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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歷史問題材料之十四 1957年11月27日 中共廣東省委整風辦公室編
蓬荆问题专辑
１．蓬荆的综合材料…………………………………（1）
２．对蓬荆反党言行的揭露和批判…………………（6）
（１）为保卫党对水产事业的领导而斗争…………………（6）
（２）必须与蓬荆及其反党集团辩论到底（摘录）………（11）
（３）揭露蓬荆地方主义的思想本质………………………（14）
蓬荆在广东工作期间，在对待土改、三反、肃反等历次运动和干部政策问题上，同党有严重分歧；并且在行劫上，违反和阻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今年６月，他又乘党整风的机会，别有用心地从北京来广东点火，同党内历犯错误、对党不满的温盛湘（水产厅干部）、钟杰明（水利工程局副局长）、谢平（水产供销公司副经理）等人结成反党小集团，煽动党内外的右派分子和对党不满的分子，如南海水产公司“九三”支社黑帮李可基等一此人，疯狂向党进攻。他们散布地方主义思想，攻击历次运动，攻击省委，企图推翻党对水产部门的领导，建立他们的“独立王国”。蓬荆及其反党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在反右派斗争和开展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过程中，已被彻底揭露出来，并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坚决的回击。
现将蓬荆的反党言论和舒光才等同志对他的批判材料，编印成册，供同志们参考。
蓬荆，广东省东莞县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1936年参党。曾任广东省水产局局长，水产企业公司经理，现任中央水产部海洋渔业司副司长。由于他严重的地方主义思想和企图夺取广东水产部门党的领导，实现他解放以来就想要建立的“独立王国”的个人政治野心的驱使，于今年６月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借故来穗，有计划的到南海水产公司、省水产供销公司、省渔社、省水产养殖公司以及水产厅本部进行放毒，点火，指挥煽动三反、肃反对象以及其他对党不满分子数十人，向广东水产部门大举进攻。据群众的揭发和他本人初步的交代，蓬荆的反党活动不是在今年６月才开始，而是广东解放以来，他就或明或暗的反对省委和中央的方针、政策、路线，阻挠抗拒和破坏广东历次运动，甚至对个别具体问题都进行了恶毒的诋毁和诬蔑。兹将蓬荆自广东解放以来，主要的反党活动综合如下：
1951年蓬荆在广东水产局担任局长期间，正是广东土地改革运动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蓬荆玩弄手法，欺骗和蒙蔽着领导，包庇农民要求带送回乡清算斗争的地主分子，抗拒农民逮捕回乡法办的伪军官、血积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如蒋帮台湾冰厂厂长、国民党分子、恶霸地主家庭出身的李可基，在土地改革寸，经公安局、法院批准，扣押在广州城乡联络处，要送回乡清算斗争，而蓬荆一再强调“工作需要”，向上级要求不要送李回乡斗争；蓬荆又一面安慰李可基说：“你没有什么问题”。蓬荆出差到北京前，郑重地交代副经理林沧海和人事科长要他们必须代李“尽力”。结果李可基逍遥法外。农民要李清退余粮时，蓬荆亲自为李多方协助，帮李到处借贷，并向李说：“尽力想办法筹缴，如果真正有困雄时，可写信给城乡联络处请求减免”。又如国民党的少将处长（战犯王耀武的亲信）、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吴向清，在土改期间曾写信威胁和侮辱农民说：“清算我的家就是二流子”。当时有46个农民联名盖章控告吴向清，并要求政府法办，经大浦县公安局及法院批准来穗逮捕归案时，而当时水产局领导却在逮捕书上批示：“吴向清的材料经我们审查，还不够条件逮捕，他在我们这里表现得很好”等语。于是这个反革命分子就这样被包庇下来。另外对钟杰明的地主父亲，逃避斗争，跑到广州来后，蓬荆让他住在机关里。他并协助关佩伦、李华业等人破坏土改运动，阻挠农民的解放。
蓬荆说:“我对肃反存有抵触思想，因为肃反有宗派主义，搞的人都是我的老干部，广东水产部门的肃反面宽了，不该斗的也斗了，过份的伤害干部。”因此，他到此为肃反对象“鸣不平”，“表示同情”，并为肃反对象“申冤”。蓬荆对三反抗拒，打击上级派去帮助开展三反运动的工作组组长张达等同志的威信。在地方整队时，他怕地方不客观，整到他的部下杨训锐，怕杨被搞垮，于是调回广州掩护过关。上海市处理的大贪污犯冯顺楼，蓬荆鼓动他翻案，向上海市请求重新审查。更严重的是一贯对陶铸同志进行诽谤和攻击，如说：“陶铸书记在三反时到处点我的名，他没经过调查研究就给我批评，而且三反运动抓得不紧，有些粗造”。又说“肃反面太宽了，是不客观的”。并认为处理问题是“个人报复，而不是党的集体领导”。他最后的结论说：“广东搞运动不客观，陶铸同志这几年领导的广东工作偏差也不少”。并说：“陶铸同志对方方不该下这么的狠手，这次广东整风运动陶铸同志不便领导的，应该由×××同志来领导”等。
蓬荆排斥外来干部的反党行动，在今年６月来穗进行放毒点火的时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和他反党集团的成员谢平，拟定了省水产供销公司的反党方案，计划要将吴强、李玉洁、常炳炎、范元秀、郑玉和等科以上外来干部和大军转业干部借调去学习为名，把他们通通赶走。并且要把土改整队整下来的程功（伪警长，已开除党籍）等人提为科长。程功在土改整队时被斗争，蓬荆认为他没有问题，是地方搞错了。程功被开除党籍，蓬荆为程功惋惜，后来特地把程功调回广州。蓬荆还屡次鼓动程功翻案，向党申诉。蓬荆对于转业军人，不仅加以排斥，而且加以诋毁和污蔑，如蓬荆认为：“转业军人都不是好东西，只有佻皮捣蛋的人才转业”。井指示人事科：“尽可能不要转业干部，如果上级作为政治任务分配时，也要尽可能少要”。
蓬荆违反党的干部政策，除了打击排斥外来干部和转业军人之外，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唯才是用”，“有才什么人都可以，特务可以用，历史复杂的不要紧，特务放在机关比放在社会上管制好”。由于蓬荆这种反党的主张，所跟他在广东负责水产部门领导工作的期间，在工作上都依靠特务、反革命分子、其他坏份子以及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当时广州地区水产部门（包括个别调上和派下的）科以上领导干部共有46人，其中历史反革命、特务、国民党骨于、贪污分子就有14人；肃反、三反对象现在还成为右派分子的9人。在20级以上的29名主办科员干部中，就有肃反对象13人，另外还有一些青年党员、伪乡长，仅有6名一般群众和4个党员。这说明当时水产部斗的组织队伍到了何等严重不纯的地步！蓬荆在当时依靠这些坏份子的具休措施上，首先把当时水产企业公司的渔捞部交给李可基负责；养殖部则指定大特务头子姚宝猷（伪教育厅长）的内弟、肃反对象杨训锐负责；供销部要政治面目不清的黄家通掌握大权。其次蓬荆还把军统特务陈信能、国民党少将处长吴向青、反革命分子王必忠、伪军官、历史特务徐民网等12名广东籍特务、国民党骨干分子、伪军官、贪污分子以及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分别负责各科室及分公司经理等要职。蓬荆说：“这些旧人员我用得很服贴，用得很妥当，肯听使唤，很有才干”。他对于反革命分子王必忠很赏识，他说：“这个人我最理想”。于是蓬荆大胆放手依靠这些人去干。根据蓬荆的亲信（极右分子）李可基的交代：“蓬把我们当作参谋和工作的核心，依靠我们把业务开展，所有一切业务的计划、工作的安排，都通过我们这班人商量决定”。又说：“蓬荆对我们的信任，不仅无党内外的分别，而且比党员更为信赖，当时南海分公司的工作，本来可以交给当地党员负责的，但他认为不成（行），却交给我负责”。又说：“蓬荆把一切业务，交给我们这班人负责，并认为这是正确的，只有我们这班人才成（行），平时言语间表露出我们是他的骨干，所以对业务的研究讨论，很少找党员参加，认为他们不懂业务，不解决问题。当时整个业务都是他个人通过我们这班人决定的。”又据极右分子傅尚芝说：“几年来，我都以蓬荆的亲信自居，我对蓬荆的钦佩更是死心塌地的”。蓬荆不仅在工作上依靠这些特务、反草命分子和坏份子，而且还积极的吸收社会上的管制分子、特务家属参加工作。人事科提出管制分子不能用，蓬荆则说：“吸收到机关比在社会上更为保险，历史复杂不要紧，．夫妇在机关工作就不会造反。”终于在蓬荆的“指示”下，把陈信能的爱人何静文等家属、社会管制分子梁祥发等都吸收参加工作。蓬荆还认为这些人能说会道，“能干”，会吹、拍、捧，因而就给他们很高的待遇。如梁祥发等一进门就给于相当于20──19级的待遇，黄家通解放后才从香港回来，就给他16级的待遇。由于依靠这些特务、反草命分子、伪军官和其他坏份子的结果，下面的工作经常出乱子。有人提出不能依靠这些人，应培养党员，而蓬荆则说：“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党员不懂业务，根本不能在领导岗位上负责”。由于蓬荆坚决而积极执行反党的“干部政策”，因此他对具有政治觉悟的、有坚定立场的、能够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员则不择手段的予以打击。如对罗欧锋同志刚到任副局长时，就打击他的威信，使他难于进行领导工作。他总认为党员不懂业务不解决问题，公开的说：“宁要一个工程师，也不要十个共产党员”。把共产党员当作“木头”和“招牌”，如说：“在每个熟悉业务的负责人中，一定要分配一个党员来应酬一下非党员不能应酬的工作，所以就算木头吧！也得来摆一摆作为‘招牌’”。于是蓬荆把党员柯达派去作李可基的“木头”；拟将方进水调作黄家通的“招牌”。蓬荆还进一步把人事科的蔡联锦、王瑞凤等党员调走，由陈永珠（肃反对象〉掌握人事科的主要业务，以便他为所欲为。蓬荆对提拔起来的党员干部则到处进行诽谤，如说：“宋镛不诚恳，狭隘非常，做事又无魄力，是无经理本领的”。认为提拔蔡联锦、陈金珠等不恰当等等。6月份蓬荆来到广州甚至污蔑中央水产部的领导干部，他认为“很大一部份人不够称职”；“司长不称职，水平不高”；“处长低能，不懂业务”；“有一个司长不如刘启（水产供销公司副科长）”；“一些司长如果给他当科长也不行”；“人事司康司长很无能，连供销公司蔡联锦都不如”；等等。
蓬荆在今年6月下旬借故来穗，进行反党活动。他采用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也是庸俗市侩之类的。如个别交谈，召集会议，上茶楼酒馆，请宴赴餐（先后在太平馆、六国饭店、宁昌饭店、大公餐厅、新亚酒店，以及李可基、谢平等家里请客吃饭就有60人次之多），不分昼夜，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党活动。蓬荆在穗８天期间，共接触了76人，其中绝大部份是右派分子（内有极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三反、肃反对象、政治面目不清的人以及对党不满分子，占77％以上。蓬荆到穗的第二天，就在省供销公司与他的“老部下”、历史特务、极右分子陈礼13人“座谈”。当肃反对象杨训锐被蓬荆看见时，马上招手叫杨说：“来，来开宗派会议”。据周孝念揭发：“在会议上重复2、3次叫大家写有关人事问题，公司领导关系问题，业务问题，乾燥室等问题的材料，分送南方日报、人民日报、中央水产部，领导上不能不解决问题”。并说：“水产部有官僚主义可以鸣到中央”。最后蓬荆指定周孝念收集大家的资料，整理好，明天给他看，并强调说明天要看到文章。蓬荆又对他们说：“关于水产公司的上级领导应该直线，我曾向部长提过意见，部长不理，你们在下面又提，上下结合，领导就要考虑了”。同时蓬荆又鼓励陈礼说：“乾燥室有成绩（？），领导就应该表扬，要将这个情况写出来，领导不表扬起码让群众知道，得群众的表扬”。陈礼在蓬荆的唆使下，就组织了以不满分子为基础的反党集团，筹办了“基建晚报”作为向党进攻的基地。曾先后写了“仁贵的委屈”等反动文章，大肆向党进攻，漫骂党员科长，都是“忘八无耻”。并在反动文章里说：“过去的正直首长（指蓬荆）远别数年了，都为仁贵而不平”。蓬荆又煽动肃反对象何淑云说：“有意见可提到厅（水产厅），不解决问题就告到陶铸那里，工资问题也要这样，总之，要趁整风机会求得彻底解决”。最后蓬荆请何代为向她的丈夫（骆湛泉，肃反对象）问好。何淑云在蓬荆的煽动下，她就向党大哭大闹，说肃反冤枉了她，斗错了她，并要求：（１）将肃反时在她家里搜出的一本作特务活动的密码交还给她：（２）烧毁香港开设联中粉厂作为特务活动的有关材料；（３）要求否定她的肃反结论；（４）停职期间的全部工资必须十足补发；（５）要求组织恢复她的名誉，等等。蓬荆唆使肃反对象陈信能说：“肃反出来的不应处份，降你二级不合理，可乘机把问题搞清楚”。并叫陈着其爱人何静文对肃反后清洗回家的一段工资要“依理力争，要求全部补发，少一些也不耍，可打报告给组织，必要时也报告给水产厅、省委、陶省长，应十足补发”，等等。蓬荆还煽动中美合作所特务陆文泉说：“历史结论有意见应该提，应该彻底搞清楚”。陆在蓬的煽动下就猖狂起来了，并向组织提出质问说：“我在中美合作所搞电台工作的，搞电台是搞技术，搞技术也有罪么”？并叫嚣说：“在劳教处生活，刻骨难忘，简直是野兽”。公开诽谤我们的劳教政策。蓬荆对肃反对象陈永珠特别赏识，他口口声声诬蔑我们对陈永珠是打击报复，叫陈永珠将情况写信给他，由他加上具体意见见，送到省委，向组织部朱部长控告。并唆使陈永珠说：“可以把行李放在省委门口，不解决问题就不走”。陈在蓬荆的挑拨下，就向组织提出要道歉及恢复名誉等无理要求。来历不明的孙静波，在肃反期间被斗争，他认为受了委屈，见了蓬荆就申冤说：“三门船的问题，你能否为我作证？”蓬荆说：“可以为你作证”。于是孙静波疯狂地走到办公室，说肃反搞错了他，骂吴主任是“王八乌龟”，要求公开人事档案。另外对蒋晋明、李华叶等肃反对象，也指使他们如何向党进攻。蓬荆对于其他肃反对象都予以同情安慰，并以“你们受了委屈”等反革命语气来进行煽风点火。此外蓬荆当面向对党不满的分子黄海志、卢永沅、黄继承、程功等进行挑拨和煽动，因此，程功就公开与上级对抗，井且骂领导说：“蓬荆已臭骂你们一顿了，还不接受”。
蓬荆６月来穗除了进行上述的放毒点火之外，还组织了以温盛湘、谢平、钟杰明为领导核心，有极右分子李可基、陈礼、傅尚芝、方国华和一般右派分子程一岳、程功、何尔夫、蒋普明、冯顺楼、黄君默、黄继承等人为基础的反党集团。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的向党疯狂进攻。阴谋篡夺广东水产系统党的领导权。他们的反党活动的计划如下：第一、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广东水产部门各级领导都不行，打击领导干部威信，抬高自己，如诽谤罗经理是“罗大人”；章经理“是陕北干校的图书管理员，不如甄以哲”；“宋领导做事不果断，无魄力”等等。并且造谣说：“水产厅没有经过国务院批准”。这些反党活动就是要造成便于蓬荆回来夺取水产系统领导权的气氛。那些历史反革命分子及坏份子亦想依赖蓬荆，趁此上台。第二、蓬荆的反党集团，计划在南海公司由九三学社提出如下反党方案：取消党委和团委，感走党员干部，如计划调走罗经理，着李经理只管总务，增设技术副经理由冯顺楼担任，计划科应与基建科合并由李可基掌握，渔捞技术部门由方国华领导，郑心惠（变节分子、极右分子）为冰厂厂长，黄君默为财务科领导人，傅尚芝担任调度室主任。这个“计划”如果实现，所有的右派分子就占领了水产部门各级领导地位。第三、蓬荆与谢平六月在北京密谈，提出省供销公司的反党方案，把吴强、李玉洁13名党员科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外来干部和大军转业干部）赶走。并公开说宋镛经理应该撤职，把卢永源、程功、黄继承等提为科长。第四、企图以九三学社的名义请蓬荆来担任厅长兼南海公司经理（蓬荆授意的），温盛湘提为13级副厅长。总之，蓬荆这个反党集团的狂妄计划和他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要把外来干部、转业大军、以及所有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一齐赶走，让他和他的老部下──特务、反草命分子、其他的坏份子等等上台，以便于他在广东水产部门搞“独立王国”。
目前正在进行关于广东历史问题与干部政策的大辩论中，我们揭发了以蓬荆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这是一场在政治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原则大辩论；是辩明大是大非、分清敌我、分清正确与错误、分清成绩和缺点的大辩论。这一场思想斗争对水产事业的前进和思想建设将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应该看到：把这些暗藏的反党活动揭露出来，对于我们党说来是一桩必要的大好事，无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党的巩固和纯洁都有重大的意义。
党与反党集团有什么原则的分歧呢？我们说有根本原则的分歧，而不是枝节的问题。首先，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是加强党的领导，还是削弱党的领导。在大辩论中大量的事实说明，蓬荆一夥不是前者，而是后者。他们企图削弱党在水产部门的领导，不惜一切，经常地把党内的机密告诉给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严重的破坏了党的纪律；到处造谣、散布：“中央水产部不懂业务、某某司长还不去×××副科长”；水产部学习“八大”精神时，在司局长级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上，检查批判部长助理冯乐渔同志的冒进思想，蓬荆却将会议的情况，写信告诉地主恶霸家庭出身的李可基。又说：“广东这几年来陶铸书记领导，工作偏差不小”，“水产厅领导不客观”，“水产厅未经国务院批准”。南海公司的基建年度投资数，尚未明文下达，却也写信告知李可基。“南海公司的领导无能”，“供销公司的宋镛副经理要撤下来，养殖公司的领导人是图书管理员，只能耍泼”。如此种种谎言，就是要使群众对领导失去信任，使党的组织瘫痪无力，造成天下大乱，以便他们趁机夺取党的领导，这是蓬荆集团的企图。党为了有力地进行社会主义水产事业的建设，必须加强对水产事业的领导。必须巩固党在水产部门的领导，这是水产建设最根本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应当依靠谁、团结谁来实现建设任务。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要知道无产阶级是通过党和政权来实现它的领导的，是要通过党组织及其成员来贯彻职行党的各种方针政策。当然党员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子是党的依靠的对象，同时要团结广大群众，亦需要团结和改造旧水产人员和旧知识分子，使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的干部政策是本着团结一切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干部政策；既团结本地干部，也团结外来干部；既团结工农干部，也团结知识分子干部；团结新老干部，各行各业的干部。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各种各样旧知识分子，我们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以发挥他们的积极因素。对他们其中有些人在历次运动中，所受到应得的处份，且已有悔改表现，对党靠拢的，我们使他们放下包袱，在政治上给以安置适当的工作。例如南海公司的总船长冯顺楼等人，都适时的撤销政府对他们的刑事处份，提高他们的薪金；把他从工程师提为总工程师；给予适当的政治待遇。我们是充份地体现了毛主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然而，反党分子的看法与我们相反，多方攻击我们的干部政策，说是“宗派主义”的。所以他们对资产阶级分子冯顺楼三反要给以平反。说什么弄得你“倾家荡产，并非钱的问题，而是名誉要紧”。他们对少数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则利用其对党不满情绪，作为反党的工具，而且对五方面敌人，敌伪分子，人民专政的对象，譬如陆文泉、骆湛泉这些的已经臭透顶了的人，也被作为依靠。有这样一个统计：蓬荆、温盛湘在任期间的1950年８月至1953年８月共有科以上干部（包括科的负责人）46人，其中有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历史反革命、肃反对象，兼贪污分子14人，肃反对象兼右派分子９人，伪职员、不纯分子10人，一般群众、共产党员仅13人。20级以上主办科员29人中就有特务、反革命分子、肃反对象13人，占44.8％。然而蓬荆走了之后，我们的184个科以上干部负责人，其中党员139人，占76.54％，团员7人，占4.8％，群众34人，占18.48％，民主党派4人，占2.17％。这种情况的改变过程，就是我们和蓬、温反党势力斗争过程。蓬荆为讨好那批人，可以不惜一切出卖党的利益。蓬荆自己及其亲信都说：他们之间没有党与非党的界线，有共同的语言，合得来很听使唤，他们对党员则是格格不入，排斥和打击他们，他认为党员是不懂业务，不能解决问题，宁要一个工程师也不要几千个共产党员。把党员当作“木头”，只能当“招牌”摆一摆，好给敌伪分子顶问题。这个思想观点反映在干部使用培养提拔上是和党背道而驰的。
第三个问题，对水产事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看法，反党分子与党有分歧。蓬荆还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实质上不主张行政领导企业，而主张企业代替行政；在经营方针上，重商业、轻生产。搞商业，也多注意追求利润；在生产方针则完全忽视以至放弃对群众渔业生产的领导。因此把当时水产局这个领导机构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局内只有设有一个行政科（渔政科）作为管理群众生产的事务，专、县水产机构不建全。蓬荆离职前（1954年４月）生产业务没有建树。党为了很好地发展南海水产事业，把广东水产企业公司，划出成立了南海水产公司、养殖公司。几年来企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可是蓬荆心怀妒忌，荒谬的主张吸收香港资本主义经营的经验，学习台湾的办法，船长选择船员，船员选择船长，所谓自由组合。同时还诬蔑西南沙调查队是“不务正业”的机构。主张什么“三个公司合并”，恢复过去的那个样子。我们认为在全国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获得胜利的基础上，为了更积极地使供销企业为生产服务，把商业企业划归服务厅领导是正确的。反党分子挑拨供销公司归服务厅领导不妥当，其用意是什么呢？不外是削弱生产上的领导。使我们在海洋捕捞，淡水、海水养殖，企业生产的领导，恢复到蓬荆在任时那样的冷落，毫无生色的状态。所以，蓬荆到处叫嚣“三个公司合并”，企业与中央成“直线领导”等等谬论。同时，蓬荆还制造了所谓“今不如昔”论调。其目的是企图把过去党领导下，全体水产干部及几十万渔民辛勤劳动所取得的成绩归结于他们个人的功劳。什么“瓦渣堆上建立起来的功绩，现在没有人知道了”。其实质是否定党所领导几年来在水产事业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第四个问题，广东党在省委的领导下，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进行了历次民主改革运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使广东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胜利，这应当说是丰功伟绩。但是，蓬荆为首的反党集团却处处反对，和党对抗，恶毒地诬蔑“广东搞运动不客观，陶铸同志这几年领导的广东工作偏差不少”。对三反运动，蓬荆说：“陶书记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给我批评，而且对三反运动抓得不紧，有些粗造”。又说：“始终不同意三反整温盛湘”，“不满云广英亲自来逮捕温盛湘”，对三反时判刑３年的贪污犯冯顺楼说：“你应当翻案，告到上海市委要求问题的解决”。对土改整队整下来的黄继承、程功、张文洪，千方百计地支持鼓励他们去翻案。肃反运动认为是“不审视，打击面过宽”等以诽谤党，对劳动教养份子杨训锐说：你不能算５％处理的。伪教育厅长、大特务头子姚宝猷镇反被杀，蓬荆认为如果当时不杀，今天也不一定杀得了，企图借以否定镇反的正义性。多方面的支持、鼓励、煽动、唆使被运动所整的对象反案，和党作长期的复杂的暗中积极活动与利用“合法”斗争，以攻击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否定党所领导的运动的成绩。这是蓬荆和党在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根本份歧。
在上述４个分歧中，可以看出：蓬荆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他的完整的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立场观点非常的明显了。
反党分子结成一道，是有它共同的思想基础的。
第一、在这些集团分子中几乎全部（包括党内外）都是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有一种不可遏制的人野心欲望。他们把水产事业看作是实现个人名位野心的地盘，以蓬荆话来说就是“能抓个招牌也好”。稍有成绩就到处夸耀，骄傲自大，目无组织，狂妄之极，把自己放在党之上，党当然要批评他们这种行为，而受了批评就满腹牢骚。当个人的欲望一再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就由不满党而发展到仇恨党，最后走上反党的道路。例如温盛湘为提13级，副厅长，可以上中央高级党校，当高级知识分子，而不顾一切上至中央水产部、农村部，下至广东水产系统，都进行串联活劫，并找李子元、王维副部长，朱荣副部长，找尹林平书记，而蓬荆四出奔走说情，互相结合攻击党组织；谢平因为没有提13级，对水产厅极为不满，蓬荆就拉他下水。一夥人都为提级当厅长、副厅长、经理、副经理而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主义思想的气味了呢？我们不能同意也不能容忍这些所谓“处级干部”无法无天大喊大叫的──在他们的部下和党组织──散布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腐蚀我们的组织。水产厅党组织不容许他们这种毒素的散播。因此，他们就组织力量和我们作斗争，这是一种十分可耻的活动。钟杰明、蓬荆也都有共同点，钟说：８年没有提他的级，意见非常之大。而蓬荆去结合那些党外的反党分子，如陈礼、陈信能、李可基、杨训锐等也是各式各样的个人打算的人，政治品质十分恶劣的人，共同向党进攻。
第二、共同有着十分严重的地方主义情绪，这是他们建立独立王国，封建割据，进行宗派小集团活动的重要思想基础。他们共同的语言是“地下党没有政治资本”，“历次运动都挨整”，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宗派主义思想情绪，进行挑拨离间的毒箭。尤其对省委的恶毒诬蔑和攻击。例如说：“陶铸同志对方方不该下这么的狠手”，“这此广东整风，陶铸同志不便领导的，应该由×××同志来领导”。又说：“本地干部没有提级，北方干部提几级”。到处搜集、捏造、散布地方主义的思想情绪，什么“邓老（邓子恢）到梅县和海丰，发现这些县的县委书记都是北方人，邓老很奇怪，回到省委说，梅县出了叶元帅（叶剑英元帅），海丰出了一个农民大王（彭湃），难道一个县委书记都找不到。”又说“海南20年红旗不倒，琼崖纵队不该撤”等等流言蜚语，．避行非组织活动，作为扩大、拉拢反党队伍的思想武器。
第三、他们都是长期以来抗拒党对他们的教育和思想改造的。他们反党集团的每一份子，都受过党的处份。例如温盛湘三反贪污案坐牢７个月，出来后党内处份了他，肃反又受审查；钟杰明包庇地主家庭，整党时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肃反运动严重的右倾行为，受到党内批判；谢平仅在广东工作几年，就两次犯错误，受到党的批判和处份；蓬荆新三反与反地方主义工作中的错误，受到了批判。至于他们的所谓老部下实质上是五方面敌人李可基、袁学焕、陈礼、陆文泉、李华业……等等，均受到运动的打击，在他们心灵的深处对党隐藏着强烈的对抗情绪，有着这样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他们谋合反党的重要因素。
第四、他们共同有着资产阶级的一套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十分庸俗地喜爱互相吹、拍、捧、拉，毫无政治原则的气氛。由于习惯已成自然的结成小圈圈进行宗派活动，各色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封建地主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所以和无产阶级思想，党的领导长期来处于抗拒对立的地位。以上是他们反党根源的一部份。
他们在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猖狂的反党活动，对党造下了严重恶果。蓬荆反党分子所执行的干部政策，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的用人观点与党的干部政策相对抗。这是和党的根本的矛盾。他的得力的“干部”，在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消灭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历次运动中，或击退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斗争中受到了打击，他就反对党所领导的运动，特别是反对肃反、三反运动。因此，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来破坏水产部门党的领导。一方面散布各色各样的反动思想观点，所谓“肃反不客观”，“水产事业今不如昔”，“人事机构不合理”，“供销公司应该直线领导”，“三个公司合并”等等毒素来搅乱思想；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挑拨离间，造谣中伤×××领导去学习了、×××领导回江苏了；还了解某些同志之间的关系就分裂他。利用某些人对提拔干部、肃反运动、审干工作、工资级别的不满或者某人受批评打击，就借题发挥，企图从组织上破坏份裂水产部门党领导的团结。特别是从匈牙利事件后，他们的野心有所发展，组织与煽动党内外一切对党不满的力量，在去冬以来，趁着沿海渔业合作化还不大巩固，实际我们需要全副精力集中到沿海去工作的时候，他们趁领导的紧张发动了进攻，组织反黨活动，借以牵制领导精力。实质上他们是起着对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的破坏作用。还利用我们提出加强浅海生产领导方针，恶意的把几千年反动统治浅海渔民经济落后的状况嫁祸于共产党，企图为反动统治开脱。又说生产计划太大了，合作化太快了……实际上攻击社会主义。蓬荆认为整风的机会到了，趁着整风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向我大举进攻的时机，以为向党进攻最有利于他，于是四出点火，到处联系。停留在广州８天时间里，只和有关业务的人，谈了25分钟，其余的全部时间精力，找五方面敌人肃反对象等不满分子，煽动不满情绪，实现里应外合，据统计在这期间总共联系的76人除少数外绝大多数是右派分子，极右分子，历史特务，历史反革命，三反、肃反对象、有政治问题的人以及对党不满分子。按性质划分，有：肃反对象、历史特务21人；右派兼肃反对象５人；右派分子兼贪污分子４人；政治嫌疑分子９人，就是说有问题的占77％以上。蓬荆就是组织这一切可以组织起来的反党力量来向党进攻，来篡夺水产部门的领导权。据已揭发的事实，蓬荆及其集团的骨干分子、供销公司副经理谢平受蓬荆示意之后，谢平没有通过其他经理和支部及办公室主任研究，即开出名单撤换14个共产党员科以上干部。这些人是宋镛副经理，吴强主任，李玉洁、蔡联锦……等同志，而另外提起一批蓬认为亲信的人当主任、科长，这些人是程功、黄继承……等人。在南海公司的反党黑帮６月份才成立的九三支社与蓬荆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则有了调整该司的组织机构的方案。其内容是：要取消党委、团委，调走所谓不懂业务的党员正经理，要副经理去管总务工作。上台的是“九三”反党集团的李可基、傅尚芝、冯顺楼、黄君默、郑心惠等右派分子，让他们去领导南海公司。这一方案，据“九三”集团的右派分子方国华交代是徵求过蓬荆同意的，蓬并说：积极提意见是好的。同时据蓬荆本人10月14日在科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大会上的交代，亦承认给许多人说过他要回来当厅长，要撤换一批干部，要香港刚回来的伪渔业处长程一岳上万言书。
这些材料说明，他们企图通过整风，联系有反动的政治方向的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坏份子，特别是那些肃反对象、不满分子如陈信能等实行里应外合，以蓬荆的话来讲就是上下结合、互相配合发动总进攻；在水产部门实行政变，改变水产部门的政治方向；改变水产企业的性质。整垮水产部门党的领导，要他们这些人上台，来达到它的反党政治野心。
为什么这个所谓“老水产”与“老党员”敢于这样无法无天，长期进行反党活动？一方面除了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具有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待人处事作风与习惯之外，水产部门的党组织对他们监督不严，过去在批判与处理他们错误行为时，往往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这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所以这次对反党集团斗争必须坚决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必须彻底揭发反党事实，撕破一切假面具，彻底批判他们反党思想，绝对不能让他们蒙混过关，卷土重来。只有这样，才能教育广大水产工作人员，使他们受到一次教育，获有抵抗毒素的能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反党分子中可以挽救的一部份人．把他挽救出来。我们对他们凡是能够承认错误，真正的转变立场，向党靠拢的人，都表示欢迎。但是斗争一定要彻底进行。温情主义者表面上看来，似乎爱护人，其实是害了人。这场斗争解决不好，会使水产事业不能前进。因此，必须抛弃温情主义，必须动员所有水产工作人员参加斗争，大家在烈火中锻炼，把佣俗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彻底的烧毁掉，不让任何反党野心家有机可乘。所有水产工作人员应该在这场斗争中吸取教训，引起警惕，戒骄戒躁，永远跟着党与人民群众一道前进！谁要脱离党的领导，离开群众的队伍，它就要掉队落伍；谁要是敢于冒险进行反党阴谋活动，它就要身败名裂，落得可耻的下场！
蓬荆及其反党集团的被揭露，是由于蓬荆在６月25日由北京到广州出席浅海养殖会议（该会因故延开），他便乘机深入水产系统──厅本部、供销公司、南海水产公司、水产养殖公司等机构，进行非法的组织活动。
他到广州共8天时间，养殖问题根本没有过问，却用全部的时间进行串连点火等反党活动。他到处个别拜访，参与他自称的“宗派会议”，下馆宴会请客进行煽动，向肃反、三反对象以及党内外各种不满分子予以安慰问好，为他们鸣不平，发动他们上告翻案，指责水产系统领导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说现在的工作不如他过去时好，相反地否定他的成绩。他说肃反工作不客观，冤枉了很多好人。他说干部该提的不提，不该提的反而提了很多，尤其是他以前所依靠的坏份子，没有被提拔，最使他愤懑不平。蓬荆６月留穗期间，接见会谈、请客的共76人，其中77％以上都是历次运动的对象，如肃反、三反（整队）对象以及各种类型的坏份子，特别是这次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这些就是他一贯依靠的亲信和力量。
经过他的煽动和挑拨后，肃反、三反对象中，特别是肃反对象大部份起来反攻倒算，向党提出许多非法要求。本来已经处理的案子，又重新翻案。有的公然出大字报漫骂共产党；有的公开质问领导；有的书面申诉。坏份子气势嚣张，右派分子更疯狂的向党进攻。
南海水产公司的九三学社，积极发展了很多坏人，公然提出资本主义经营方案，密谋安排人事计划，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在广东水产供销公司，由副经理谢平提出撤换13名党员科长以上干部名单，以便提拔他的亲信，改变党的领导。
从蓬荆到广州点火以后，右派分子放肆活动，曾猖獗一时，闹得水产系统内乌烟瘴气。
但经过几个月来的反右斗争，证明广大群众是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水产厅及其所辖系统的工作，成绩还是基本的，主要的；提拔的一批科长干部及积极分子质量是很好的；过去所进行的肃反工作是正确的，成绩很大。
蓬荆６月广州之行，是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的集中表现。
10月６日蓬荆借口海涂养殖问题又到广州企图指辉右派分子退却，但群众觉悟了，蓬荆的阴谋没有得逞。经过省委与中央水产部的批准，着他留下在广东水产厅整风。从10月11日到21日，前后召开党员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及党员大会，与蓬荆进行了６天大辩论。从10月24日到现在，分头在南海水产公司与广东供销公司召开职工大会，揭发材料，查对事实，批判他的反动观点与错误。20天来，我们与他进行了下列问题的辩论：
（1）肃反问题是否不客观？是否冤枉了好人？
（2）党的干部政策有否宗派主义？蓬荆的干部政策对呢，还是党的干部政策对呢？
（3）党领导的历次运动是否正确？是否不客观？蓬荆对历次运动的看法如何？采取什么态度？
（4）什么是新水产老水产？谁否定谁的成绩？水产事业是否的“今不如昔”？
（5）蓬荆执行水产事业的方针政策与党有什么分歧？
在辩论第一个问题时，他举出温盛湘与陈永珠作根据，向党放冷箭。他认为肃反期间对温的审查“根本搞错了”，“搞温是宗派主义”等。我们认为从当时肃反的形势上看来，审查温是正确的。因为他与经济特务李寰平有密切关系，李是专门搜集我经济情报的，他们依靠温盛湘所办的中源行，来往投递情报，温通过李经常介绍政治面目不清的女人勾勾搭搭，而李也是由温介绍参加工作的，两个人很投机。他的内弟陈泽民，他的表弟余添兰都有重大政治问题，和他都有密切关系。此外，还有其他的案件，牵涉到他的问题。根据以上线索，经省战线批准为重点对象，并在科长级以上党员干部中进行教育。从当时情况看，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审查也经过一定手续，审查后那些无证据的问题，也弄清楚了。
从辩论中证明，温盛湘作肃反对象是应该的，同时温在工作中犯有很大错误，他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是严重的，而且私人生活也有堕落腐化的思想行为。
其次是陈永珠，陈的父亲是国民党团级以上军官，将解放时与蒋帮逃亡台湾，陈与他始始终没有断绝关系，经常有书信及经济来往；54年党要她为和平解放台湾做些工作，陈坚决拒绝；她胞兄也也有重大政治嫌疑，和她关系密切；她社会关系复杂；又有盗窃档案及参加反动组织的重大嫌疑。根据以上事实，对她进行审查，在当时和今天看起来，都是必要的，没有错误的。
为了辩论彻底，在大辩论会议上把两人材料，全部公开，由大家共同讨论，最后大家认为他们２人在肃反时是应该审查的。
从事实中检查，蓬荆过去不但不帮助组织很好进行审查，相反地起到处支持他们上告，帮助他们推脱责任，并造谣中伤说：搞温盛湘是水产厅领导的宗派主义；搞陈水珠是刘科长的报复。在大辩论中巳证明他是有意对领导的诬蔑。
还有很多人，明明已打成老虎．他仍去安慰，对他们表示同情；本来是历史特务，肃反中对他们宽大，他认为是冤枉了；劳教中宽大回来的反革命分子，他也认为是错伤。总之，他是为肃反对象鸣不平的。从很多事实证明，蓬荆完全站在与党对立的立场，仇视党的肃反政策，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个问题。他说党的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有偏差，该提的不提，不该提的提上来。
在大辩论会中，摆在这方面的材料是最多的，大家给他统计了一个数字，从50年到53年８月前，在蓬荆当水产局局长兼水产公司经理时，共计有科负责人以上干部46人，其中特务、反革命、三反、肃反对象以及有政治嫌疑的即占33人。从以上事实看出蓬荆领导时期的水产部门的组织是严重不纯的。这就是蓬荆执行“用人唯才、唯亲”，“用人不问政治”，“特务可以用”，“历史复杂不要紧”的干部政策所造成的恶果。
相反，蓬荆对党员干部是排挤的的。对提拔起来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说是没有用的；他把党员当成“木头”和“招牌”；军队转业的党员干部，他拒绝接收；边防局派来的干部，他进行打击。最近一、二年来，他甚至于认为党员作为“木头”和“招牌”的作用也不要，乾脆将党员赶走。从干部政策上检查，蓬荆以敌为友，以党为仇巳发展到多么严重程度！从大辩论中看到，党认为对的，他说是错的；党认为是错误的，他认为是对。在会议上许多事实也可以证明蓬荆持有与党完全相反的观点。
在蓬荆走后，从54年到现在，党的正确的干部政策能在水产系统得到贯彻。由于依靠谁的问题明确，有社会主义觉悟，有工人阶级立场，有群众观点，对党忠诚的干部，大批得到提拔；而他以前所依靠的有问题的人，也分别得到适当的安置和处理。问题小、政治觉悟提高的，仍做依靠力量，提拔起来；有些问题，但不十分严重的，也团结改造使用；有重大问题，但又不向组织彻底交代的，划为肃反清查对象。这样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从大辩论中，可以证明蓬荆骂党是宗派主义，说党的干部政策有偏差，是毫无根据的。蓬荆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站在过去依靠敌人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三、是关于历次运动问题。在土改时他包庇地主分子李可基、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吴向青等人；三反时他包庇黄继承等坏份子，抗拒三反运动，不满地方党委对各级水产公司三反运动的领导；新三反时，公开拒绝农林厅党组对他的批评；肃反时不满意党的肃反政策，到处支持肃反对象上告翻案。
很多事实证明，他是反抗历次运动的，对各级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采取抗拒的态度。他说广东的历次运动都是粗造的、不客观的。这纯粹是诽谤。
第四、关于“新水产老水产”和“今不如昔”的问题。辩论会上这样的材料也不少。水产事业与各项事业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几年来获得很大的发展。渔民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渔船增加，技术提高，产量增加，生活改善；国营企业也大大发展，以前有的加强、扩大，没有的增加、发展。现在的产量是62万吨，比1953年增加60％。水产事业今不如昔的论调，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至于新老水产问题，实质上是挑拨离间，有意破坏团结的。
第五、大辩论中，有人提出蓬荆在过去执行水产工作的方针政策与党没有分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辩论中证明蓬荆与党也是有分歧的。因为水产事业是以发展生产，尤其是群众生产为主的事业。但是在他负责广东水产工作的几年中，抓了企业，掉了群众生产；在企业经营中抓了商业，掉了生产。换句话说，他是执行重企业轻群众生产，在企业中重商业轻生产的方针。把水产行政的领导工作放在企业之下，把群众生产领导工作由供销社代管。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使广东的水产事业得不到应有的恢复和发展。在53年的的产量仍只有33万吨，与战前51万吨的水平距离尚远。
在上述辩论的五个问题中看出，党肯定的问题他否定了；党认为正确的，他则认为错误的；党认为不应该作的，他却坚持要办。总之，他处处与党对抗。蓬荆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蓬荆长期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所致。因此，我们认为蓬荆６月的反党活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过去反党思想的继续和发展。由于蓬荆过去长期依靠敌人和坏份子，而这些敌人和坏份子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严正的批判和处理，在干部政策上我们没有把他们作为依靠，因而蓬荆就认我们动摇了他的独立王国的基础。蓬荆站在少数剥削者的立场，依靠少数，排斥大多数，排斥工农干部，排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共产党。他无群众观点，极端的个人主义，经常吹嘘个人功劳，培植个人威信，宣扬个人崇拜，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向党闹独立，拒绝党的批评和教育。他的反党矛头指着党的组织，指着水产系统的领导人和省委的领导人。因此在大辩论中，证实蓬荆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个人野心家。
在一次小型的辩论会上，人们问蓬荆：“什么你对每次运动都跟党站在对立的立场呢？”他答；“是的，我接受延安整风的经验教训，延安确实错伤了许多人，所以我总是怕运动搞错了。”延安整风的历史意义，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是最有力的见证人，经过延安整风的广大干部，今天大都担任党和国家各方面的事业的骨干，他们尤其是有力的见证人。这点蓬荆是诬蔑不了的。蓬荆简短的这句话，只是表明他的立场，说明这个名义上的老党员，他一开始便和党的路线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
蓬荆就是站在疾恶我们党的胜利的立场的，他对于我们党与阶级敌人作无情的斗争是反感的。他的这个立场，并不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逐渐改变过来了，而是他在党内的地位爬得越高，他以为他的本钱越重，便越来越发展了，越顽固了。
我们多次与蓬荆辩论，看透了蓬荆思想上一条很明显的逻辑，凡是党认为是正确的，他认为是错误的；凡是党肯定的，他否定；凡是党提倡的，他反对；凡是党反对的他保护；凡是党爱护的他破坏；凡是党团结的他打击；凡是与党为敌的他为友……。这一条逻辑蓬荆应用到执行党的工作方针上，应用到干部政策上，应用到各种运动上，应用到此次整风上，总之，应用到执行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党的各方面的政策上。
因此，蓬荆在此次广东历史遗留问题和干部政策上的辩论中充当最集中、最突出、同时又最完整的反党典型完全不是偶然的。
本来和蓬荆在这方面的斗争，是早就开始了的。在他担任广东农林厅水产局局长时（1952年间）水产部门正直的党员同志们即与蓬荆开展过斗争。那时是在干部的使用上，在支部工作意见的分歧的斗争，蓬荆借领导人的优越地位，把同志们正直的意见一手遮天地压倒了，在执行党对水产工作的方针上，当时领导农林厅也曾与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作过斗争，三反和新三反时，上级领导和他的错误思想作过斗争。可惜，当时还没有充份暴露蓬荆的反党面目，党还是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把他作为党内的一般思想问题加以批判，因此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养痈为患”之痛！
可不是吗？由于蓬荆的反党行为，使水产部门遗毒甚深，每次运动任务都很重，特别此次反右斗争，水产部门右派分子数量不少，他们向党进攻最疯狂，这就是蓬荆多年所培植下来的牛鬼蛇神。
蓬荆对中央水产部的同志们看不起，对广东省委的领导看不起，他说省委的领导水平很低，对陶铸同志有成见，认为陶铸同志领导广东工作几年偏差很大，所以此次整风不便领导。蓬荆的狂妄已经到荒唐透顶的程度了。他是抱着地方主义无限的感慨而发出这一连串的异议的。于是他说：“陶铸同志不该对方方下如此狠手”，“中央领导肃反是正确的，但广东的偏差很大”，“地下党员没有政治资本”，“广东的运动都是很粗糙的”，“广东省委掌握镇反太不客观了”，“姚宝猷不过是文化特务，留到现在可能不该杀”，等等。总之，按照蓬荆的逻辑，就是广东省委的领导是一团糟，完全错了。
人们最初还以为蓬荆的“今不如昔”论，仅是对水产部门的谰言，其实他指的是广东省委的领导而说的，他不是说过吗？广东对他过去对水产的功劳完全抹杀了。反地方主义时对不顾渔民、盐民的死活的批评是一条，他的水产局还是属于这一条之内的。所以他便把自己归入地方主义的队伍里去了。所以他对广东省委的领导，具体地说，对陶铸同志的领导抱着严重的反感。
什么是蓬荆反党思想的实质呢？我以为这就是他骨子里的东西。
请看蓬荆地方主义思想的体系吧：
第一、蓬荆说：“南海水产事业是他从瓦渣堆上搞出来的”，他“与南海结下不解之缘”。这意味什么呢？他一向说得很含糊，在辩论中他说清楚了，南海是他的地盘，是他的小王国。他的这个地盘，这个小王国，是谁也不能插手的。当时的直接领导农林厅插手不得，一插手蓬荆便顶回去；三反时他说他的水产局是“清水衙门”，上级派人来打老虎，他设法赶回去，新三反反到他头上，他顶回去。
他这个王国里，有他的一批功臣，一批兵兵将将，自成一个系统。对于这个系统的人，谁也摸不得，土改时农民对地主恶霸分子李可基摸不得；三反时贪污分子黄继承摸不得；杨训锐的历史摸不得；肃反时陈礼摸不得，程功摸不得，陈永珠更摸不得；温盛湘是他的大将，三反、肃反更摸不得。总之，凡是他的兵兵将将，犯了人民、犯了国法都摸不得。
可是正直的党员在他这个王国里不是主人，而是眼中钉，上级派来的党员干部，转业干部，一律不欢迎，最好不要派来。派来了不是打击便是不予重用，找机会撤职。上级对水产事业的指示，不向他们传达。
他走了，南海的水产事业有更大的发展了，他很不高兴，痛心极了，从此他的功劳永远埋没了，小王国毁了，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以他悻悻不平，念念不忘，千方百计地采用非组织手段，一定要重来。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蓬荆的脑子里还有什么党的影子。党和人民交给他的事业在他看来，象是卖断给他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变做他的势力范围了。这难道不是封建割据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吗？共产党员对封建割据瘾头这么大，这在政治上说明什么呢？试问：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共产党领导的单位，管不得、摸不得，自成一个系统。这不是地方主义的思想本质，还有什么更恰当的解释？
第二：蓬荆的阶级感情是很浓厚的，但不是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人民的感情。他对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真是款款情深，无微不至。在得意之时，叫做英雄识英雄，在失意之寸，叫做猩猩惜猩猩。在不少次的辩论中，他都说到因为他们是旧人员，恐怕他们出事情，顶不住，恐怕他们受委曲抬不起头，特别恐怕他们不能出头，即不能名成利就；在反右斗争时，怕他们再垮下去。所以他６月来广州，凡是肃反对象、三反对象、不满分子，不间生张熟李，只要有一面之缘，无不登门拜访，畅叙出情，为他们抚摸“创伤”，为他们设法开托，为他们计划翻案。所以特务分子骆湛泉之妻，伪建设厅长的小姐何淑云感激得珠泪横流，奔走相告，到处诉说：“蓬青天来了”！三反刑事犯、资产阶级分子冯顺楼他的三反案，组织已为他了结了，并提高他的薪级和职位，福利多照顾。蓬还去挑起他，说“三反把你搞得倾家荡产”要他告上海市委不公，说这不仅是钱的问题，名誉要紧。天晓得贪污刑事犯的名誉要紧了，党的名誉又到那里去了呢？国民党的老政客、资产阶级分子、政治上可疑人物程一岳，北京初见程握住蓬的手说：“蓬司长久仰，久仰！”蓬回答也连说：“程先生久仰，久仰！”从此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政治嫌疑分子就成了知交。这真是一幕新的升官图，也就是“英雄”识“英雄”了。人们问蓬荆为什么净是对这些人如此多情。他说：“他们能捧我，赏识我，我受了党的批评，新三反被整，他们都能站在我的一边，同情我，安慰我，体贴我，支持我，他们很公正”！于是蓬荆在阶级意识上与他们天然地结合起来了，在政治上也结合起来了。成为渐与同志远，转与“地”、“资”亲！
可是，蓬荆对于工人、农民、劳动人民的感情又如何呢？据南海公司工会的一位副主席控诉，蓬在的时候，他是工人，曾向蓬荆请示如何建立公司的工会，蓬申斥说“国营企业组织什么工会，工会是找麻烦的东西！”他这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对待工人组织工会的态度，就是这样的。蓬荆连第二国际也不如了。那位副主席又控诉说：当时公司的福利和劳保条件很恶劣，国家保险公司也不愿给他们做保险了，要求改善条件，并反映到了南方日报，作了公开的批评。身为公司负责人的蓬荆在工人屡次请求之下，结果也没有来看过一次。但与地主分子李可基宴饮时便到公司来了，而对工人仍然不看一眼。南海公司的工人还提出质问：“何淑云的丈夫是特务分子，畏罪自杀而成残废的，蓬荆就慰问备至”；而在他领导下的工人李世远同志，因公牺牲了，留下寡妻、孤儿，在公司抚养，应该说是公司的烈属，为什么６月到来，看也不看，问也不问呢？够了！蓬荆对于工人、对于劳动者是一点感情也没有的。
蓬荆在水产方针上，是放弃群众渔业生产的领导的，他根本没有发动渔民的工作。在商业经营上他主张“价高者得”，让资本主义发展渔业的自由市场，放手给资本家剥削渔民。在土改、肃反、三反历次运动上，他是包庇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的。他听不到群众的呼声，他所反映的都是地主、资本家、三反对象、肃反对象的叫嚣。这些人一叫嚣，蓬荆便害怕了，诚惶诚恐起来，替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了。
第三、地方主义是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蓬荆的干部政策正是具体体现了他的宗派主义。他排斥正直的党员，排斥工农干部，排斥转业干部，谓他们为无才。他认为“特务可用，政治历史复杂不可怕”。他提倡用人“唯才唯亲”，“10个党员顶不上一个李可基”。什么是蓬荆的“才”的标准呢？南海公司一位工人提拔起来的船长说得好，他的“才”是懂得剥削，懂得压迫人民的本领。所以冯顺楼、李可基、程一岳就是他的“人材”，用了他们可以为他卖命反党。什么是蓬荆亲的标准呢？就是阶级之亲，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能捧他，赏识他，和他有共同的语言是谓他之“亲”。因此蓬荆就把一切反党分子、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五方面敌人结合了一批，成为了他的宗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也利用我，我也利用他们”，就这样成了一股黑帮了，地方主义的干部政策，也是排斥非自己系统的党员干部的，只要是嫡系，可以不问政治能力；不问工作能力；不问什么品质；只要为我所用。地方主义是不要党的统一的事业的，所以在干部政策上，在组织关系上，是取消党的阶级路线，取消党的统一的，是靠互相吹捧，互相维护个人的利益而结合起来的。蓬荆所结合的那伙人完全是这种的味道。蓬荆把高职位高待遇尝〈＊〉给他们，把党的政治原则放弃了来迁就他们，使他们感到“毫无党与非党”的界线。达到亲密无间的地步；蓬荆还把党的秘密出卖给他们，以买他们的欢心。他把水产部党组会议的内容及决定也写信给李可基，他付出的本钱可算真大了。他还有什么国家人民的远大目的吗？没有！他是为人民谋什么福利吗？不是！而是为了造成他的小王国，为了巩固他的地盘。难道这还不是十足的地方主义的政治思想本质吗？
第四、蓬荆在政治行动上，矛头总是对着党，即是说，他反对的锋芒总是对着党。什么事情出了问题，他首先肯定党错了，才提出解决的方案。南海公司的亏本，是党错了；冯顺楼、温盛湘三反被斗，情绪不好，是党错了；钟杰明犯了错误挨处份也是党太过火了；一切肃反对象的被斗也是党错了。党应该向这些人赔不是，承认错误，不然就不公平，这些人就不积极，这些人就应该起来倒算。他在这些问题上是以况钟自居，他要求平反！否定他成绩要平反，新三反整他要平反！他要在水产部门撤换一批人，好让自己上台，好让他的人上台。所以，６月来广东就发动了他的兵兵将将向党来个总攻击，从攻击广东水产部门到攻击中央水产部；从攻击水产部门党的领导到攻击省委的领导，真是威风八面，如临大敌。蓬荆的小集团所干的勾当没有一个出发点不是反党的，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行动的反对派了。在全国，党是统一的，广东也是全国统一的党的一个组成部份，广东党也是统一的，却出了蓬荆这个反党小集团。广东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了，全党都一致的埋头于社会主义的事业，蓬荆在这样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来反党，结合集中一切不满情绪来反党，如果不是属于地方主义残余的范畴，是不可能属于别的范畴的，也是太明白不过了。
蓬荆的地方主义思想体系就是这样。
也许蓬荆不服气，说他自己是南下干部，是延安出来的老共产党员，他为什么也成了地方主义呢？难道因为他是广东人，讲得一口地道的广州话就叫做地方主义吗？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勉强。蓬荆早就与党的立场背道而驰，长期没有下决心去改造自己，他又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曾说：“凡是看不起我的我一定跟他干到底！只要你说我行，那么都行！”同志们，他这个“凡是”自然把党包括在内了。他认为广东党否定了他的“水产功绩”，他就要“干到底”，就要卷土重来，大干一番，他说看你行还是我行！这就是他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供状。因为他是个人主义野心家，他的逻辑是党的正确的反面，他就是不要党的组织，而独立自己的旗帜，他就走上反党的道路，但是个人主义野心家是脆弱的，他要反党就要投靠，在党外他投靠了资产阶级，在党内就投靠反对派，他就与广东地方主义的残余思想自然地结合起来，并成为以地方主义残余思想为政治基础的反党的组织者了。他就到处挑拨，张罗，招兵买马，组织他的反党的队伍。他就这样陷入了地方主义的泥坑，这难道会很奇怪吗？
广东历史车轮的前进，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广东也是社会主义的广东了，在完成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广东也正是跑在前面。所有广东工作的成就，广东的人民是承认了的，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敢怀疑。党内怀有地方主义成见的右派分子，还去拖着前进的车轮向后转，它的用心，令人义愤，而它的无聊也令人发笑。地方主义在井底蛙，看不见伟大的前进的历史，看不到广大人民的利益，更看不到广大人民创造的丰功伟绩，而只死盯住自己曾经流过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汗粒，要来和新的历史，新的成就算账。蓬荆就为那所谓“瓦渣堆上建立起来的水产事业”到处叫冤，说是被别人否定了。什么是“别人”呢？他指的就是党，这就是党内怀有地方主义成见的右派分子的共同语言。他们宁可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而仅仅要他们用显微镜也查不出来的功劳的。因此，他们便看不到新鲜活泼的一切，看不到与广东人民呼吸与共的党的领导，他们便是个人野心第一。
蓬荆所说的偏差是什么？
是说反地方主义成了偏差吗？我们说不反地方主义就不能完成广东的土改，只是过去反得不够彻底，倒不是蓬荆说的下得太“狠手”。为什么？如果彻底了，便留不到现在再来反你蓬荆了，再来搞广东历史问题的大辩论了。这是不得已的补课。党对蓬荆从来是仁至义尽，没有什么狠“过”，但蓬荆对党倒是“狠”极了。他不但鼓动那些三反对象、肃反对象、资产阶级分子、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翻案；这几年他还培养了地方主义分子，温盛湘和钟杰明他培养出来了，谢平他培养出来了，何尔夫也是他所培养的。广东反了地方主义，仅仅52年就完成了土改大业，将地方主义50年、51年所贻误的光阴抢救过来了，广东获得一条康庄大道和全国一齐走上了社会主义；反了地方主义，广东干部团结起来了，大批新干部生长起来了。这就是一方面且大胆大量地提拔起德才兼备的地方干部；一方面南下干部要生根。这难道不是广东人民的幸福吗？，应该说：反对地方主义是广东党前进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没有这个转折，当时的广东工作，是决不能前进的！
在此，我还愿意举出我亲身感受过的例子：50年中南局提醒广东只搞三县土改是不妥的。地方主义的代表人却说：“老布尔什维克是不怕人说右倾的！”，根本不考虑中南的指示。51年下半年，中央中南已派了部份领导同志来广东，并成立了区党委，但地方主义的阻挠还很多，土改的进行还不很顺利，困难重重。以我在新会参加土改所知，挂帅的虽是南下干部，但有一个地方主义者马殊，即使当时新会干部再多，土改局面仍很不乐观。只有到52年春天，陶铸同志亲到粤西地区直接领导土改整队，新会反了马殊之后，只在52年夏收前搞一段，秋收前再搞一段，土改便顺利的地完成了。整个粤西地区，也只到53年春耕前便全部完成土改了。当时土改运动的形势，正是势如破竹，人心大快。证明了不反地方主义，广东农民见不到天日，广东也不可能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历史已经成定论了。只可惜当时蓬荆未接受党的教育。可不是吗？今天，正当广东干部团结一致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的工作的时候，蓬荆却打起地方主义的旗帜，极尽能事地挑拨党内的不和，培养地方主义的残余势力，组织了地方主义的反党小集团，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在全国范围内的行动，向党进攻。
蓬荆说的偏差是历次运动搞得太过火了吗？特别肃反运动搞得太过火了吗？我们认为不是偏差，而是好得很。如果不是肃反搞得好，６月蓬荆的点火，水产部门便会出匈牙利事件。他的走狗之一郑心惠已经提出在海珠桥上大街的口号了，程一岳要日本人、台湾人来当船长，在香港建立渔业基地，蓬荆要撤换一批。所有这些，都是水产部门匈牙利事件的象迹。如果没有经过胜利的肃反，６月蓬荆在水产部门所挑起的形势，将是一种什么局面？老实说，正是因为肃反，不然蓬荆你６月是不可能安然到来，又安然而去的。那时你只会有二个前途：一就是把你的头割下来，一就是被程一岳、李可基在把你送到台湾或香港去受训。第一条的可能性很小，第二条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他认为的偏差，我们必须认为正确！这次反右斗争，在水产部门，由于蓬荆的挑拨与制造不满，我们实际上又要来补肃反的课；今天与蓬荆展开大辩论，就是肃清水产部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思想基础。
蓬荆说的偏差是搞社会主义搞得太多、太快、太好了吗？把你的资本主义思想基础铲除得太乾净了吗？可是，广东人民今天干社会主义是越干劲头越大了，过社会主义生活越过越瘾头大了，广东人民还要以更大的劲头干下去，过下去！蓬荆有什么办法呢？不说别的，只说渔业，蓬荆连渔业民主改革运动他也不搞，现在渔民不管在海上、河上都组织了合作社了，1956年底，就有85％的渔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渔民永远摆脱了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渔民生活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据1956年统计已达到38元；渔民的人口这几年增加特别快，这是生活改善了，都有结婚机会了，安全设备建设起来，生产死亡事故大大减少了。渔业生产总量，52年为33万吨，今年已达到62万吨；大大地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这都是执行了省委大力发展渔业生产的指示，同时，加强对群众渔业生产的领导这一正确方针政策所获得的成绩，是水产部门的全体党员、全体工作人员、全体渔业劳动生产者辛勤地在省委的正确方针下所获得的成绩。这对蓬荆所说的偏差很大，省委水平很低，毫无关系。蓬荆是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那里学来的，否定一切的毒计，他是企图以此来动员他的反党力量，组成他的地方主义的反党集团，以达到恢复他在水产部门的王朝，这才是他可耻阴谋的实质。
对于这个推动广东历史前进的车轮一贯地起促进作用的力量，蓬荆却说：“不便领导整风”，其意味就是被整的对象了。那么，我们问蓬荆，你要整什么呢？整坚决搞社会主义吗？整坚决反地方主义吗？整不支持你的小王国吗？除此之外，在你看来，还有什么可整的？我们又问，你说人家不便领导整风，你准备谁来领导呢？要你这个地方主义者来领导吗？你准备把我们的整风带到哪里去呢？应该说，在蓬荆这个谰言之下，正激起了莫大的义愤，广东的全体党员是反对你的，广东的全体人民也是反对你的，因为，你打击了广东全体人民政治上最高的信赖了。
蓬荆的反党是坚抉的，有组织有准备的，我们不能对他存有任何幻想，当他没有彻底投降，全部缴械之前，我们决不从臭气薰天的屎坑里揪他出来。
附：蓬荆(1915--2001)，原名李鸿钧，祖籍广东东莞。
1915年，生于马来西亚彭亨洲关丹埠。
1929年，从马来亚到新加坡，经爱国侨领陈嘉庚亲笔介绍回国，入厦门集美中学读书；自其祖父年青时渡洋去南洋做工，已三代人未返家乡矣。
1931年，转考集美实验乡村师范（陶行知生活教育体系的专科学校）；不久，被派往龙西中心小学任实习校长。
1933年，任前詹小学校长，后应邀在澄海县莲阳镇南洋女校、大埔县白侯中学附小、四会县沧江小学、厦门南安县奎霞小学任教。
1936年， 1936年，在北平由吴承华和李平清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参加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在保定师范参与发动、成立“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是中共外围组织）。8月，考上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艺专）西画系。9月，学校内成立中共地下支部时任支部书记，并有组织地开展了艺专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艺专迁往湖南源陵，经武汉时，由蒋南翔同志介绍到鄂豫皖苏区参加由中共中央长江局主办的第一期“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到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不久，派往安徽官亭游击大队任政委兼政治处主任。
1939年，调进新四军四支队东北抗日挺进团，任宣传股长、《前锋报》主编等职。同年底，进延安鲁迅艺术学校（鲁艺）三届、四届美术系学习，任系党支部书记。
1941年，调鲁艺干部处。
1942年，参加延安鲁艺整风运动，其后，参加甄别干部工作、延安大生产运动。
1945年，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南下两广干部队，途中因日寇投降转赴东北，曾任东北民主盟军三纵队七师二十团政委。
1947年，受中共东北局命到旅大，准备出国工作。后因路途不畅，在大连就地分配工作，先后任大连中共旅大区党委党校任副校长、大众书店编辑部部长，兼大众书店与光华书店党组书记。
1949年，中央抽调在东北的华侨干部到北京，集中在中央统战部学习，拟派往国外工作；是年秋，南下经赣州遇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被要求暂勿出国，而回两广干部队参加广东接管工作，委为省府交际处长，后為人事处长；到广州后任接管伪总统府、伪省府、伪民政厅军代表，再任收容国民党散兵处处长。
1950年，由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分配到广东省农林厅任水产局局长，组建了“解放”后广东第一支机械化海洋捕捞船队、广州水产馆、广东第一个水产研究所等。
1954年，中央抽调各省干部支援“141項”工业建设，被派到武汉钢铁公司任计划处副处长，并驻北京冶金部协助武钢的苏联专家组工作。當是詩赵紫阳曾劝留下勿走，可把水产局提升为厅级局，在座有农村部李子元副部长及温盛湘。
1955年，调黑色冶金设计院武汉分院，任中共党委书记 (十二级)。
1956年，水产部成立，被调任群众渔业司副司长(十一级)。
1957年，以水产部副司长身份出差来广东，在老部下请吃饭時聽了有些肃反受过审查的人诉苦，便劝他们应相信党会实事求是的，并讲了延安当年整风初时也曾搞错一些人，后来都得到改正，若本人认为仍有什么不合事实的错处，可以写申诉向省委等上级反映；于是被说成南来煽风点火。当年秋，第二次出差去福建经过广东时，便被陶铸讓水产厅强留下批斗，批斗时硬说：“蓬荆想当厅长，谢平、温盛湘想当副厅长。”與钟杰明、温盛湘、谢平等被打成“蓬荆地方主义反党极右小集团头子”，送三水农场等地劳教。究因何故？是否因与人闲谈中曾讲过陶铸是“怕死鬼”的故事---当年从延安去东北途中，陶铸闻枪声躲进山沟里，要大家回头去寻找他---而开罪他，实耐人寻思。
1959年，摘“右派”帽。
1962年，到省统战部社会主义改右政治班学习，半年后回省水产厅任养殖公司副经理，再下放惠阳澳头珍珠场蹲点兼场长。
1968年“文革”中以“死老虎”被揪斗，曾被监禁，到农林水系统在粤北的“五、七”干校劳动。
1969年，送粤北农林水系统五七干校劳动，养猪看牛。
1973年，从干校回广东省水产厅养殖处工作。
1978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复任省水产厅副厅长。
1980年，兼任广东省造船捕虾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由省长刘田夫兼任）、广东省珍珠企业公司经理。
1981年，兼任湛江水产学院中共党委书记，又兼代院长。
1984年，离休。
2001年，病逝于广州，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