志在最后一次大会上表示对我的期待的话，在我看来都是党在苦口婆心地对我召唤，每一句、每一字都说到了我的心里。
确实，资产阶级思想过去一直在我心里打下了一个钉子，使我在光明面前看到黑暗，在欢乐中间感觉痛苦。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一年中，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大大发展了，由于失去了马列主义的真理，我确实感到孤独和痛苦。拒绝了党的领导，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理想，虽然个人可以表现得狂妄自大，实际上却不能不是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苦海中痛苦地沉浮。我固然是给别人摆下了一座迷魂阵，但是我自己也是在资产阶级思想给我摆下的迷魂阵中晕头转向，走投无路。这种心情甚至于也透露在我所写的墙报中。这一个时期以来，同志们对我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我现在一方面是完全孤立的，但是一方面也感觉到自己与党在认识上的距离是缩短了、靠拢了。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也重新认识了党。我心中是有痛苦，然而我觉得这种痛苦的性质已经有了变化，过去是毒瘤肿胀的痛苦，现在是在开刀排脓时的痛苦。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使我痛苦的根源——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已经开始被认识而且已经开始在清除，社会主义的理想又在我眼前展现。我看到了真理，看到了前途，我相信在毒瘤割除之后，痛苦是可以解除的。
这次斗争给我的最重大的教育，是我过去总是站在旁边看群众运动，夸大群众运动的阴暗面，看不见党通过运动同群众建立的深刻联系，看不见群众通过运动得到的改造和提高。我总是强调运动伤了人而看不到无数的人在经过群众的批评或者斗争之后不是同党疏远而是更加靠拢了。我甚至把运动看成是专政的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手段，是高度的集中而不是高度的民主，是为我所要求以“法治”来代替的东西。在这次的斗争中，虽然我自己是可耻地成了斗争的对象，然而我却亲自体会到了党和群众如何在真理的基础上，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什么力量能把大家都动员起来？什么力量能完全拆穿我的谬论？我亲身感到这是真理的力量，是党的力量，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就在于此。我要在这里痛斥我自己的谎言，我们党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一个盖子，不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它过去从来就不是，今后也永远不会是。党和人民永远是一条心，一条命的。
这次斗争给我的重大的教育是，到社会主义去，个人主义的思想必须改造，也可以改造。我和大家一起看到了，思想不改造，党籍是不能保险我进入社会主义的。当我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迷魂阵里的时候，我总是把知识绝对化、神秘化，觉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我看来改造几乎是不大必要也不大可能的。这一次的斗争教育了我，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那么真理就是可以认识的，可以掌握的。思想改造对于我来说，固然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是也绝不是像我过去在迷魂阵里那样认为是无所适从的。只要紧紧地依靠党、相信党，听党的话，思想就是可以改造的。几个月来，我深深感到离开了党，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就是毫无作用的，而如果不是为了党，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就是毫无意义的。只要永远以党之心为心，我的新生是完全可以有信心的。
近两个月来，我在大会、小会上听大家对我的揭发、分析和批判。大家的发言时时震痛我，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发言使我逐步感到豁然开朗。正是通过大家对我的揭发、分析和批判，才使我逐步认清了自己的反动政治思想面目原来是那样的可耻、可鄙、可恨，使我辨明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是使我分清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真民主和假民主）、集体主义的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自由（真自由和假自由）。这样，就使我也同大家一起分清了敌和我，进步和反动的界限，使我认清了改造的方向。
我在这里感谢一切在会上发言批判我的同志，揭发我的同志，和全体参加对我的斗争的同志。我这样说是倾吐了上两个礼拜在批判大会上我从心底涌现的感情。从同志们的发言中，我可以想像同志们为了弄清、分析、批判我的言行思想，在党的领导下作了何等严肃认真、细致周密的工作。每一个同志的发言我都感到是为我补课，是向我召唤，每一个同志发言都是针对着我的论据、我的逻辑（不管它们如何荒谬）来破除我的反动思想，每一个同志的发言都是在一片片地切除我脑子里致命的毒瘤。我曾经希望能自己一个人把自己的反动思想偷偷地改掉，但是我现在懂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思想改造也要走群众路线而不能走专家路线。我重又想起了总理的话，只有政治上的震动才可以改造思想，只有党，只有群众的力量才可以改造思想。
当然，同志们对我的批评是严厉的。3个月来，我常常也希求有一点个人的温情，但是我觉悟到只有严厉的批评才能使我真正认清自己的罪行，才能堵住我思想上的一切退路而义无反顾地前进。我开始懂得，党和同志们对我要求得越是严厉，也就是爱护我越深，期望我越切。
在对我的斗争正式开展以前，我曾经有过恐惧，有过委屈，有过怨恨。我害怕自己被一棍子打死，我也害怕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无颜见人。但是，我现在认为所有这些想法，都不过依然是可耻的个人得失的考虑。把我揪出来正是体现了党的英明伟大、大公无私。如果我现在决心回到党的立场上来，我就应当敢于把那个充满了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的“我”一棍子打死，只有不留“旧我”的一线生机，才可以重建“新我”。我应该勇敢地、坚决地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终生不再改口，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对自己永垂大戒，堵死自己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我今后的有生之年，我将永远记住这不能忘怀的1957年。我将永远记住我向党向人民犯了罪的春天，也将永远记住自己在思想上走向新生的秋天。两个多月来，我日日夜夜孤独地坐在办公室里，然而我也并不是没有看到申德诒同志向我指出的光明世界。就在这两个月里面，从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射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个国家里，工业和农业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在发展。在中国，在反右派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大辩论正在全体人民中间展开。千千万万的干部和学生去参加体力劳动，社会主义的民主已经发展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这难道不是惊心动魄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雄伟的共产主义交响曲？这难道不是在我面前展现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美妙的理想？我有什么理由要去做资本主义的殉葬者而不肯把自己这点腐臭肮脏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抛弃干净呢？
我再一次向党、向人民服罪、悔罪、请罪。我不但是口服心服，而且是心悦诚服。我认识到自己已经是在向万丈深渊中掉下去的人，只有党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才把我挽救了回来。我犯了罪，但是我相信毛主席所说的“坏事可以变好事”，“毒草可以变肥料”。我从反面给群众当了“教员”，但是正是我自己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我曾经辜负了党多年来对我的培养教育，但是我保证决不辜负党这一次给我的教育。我过去没有改造自己，我愿意从现在开始，从头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我今天是一个人人鄙弃的右派，明天我一定要做一个左派。党多年来化了不少心血培养我，希望我成才，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干部，但是我却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败子，我现在决心要回转头来，回到革命的大家庭里来，我保证放弃我的一切个人打算，永远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永远不离开党。
*此件为新华社《前进》报1957年11月4日第102号第四版发表的《向党、向人民请罪（摘要）》一文的原稿，也是在新华社全社大会进行自我批判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