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同志们对文汇报对我的批评，给我很深刻的教育。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谁都看出，所谓文汇报编辑部，指的主要就是我，不把我的名字点出来是给我坦白交代、彻底悔悟的机会。
当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满怀信心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时候，以章罗联盟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野心家却想入非非，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口号，妄想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篡夺党的领导，把中国拉回到资本主义的死路上去。我不知道他们有这样恶毒的野心和计划，但事实上我的确执行了他们的反动方针，在那一时期的文汇报上贯彻了他们的反动方针。
章罗联盟企图颠倒黑白，把新中国说成一片漆黑，文汇报不仅大量登载右派分子的谬论，在标题和版面安排上明显地支持这些谬论，而且到处组织座谈会，只谈缺点，不谈成就。章罗联盟企图搞乱基层，特别在学校和知识分子中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风潮，文汇报不仅登载了右派分子王造时等主张发动基层的谬论，登载了象“北大民主墙”等挑拨性的报道，而且派记者到不少地方去点火，忠实地执行了章罗联盟的反动方针。
从3月底到5月中间，我因出国离开工作有五十天，但我平时的右倾思想，不能不影响编辑部的编辑和记者，而且我从五月十四日由苏联回到上海后，把编辑部抓得越来越紧，粗暴地干涉几位副总编辑工作，使得常组无法贯彻党的方针路线，无法具体地领导编辑工作，我甚至对市委负责同志的劝告置若罔闻，抗拒市委的领导，一意孤行。而那一段时期，正是右派分子对工人阶级进攻最猖狂的时候。
章罗联盟是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工具的文汇报在我的错误领导下，的确走上了他们所指引的道路，起了他们所希望文汇报起的作用。
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各方面对章罗联盟罪行的揭发，我悔恨自己无地自容，现在，我抱着向人民请罪的心情，先交代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等的交往经过，揭发章罗的阴谋，并坦白我当时的内心活动。
我和章伯钧认识是1945年春天在重庆，广西日报的社长反动头子李宗仁的亲信黎蒙约我在上清寺的茶馆里吃茶、在座有刘火子同志，忽然跑进一个胖胖的人，和黎蒙谈了几句就走了，黎蒙说这人就是章伯钧。当时章伯钧给我印象是极坏的，他公然对黎蒙说：“你告诉李德邻，赶快搞一个政党，我们和他合作。”我没想到这个搞民主运动的人是这样一副面目。
1948年我到香港办文汇报，经济非常困难，曾经想找三北轮船公司的虞顺慰投资，有人告诉我章伯钧和虞顺慰的关系很好，我就去访问他，他满口答应，结果后来是并无下文，但从此有了过往，我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政治情况。
有一次他对我说，不要把时局看得太简单，我看国际工人运动是在走下坡路了，铁托已经离开共产国际、德国意国的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了，国内战局也是拖的局面，共产党要统一全国没有这个力量。你们的报纸还是要保持超然的态度。我当时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的确受了他的影响，一直不把文汇报的态度鲜明出来。
1949年3月到了北京，我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他说：从济南会议后，我的看法根本改变了。1950年，当时香港文汇报的经理张释琴拉我到北京谈香港文汇报的事，他和章伯钧是同乡，而且关系很亲密，他和我一起到章伯钧家里吃过一次饭，他除了卖弄他鉴偿古画的能力外，还说，我现在专门看古书，拿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古书，很有道理。我当时很佩服他对马列主义真有一套。后来，香港文汇报发现张释琴是美国特务，把他开除了。去年我把这件事告诉章伯钧，他推得一干二净，说从来就不和他来往，我很怀疑，这个特务究竟和章伯钧什么关系，现在还有无来往。
1955年人大开会时，民盟的几位副主席分约请盟员代表吃饭，我是被章伯钧邀请的，那天我告诉他文汇报决定参加教师报了，他大为我抱不平，说他一定要讲讲公道话，我当时很感激他。
去年4月，我到京筹备教师报，严宝礼为了要帮虞顺慰的忙(虞是虞洽卿的儿子，鸿安轮船公司的老板，文汇报的大股东，现在死了)，约我一起去看章伯钧。章伯钧后来把虞顺慰也从上海找来了，他为他们兄弟订了计划，向中央控告上海航运管理局。他当时还夸奖我“见义勇为”，今天想来，我是什么“见义勇为”呢，我是帮助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进攻。记得章伯钧还对虞顺慰兄弟说，“有空多到城外在看看新住宅区，看看政府拿了你们的钱，也做了不少事。”这个野心家，就是这样对资本家解释党对“私改”的。
有一个姓郭的人住在章伯钧家里，负责和虞氏兄弟联系，他对我们说，他是朱培德的女婿，又是特务杨虎的亲信，1947年就是通过他把章伯钧送到香港，章伯钧得了虞顺慰不少钱，解放后，章伯钧派他到上海航运局工作，要他把三北、鸿安等几个航运公司合并，抓在手里。可是章伯钧和特务杨虎老早就有关系，也可见章伯钧一直想抓交通机关，和政府对抗的。
去年6月，章伯钧约我和储安平、萧乾等吃饭。那天他对我们的谈话，我已在民盟中央座谈上揭发了，我后来想起，章伯钧还这样说“百家争鸣”就是要知识分子发发他们的牢骚，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文汇报要好好地“鸣”，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光明日报也要改组，党员准备退出了。
顺便在这里交代我和储安平的关系，储安平是我的小同乡，解放以前，因为文汇报和观察的政治路线不一样，很少来往，解放后也只在有些会议中见面，没有深交，今年2月他从青岛到上海，曾来报馆看我没有看到，第二天我到锦江饭店回看他，谈得很短，他问我文汇报编辑部的组织，在外面派了多少记者，又问电影讨论怎样？我说现在的反批评很厉害，提意见的少了。他说：“连这些事多不能自由讨论，还谈什么言论自由”。当天晚上，由报馆出面，请他吃了一顿饭，钦本立同志、唐海同志和光明日报的两位驻沪记者都参加了，主要谈的是光明日报的记者站刚建立，文汇报如何支持的问题，从此以后没见过他。
我和罗隆基的交往经过，以及罗隆基怎样利用文汇报的阴谋，我在民盟中央座谈会上都揭发了。
罗隆基是章伯钧集团指挥文汇报的统帅，并利用文汇报来抓知识分子，挑拨知识分子对党的关系了。我已经揭发的材料，罗隆基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的话，有事可以到北京同他商量，向中央反映，不要迷信党员，不要迷信人民日报，百家争鸣可以多搞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文汇报复刊之初，可以展开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已足够说明罗隆基有计划地控制文汇报的阴谋了。
这里，我想详细地交代一下那天在罗隆基家里请客的经过。那天请客的名单是我和浦熙修拟定的，有陈叔通、叶圣陶、张奚若、邓初民、陈劭先、邵力子诸先生和章、罗。地点是浦熙修和罗隆基商定的，浦熙修对我说，罗隆基说，谭家菜太贵，就在他家里请恩成居的厨子来做吧。浦又说，罗对我们请了邓初老和陈劭老有意见，说有这两个教条主义在座，不好畅谈。浦说，好在邓初老血压高，我早一点劝他回去休息吧。我们本来没有请章乃器，浦熙修前一天碰到章，章乃器对她说：“你们请客为什么不请我，不要以为我只搞工商界，我也有许多材料写杂感，写给知识分子看的。那天，他没有来吃饭，是饭后赶来的。那天饭后，我先报告拟定的编辑方针和版面计划，没有一版专登学术文化和百家争鸣，章、罗都主张先讨论文字改革，劭力子先生不赞成，发生了争辨。后来，邓初老先走了，叶、陈等先生也先后走了，最后只剩下章、罗和章乃器等，他们就畅所欲言了，章伯钧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变了，毛主席提出十大关系，实在很主动，今后的报纸有得搞了，文汇报复刊的机会很好，邵力子先生说，还是稳当些好。后来又谈到长期共存问题，罗隆基说，“知识分子可以想通了，入党不入党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们以讥笑的口吻谈到史良同志和北大一位教授要求入党问题。章乃器说：“我是一辈子不入党的”。后来，他们又谈到有职有权问题，章伯钧说他做部长是不到部的，章乃器说，我不管党组的意见怎样，我做部长就要有职有权。总之，那天晚上尽是一片不满意党和党员的怪话，现在想来，他们敢于在我面前说这些私房话，可见他们早把我当“自己人”，在思想上俘虏我了。
从去年八月底那次吃饭后，我没有再和他们谈过话。文汇报复刊后，我直到今年三月来京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会后开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会，马上赶回上海，中间有一次民盟中央传达毛主席会见各方人士的谈话，萨空了同志要我参加传达毛主席对新闻界的谈话，章罗是会开到一半才来的，只点头招呼一下。3月24日来京，27日就出国，民盟4月工作会议名单上有我，但一次也未参加。5月9日回到北京，13日就回沪，一则忙于作团的总结工作，再则浦熙修那时不在北京，没有人联系。章伯钧说文汇报复刊后和我有接触，大概是严宝礼来京，曾去看过他，究竟他们谈的什么，严宝礼没有对我说过，要严宝礼交待。我还怕记错了，昨晚翻阅我那时在京的日记，的确没有看过他们。
当然，这一时期没有见过他们，并不等于我没有按照他们的反动方针行事，在去年的几次谈话后，他们早已相信我能够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而且他们可以通过浦熙修来暗示我、指挥我并指挥文汇报编辑部，比如，去年中央新闻工作会议后，邓初老写了一篇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体会，他怕浦熙修不欢迎，直接寄给我们编辑部，登出后，浦熙修就对我说，邓初老的文章真教条，民盟中央的人都说这篇文章会影响“鸣放”。浦熙修还说：她要罗隆基写一篇反驳的文章，罗没有功夫写。这一段话，不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办事处其他同志对“鸣放”的看法，影响了他们以后组稿的方向。
浦熙修是1949年由钦本立同志介绍进文汇报的，我一直把她当一个进步记者，而且知道常很爱护她，她去北京，可以及时了解中央的政策，没有想到她是甘心做罗隆基的工具来控制文汇报作他的反动政治资本。
浦熙修一直对我宣传罗隆基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人，这几年党中央也越来越信任他了。又说，罗隆基最会给别人打算，她还对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孙大雨去年曾来京找罗隆基，结果是罗隆基给他出主意，据说，孙大雨的思想就搞通了，孙大雨搞通了什么思想，浦熙修没有说。另一个例子说，潘大逵去年想到盟中央工作，罗隆基对他说，你在四川是独霸一方，可以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和其他职务，到中央来，顶多当一个委员会的主任，有什么搞头呢?潘大逵听了很以为然，就不再想离开四川了。浦熙修就是这样有机会就向我宣传罗隆基是这样一个好人，要我相信他，有事找他商量。是修在检查中一再说她不知道罗隆基和他的小集团的来往活动，上面我说的两个例子，是她去年亲口对我讲的，而且是随便举出来的，为什么现在什么事多记不起来了呢?
罗隆基究竟怎样通过浦熙修指挥文汇报，要她把这问题交待清楚，把罗隆基的毒辣手段最后揭露出来。
我还做了一件错事要坦白，我在人大小组开会休会时，新华社庄重同志对我说，储安平在江苏苏小组交待有了进步，但他还说他的稿子罗隆基没有看过。我不该回到办事处讲，我当时对浦熙修的面貌还认识不清，想不到浦熙修第二天就告诉了罗隆基的兄弟，向罗隆基通风报信了。
章罗这两个野心家，惯于用似是而非的言论，对一些立场不稳的人思想放毒，一步步勾引你入他的圈套，已经有不少人沉痛揭露他们这一套阴谋。我也是这样跌入了他们的泥坑的。
当然，主观原因也是重要的。我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报人，脑子里充满着资产阶级办报思想，解放以来，思想上一直没有赶上时代，所以，文汇报和党的关系一直不正常。党是无微不至地支持文汇报并帮助我教育我的，但我在工作中，总不是真心依靠党的领导，在单位里经常和党组保持距离，甚至闹对立。去年文汇报复刊，我又想入非非，想把文汇报办成民间报。我那时对中国新闻界的远景怎样看法呢?以为阶级斗争过去了，报纸也要百花齐放，有党报，也有同仁性的非党报“长期共存，互相竞赛，”这些都是章伯钧这样对我讲他的看法，和我的思想正好不谋而合。我以为文汇报适逢其会，可以独树一帜。这种修正主义的想法，实质上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在宣传战线上分庭抗礼，夺取领导权。所以，我在文汇报复刊之初，虽然也争取党的领导，而内心上是要自己独断独行，把党组当作助手，按照我的意图，办一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报纸，而不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去改进知识分子的报纸，我的想法是这样荒谬，所以，一到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我和党员同志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我的“拆墙经验”的文章，就充分暴露我的立场和反动思想，我痛恨自己的不长进，十年来党一直拉着我前进，结果我自甘堕落，一直还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作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次竟对党、对人民犯了这样的大罪。
这里，我还要揭露一个人，我在上海的朋友并不多，从去年筹备文汇报复刊时起，无话不谈的只有傅雷一个人。解放以前，他就在文汇报发表过反苏的言论，我当时的思想右倾，多少也受他的影响。解放以后，我有好几年不敢和他接近，怕再受他的影响，近年他在市政协开始活动，表面上进步了，对文汇报的复刊很热心，我们又恢复来往，以至遇事都向他请教，他和陆诒和许杰都是一个小组，而且有几次他告诉我从陆诒那里知道孙大雨、王恒守、张孟闻等的消息，告诉陆诒当孙大雨等的参谋。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给我来电话。说你们为什么把金仲华这样空空洞洞的发言登得这样显著，而把你们自己记者吕文的发言压缩得那么小，解放日报都比你们登得多，他还一再夸扬吕文的发言多么好，多么打动人心。吕文的发言，就是诽谤负责党员干部，把记者分成四等的。我当时很以他的话为然，到报馆就向钦本立同志批评一通。下一天，我去参加宣传工作会议，听了陆诒攻击新闻日报党组的发言，我的思想上和他起了共鸣，下午，傅雷就给我打电话说：你看到陆诒发言中间停顿的情况没有？我说，好象柯老在插说，我坐得远，没听清楚。他说，柯老问他要不要搞大民主，陆诒告诉傅雷，他很气愤，上海显然要收了。傅雷在电话中还说，如果陆诒当时一怒下台，看柯老这尴尬局面怎么收拾。我当时很同意他们的看法。我的“拆墙经验”的稿子，是在这个情绪下写的，对市委要“收”的感觉，也是在这样的情绪下产生的。当然，这主要还是由于我的右倾思想。在我这次回上海后，傅雷主动和我的联系特别密切，谈的大部分是各学校三大主义如何严重等等，而且在我回上海以前，他就到处为我们拉所谓拆墙填沟的稿子，因为我有右倾思想所以和傅雷这样投机，对他的话这样相信，反右派斗争擦亮了我的眼睛，我要质问傅雷，你怎么这样了解陆诒等的情况你这样关心文汇报的大鸣大放，究竟为什么?你究竟和陆诒等右派分子是什么关系？而且经常促问何时登出。我这次回上海后，陆诒、张孟闻等见了我特别客气，我们的记者吕文和蔡平还不时说这些右派人物为何关心文汇报。这也许可以回答一个问题。
我从苏联回到北京，听到了一片对文汇报的叫好声，没有细细分析究竟是哪些人在叫好，以为这样鸣放下去，文汇报就可以到处风行。我那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无条件的鸣放，因为我内心里，认为这是有利于文汇报的大大发展的。所以，党组订出的有步骤地帮助党整风的编辑计划我不同意，为了“放”和“收”的问题，时常和钦本立同志和唐海同志争得面红耳赤。柯庆施同志和石西民同志找我谈话，我也阳奉阴违，抗拒市委的指示，一意孤行，把报纸拉到资产阶级的方向去。
另外，我还要检查一下在我的右倾思想影响下，文汇报民盟支部在报社的消极作用。去年文汇报和教师报分开的时候，我和教师报党组闹对立，利用民盟；盟组织和党唱对台戏，盟员中，有些象吕文等在肃反中有委曲情绪的，还有很多是没有经过认真改造的旧报人，文汇报复刊后，民盟并没有在党的领导下帮助盟员改造，对报纸起积极作用，反而在某些同志中，滋长和党的对立情绪。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盟员提出的怪论，和挑拨党群关系的意见最多，在组稿编辑方面，也最热心于无条件的大鸣大放，民盟组织这样糟是和我的错误言行分不开的，我坦白承认我的内心是有意利用这个组织来和党分庭抗礼，来巩固我的独断专行的地位的。
来源：《新闻与出版》1957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