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不是出身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家庭，却是从旧社会中来的旧知识分子；旧社会的恶劣生活习惯，沾染很深，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虽学习过和写作过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只算理论上或概念上被接受的教条，没有与工农实际斗争，密切结合，做到为工农服务，并不能改变原来思想的本质。虽参加了一些民主革命运动，徒然加强了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意识，反而妨害了我底思想，向社会主义前进。所以我过去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参加民主革命所作的一切，按照今天社会主义要求来衡量，便成为阻碍自己进步的绊脚石。我必须面对真理，彻底粉碎旧日我底一切，以求在新社会做一个新人。我也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自己！
现在我才比较明确地认识到：我们旧知识分子，到底是否拥护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是单凭空口白话，或主观愿望和感情作用，而是要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有清清楚楚的认识，站得稳立场，受得住考验。而这些根本性问题，又以是否拥护中国共产党，信仰中国共产党，为其前提。党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是代表工人阶级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并进行社会革命的“核心力量”，这是铁的事实。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不会有这一切，尤其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现。
过去我对于这个问题底表面上的道理，仿佛也能说，并有二、三十年跟着党走的历史，能够说不真实吗？可是，由于事实的考验，深刻地检查，才知道并不完全是那末一回事。譬如我原来是党员，只因不能克服困难，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掉了队，被党开除；后来本有机会，说明当时不得已的情况，争取恢复组织生活，只因怕牺牲，怕丢掉个人自由的生活，对党的同志，故意回避了这个问题。解放以后，我虽向党交代了一切事实，但还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尚以为个人对党无罪，不向党思想见面，反想回避这种缺点，怕党搔着这种思想上的疮疤——硬说：我对党只是无条件帮忙，帮得多少，算得多少，试看这种严重的思想毛病，还能说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革命，献给人民吗？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因对党的态度不正确，乃使我对党的领导，也有错误的看法。不错，自毛主席领导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我对党的政策，基本上是拥护的。同时，我也常常在争取党的同志，共同工作，并将自己的工作，汇报给党的同志（有时是以这样做来逃避工作责任）。但我却往往只强调接受党的政策方针的领导，忽视党的组织领导。我个人并不十分觉得对党负有直接责任，必须经常请示党；甚至于直接和党组织的接触，更是不多。因而就将党的领导，偏重于政策方针，忽视了领导、保证和监督执行这种政策方针的“核心力量”（党组织）；这不仅不能很好的贯彻党的领导，反而容易发生单独行动，脱离党领导的危险。因而把工作看做是党交给我的工作这种意义，是不明确的，有时甚至对党有分庭抗礼的思想；这以今天社会主义的要求来衡量，当然是很大的错误。
再就对党员的看法说，我也不是从那确实具有无产阶级、对革命、对党的无限忠贞的高贵品质去衡量，而是从那是否有特殊外表才华或所谓能力去认识；甚至把那久经锻炼，质朴无华，不为任何困难低头的老党员，以为是德高而才不大，他们只能对敌冲锋陷阵，而难于胜任更复杂的建设工作。所以和我谈得来的党员，多只限于一些知识分子，很少与工农党员接近。因而对工农党员，根本没有感情，更没有热爱。
由此可见我的接近党，靠拢党的过程，实在潜伏着很多不正确的思想，对党不满的情绪；假使这种思想，不加克服，更进一步的跟着党走，更进一步的接受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因而我常有党是党，我是我，不能血肉相连，打成一片的思想。
同样的问题，在我对待人民民主专政的认识上，也有存在，如果单讲理论，我也可以谈上一大套，但一碰到实际问题，就不那末简单。比方说要明确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任务，首先要明确对人民敌人专政的实际意义或革命意义；可是在这一问题上，我就时时因敌我界限划得不够清楚，忘记了敌人对人民的残酷，和人民革命的目的，反而恐怕人民对敌人的过火。如我对待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等，都发生过这种情绪；尤其在对待知识分子的肃反运动，虽然拥护“有反必肃”，却斤斤计较“有错必纠”，以为这方面做是不够，意见很多。而不知道这些运动的伟大意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表现，就是人民革命的目的，决不能与那由运动所带来的某些所谓偏差，相提并论。
又比方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伟大成就，人民内部对抗性的矛盾，算是基本上消灭；但人民内部原来是剥削阶级的分子（如地主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以及反革命分子，乃至盗、窃犯等等，固然还有存在，必须发挥专政的作用；就是为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党的领导，也应该在集中与专政的作用中表现出来；并且必须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来扩大民主；而我底思想认识，常侧重于扩大民主生活的方面，以致无形中与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思想合流而不觉，这也不是偶然的。
由上述进到社会主义，必须站稳的立场上，我底思想认识，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又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表现出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虽在原则上赞成，并不怀疑；但因我对待这一政策的实践，很是不够；我就没有带头作好学习，更没有决心，下到工厂和农村里去，体验工人和农民生活，向他们学习。也即是说，我还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决心和认识；加以自解放以来，我很少参加大的政治改革运动，缺乏思想锻炼的机会；民主党派的生活，缺乏批评自我批评的思想教育，更成了知识分子培养自由主义思想的温床；因而我底那种与社会主义绝不相容的自由主义思想，便容易被保留下来。
由于我底错误思想之存在，一碰到翻天复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来，便经不起考验了。
最明显的例子，是自章罗联盟，操纵民盟中央，并利用民盟今年三月的全国工作会议，公开进行他们底阴谋布置（据费孝通在大会中的发言，承认在民盟二届代表大会时，便种下了思想毒素，我到还没有检查到，真是糊涂）。会议后半，他们还分途请客，大肆拉拢民盟的地方骨干。章在请我们的吃饭中（我是吴春选约去的，说是开知识分子问题工作组会，到会的人有楚图南、费孝通、吴景超、沈志远、钱端升、冯素陶和我），便谈了这样的一些话，他大意说：“我体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是中国有六亿人口的大国，他们底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乃至生育问题都要管到，这是空前未有的大担子，恐怕连毛主席原先都没有想到。”又说：“中国最多的是民主主义者，最少的是社会主义者，但却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中国人民内部矛盾中最大的矛盾；如果中国社会主义者，不给予充分的民主，那民主主义者怎样发挥积极性去服从社会主义呢？”谈到这里，他便大谈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必须贯彻；并说：“他所提出的给予人民政协的监督权，就是贯彻这个方针的方式之一。”章还说：“我从习仲勋那儿探听了一下口风，说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很不易搞，所以我在这次会议中，极力主张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中心任务，有了这，则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创造了条件，否则只是空谈，兑不了现。”章还说：“毛在上海对老朋友谈，他宁愿不干主席来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章又说：“民主主义者人数有几亿，我们知识分子就有几百万。”云云（他底这些话，不是连续讲的，现在就我所能记忆的，加以组织而成；并且因我是迟到早退，可能有些话没听到）。后来章伯钧歪曲传达毛主席４月３０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特别将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问题的讲话，作了“断章取义”的传达，以加强他底这种谬论的力量。
因为我那时的思想情况，是错误的认为国内的阶级关系，既基本消灭，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专政，在对内关系上可以相对的缩小，内部的民主生活，可以相对的扩大，没有深刻地了解，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是与加强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不可分的；因而我和章底思想，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所以我听了他底话，受了他底毒而不觉。
其实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眼光来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章所说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当然就是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矛盾，章所说：社会主义少而民主主义多，当然就是工人阶级少而非工人阶级多；他所说如果社会主义者不给予民主主义者的充分民主，便不能使民主主义者去服从社会主义；当然要工人阶级承认非工人阶级的充分民主，否则非工人阶级便不能服务社会主义了。同时，他还把这个问题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相结合，那就更明显地指代表社会主义的，只有共产党，而其他民主党派，则代表非工人阶级；并且是前者人少而后者人多；正可以利用这个矛盾，聚集起来，向共产党争天下。这样一来，他们憎恨党的领导，而曰“党天下”，憎恨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三害的根源”等等，当然就不奇怪了。并且可以想到，章底这套荒谬理论，实在可以将一切反私营工商业、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右派思想，贯通一气，造成他所妄想的，联合向党进攻的形势，最后达到他消灭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实行反动统治复辟的目的。根据章底这种谬论，提出了“政治设计院”以对党“分庭抗礼”和“平分春色”，恐怕他还觉得是很客气了。章的所谓“爱社会主义又爱民主自由”，大概是从这个反动思想上来的；难道章竟不知道没有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便要亡国，还谈什么民主自由！
罗那时所鼓吹的政治纲领，突出的是对知识分子要“礼贤下士，三顾茅庐”，与费孝通底“早春天气”等谬论为基础；必须给知识分子以特别地位和温暖，而不强调改造。以罗底这种政治纲领，和章底那政治纲领来比较，仿佛是各不相侔，且有小巫大巫之别；但因后来发展到罗提“平反委员会”，叶笃义底组织知识分子大政党和“党退学校”以及“放弃科学的领导”等等来看，实又成为章罗联盟，利用民盟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当时因章所谈的和我原来的意思，有些共鸣（实则那时还不知其真正涵义），及罗底知识分子观点，系为民盟工作会议中一些人的共同见解（出发点或各有不同），我便将这种毒素，带回武汉，没有加以正确分析批判的传达了一些给湖北省的盟员；并以我自己原来的错误思想，结合章、罗的思想，来指导我底言行。
在大“放”大“鸣”中，章、罗一方面是派人到各大城市去点火；另方面是在北京大发谬论，提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的要求，及喊出了“反对党天下”，“党退出学校”，“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根源”等口号，影响各地盟员和盟外人士，莫辨是非，乱鸣一通，淆乱人心。虽因武汉市大专学校的“鸣”“放”较迟，尚未进入到这些大问题的阶段；然思想上已有这些谬论作基础，即使在对待一般问题上（如对肃反问题），也能热火朝天。
最恶毒的是章伯钧故意歪曲4月30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说毛主席建议首先取消学校党委制等，益促使武汉市的第一阶段“鸣”“放”的歪风达到高潮，形成猖狂向党进攻的形势，并把民盟湖北省委会在“鸣”“放”中的活动，涂上了和章、罗活动一脉贯通的色彩，我是主任委员，当然要负责。
同时，还使我自己发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予了党和人民以很大的损失。例如：我主张允许知识分子在肃反中吃了苦头的发发牢骚，吐吐苦水；我认为我们学校在肃反中有所谓杀人逻辑；又如：我认为老干部容易是经验主义，新党员容易是教条主义；我认为某些党员，有特权思想，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他服务；我说：“有人说入党的有木头人”；再如：我说：“党的某些教条主义，能和党外的机会主义，交锋一下也好”；我说：“６月８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有些教条主义，要一棍子打死”；我说：“学校党的人事部门，有人说是阎王殿”等等。
这就足以证明我那时的思想，已在事实上做了章、罗思想的俘虏；我底言论，也事实上成了章、罗的应声虫。只因我这次参加大会，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报告，得到湖北代表小组各位代表的热忱帮助，尤其党员同志的帮助，以及听了各位代表在大会中反击右派的惊心动魄的发言等等，并经过我自己的思想检查，才理解到章罗联盟，正是为完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共同任务，而为反动统治复辟，铺平道路；其结果只有使中国人民永劫不复。而我也因为存在有与社会主义绝不相容的自由主义思想，乃对章、罗活动，发生关联。
现在我愈检查我底思想深处，愈发现它的丑恶。我是多年受过党的教育培养，并在党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的人，我对那为贯彻革命任务，而执行的伟大的肃反运动，能够怀疑和反对；我对那不惜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百折不回，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中国共产党，和党底骨干党员，能忍心加以污蔑、攻击，而独独同情于因肃反运动所波及的那些落后分子，以为没有做到“有错必纠”，甚至不惜代表他们向党反噬；我底这种思想，还能说是爱党，拥护党，没有失掉社会主义立场、人民立场吗？我自己把自己究竟看做是什么呀？我底这种思想，我底这种言论，把我划在章罗联盟一起，还有一点不应该吗？我愈想愈觉我底思想的丑恶，我愈想愈只有痛恨自己！我只有不辞任何惩罚，不计任何个人利害来向人民，向党承认这种错误。我甘愿承受民盟的整风来对我底错误和罪过，加以彻底清算！我决心要对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提高自己，并向人民赎回我底罪愆！我只有从新做人的一条道路！
---- 原载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