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以下为家父五十年代就读北京大学时的自我检查，时维反右之后的五八年二月。现照录于后，仅改正了个别错字或标点，其中记录的人名有字迹难辨处，以方格号标出，并非为生者讳也。整理者且将检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是“革命同志”对于检查的意见。父亲真有心，将这些未必“光彩”的资料一直保存着，让我今天读来，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又：与这篇检查附在一起的，尚有一“毕业自我鉴定”，写于五九年七月，也有一定可读性，择日再行刊出。】
今天晚上团支部和同志们专门为我召开了这样一个会议，我万分感谢。在我的生命中，到现在为止，像这种专门为我而召开的大会，还是第一次（确切地讲，应该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52年8月我入团时，离现在已经有六七年了）。现在我的心情是激动的——喜悦、温暖、悔恨交集。喜悦、温暖的是，有组织对我如此的关怀，同志们这样真诚地帮助我，我对我即将到来的进步，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悔恨的是，过去枉自受到党团八年的教育，自己却不争气，因而对人民造成了一些损失……
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一直认识不足，我力图回避，一直到最近批判陈德钧时，才像“一声春雷”似的震醒我的迷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打击很大，心情很难过，不好意思见人，解放以后第二次流下了眼泪（第一次是在1951年3月），心灵非常痛苦，几天晚上辗转反侧不能安眠。
为什么没有认真地正视错误呢？在很大程度说来，是为了个人声誉，怕丢了面子，担心失去组织的信任。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又犯了老毛病，总认为这些问题比起自己的“进步”方面，还是次要的，何况还不定是根本立场问题呢。可是实际情况如何呢？真的是“中左”和“进步”了吗？真的好的方面比坏的方面多吗？大鸣大放时期自己的立场基本是站在无产阶级这方面，只是偶尔动摇于资本主义那方面去了，但一下又回来了吗？不，不是的。
去年五、六月的风浪，充分考察了我的立场、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这个考察暴露了我的许多问题，总之说明了自己的立场根本未得到很好改造，基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不仅政治问题如此，生活情趣也如此。举若干事实来说吧：
对于党的领导，在来北大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动摇，也很少怀疑过。到北大后，因为每学期搞社会工作，时刻与党支部接触，久而久之，因为在工作中的个人主义未解决，反有发展，所以渐渐感到党支部是否管得太多了，对自己限制太严了，再加上入党问题久未解决，思想上确有不满（尤其在沈仁安、宋家钰、夏□□等人入党后，更有增长），而对于一些党员的作风（如高炳南、李克文、陈季梅、曲军锋、杨荫□等）也不大看得惯，慢慢地就形成了不满情绪，特别到考古班后，教学上的一些问题，老未如自己心愿，因为怪罪于党支部。大鸣大放时期，党号召群众提意见，要党员硬着头皮听三个月，自己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当积极分子）发表了许多错误意见：如班上党员大部分不能代表群众意见，不受群众欢迎；党支部管事太多，权利应多下放；选举班会不能采取“集中民主制”（在系座谈会上也提过这点）；党员不应该站在批判者立场说话，李克文为什么老“教训”别人；党委会对于右派进攻暂时保持沉默，自己也觉得是否领导不力，附合了庞卓恒的“要求中央派人下来直接领导”的言论，并向支部说了这个看法。总之，从鸣放以前的不习惯限制了自己，发展到鸣放时的不满和抵触情绪，从对某些党员的个别缺点（如丁则勤、曲军锋）而对他们讨厌，“救火队员”，陈德钧报刊稿签名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情绪，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站到资产阶级右派那方面去了。
关于这个问题是长期存在而未得到解决的。在机关工作时，因为集体生活显得不突出，所以并未过多地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到大学后，天天和集体在一起，上课、吃饭、睡觉都是十几二十多个人在一块儿，日子久了，自己渐渐地感到不习惯，散漫的生活受到约束，动不动就挨批评，每学期的意见中都有“自由、散漫、组织纪律性不强”这一条。整风时期，右派大肆标榜民主、自由，在学校中似乎也造成一种“民主、自由”空气的假象。在这些假象面前，自己迷惑了，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认为这是“思想解放”、“空气活跃”，心胸感到为之一畅，仿佛自己也“解放”了似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所以听了戴静华、赵松鹏、杜宇等人在系座谈会上的发言，思想上深表同感，很同情他们的“遭遇”，觉得以前可能是伤了他们的感情了，而尤其觉得对于戴静华这样有“才华”的人更不应该如此。又如对谭天荣开始反感极大，“第一株毒草”显然是在发洩心中怨气（当时的看法），可是当他们班上一些团员（可能是团支部）贴出为谭天荣叫屈的大字报后，自己又觉得可能以前该班对他的压抑太多了，这次能发洩发洩也是好的。后来，到了实习分组时，自己的“自由”思潮发展到最高峰，坚持提出“自由分组”的意见，当时的出发点有二：1. 迎合一些人（如陈德钧、徐光冀、王明哲、孙善德等）的口味，自以为这样一来能得到群众对我的尊重与信任。2. 也是我自己所好的，所追求的。当时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党支部的领导，认为支部的领导应该主动争取，假如群众信任和需要，就是不提这点也会实现领导的。更严重的是我还提出“今后班会的工作原则就是这样民主、自由，一直到毕业都是如此”，这个口号在当时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点。在实习期间所发生的若干问题，应该说我要负直接责任。
从总的方面来说，我对学习苏联、一边倒是没有怀疑过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觉得有问题，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是不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全部否定了。有些事实可以说明我的思想错误：
1．罗蒙诺索夫石像搬出大图书馆问题。当时的思想状况是百分之百的同意，觉得这样作有伤民族自尊心。（整理者按：原文如此。）
2．中文系有人关于文学教学的大字报，本系有人关于世界史教学的大字报，前者并未签名，但思想是共鸣的。觉得道理十足，说服力很强。
3．西语系有一张大字报，关于对温特的照顾问题，也有同感。
4．对于我们考古教研室的教学计划只是依照莫斯科大学的计划，也很不以为然，认为日本、法国的考古也不错，为什么就不考虑一下他们的呢？尤其是这个问题，自己的思想很顽固，几次座谈会上大概都提过。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对学习苏联、一边倒是动摇的，思想上如此，政治态度上也表现出来。
对苏联的态度是革命、反革命重要标志（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对苏联的看法有这么些错误，分析起来真是十分可怕，危险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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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上面这些问题看来，我的立场是很明显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没有根本改变。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出去实习以前），自己的立场基本上是同情和赞成了他们（当然并不是说所有问题，如“胡风不是反革命”、“自由主义宣言”等等，自己并不同意，而且确实觉察到有问题）。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自己的头脑也逐渐清醒过来，觉得不及时回头就会掉到崖下去，但是对错误的东西总是怕痛，没有十足的勇气，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曝晒一番。
从此可见，我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鸣放时期出了漏子，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还因为个人主义作祟，没有充分正视自己的问题，所以等到同志们的当头棒喝时，自己便经受不住这个打击，痛苦万分。
立场既然是资产阶级，主义当然从属于立场，所以在我身上差不多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最严重的却是个人主义。
我的个人主义由来已久，自参加工作后，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有暴露，可是由于自己放松了严肃的自我改造，因此根子一直潜伏下来，有时虽然暂时压了一下，但是环境一变，又发出芽来。1952年8月在四川民政厅划清思想界限的学习中，自己曾专门就个人主义作了深刻地检查，不久便被吸收入团。从那时起，自己便认为这个问题已根本解决，即便以后还会有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了，并且自信立场、人生观基本确立，可以免去这分忧虑了。这算是个人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高潮，结果以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现象而暂告一段落。
经过一段潜伏期后，到了1953-54年在中央内务部工作时，又突然有了发展，因为环境一变，自己能力、水平一下跟不上，不是怨自己，而是怪领导不重视、不培养，工作中讨价还价，喜表扬，厌批评，严重时消极怠工，无病装病，因而遭到全司大会的指明批评。可是我并未以此为教训，努力进步，反而因为选拔留苏学生指到我时，认为自己还是不错的，全部几百个干部就挑中了我，可见我基本上还是进步的。因而大大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到大学后，环境大有改变。一进学校就抱着一付优越感，不仅对一般同学，就是对调干也是这样，认为自己是中央机关来的，见识广，而且自己参加工作也较早（相对地说，比如一解放就参加了革命），经过了一些重要关头（如土改、清匪等等）。因此在政治上、生活上觉得比人高明，看到自己的优点（其实也成问题）时多，看别人的长处少，对人可严，对己则宽，可以原谅也就原谅一下，不可以原谅，也不愿过分苛求。搞社会工作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出出风头，愿当领导，不愿当被领导，愿干光面堂皇影响大的事，不屑作细微具体不太被人所知道的工作。自以为有些毛病也不过是鸡毛蒜毛，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立场问题沾不上的。渐渐地别人的意见也就少听到了，群众关系大为转坏，可是我还怪组织为什么老批评我，太不用发展眼光看问题了，偶有点表面现象的转变便沾沾自喜，以为这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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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斗争，当然又有进步，但这个进步比之于思想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说来，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千万别又犯老毛病，又背上了这个进步包袱。
李作智：分析具体问题不应该只强调个人主义，而要归结到立场的问题。因为个人主义的根源是立场问题。如对党的一些不满情绪，归根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平常自我夸大，甚至觉得有些党员还不如自己。一方面批评党员是“批判者”、“教训者”，另一方面，自己对群众也采取这种态度。很难接受意见。分实习小组时，说明自己立场很坚持、顽固。甚至有对立情绪。“救火队员”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根本立场。当时思想很明确，所以有些事当时作了，过后就忘了。
对自己要求得更严格些，时刻警惕着这些教训。不要过早乐观，想得太好了，将来会吃亏的。
徐光冀：对党的看法提得明确些，是否仅仅不满。从小字、座谈会上的发言，性质就是反党，何必回避呢。
对于家庭出身的正确态度，否则就会认不清自己到底站在什么立场。
林□□：有些问题应该更进一步地认识。鸣放时自己由于是班主席发言多、尖锐，次数多与内容无关系，内容才是真实反映了自己的阶级意识。认识问题应当看到这些深刻反映阶级意识的东西。两个包袱——出身、工作经历（进步）。自己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过工作不应该吹嘘。反对一些东西是有思想酝酿的，不要完全归结到个人主义。
张万□：长时期个人英雄主义发展很厉害，已到唯我独尊的程度，进步包袱也压得太重。唯我独尊集中表现在鸣放时期，很少考虑到党、团支部和班会其他干部的意见，不把一切放在眼里。反映同学的意见时有时还搀杂了个人情绪。进步包袱，出身好，过去还不错，于是长期不能认识解决。认识问题严重些，对自己的改造是有利的。平常商量任何工作时都有困难，个人英雄主义严重，使人不好接近。个人主义应该归结到资产阶级立场。
邵望平：对党的看法，绝对民主、自由和反党情绪是有关系的，应当深刻认识。出身好，有时反而起副作用。历史上的一些工作好事，自诩于口，引起人们的反感，不利于自己的进步。定陵纠纷问题，和自己的情绪有关。教学上的问题，自己非常得意。有一次向裴文中先生提意见，态度很不好。“反右派斗争有一些成绩，但以后不能自满”，这实际上是沾沾自喜。
林圣龙：鸣放时在班上的作用，影响这个问题应该好好考虑，有“举足轻重”，有的东西影响很不好。实习分组应负主要责任（可是在整改时还是推到党支部身上）。实事求是地估计自己。
王明哲：对有些问题，尤其是阶级立场的分析，还应进一步认识。对两个包袱的分析还不够。仅仅认识还不够。今后如何改正注意得还不足。今后多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大家意见。
李德全：学习在论时也检查过个人主义，但不久鸣放开始就出了问题。不善于接受群众意见。根本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
夏超雄：服从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距离。“集中民主制”反映了对党的领导不满和对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很成问题。在工作中首先考虑到个人得失。如最近的一些工作，搀杂一些个人情绪，工作的出发点是为了什么，为了个人名誉呢，还是为了事业。
王洪玲：今后更好的□□□。鸣放时为了起“带头作用”，看是什么带头作用。两个包袱问题，在这次说明起了极大的反作用。历史上找不出一点工人阶级的本质。平常不太愿意听反面意见，是把自己估计得过高了。今后应该看到自己不行，还落后，正确估价自己。
高广仁：不能认为检查满意，这样作还很不够。不能为此沾沾自喜。两个包袱，还有一个包袱——自己有些能力的优越感，应当抛弃。过去工作做了一些，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损失。自己不能容忍自己的缺点，若不改进，那就更危险了。深度还不够，突出的问题——群众观点，过高估计自己，组织、群众都可以不放在自己的眼里。
袁俊卿：这次不能又犯老毛病。政治上的清白，工作上的争名争利，两个包袱都要抛弃。定陵事件反映了自己的工作态度。
李克文：名利观点很严重。革命工作岗位又不是市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是资产阶级腐朽观点。发展下去是比较危险的。沙□□等人反党的来由，与此有很大关系。“这点事情不与我商量那件事不征求我意见”，斤斤计较。损害了革命工作可以提出意见，损害了自己就放弃，何必计较呢！
入党问题，应该多考虑自己的思想状况，自己到底在……【整理者按：以下佚失。】
来源：根据网络材料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