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山东省委员、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即散布他的资产阶级办报纲领，至大鸣大放期间，完全走上了叛党的道路，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党内极右分子，并抗拒改造，叛党自杀。他的主要反党罪行如下：
一，刘建企图用资产阶级的办报纲领，篡改大众日报的政治方向和党报性质。他经常以自己的所谓“群众性”反对报纸的党性，他所指的群众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小市民等。他主张报纸不登或少登省委和省人委的指示以及党的生活的宣传报道，把上级机关的指示看成是不代表“群众”利益的。他主张庸俗的兴趣第一，经常强调所谓“兴趣性”，以图取消报纸的阶级性和报纸对工作的指导作用，想用办所谓“群众”报对抗党委的机关报。他对揭露我们新社会的“黑暗面”兴趣极浓，要党报工作人员全面地揭露社会主义社会的“黑晤面”，并以此作为“思想活泼”的标准。同时煽动编辑部人员要说中央、省委没有说过的话，他认为说中央、省委说过的话，就是教条主义。他借口报纸是群众的“喉舌”是“舆论机关”，要适应读者的“兴趣”和“爱好”，如不改变党报性质，就会引起各方面的矛盾等，公然提出：要省委摆脱与报纸的关系，要“从根本上改造报纸”，“实行报纸革命”，要求省委另办一张供干部看的报纸，而把大众日报变成“群众”报，也就是完全脱离党的领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刊物。
二、为了实现他的反动的办报纲领，在组织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有一套完整的“组织路线”。如主张聘请“老报人”(即在国民党和敌伪时期办过报的人)当报纸“顾问”，由他们来修改重要文章和处理标题。为了“改革”报纸，在刘建直接指示与主持下在报社内部所组成的“报改小组”有半数是右派分子，“报改小组”的成员用了很长时间，大量地搜集和阅读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书籍，进行制订报改方案。他反对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主张“文人办报”，对某些未经很好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未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表示不满，他认为这就是“宗派主义”。对某些老干部在文字水平上的缺陷，则极力加以夸大，企图将他们排挤出去。积极倡导资产阶级“报人”的领导方法和办报方法。甚至认为当省委委员同时办报不方便，必须解除他的总编辑以外的一切职务(主要是摆脱省委委员)才能把报纸办好。
三、刘建从他的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和立场出发，极力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经常抵抗、攻击、诬蔑省委，并同党委对立。自去年冬季以来，屡次抗拒登载省委和省人委的指示，报告等。如：省委关于农村工作的补充指示，他表示不同意登载；去年冬季进行基层选举时，省委指示大众日报要随同转载人民日报有关社论和国务院的通知，以及省人委负责同志关于“保证做好基层选举工作”的报告，他两次打电话加以拒绝；省委传达二中全会的决议的会议，他认为没有“新”内容，不准备登报，经省委指责后他才勉强用了新华社稿。今年二月省委负责同志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大众日报“强弱群众性，忽视党性”的错误，刘建却在背后诽谤省委，煽动报社同志对省委的不满。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更加狂妄地说：省委错了，他对了；省委是外行，他是内行。利用各种场合放火，向省委进攻。
与此同时，他对新闻界中的右派分子王中却佩服得五体投地，并避开省委让王中给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随后又组织专门的座谈讨论。对于王中在报社散布“报纸不能指导工作”、“兴趣性”、“机关报受约束”等反动论点及辱骂党报是“寡妇脸”、“铁青面孔”、“板着面孔教训人”等反动言论则极力加以宣扬。刘建与王中密谈时，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诬蔑省委。
以上事实完全证明了：刘建是有严重的反党罪行的极右分子，正如他在“绝命书”中自己承认的：“我是山东党内最大的中央来了”。省委发觉刘建错误后，曾数次找他谈话，耐心地对其进行教育，让他主动检讨和交代，但刘建没有这样作，而在其“绝命书”中说：党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教育，然而他由于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知罪孽深重，不愿彻底检讨交代，拒绝党的教育，拒绝改造自己，最后采用了可耻的自杀手段，完全走上了叛党的道路。因此，经省委十一月十二日会议决定和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开除叛党分子刘建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57年12月19日全体通过)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