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在民盟支部扩大会上第四次检讨

钱伟长

昨晚很多同志谈到6月6日那天的情况:所谈情况绝大部分是真实的,对我有深刻的教育,有很多问题我是记不得了。今早我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以及下午大会,这些会上,我听到了农民工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颂,热爱社会主义建设的情绪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我想到,我这几个月的活动,毫无疑问是反动的反革命活动。我的这种活动情况是没有资格作一个人民代表坐在那里的。我看到这些情况,我是从人民里头来的,我绝对不愿意离开人民。过去几个月是离开了是敌对了,而且几乎闯了大祸。今天早晨也看见报上揭露的上海民盟集团问题,使我深深感觉右派的活动是全国范围性质的,而我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今天还有勇气来说话,主要是把我这几个月的活动,看成是我的敌人的活动。这种活动对清华党委是敌对的,对党委领导的人民教育事业是有损失的。很多青年受到了我的蒙蔽。我前几天说自己是科学家,现在看来十几年来我不仅仅是没有进行科学工作,而且我的科学工作是没有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我对过去几个月来的行为是有罪的,有罪就必须治,必须处分。我今天和诸位的心情一样,我过去是这样一个人,作了这样多的工作,对党、和人民给你的信任,给你的荣誉丢到那儿去了?我今天绝不来站在我过去我的立场,来为过去的事要求宽恕,要求辩护,我没有这个心意。

首先我要谈一谈6月6日那个会议上,我说了些什么。当然我今天的情绪很激动,我不可能一件件的都想得起来,我今天也并不是认为我这个交待是我在这样短期把一切交代了,不是的,我以后还要尽可能的去找各种各样的材料来补充、揭露,我还没有把好多的报纸拼在一起,凑在一起看看我在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说的大体上有几方面:

(1)、关於清华大学的整风情况,是说了很多的问题,很多问题在市委会上都说了的,也有问题在上次已交待了的,我不去一一申述,因为今天我的结论还不在这里。有人说“你是否说,不是党员就没有前途”我相信我是说过的。我现在相信在反动情绪下,在相互吸引下,感染下,一定说得出这句话。我说的“头目”可能是当时说的“题目”的一个混淆,“头目”这两个字我记不起来说了的。可是关於师生可能在某些问题上会合起来的这种看法是有的,在这种情绪下要没有才怪。几乎要上街的看法是当时会场上几乎人人都是这样看的。至於说不能用军队,像吴景超先生说的不能用军队,因为中国军队几百万这个事情我脑筋里不存在,因此我觉得这个话不会是我说的,不过在当时情况下可能是附和的。民主党派教师对同学可以起作用这样一种估计我是一定存在的,不过我还是坚持请示党中央指示,这个“指示”究竟意义怎样?我那时说是说的指示,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当然指示应该是对民盟、各民主党派各成员的教师在学校中应该怎样做,是应该指示的,这个问题说是这样说的,不过究竟来源怎样?这个问题我必须交待。来源没有在那次会上交待出来,后来也没有说过,在昨天晚上徐亦庄同志提醒了我,什么是我的动机?我为什么要请示党中央,当然我也没有能请示党中央。我的动机是这样的,在教学讨论以后,一直对党委,尤其对蒋校长有对立情绪。今天检查起来,我本来认为距离大或者有不同的意见,我看这不是问题的全貌。有对立情绪。如果没有对立情绪绝对不会闹成这个样子。如果没有整风的鸣放,那可能在朋友和老师的教育下可能慢慢的淡薄,就过去了,但刚好碰上整风,强调学校最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宗派主义的标题不是我提到的,是新华社记者按的,或者是北京日报记者(是北京日报还是新华社的访问,我记不起来),说清华大学最严重的是宗派主义。但我谈话所反映的确是认为并觉得党委或校长有宗派主义。当物理教研组,无线电系及图书馆这许多座谈会开完后,这许多会是暴露了个别党员的工作缺点,可是在我想到的就是这样,清华宗派主义非常严重,更推动了我这样的想法。有一天何成钧来找我说,(日子我记不得了,因我不记日记),清华的宗派主义严重得很厉害,整风很难整掉宗派主义,希望我最好找周总理谈谈,才能解决问题。这是何成钧再次找我,可能是物理教研组鸣放会以后。我当时也同意了这样的思想,不可能不同意。我已经和党委敌对到这样的地步,怎能不同意呢?向党中央请示的动机,可能就是这个。可是在那次座谈会上,我是没有谈的,就是于毅夫来找我,我也没有提出来。动机是可能的。

我想谈一谈在这个时期我在学校中主要的和何成钧、孟昭英,常迵三个人所接触的我记得起来的一些事实。我想他们三个应该来补充,要不把这些事情搞清楚,就不可能把我的面貌全部暴露出来。可是我在很多地方实在记不起来了,我总是尽可能来想这些问题。孟昭英好像在整风前后回到学校,孟找我谈了一次,说的只是教学计划问题。我们两人的意见一致,因此我是支持孟昭英的,对於他对教学问题的看法我是支持他的。隔了一天孟昭英在系里谈了一次教学计划问题,谈的不好,(现在看来)。鸣放的第二天在路上孟昭英告诉我他说他要大放,我说有机会我来听,后来那天晚上我有别的会没有去,后来听说我到得很晚,孟昭英已讲过了,又听说也没有放,后来说孟昭英为什么没有放,他说想了还是不放的好。

主席念条:(由北京日报及新华社记者写来的)

“我们分别访问了钱伟长先生,分别写了访问记,发表前经过本人审阅和修改,并没有什么东西是记者加上去的。”

钱:这是,我说题目,这个题目!我们的谈话当然是宗派主义,一经揭开来看,无论谁都会这样看,都认为学校是有宗派主义,那是这种情绪嘛!我这并不是要把责任推到新华社记者身上去我没有这个意思。

六月初无线电系搞过一次所谓“座谈会”那次搞得很好。这次会后发表了谈话记录以后,我曾去常迵家里,孟昭英也在那里,那个地方人很多,在写大字报,我认为大字报应贴,应该补充上真真实实谈的材料。我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我那时觉得又是新清华在搞宗派,把谈话的内容过於写得更激烈些了。那时是这样的心情,现在看来也不是,为什么不暴露这个情况呢?那次的谈话会难道左了吗?有一次也记得是在二院看群花大字报时,孟昭英好像和我一路走回去的,他就跟我说,看样子是否要收了。我说收了你怎么办?他说他置之不理,其他的情况希望孟昭英来补充。

何成钧是多年的同学,我们两人都背了所谓进步包袱,可是这二三年来我们碰头很少,只是在鸣放以前,蒋校长曾找过何成钧常迵谈话,现在看起来找这两位同志谈话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可见我那时的这个情绪已经是有问题了。谈的就是我的问题,我没去,蒋校长请他们转达,据说是为什么要展开教学讨论,蒋校长给我提了意见,“说你这个人很有优越感”,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正确的,可能还客气了一些。在这以后何成钧、常迵整整给我传达了一个晚上,蒋校长的谈话,我都听了,听了后我也决定要找蒋校长谈一次话。第二次和蒋校长谈话时,有何成钧、常迵、还有何东昌同志、陈舜瑶同志参加,这次谈话谈的不好,责任主要是我负。这里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蒋校长说我不爱护清华,我说我是爱护的,我不只爱护,我死也要死在清华。我是很有意气的,我还给蒋校长提了意见说蒋校长你的成腑很深,什么叫成腑呢?蒋校长给我谈话大概平日我的态度不好,不太敢说,也可能有很多话不大敢说,很多话生怕发生了较长的影响,对工作不利。我现在感到他是大公无私的,是为了把清华办好,为了把人民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事业办好,因此很多地方对我是团结的,何况在我这种自高自大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接受的,当然谈话就不能太坦白。在鸣放后当新华社的谈话发表后,何成钧又找我谈过一次,他觉得我说的话他基本都同意,可见我们两人的情绪都是不好的,那时已经对党对党委相当敌对了。

当物理教研组鸣放后,何成钧隔了一天又来找我,他说像陈纲这样的谈法是好的,教研组是合作的,他还说陈纲曾经点着他说,我领导你啦!在过去他说他很有意见。他说今天做检讨他觉得态度很诚恳,她觉得过去不对了。那次谈时有常迵在,可能也是那次提出的要找周总理谈谈。觉得清华宗派主义很严重。又一次,大概是何成钧和徐亦庄,6月6日那次对我说的,那次的谈话我基本上同意,也估计是徐亦庄同志所说的那许多话,因为这许多话正是那个时期受到了鼓励。

这时主席说条件很多,要求谈6月6日的事情:

(念条)“钱伟长在目前形势下,特别是在昨天和今天的北京日报揭发后,不得不承认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今天他发言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特别是没有交待出和章罗的关系。仍是企图滑过去,就是校内的事情,也只是谈些小事情,请大家不要受他的蒙蔽,如他再不谈本质问题,即停止他的发言。”

钱:同志们!我决不准备滑过去。

群众:“钱伟长,你做了几个月的活动,反共活动,你应该老老实实的交待,你是怎么想和怎么行动的?但对自己行为只是估计,避重就轻,是什么意思?”

“钱伟长!你今天还是不老实还是一句也没有交待你那天说的话,干的事情,什么你“一定”,“可能会说过”……,这样的花样,你蒙蔽不了群众,还是赶快交待吧!你素来聪明,怎么今天记忆力会坏起来了?要钱伟长交待和章、罗的联系,休扯这些,不要光说口号了,要交待就交待,想滑是滑不过去的,用什么样的面孔也不行,只有彻底交待,你到底说了些什么就交待什么,不要光讲报纸、呼口号。”

“钱伟长说要交待6月6日的谈话内容,共分四个方面,为什么他只说了一个方面就溜掉了?我们要他交待和章罗的关系,难道现在还只是检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

“当时估计会上街,人人都这样估计,这是他说的!请问你指的是那些人?那些论点?我们为什么不这样想,难道是和蒋校长有对立情绪就是反党反人民吗?赶快交待你的右派言行,不要东拉西扯了,什么宗派主义,还是老老实实交待。”

“现在钱伟长谈了些什么?根据别人已经揭发的,而不得不在“可能”的幌子下,在一些琐碎的问题上兜圈子,为什么主要问题记不起来,光是对小问题上的谈话记的清!”

“要求钱伟长交代他的主要政治问题的言行,具体组织活动。”(这样的条子很多)

主席:现在我问问同志们,是要钱伟长这样交待下去呢,还是要他对章、罗的关系及6月6日活动作深入的交待?

群众:要他交待6月6日的言行!(全体鼓掌表示同意)

主席对钱:现在请你交待6月6日的事情。

钱:下面我本来准备交待和储安平、费孝通、曾昭抡的我所了解他们的言行以及我与他们的关系,我跟章伯钧是认识。只在6月6日,和6月5日,其他是没有接触过。

问题是我自己也要搞清我在这样的反动联盟里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

主席:6月6日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找什么?

群众:那么你现在找得出来吗?怎么人家都找得出来呢?

钱:(态度恶劣,傲慢)我的一切问题都想交待,我也并不想包庇他们。

主席:是你自己包庇自己。

钱:我并没有什么可包庇的,6月6日的事情只要我记得的,我能说的,我都交待,我为什么不说呢?难道我不愿跟着人民走吗?既然很痛恨过去的一切,我愿担当一切责任,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

群众:你一点事情都没说,你在骗谁?假如再这样下去,就停止你发言!

主席问:人家看怎么办?

台下纷纷表示意见:“要他表明他的态度………。”

主席:要他表明态度时,要切切实实的谈出6月6日的活动……

台下很多声音,都对钱的态度不满,有人说,“瞧他还装哭哪……”有人说,“做过的事情,自己总知道………”

钱:6月6日的活动,我并不是不愿交待,我的问题是上次已交待过一次,那是尽我所能记忆的,今天的交待只是个补充。是在代表大会上的准备,没有什么新的材料。我现在很激动,具体的话我是记不起来的,我一定要和各方面核对,才能把那天所说的什么话字字句句交待,我并不是不愿意。

主席:我想,他核对些什么呢?那就是报纸上说些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家看我的估计对不对……群众:(鼓掌)说得对!

钱:6月6日的事情不是隐瞒,我无心隐瞒,现在我什么都不想隐瞒,只要能说得出来的,我都说,有什么可隐瞒的呢?

群众:那就说好了,“又……”,大概又有什么说不出来的!

钱:没有什么说不出来呢?我现在什么都可以说,有什么说不出来呢?

主席:那你就说下去嘛!

群众:一个人自己说过的话,总要有思想活动,不会记不起来的!

群众:那么你现在在说吧!没有人拦着你,说了一方面,那三方面是什么?说吧!

钱:我就来讲我的思想活动,具体的说过了些什么话,今天我的确很难字字说出来,——那三方面是:①清华整风的情况,②对今天情况严重性的估计,③关於上街的情况,④民盟在学校中说话的问题,就是这四个方面。

主席:这还是你对自己的思想估计哟,我看还是把事实拿出来。你能否把事实拿出来?什么“我估计当时我的情绪”,“在这样的情绪下我可能,”……

群众:钱伟长他自己承认反党反人民,他说要交待反党反人民的言行,是章伯钧右派集团的勾结和活动的事实,他自己做过的事情能忘了吗?

主席:你今天倒底还交待不交待?要是还是记不起来,那你今天就不必往下谈了,我们就进行下面的议程。

群众:主席,我们提议,刚才钱伟长说他要交待他和储安平的联系,现在就要他交待这个问题,他是准备好了的。

主席说:大家看怎么样?是否就让他交待和储安平的联系和活动,(对钱)现在请具体交待你和储安平的联系。

钱:我现在是抱着这样情绪来的,我的确想把一切东西都交待,只要是我说得出来的,想得起的,我都交待,为什么?就是要解剖我自己。

6月6日的事情我并不是不愿交待,我的问题,上次已交待了一些,今天只作补充,在我记忆所及尽可能都说,我为什么要隐瞒呢?难道我不是站在人民之中吗?

下面钱伟长转弯摸角地“交待”了所谓“与曾昭抡关系”“与储安平关系”和“与费孝通关系”。除了承认储安平5月26日来看过他一次,谈了肃反问题,光明日报约稿,和“党天下”(钱说当时他不同意这个提法)以外,别的内容更空洞无物,群众极为不满,最后他装傻并反问群众“我并不否认我在这个过程中犯了罪,不过对章罗联盟里头究竟有什么组织?是如何组织的?我在这里头占什么地位?我今天想弄弄清楚,现在费孝通是四面假检讨,曾昭抡是不说话的,我对他们一定要追到底。我对章伯钧是追不到的,我一点把柄也没有抓住他的!”(全场大为愤概)

 来源:《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