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惦棐，男，三十八岁，四川江津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延安抗大、鲁艺学习。一九三八年五月入党。全国解放前历任鲁艺普通部助教、班主任，华北联合大学美术教员，晋察冀文联美协常委，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美术队长，冀中十分区文工队指导员、宣传科副科长，冀中新华书店编辑部长，华北局宣传部干事等职，一九四九的九月至一九五一年三月任文化部艺术局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五一年三月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其间曾于一九五四年四月至十一月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第二总编辑。一九五七年一月起任文艺报编委兼艺术部主任。行政十一级。
(1)否定党的文艺方针，反对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抹煞党对电影事业领导的成绩，企图把电影事业拉回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五六年八月，钟惦棐在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期间，化名金绣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如此科学观”的杂文，攻击电影事业的党的领导。他在文章中说：“从电影的制片方法说，我们现在是‘科学’多了，有局有厂，各司其职，而且装备与制度，都可以说是最新式的。但就是出片少，而且好片少!这岂不是捧着金饭碗讨饭——方法是科学的，结果却不佳。”
一九五六年十月，钟未向中央宣传部领导请示，擅自召集光明日报记者，供给他们资料，要光明日报发起电影问题的讨论。文汇报记者姚芳藻从他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后，就急忙向浦熙修建议，抢先发起了电影问题的讨论。文汇报关于电影问题讨论的组稿计划都经钟看过。当文汇报发表了司马瑞的文章，反驳讨论中的一些错误论点时，钟就打电话给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批评他们不该发表这篇文章。并且很快就用朱煮竹的化名写了“为了前进”一文，在文汇报发表。他在这篇文章中公然主张电影事业应该倒退到解放前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钟惦棐又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电影的锣鼓”，支持由文汇报的右派分子所掌握的所谓“电影问题讨论”，否定党的文艺方针、攻击电影事业的党的领导。在这篇文章里，他污蔑电影的工农兵方向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反对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并且片面地宣传所谓“票房价值”，这是文艺界最早出现的一篇反党的纲领性文章，为右派分子向党的电影事业进攻放了第一把火。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从他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论电影指导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移植过来的，中宣部的领导同志早就驳斥了这些论点：不赞成他发表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编辑部在讨论那篇文章时也否定了钟的论点，但他坚持反动立场，蒙骗了文艺报编委会的领导，改头换面在文艺报发表了。
今年二月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上对“电影的锣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钟惦棐仅仅在文艺报的支部大会上作了一次极不深刻的口头检讨，而在背后却向人表示：“电影的锣鼓”这场争论，“将来历史上怎么写，现在还很难说。”在他写给右派分子何迟的信上对于中央对他的严肃批评抱有严重的抵抗情绪。
(2)利用文艺报编委职权，在整风初大放毒牌，向党进攻。
整风开始后，钟惦棐利用文艺报编委兼艺术部主任的职权，勾结党内外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他亲自主持了长影演员座谈会，在会上散播所谓“电影的锣鼓，救了电影局的官僚主义”的谬论，向演员们点火。会后，要艺术部助编罗斗根据他的意见写出了“长影的第一个声音”这篇煽动性的报导，恶毒地攻击电影事业的领导，散播露骨的反党言论。此外，钟惦棐还指使艺术部的记者采写了“张权同志的‘关于我’发表以后”等几篇煽动性的报导，对党所领导的音乐、戏剧等艺术事业进行歪曲和污蔑；他还派遣艺术部记者罗斗、周文博分赴长春、上海等地放火”，并且写了七封密信给周文博。在这几封信里除了指使周文博在上海向文艺界展开全面的进攻外，还恶毒地咒骂党的领导。在这同时，他先后亲自访问了话剧、电影方面的个别演员，煽动他们写攻击党的领导的文章。
(3)经常散播流言蜚语、攻击党的领导同志；配合丁陈反党集团向党反扑。
钟惦棐长期以来，用自己阴暗的眼睛观察党的生活，在一些同志面前散播攻击文艺界负责同志的言论，说什么：“下面的单位有小宗派主义，中央机关有大宗派主义。”在一九五四年中央检查文艺报和一九五五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上，他完全同情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反党立场，污蔑对丁、陈、冯的批判是宗派打击，说毛主席和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受了蒙蔽。
当作协党组扩大会第四次会议以前，丁、陈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钟惦棐在一次党小组会上要一位同志贴他的大字报，连题目他都想好了：“钟惦棐，你是否怕丢掉编委这顶乌纱帽?”以便于他好趁机在党组扩大会上配合丁、陈向党进攻。只是因反右派斗争开始了，他才没有来得及在会议上放毒。
钟惦棐对冯雪峰的反党文艺思想极为欣赏、引为同调。认为当前我们党的文艺理论中心是冯雪峰，但文艺界对冯太不重视，其原因是毛主席不重视冯。钟对坚决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的同志则恨之入骨。在他给何迟的信上曾污蔑党的文艺领导同志是“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身上或躲在‘讲话’的背后”。
(4)在青年中散播毒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波匈事件以后，钟惦棐自命为“革新派”，对党的方针政策如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和对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方针甚至社会主义制度都进行攻击，认为我们党目前的一切措施都是颠倒了的，为此写了“略谈拿顶”一文，要求把过去一切都“重新颠倒过来，加以改造”。他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认为是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让步。他和“中国青年”社记者、右派分子昌沧的谈话中，赞美北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五四精神复活了”，认为党是靠青年运动起家的，现在却脱离了青年群众。污蔑党内只有唯唯诺诺的人才被认为是“好干部”、“党性强”、说“稍有一点独立见解，不是扣右倾，就是扣‘左倾’”，又说“人民日报”的思想有些僵化，“中国青年”有一种“隐伏的危机”。在和“学习杂志”的文子易、沈美理的谈话中，钟污蔑我们今天存在着封建等级制度，说“我们的政府机构比国民党时代还要庞大，人浮于事，只能产生官僚主义”，在和他的老师赵其文的一次谈话中，钟惦棐认为我们党的领袖是“终身职”，是不民主的表现。他反对党内汇报制度，认为这就是“六亲不认”的社会原因。他还认为在审干工作中对某些老党员的历史进行审查是表示党对干部的不信任。
反右斗争开始以后，钟惦棐企图蒙混过关，匆忙地写出了一篇检讨，要求文艺报编委会赶快发表。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于八、九两月中先后举行了十五次大会和六次小会揭露和批判钟惦棐的右派言行。在斗争的过程中，他对会议中所揭露的他的大量反党事实虽然都表示承认，但却很少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在会议初期和中期，他还曾以“动机是好的，是为了党的事业，但察观效果却反党”的谬论来为自己解脱，后来又强调客观原因，说自己的反党言行是受了别人的影响。经过与会同志的驳斥，最后才承认自己的根本立场已经站在资产阶级右派方面，因而毒汁浸透了全身，以致犯下了严重的反党罪行。会议结束后，钟惦棐又写了几份材料，对自己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进行了分析，但很不深刻。
钟惦棐入党近二十年来，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在日益发展。长期以来，一贯地向党闹名誉、地位和待遇问题，达不到目的时就对党埋怨。一九四七年他在冀中新华书店和华北局出版科工作时，就因为名誉地位问题与领导对立。一九四九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没有要他参加，他也非常不满。一九五一年到中宣部以后，因为发表了一些文章，就更进一步发展了名誉地位观念，埋怨党没有提升他而心怀不满。由于他的日益强烈的个人野心得不到满足，于是便把领导同志看成是所谓“当政者”，把自己看成是“在野者”。他以阴暗的眼睛观察党内生活，把那些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坚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同志污蔑为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和“唯唯诺诺的人”。同时，他又顽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党的文艺方针，攻击党的文艺事业，拜倒在资产阶级文化艺术的面前。当他在电影问题方面的错误受到党的批判以后，他不但不接受党的劝告和帮助，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地发展自己的错误，以致终于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上述事实说明，钟惦棐长期以来，坚持反党立场、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反对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抹煞党对电影事业领导的成绩，企图把电影事业拉回资本主义道路。当“电影的锣鼓”受到党中央的批判以后，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在整风开始以后，利用职权，大放毒草，向党猖狂进攻。并且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党的领导同志，配合丁、陈反党集团向党反扑，同时在青年中散播毒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钟惦棐已失去共产党员起码的条件，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为个人野心家，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的反党言行已对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在反右派斗争中悔改不好。根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支部大会全体党员以十票一致通过开除钟惦棐的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销其文艺报编委和艺术部主任的职务，监督劳动。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通过
来源：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