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一九七九年二月廿八日“关于改正黎体仁被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收悉，经县委研究，同意你们的报告。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的指示和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第三部分第一、四条精神，黎体仁同志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应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按照政策规定酌情抚恤。
中共桃江县委一九七九年四月廿四日
报送：地委摘帽办；
抄送：县委常委、县委、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纪检会、县委摘帽办，县文教局党组、武潭区委、武潭区文教办、汉寿县洲口公社党委。
黎体仁，男，出生于一九一八年，汉寿洲口公社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教员，高中文化，三青团员，一九五一年参加教育工作，原系桃江二中教师，工次中教八级，四十八元，一九五八年五月经中共桃江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批准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一九七八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一九七七年因病去世。
1．诬蔑党是“党天下”。该员一九五七年暑假在常德住院时，对住院中小学教师说：“党天下”的意见提得好，现在农民群众，特别是文化低的农民群众，都只知道有共产党，而不知道有民主党派，任何一个单位内，没有共产党员做头，都是他们带头，怎么不是“党天下”呢？
2．竭力贬低毛主席的威信。他在一次鸣放会上说：“人民领袖受到尊敬，这是应该的，但任何会议上都要向毛主席肖象致敬，家家户户都挂着他的象，我却有些怀疑。在一般报告中，任何讲话中，就讲到共产党，但还先提毛主席，为什么要把共产党和毛主席，甚至把毛主席提到共产党的前面呢？把毛主席提得突出是跟最新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气派是不适宜的。”又在鸣放中的一个下午散步，周西中老师提出“毛泽东时代的儿童是幸福的。”黎说：“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是个人崇拜，要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警惕。”
3．说葛佩琦是杀共产党人，这不过是警惕共产党人。他对常德市一中教员欧阳忠说：“报上今天对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进行批判，我认为葛佩琦并没有杀共产党人，群众也没有杀共产党人，这不过是警惕共产党人罢了。”
4．反对党培养知识分子。我对积极分子有看法。积极分子本来是群众中来的，现在群众中间有这种情况，当着喊积极分子不舒服，好象国民党训练特务一样。为什么？正是王卧沦老师讲的，积极分子反映情况，是走领导路线，走干部路线，我说：“这是错误的。毛主席只讲过走群众路线，没有说过要走领导路线。我们这里有这么多老师，没有通过群众挑选，又没有通过党章党纲的学习，就调去学习，任凭领导圈定。我们许多老师没有调去学习，调去学习的是少数。他们是积极分子，那么我们大多数就是落后分子，这影响多大啊！领导上调他们去学习，学了入党，我认为是错误的。说你是积极分子，看你脸红不脸红，积极分子应该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积极分子，领导不能决定哪几个是积极分子。
1．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为反革命叫屈。他在一次鸣放会上说：胡适我很钦佩他。我在十四、五岁时，看过他的“胡适文存”，读高中时，看过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册》，读过他的一些文艺作品，也看过他翻译的《最后一课》，我认为他的学问很大。“五四”革命时，他有卓越的功绩，后来他效忠蒋匪帮，任美国大使，自称过河卒子。今天他虽然成了中国人民的公敌，但在在学术上的造诣还是不可厚非的。高亨说：“周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六条爻词，而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上只有三百八十四条爻词，我认为他连周易也没有读过，我为胡适抱屈。”他又说：“反革命，反动派，右派是有区别的，胡风反革命不过是用笔写了一些反动的文章，假若胡风案件在今天发现，那只是一个右派，胡风不是反动派，更不是反革命。我为他叫屈。”他又在一次鸣放会上说：“我姑母黎箴，高师毕业，有大学文化程度，他是一个教育慈善家(汉寿县孤儿院院长)，历史上只是国民党员，县参议员，伪孤儿院长，解放后，把他划为反革命，先管制三年，后改三个月，最后恢复了自由，现在已在菜房当女工。汉寿县三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不了解他的。都钦佩他。我建议不作反革命看待，作民主人士看待。”他又一次说：“我父亲在土改前畏罪吊死的，是吓死的，是冤枉死的(按：父亲是国民党员，中学教员，反对土改，说土改是人与人格的破坏)。他又说：“我母亲一师毕业，是徐特立同志的高足弟子，从事教育事业几十年，历史上只是一个国民党员区党部代表，是一个可以团结的力量，没有受到尊重，划为反革命，实在不应该，不公平。”他又说：“在我们国家里，民主太少，专政有余，我很早向往海德公园的民主。”
2．诬蔑我国没有民主自由。他又一次对杨才彤老师说：“有个英国人发表他在游历中国以后的观感说：“中国人都是讲的一样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里，集中有余，民主不够，纪律严，而自由少。”
3．污蔑宪法没有起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经中国共产党制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由国务院发布施行的，中国共产党曾一再郑重声明，要模范地执行宪法，但事实并不完全合乎宪法的。例如：“宪法规定公民有休息权，寒暑假是人民教师充分享受休息权的时候，然而，我前年寒假参加了专区中学教师的业务学习。去年暑假，我又在桃江小学教师会上工作，我哪儿享受了休息权呢？”
4．反对合作化，诬蔑农民生活苦。他在鸣放会上说：“合作化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方向，但是干部领导有问题。”他又说：“一个农民卖余粮。对我说，毛主席晓得哭列！如此看来，农民生活的提高，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说农民生活好，我就请他到农村住两个月再说。”
1．反对知识分子下农村。知识分子的改选问题，最近许多机关大学里调了许多知识分子干部，有的还是副校长、教授、副教授、系主任等，而要好几年，我不同意。常德市一中领导干部到饭店去当服务员，省委下农村生产，这是完全应该的。知识分子参加生产是不对的，如果大知识分子搞几年，对于专业有损失，对个人对国家都有损失，如果搞文史的还好，学工业的，搞物理化学的到农村怎么办？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对干部的改造不同，与干部比不恰当，我们中小学教师下农村搞几年再来，那就危险，形势发展了，赶不上，会变成新的外行，这是一股风。下农村搞生产，会把业务忘得干干净净。我的办法是这样，学校附近有菜园，有农场，可以自己搞，可以找附近的农民交朋友，为什么硬要一股风下农村，对于这种搞法，我是不同意的。”
2．诬蔑党对知识分子估价错了。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我说是奇怪的，是好笑的。我们是教员，入了工会，应该是工人。现在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之外的人，领导上也没有把我们作工人看，我感到好笑。”又说：“前几天，我们几个人谈了一下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为了方便起见，把知识分子划在资产阶级”。不仅我们几个人有意见，我看全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有意见。这样一搞，知识分子的情绪会低落。我认为不但措词不恰当，而且党中央有矛盾。
3．我认为中学要先专后红，因为先红了领导就看得起，就会被重用。学生我认为应先专后红，因为学生先要学好本领，本领学好了，党自然会来找，如胡春秀身体不好，我说，不好没关系，只要有本领到三十岁，著得一本书，就会传扬于世。
该员五四年在汉寿黄岭岗完小教书时，曾对教导主任易世模说过，要组织知识分子党。在这次大鸣大放期间，与文来山(右派)杨才形、(中右)熊井云(右派)在河边散步，黎说：“现在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民主国家里是可以组织政党的，现在我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有好几个，如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我看知识分子可以组织知识分子党，那么知识分子就可以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知识分子就可以参政。”
他在小组鸣放会上说：“反动派中，武有蒋介石，文有胡适之。胡适在文学艺术上不是毫无是处的。自从批判胡适以来，找不到研究“墨经”的文章，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研究“墨经”的，自古以来就只有鲁胜、孙贻让和胡适等几个人，现在研究“墨经”的学者，要发表研究墨经的文章，难免不与胡适有相同的地方，就难免不戴上胡适派的帽子，有很多人不敢读“墨经”，读“墨经”的这些学者，也就对“墨经”不敢有所论述，从而扼杀了对“墨经”的研究，造成我国学术上的损失。
又在一次鸣放会上说：“今年教育部指示，丁玲和艾青的作品停授，过去小学教材上有胡适分子路翎的诗也撕下来了，这是选教材的两个教训，教材应该是经典著作。这样能够随便改正，还算什么经典，我主张选文选盖棺论定的文章，不这样，就会损害党的威信，有人问我，难道毛主席、郭沫若的文章不能选吗？我说，学生不单是看教材上的几篇文章，还可以把毛主席和郭沫若的文章作课外读物，这样就可以不犯主要错误。
在向学生教“雨苗地”一课时，诗中主人公看到苹果落下，认为这是大地母亲的深情赐予，而黎说：“诗人象上帝一般，没有生命的东西赋予生命，没有感情的东西赋予感情。”而把青年学生引入神密虚无的道路。
在教“不平常的春天”讲到“想入非非”一词时，该员并不抓住突出的右派的阴谋反党，而是引佛经来阐述说：“佛经上所说的三十三天中，有一层非非想入天。向学生灌输渺茫的迷信思想。
在教同课时，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句时，该员不阐清本句的含义，而野火烧山地引皋鱼祭祀的典故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念到“子欲养而亲不在”，黎拖长声调，感慨系之，成为因孝子皋鱼之口吻和神情，把学生引入伦理圈套。
他在鸣放会上说：“谈教育质量比解放前不得高，从各方面看来都有问题。一是教育方针政策有问题，一下子搞全面发展，一下搞因材施教，发展个性(按：这完全是诬蔑)把共产主义教育竟变成了平均主义发展的教育，因此，一门也没有学得好。我主张中小学生只要学好三门课，其他科学就自然学得好。汉语可以取销。不读文章，只研究汉语，决不能成文学家。汉语是科学，用这种科学的方法来学好文学，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汉语文学分科是教条，不强调背书又是教条。文学大纲规定背书很少，就是列宁反对背死书，中国的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相差太远，不比欧美口语与书面语言统一。列宁说的这句话，在欧美来说是适应的，在中国来说是教条主义，我反对。杨子云说：“只要熟读千篇赋，不会赋来也会赋。”二是师资，也有问题。在新社会，小学教员有些是高小毕业生，汉寿一个完小校长，只读过一年多书而当小学校长，师公、道人当小学教员，初中教员教高中，高中教员教大学，逐级提升，现在教育质量低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旧社会的遗产没有用，有的把他们转业了，离开了教育界，(按：他是认为有些人被镇压劳改)把一些没有文化水平的人来教书，一向领导反映，而领导说：“在工作中提高。”现在德很重要，而资格不重要，我主张以资格论，资是才的保证。现在师资急剧降低。三是家庭教育有问题。旧社会的学生，读得书起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父亲都是读书人，学生回去，家庭能教育，学校与家庭双管齐下，学校里规矩严，读不得打手板。今天是过渡时期，工农文化低，特别是农民，要求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不可能的。现在条件比旧社会差，应针对这一问题，采取措施。而领导上的措施，适得其反，只是大量简精材料。四是教材问题。文学的长课文不要教，苏联有长课文，是因口语与书面语大体一致。我们的课堂讲授只是引一条路，主要是学生自己去读。文言文不背不行，我坚持熟读千篇赋。领导(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教师，一(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是二点九五人，他们单纯从数量来看，我认为是根本错误的。我主张从质量来看，文学教师保证有读作品的时间，否则会变成(此处几字辨认不出)。
他在一次鸣放会上说：“才德并重是党和政府提拔干部的标准，实际上只重德不重才。提拔党团员比较容易，非党团员比较难，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一个干部没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仅凭一般积极性还是不能搞建设的。才与德是两回事，有才不必有德，有德不必有才，有德的不必有才，如人民解放军战士，德是很好的，但如果要他承担中小学教育，他办不了。有才的不必有德，如三国(此处多字辨认不出)才，根本谈上有德，但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很高，特别是对甲骨文的造诣有卓越的成绩。今天还是公认他的成绩为文化遗产(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才与德是两回事，提拔干部要二者兼顾，不可偏废。
经审查，黎体仁被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材料不全，只存有原始结论和本人交待。现就其结论材料分析。我们认为，原定性结论材料第一条和第四条属附和右派言论，其余各条是属错误认识和错误意见。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第三项第一、四条的规定，不应划为右派分子，按照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应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按照政策规定，酌情抚恤。
当否，请批示。
中共武潭区完全中学支部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