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师召同志的信发表以后，全校展开了热烈讨论，这对提高大家认识和对师召本人帮助都很有好处。这里是师召同志改变认识后所写对自己思想的初步检查。对他的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但就他检查的内容来说，我们认为还不够深刻。他虽然承认了自己立场有问题，但还没有明确地指出立场错误表现在那些地方，特别是没有结合自己第一次信上的观点来批判。我们感觉，师召同志虽然出身於工人阶级家庭，但自己是一个知识份子，在思想感情上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帮助他，他也应该继续深入检查，并在反右派斗争中锻炼自己。
自从校刊200期发表了我给蒋校长的非公开信之后，“师召”的思想在清华园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许多有威力的大字报为此出了专刊，更有许多的大字报，以我为兴师之名出了创刊号。对於这些大字报、小字报，醒目的或不显眼的，只要与“师召”有关的，我都全阅读了。其中绝大多数如“驳师召”“与师召商确”等，都表现了同志式的讨论的态度。我愿向这些同志表示我衷心的感激，感谢他(她)们给我的帮助。
老实说，开始我对一些不够冷静的意见如“回到人民中来”“居心何在”“挑拨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等，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为了这些过苛的指责，我决心缄口不再说话。但是几天来，一股奇怪的力量使我这颗“将死”的心，不能安静下来。现实的生活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号，逼得我不能不重新考虑一些问题。慢慢地我开始明白，由於在我的精神中滋发着一种类似甘地主义的无神论的爱的信仰，由於我企图在生活中寻找一个超然与圣洁的东西，这就给我的思想带上了有色眼镜，使我真真地看错了许多最根本的问题。现在我以极其羞愧的心情，把我一点初步认识谈出来，以期得到同志们的进一步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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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容易认清我的思想错误的实质，我先说明一下我看待事物的基本方法。即我总自认为是“客观的”“公正的”“超然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
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我更相信甘地之“以善胜不善”。因而我愿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圣洁的安琪儿，我愿对所有的人都给以同样的信任和爱。那怕是我的敌人，和破坏别人幸辐的居心阴险的坏人，我都愿给以怜悯，并相信用“德”能够感化这些可怜的人，使其改邪为正，成为自己的朋友和兄弟。因而我总愿意看到别人好的一面，而自耻於对别人的挑剔。我认为只有在这个博爱的道路上，才能实现人类的大同，才能找到绝对的真理。
这样，同志们就会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我们绝不能要那些敌视人民、无视良心、追名贪利的知识份子而担心党会失掉他们呢?(关於知识份子我下面还要谈)。为什么我明明懂得现阶段的形势已经不是整风，而是向仇视我们政权、痛恨我们制度，秉道岸之貌、怀虎狼之心的右派份子，为了六亿人员的利益展开无情斗争，而我却要指责党是“缺乏修养”“恼羞成怒地来个反批评”呢?甚至我也明明知道储安平是想藉反宗派主义之名来丑化党、否定党、削弱党进而让共产党下台，倒转历史车轮，阴谋资产阶级的复僻，而我却对党说：“宗派主义是个错的事实，矢口否认不能令人心服，对於敌人我们也应该虚心，不妨接受其1％。
所以我明明知道谁是敌人，但在我的信中就根本看不出一些对敌人的痛恨，而满篇充实着小资产阶级的“正义”和温情。这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有人说我立场模糊。开始我很不以为然，因为我自信我的立场从来没模糊过，一直站在“客观”的立场，绝不会发生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立场偏见。可是现在当我问自己说：“你这个立场究竟对谁有利”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好心肠，实质是在替坏人讲话，遮掩矛盾，混淆视听，只能对敌人有利。这明明是个立场问题，客观的现实使我无法逃避。这就是我最根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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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内心深处我是热爱党的。因为党不但解放了我，给了我知识，而重要的是给了我宝贵的政治生命。当我举起右手向党宣誓成为一个青年团员的时候，我就下决心要为党的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供献出我的一生。我一直把党当作自己的母亲，我没有变过心。甚至我也认为党是绝对正确的。但后来，由於在生活中我确实感到了党在工作中有“三害”的缺点。由於这些缺点使我们的某些工作变得墨守成规，使我们的某些人变得因循怕事，失去了青年的朝气。对於这些缺点，我原不止一次地向党提过意见，(因为我爱提意见，被同学认为“大炮”)，结果反应不大。这就便我慢慢地在感情上与党疏远了。我曾悲观地不只一次地和同学们说过：“我们党是能够保证在12年之内赶上先进国家的，但象现在这样的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则12年规划必成泡影”。我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都是很沉重的。
我们的祖国本来不贫穷，但却很落后，正因为落后就不能不贫穷。为了使祖国昌盛，使人民幸福，我简单的认为，我们必须特重科学和工业，把它看成是唯一的途径，并把所有妨碍它的东西都看成是错误的和可憎的。因此我越来越不满意党一次又一次地搞政治运动而看成是一个“奢侈和浪费”。我们今天的生活虽然正以惊人的速度在飞进，但我仍然觉得很慢，因为我天真地想：如果我们能把时间集中在科学方面，扩大人民内部民主，发挥群众的积极性，那么我们的前进速度一定会增加几倍。因此我不愿意听“成绩是主要的”，我觉得这些成绩，如果以我们的制度来要求，并不能算作什么了不起。所以我的小资产阶级的敌我不分的温情，加上重科学、轻政治的思想，更助长了我对党的意见。
特别是整风以来，看到了琳琅的大字报所揭发出的党的‘三害’(其中也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如‘黑名单’问题)。听到了政治骗子冯国将的信口雌黄，我同情过他的‘遭遇’，我相信过他编出来的‘事实’，我也没有怀疑过他捏造出来的肃反‘数字’。我称赞过他是向‘三害’进攻的‘英雄’，我为他鼓痛了我的手掌(到今天我才知道我受了他的欺骗)。这样我就以为我的所有的想法都对了。而当我正在欢呼清除‘三害’的时候，突然我觉出人民日报把矛盾指向了右派。我就简单地把现阶段的形势看成是党的‘恼羞成怒地反批评’，加上斗争开始时的说理不够，矛头太硬，使我非常顾虑党会损失一些‘宝贝’的人。我更担心将来会在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因此，我是觉出这是国家兴亡的‘关头’了。
但我并未由於对党有意见而对党失去信任，我仍然把党看成是自己的母亲，否则我就不会写信给蒋校长。我本以为我是在爱护党，但是我效果上却成了右派分子的尖兵。我给敌人放了救命的烟幕，我使一些同志失却了上阵的勇猛。现在我痛苦地感到我的‘善良’实际上就是对母亲的残忍。假如党要真顺从了我的意见，那我将造下不肖的大逆不道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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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人阶级的家庭出身，我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妹妹都是工人(妹妹还是个党员)。而且我的年过古稀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甚至年近百岁的曾祖母，现在也在农村中进行农业劳动。因此，我在良心深处对工人和农民是有着特殊的情感的。我相信，我没有有意地污辱工农，只是我一直是个在学校中生活的学生，所以我也承认我实在不了解工农的感情。我因为迷信科学救国，而过高地看重了知识份子，并把‘知识份子’的概念神秘化，抽象化起来。特别是象钱伟长这样的高级知识份子，我总是下意识地尊敬他们。我认为他们都应有更高的道德修养，应该比别人更懂得博爱和真理。我把他们看成是科学真理的伟大战士，把他们当神象一样地在心里崇拜着。所以当我没有看到足够的说理就肯定钱伟长是右派份子而对他施以‘老实交待’‘两面派’的政治攻势时，我的确很为钱伟长抱不平，我的确觉得这是在扩大打击面，会使很多人不服，以致我说‘这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而要求党中央来纠正。这说明我对党的政策没有很好的体会，而表示了不够信任的态度，反过来，为什么我没有认真地研究有关钱伟长的大字报，为什么对他的品德没有过怀疑呢?这不就是很危险的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事实说明：钱伟长绝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纯洁和高尚。实际上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从已揭发出来的材料来看，说明他确确实实地是一个有计划、有策略地向党进攻的危险的右派。他用风生的言语，赢得了在幼稚青年中的威信。他用一切空子，利用教学改革，利用党团在青年思想教育工作中的缺点，大肆夸张和歪曲，引经据典，摆出了一副青年导师的样子，指挥青年向党进攻。他为了削弱党的威信，为了取消党委制，就不惜造出‘有职无权’‘缺乏主人翁感觉’来迷惑我们。事实上，我们党是对得起他的。他身兼二十余职，能说党不信任他吗?反过来他却处处攻击党。今天党又伸出手来挽救他，他却自绝於人民。钱伟长，我问你：你对得起党吗?
钱伟长欺骗了我们，我受了他的欺骗。要不是党给我擦亮了眼睛，我不知道要到那一天才能看清钱伟长的庐山面目。那我就会在他所策划的签名书上签上我的名字，跟着他走，做出对不起党的事。由於我的超然的立场，站在月球上来爱国，使我几乎成了右派的俘虏。现在想起来，这该是多么可怕的事啊!现在我才明白，‘知识份子’是不能神秘化、抽象化的。为了党的利益，也就是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只能需要在政治上可靠的知识份子。而那些别有用心的知识份子，不管他多么高级，他必须幡然悔改，他的知识对我们非但不利，反而有害。所以当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时候，首先是政治，而不是学识。只有政治上可靠的人，他的学识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而钱伟长，就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我要好好地学习有关钱伟长的全部材料，认清他的丑恶面目，使他在我心中的‘威信’连根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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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可怕的教训。为了记忆这个教训，我把有关‘师召’的大字报拍了照，我要以‘师召’的名字来称呼自己，以永远记住这可卑的小资产阶级的超然的温情。
感谢我的母亲擦亮了我的眼睛，把我从歧路上拉了回来。今后我要更加接近党，信任党，做党的好儿子。亲爱的同学们：在这紧要的历史关头，让我们的头脑都冷静下来，让我们在党的引导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社会主义的真理，修正非社会主义的错误。勇敢地战斗吧，安泰不能离开他的母亲——大地；我们青年永远不能离开我们的母亲——中国共产党。
黑夜过去了，窗外放出了黎明。我不知熬过了多少个痛苦的漫漫长夜，今天，我才第一次尝到不眠夜有时也会是一种幸福。我披上衣服走出门外，贪婪地吸呼这清晨的空气。我的心在激动，我的血在沸腾，我感到我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同志，我感到，我仍然偎在我母亲的怀里。
7月2日晨5时
来源：1957年7月15日《新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