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去年我院大字报事件中第一个点火的人，首先在我院高举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旗帜，猖狂地向党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成为向我院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也是金属四年级中的罪魁。整风开始，我认为这是我们在肃反时受过批判的人「翻身」的时候了，因此更加疯狂地向党和党的基层组织别有用心地展开了猛烈的射击，极尽诬蔑、漫骂、攻击之能事，并煽动我班同学对党的不满，企图壮大自己的声势，从而达到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我的罪恶是严重的，是不可饶恕的。经过大家对我多次的严厉批判，我才认识了我的严重错误与罪行。我是有罪的，我现在诚心的向人民低头认罪，决心澈底改造自己，革心洗面，重新做人。
现将我的主要罪行分成下列的几个方面：
(一)去年第一次大字报事件中，我利用我班部分同学对党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拥护自己出大字报向我院领导展开进攻，说什么青年人应该「独立思考」，「棱角要尖」，「敢作敢为」等来迷惑他们，结果便贴出了由我自己写稿署名金属四年级二班一群同学的第一张大字报，点起了向我院党委进攻的第一把火。这篇大字报煽动性很大，极力夸大我院之官僚主义，诬蔑校刊没有争鸣的余地，企图煽动起全院同学起来出大字报反对党委，搞垮党委的威信，搞乱学校，从而发泄肃反时自己受批判后的对党仇恨情绪，结果学校的大字报风起云涌地出现了。我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得意忘形地攻击王觉生同志，并丑化他，而且吹嘘自己的「棱角尖」，不打自招地说：「我们这篇大字报轰动了全院，很多同学都步我们的后尘出了大字报，这是我未出大字报之前便事先预料到了的」，就此企图在记者招待会上来说明我院官僚主义的严重，以达到反党反人民的目的。大字报事件之后团委会向同学广播了一封信，当时我班仍有部分落后同学不满，我看还有机可乘，便煽动他们，集中他们的意见加上自己的意见向党委派来听取我们意见的党员进行攻击。以青年人棱角要尖等为自己辩护，从而反咬基层党员一口，说他们唯唯诺诺，不起作用，孤立基层党员，使落后同学围绕我和我班另一个右派分子张庆麟为中心进一步与党对抗。这是我第一件向人民犯下的罪行。
(二)整风开始之后，为了要瓦解我院党委，首先在我班第一次党群会上攻击我班党员是唯唯诺诺，骂他们是「领袖脑壳论」的迷信者。这种攻击是非常恶毒的，一方面说党员执行党的政策是迷信上级，另一方面是诬蔑上级不是集体的领导，而是独裁的领导。并提出所谓对党的政策首先必须怀疑，认为斯大林生前不是够伟大和权威么?死后才知道他犯了严重错误，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对党的政策也必须大胆怀疑。我就是这样恶毒的煽动落后的群众和基层党员闹对立，瓦解党的统一的战斗力，从而达到自己向党委进攻扫清障碍。结果使得我班相当一部分同学成为向党进攻的附和者和支持者，使得他们一看到反党的大字报便毫不思考地就签名。这是我的第二件重大罪行。
(三)我的最恶毒攻击肃反问题的便是以「三火」为名的大字报，首先我便诬蔑我院肃反是「肃民」，造谣说：肃出的反革命只有郭象豫一人，我院肃出的反革命是「绝无仅有」，从而进一步蔑诬造谣我院肃反是「莫须有」的罪名之下斗争好人的，蔑诬党发动群众斗争的做法，是没有法治，而是把群众朦眼下水，跟着核心组「跑龙套」，更恶毒地说：我院肃反发动群众斗争是集中了法西斯与秦桧之大全，似乎比法西斯还向前发展了一步。我这种疯狂进攻是比「火山报」马万钧的「惨无人道」和「草菅人命」、捕风捉影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个罪行是难以饶恕的，对党带来的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我这篇最反动的大字报是在全院所有反动的大字报中也难难找到的，这就完全可以看出我究竟反动到什么程度了，实质上就是和黄绍竑一样的站在反革命立场上为反革命喊冤，否定人民民主专攻，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也当作人民，这就证明我的立场是何等的反动了。我为了更好的集中力量攻击党，因此不放过任何一点空子，在华侨同学与党委之间也极尽挑拨说：一些华侨同学也难逃「肃反关」诬蔑党委是老爷，对华侨同学作风粗暴等，企图借此来诬蔑党委是破坏统一战线。其实真正别有用心破坏统一战线的却是我，我唯恐学院不乱，想煽动起华侨同学也起来反对党委，这便是我在华侨同学中点的火，又是一个严重的罪行。我的良心是黑的，不是人！而是狼!我还极力诬蔑我班肃反时的核心组长，企图煽动起本班同学来反斗他，从而为自己肃反时所受的批判得到翻案。杨述同志报告之后，我又煽动起我班部分落后同学出大字报反对杨述同志的报告，否定肃反成绩是主要的。总之我在肃反问题上对党仇恨最深，所犯的罪行也最大，因为肃反时我受了重点思想批判而怀恨在心，其实现在看来是当时批判得不够，不然为什么事情才隔一年多，便进一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呢？这绝不是偶然的。整风后期我更认为γ报是宗派反对宗派，而且别有用心地说：大多数的党员也是自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对大多数党员来说也是适用的，这就和马万钧的「私产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说法不谋而合了。因此认为党领导下的政府机关、学校、厂矿勘探队等都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从而得出结论二十年后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些人死了之后必然会产生二次革命，那时我也积极参加。要求绝对民主，不要集中，故提出所谓「民主治校」，认为是我院行得通的话，则可以推行到其他学院、机关、厂矿、勘探队等，这就证明我是企图否定整个党的领导，实质就是欲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作更多的交代，详细情况见我另一分检讨。总之从第一次大字报事件到整风以来我放出的都是毒草，自己别有用心的向党进攻，立场反动，据本就不是什么帮助党整风的问题。
纵观我的反党言行是一贯的，而且采取隐蔽的阴险的两面派的手法；并在班里煽动落后的同学，结成落后的小集团，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梦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从而使自己可以自由散漫，个人往上爬，以达到求名求利的目的。自己心中也很清楚地知道欲达此目的是不容易的，但最低限度认为搞垮我院党委的威信以及反斗我班核心组长，进一步使自己的所受批判可以翻案是可以成功的，然而在人民铁拳下面，今天我碰得头破血流了，我应该认识这次血的教训痛改前非，向人民低头认罪。
早在中学的年代里(一九四二——一九四七)我就长期受到国民党的反动教育，每次做作文题目，绝大多数都是反共反人民的，因此我所受的毒也特别深，使自己的思想除了求名求利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一九四七年跑到南洋资产阶级社会中，使自己的思想更加腐朽，一切讲求享受、自由散漫、极端个人主义、自高自大等一套，一九五三年回国便是抱着求名的思想回国的，因此一进入我院便对党对政府不满。一九五五年肃反时批判我，由于我拒绝思想改造，表面上死背一些教条，夸夸其谈，没有从肃反时受思想批判后改造自己，反而对党怀恨在心，等待机会向党报复，所以借党整风而向党展开猖狂的进攻，而终以自己堕落成右派分子，这绝不是偶然的。
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期间对我的多次批判，使我认识到必须澈底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竖立无产阶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只从口头上说漂亮话，而应该以实际行动向党靠拢，经常主动地争取基层党员的帮助，大胆暴露自己的反动思想，丢掉旧包袱，不断地改造自己，才是我光明的唯一出路。
原载《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第二编：右派言论汇编》，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党委会宣传部编，195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