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思想汇报（第7号）

2月份的上半个月，对我来说是在恐惧与希望交杂而又有些木然的心情中度过的。

自从1月底听了普金同志关于处理右派分子办法的传达以后，我原来以为，2月份的头十天，将是十分紧张的十天，有许多会要开，有许多事情要做，而在处理以后，我个人也该进行比较紧张的准备工作，以便参加劳动改造了。然而这些天来的情形却完全不是如此，除了搬家而外，我几乎没有参加任何集体活动，也没有任何其他需要我参加的活动。

虽然如此，我的心情却因为天天在等待中而紧张。我曾感到恐惧，因为最后的惩罚终于要来了。我也有所期待，似乎要来的还不如快一点来吧，我能越早到劳动改造的场所去就越好。这样，心境就不如前一阵平静，读书不多，只除了新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卷（读了其中《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4篇主要论文）想得也不多。这一半也因为是突然生了近十天的急性中耳炎，虽然是小毛病，然而因为是生在一个最敏感的器官，在肿胀疼痛之际，使我很难用脑筋。

我所曾一再反复考虑的只是，如何以正确的态度，真正自觉地、无抵触地、愉快地接受处理。

我还能从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来理解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是必需的。这样一场轰轰烈烈，战果丰硕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大革命，应当有一个胜利的了局，才能“以底于成”。宽大无边将会混淆在这场战斗中分清了的敌我界限，而且养痈不割，定必贻患于将来，近来重读苏联30年代清党反右的文献，深感优柔适足以造成反复，而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必要的、较大的痛苦。

但是，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也牵涉在这场斗争中，我也并不是一下就想通了的。在去年9、10月间斗争我的时候，在11、12月间我自己继续进行政治思想的自我批判的时候，我曾经有意识地压住自己不想什么“处理”的问题。一直到今年1月份，我才有意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而这时也就继续冒出了个人主义的幻想。我把政治思想问题看得好像有比别的问题“较轻”的一面，觉得已经经过了批判，批判又比过去历届运动为严，因此觉得，批判了，认错了，不也就完了吗？我还自以为能够接受一切行政上的处理，但是在党籍问题上，却感到有不可忍受的痛苦。8月份读主席的文章《秋天的形势》，说一切右派分子均应开除出党，这个我是记得的。但是9月份读小平同志的报告却有多了一条例外，而这就引起了我的幻想。在我作最后检讨的时候，我请求党给我以“严厉”的处分，但是并没有在严厉之上加上一个“最”字，这中间就表示了我当时的感情。

我一再想到，三反的时候，我负责处理胡国城同志的案件，他当时曾要我向党转达一个要求，要求把他枪毙，但是在墓石上仍然允许刻上死者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当时曾觉得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然而也曾因为他历史上出生入死的功绩而对他的感情寄予悲悯。后来，胡国城同志是留在党内了。我就以同样的感情来宽假自己，希望自己能得到留在党内改造的机会。

只是经过了再三再四的自我内心斗争，我才认识到这不过还是从个人感情出发的一种不应当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读了江华同志的报告，柯庆施同志的报告，最近又读了人民代表大会上云南代表李能，四川代表刘明俊这样一些人的发言，我才算是看清了去年春夏之交的形势并不是我所想的“钻钻人民内部矛盾，天塌不下来”的形势，而是在右派进攻之下，地、富、反、坏、资以及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分裂主义分子声气相应一齐蠢动的局面，这正是人民日报社论引李贺诗所谓“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局面（去年6月初读此文时是以之为夸张的辞藻的）。而我在这个关头却站到了敌人的立场上，帮助了敌人的这个极其严重的进攻。这种罪行决不是寻常的“口舌小过”，而是要比任何其他的错误都更严重得无法比拟的政治性错误，三反中所揭发出来的经济性的罪行也不能与此相提并论。犯了这样的罪行而还幻想逃避严厉的惩罚是毫无原则的自我宽假，诚心认错悔改的人是根本不应当有此想的。

从另一方面看，伟大的反右派斗争已经提高了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干劲。这也应当使我进一步看到反右派斗争的正确和必要，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位叙永县的代表说，他们县里曾经把右派分子带到山上，叫他们看看群众的力量，看看社会主义的高潮，看看党的领导的伟大作用。冷西同志也劝我多看点地方报纸，我多少看了一些，也还能领会到这场大革命的伟大影响。每当我情绪抑郁难以排解的时候，我就想起炳泉同志在批判我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李慎之必须看到世界是光明的，只有自己的思想是黑暗的。”革命在前进，这是颠扑不破的大前提。反右派的伟大斗争已经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我没有理由为个人的得失而嗟伤，而只应当为革命乘反右派之风飞跃前进而欢呼，为自己之可能得到改造而高兴。

在我幻想更多的宽大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这岂不正是梁漱溟要求毛主席“高抬贵手”的思想吗？李维汉同志不是曾严正地指出毛主席的伟大就在于对一切反动派决不宽假吗？如果我今天已经认识了党的领导作用，如果我愿党永远是革命派、促进派，我就不能同时又设想党可以把右派分子保留在党内，使它处于自相矛盾软弱无力的地位。这种想法仅是想为自己在表面上保留一个党员的荣誉，然而却要党在本来应当纯洁无瑕的肌体上保留一个污点。这种想法不能认为是自我改造的契机。只有对革命的责任心，这才是判断我的错误的唯一标准，也是改造我自己的唯一起点。

我也曾想到一些个人的情况，六项标准下达了。我到底应当按照什么标准处理呢？

我的错误的情节是我有一个相当时期估计不足的。我的反动思想中理论多，感情少，概念多，事实少。我的个人主义似乎还没有什么具体的企图，而是通过“学术”的折光表现出来的。这些曾被我据以自认为适足以证明我对社会主义并无深仇大恨，然而后来看到孙定国批判储安平的文章，说理论性正是表明其反动的彻底性。以此自镜，我觉得这样的评断也完全可以应用到我的头上。上月读《共产党宣言》最后一部分分析各色各样的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只列为“保守的”，而把所谓“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却列为“反动的”。鼓吹这种社会主义的德国“学者”“以为他们超出了‘法国人的片面见解’，以为他们所应代表的并不是真实的要求，而是达到真理的要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人性的利益，既不属于任何阶级，并且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只存在于哲学渺茫冥想太空的一般人的利益。”这正是我的思想的活活的写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这正是最反动的东西。近来又读到列宁的文章说：“地主对人民的影响并不可怕。他们决办不到把某些广大工人群众以至于农民群众欺骗多久的时间。然而知识分子不直接参加剥削，学会使用一般的词句与概念，具有一切‘漂亮’的箴言；有时是真诚而又愚蠢地把自己的介乎阶级之间的地位升到阶级以外的政党和阶级以外的政策的原则——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于人民倒是危险的。在这里而且只是在这里对于广大群众有着传染，会带来真正的损害，要求集中社会主义的一切力量来同这个毒物作斗争。”我深感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真诚而又愚蠢的”毒物。而且以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负责干部的地位，我所散播的毒素其危害性更远甚于别人。回想我自己的堕落过程，如果不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发生了一股逆流的话，应当说也还不至于恶化到如此的地步。既然我受党的教育，受党的信任比别人多，那么我所犯的罪行，即使与别人相同，其影响也定然比别人严重。判断情节的轻重不能以一个本来站在敌对立场上的人的主观为标准，而只能以其客观效果为标准，难道我能容许自己的思想违犯这样一条起码的唯物主义准则么？

在处理右派的时候，报刊上常常就“是不是有动机好的右派”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这确是过去常常使我自己困惑的问题。在大家对我进行批判的时候，也是我同大家之间最难克服的一段距离。我最后有几次同丁拓同志谈话时，曾设想了几种比喻来想通这个问题，但是完全想通还是后来的事情。我现在悟到，一个人的立场乃是一个人的总动机，立场既然错了，其自以为“好”的动机也就必然是“坏”的了。确实，我可以说，我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惜焦思苦虑，就我自己来说是自以为有一点忧国忧党之想，然而王飞同志在批判我的时候说：“李慎之的忧国忧党不过是忧我们的国不为资产阶级之国，忧我们的党不为资产阶级之党而已”。这句话实在是极深刻的一针见血之谈，我每翻读过去的笔记，看到这句话，一次比一次感觉痛切。难道屁股坐在资产阶级方面，思想里只有以资产阶级之国之党的理想，忧我们之国之党惟恐其不如此，就能说是动机好吗？这恰恰只能表示其动机坏，或者表示其反动性之深而已。近读列宁《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中说“考茨基就其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来说，实际上正是我所说的那种人（指资产阶级奴仆），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那种人，也不愿意做那种人”，然而能说考茨基不是资产阶级的奴仆，不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吗？

至于悔悟的程度，我不抹煞自己，从5月下旬起，我已开始有所憬悟，反右派开始以后，我自问还是本着严肃的精神，向党坦白，同党合作的精神按照自己的认识逐步进行自我检查的。然而我的觉悟的过程并不是很快的，是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之下才一步步前进的。在批判完了之后，我曾一度浮起过“一切都批判了，都否定了，不也就可以了吗”这样的想法，曾经向言彪同志表露过。现在看起来这也是不对的。不破不立，而我也感到一切旧的东西于我是都已撕裂成无可补缀的碎片了，然而我还不敢说新的东西已经在自己身上健全地成长起来了。过度的悲痛，多余的忧伤，时时近乎错乱的精神状态，都说明我还没有真正成为新我。不立不破，在新的思想感情巩固地建立起来以前，就还不能说旧的思想感情是真正清除了。新与旧的斗争还必须在今后长时期内继续进行。党需要考察我，考验我，我必须接受这个考察、这个考验，我还要争取顺利地通过这个考验，我没有理由说自己已经悔改一新了。

关于照顾，在分社管理组讨论的时候，曾有同志提到对曾对民主革命有贡献和有真才实学的人可以给以照顾。这使我忖了一下，过去多年间，党所以遇我者至厚，我所以报党者至微，虽然多少做了一点工作，然而从党取得的报酬已经过多了。即如这半年中，每天不作一事，薪金还是照拿，我只能有自愧之心，断难有邀功之想。就个人能力而言，我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自知这点倒还不是自今日始，然而当自己还是一个党员，能够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的时候，还可能多少做一点工作。一旦脱去这一切，我不仅不能做领导工作，就是做一般工作也是空疏浅薄，不是一个有根基的人。半年来，一百几十天的时光，已经足够使我认清，一个孤立的个人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智慧与本领的，离开了集体，一个人非唯谈不上胆识谋略，亦且谈不上文采才华。学生时代，我甚至以被人起“两脚书橱”“腐儒”这样的绰号而暗自得意，现在，我每日每时都在感觉到自己的空虚、空虚、空虚。尤其是在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读得越多就越感到自己的愚妄、无知。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现在却在日记上写着（资产阶级的）“知识就是负担”，因为它妨碍我更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的真理。每与张贻同志谈及受自旧教育的一些怪想法，她常常惊讶地对我说：“你怎么还记得这些东西，我全忘了，真有点快成‘又白’了”。这时，我真是衷心地羡慕她，而我的旧知识却常常如毒蛇纠缠，避之又来，如果这也足以称为“能力”，只能使我脸红发汗而已。

关于右派分子在处理以后还要长期带帽子的问题，我以前倒是没有想到过。我只以为，曾是右派分子这个事实是一辈子也不应当不能够改的，但是右派分子的帽子，大概会像三反时的贪污分子那样在处理以后就无所谓了。但是现在我想，政治性的罪行其严重远不是经济性的罪行所可相提并论，而反动的政治思想也往往比较容易残留根苗，非有长期的监督不能保证铲除净尽。就我自己说，如果不是这次这样严重的斗争也实在很不容易使我惊醒。现在，我只应自恐对自己的过去否定得不够彻底。长期带着帽子，将有利于大家对我进行监督，也有利于我自己进行改造。使我能在一个长时期内，心中常存警惕，把自我否定思想斗争成为一种经常的习惯巩固下来，我应当认为是对自己大有裨益的事情。

一切都想到了，想过了。我只能要求党对我加重议处。我觉得我可以比在10月底检讨的时候又进一步，请党给我以“最严厉的处分”。“临难毋苟免”，我的爱人曾一再以此古训勉我，我现在可以鼓起决心说，我可以自觉地接受任何一切。

至于到底如何处分，即使组织上认为我还可以不必适用劳动教养或者监督劳动的处分，我也力求组织上予我以劳动改造的机会。除此以外，更无所求。

我现在已经买好了下乡的衣服，并且开始作一些体力锻炼，我只等组织上决定处理办法，就可以俟命而行。我请求组织上无论如何满足我的这一个愿望，如果下乡一时还不可能，我听张贻同志说，十三陵水库工地十分需要劳动力。我愿意立即前去支援。一直到工程完毕再去别处。我已经向王飞同志口头提出了这样的愿望。现在谨在这里发出再一次的呼吁，请领导上考虑批准我的请求。

以上是我关于处理问题的全部思想活动。但是我还应当汇报，虽然理智上自己感到都想通了，感情上的波澜却还时有起伏。

2月1日，提前一天发了薪水，我到刘晶雯同志那里去缴党费。在离开她的屋子的时候，我再也不能抑制住自己的眼泪，我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2月8日下午，忽然间要搬家了。这对我是完全突如其来的。在忙乱了一下午之后，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个到原来的办公室里，在黑暗中默坐了很久。也许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在这个办公室里度过更多的时光了。一年有半之中，我曾有过好几个晚上在这里一直坐到天明。有时是为了工作，有时是在检讨。像我在日记上所写的：“它是我犯罪与忏悔的见证，是我的耻辱与悲痛的见证。”往事如潮，涌上心头，种种印象，重现的时候恍惚如在梦中，然而，我警告我自己必须以清明的理智和刚强的意志来正视自己生命史上这污染了的一段，永远记住它，并且从中领取毕生的教训。

这个时期，我还曾考虑过“前途”的问题。去年11月份穆之同志同我谈话的时候，特别是不多几天以前，冷西同志同我谈话的时候，都曾勉励我，虽然犯了错误，仍然前途无限。这些话都曾给与我一种温暖，一种安慰，一种鼓舞。近来我曾再三回味、再三思索，自己觉得这些话都是至理名言，但是我却有必要正确理解其深意，而防止有任何机会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了解。思之再思之，我觉得既然反右派斗争已经摧垮了我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那么前途现在就在我脚下，就在我眼前。一个人如果真能做到忘我，做到献身，那么，无往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所在，无往而不是宽广的前途。佛家以一个人能了究竟即是灵山坦途，这可以为我借镜。对我的斗争开始以后，我虽曾努力屏弃一切关于“前途”的想法，但是有时也生过一种想法，以为今后是不是可以埋首书丛，做一些搜集材料，考证解释的工作，以竟此一生。现在深感这仍是个人主义的算盘。前途应当到忘我的境界中去寻，应当到个人完全听命于组织，完全融合于集体的境界中去寻，我的修养距此尚远，我还必须向此方向努力。

1月30日晚上，炳泉同志同我谈话的时候，勉励我今后“一心向善做一个劳动者”。我感谢他的意思，不过我事后再思，觉得自己不但应当做一个劳动者，也还应当争取做个革命者。固然严重的错误是犯了，严厉的惩罚也即将降临，但是党是永远不会“不准革命”的。在我的半生中，我也曾亲见过一些犯过大错误，摔过大跟斗的同志，化悲痛为力量，坚定地继续献身于革命，鞠躬尽瘁，百折不回。这些人的形象现在常常引起我的激动，我还有向他们学习的心愿。

突然患中耳炎的那个礼拜天，我躺在床上读完了郭尔巴托夫的小说《不屈的人们》。里面有一段讲到有一个因为战争失利向德寇投降的苏军战士，从集中营逃回家里，受到老父的斥责，激发了自己的觉悟，因此又回到了部队。在他接受重新入伍的审查的时候，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

安德烈在特别科里受到久久的严厉的盘问，但是没有像他自己盘问自己那样严厉。

要是他就会这样问：“你对祖国的罪在哪里？安德烈？”“我的罪在于我怕死”。“还有呢？”“还在于我丧失了信心。”“怎么会是这样的，安德烈？”“因为我的灵魂过去是脆弱的……”“那么现在不怕死了吗？”“不怕了。”“你是在哪里失去了对死亡的恐怖的，安德烈？”“在奴役的地方，奴役比死更痛苦。”“那么你也是在那里找到信心的吗？”“不是的。我找到了憎恨，它比信心更坚实。”“你现在要什么，安德烈？”“我请求武器，还有队伍里的位置，同志们。”“你要武器什么用？为了获得父亲的赦宥吗？”“对我，他的赦宥是小部分，为这种事情一次作战就够了，可是我来见你们是为了参加一切战斗的。”“为了饱和你的憎恨吗？”“要使它饱和是做不到的。它是致命的。”“那么，你要武器做什么用，安德烈？”“为了打到底！直到胜利！至少我决不妥协！”

这段话，我抄到了自己的笔记上。在我说来，被党、被同志们弃绝比死更痛苦，对于居然会使我成为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憎恨比信心更坚实。我也盼望有一天能够“请求武器，还有队伍里的位置”，战斗到底。即使如果党作出这样的决定，凡在1957年5月大鸣大放中犯错误的人永远不能再重新入党，我也决心争取能够成为跟着党的队伍前进的革命者。

另

反浪费运动开始了。在分社管理组讨论的时候，揭露了开罗分社由于使用收报人付费的办法而在一年间浪费13万元的惊人事实。他表示对此甚感沉重，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但是我感到，我个人在这件事情上负有更大的责任。

1956年底，我曾提出要丁德润仔细调查各分社与总社联络的各种方法与费用，制成表格，发给各编辑人手一份，让人人都知道，一个字、一分钟电话的价值，以便以最经济的方法进行联络。调查是做了，表也制成了，我也看过并且批付打印了，然而有若干缺项却并未抓紧调查，更没有从中间去研究有什么问题，马马虎虎之间，就放任造成了13万元之巨款的损失而不自觉。丁德润同志检查他自己没有抓紧，但是，对当时布置这件工作，而且直接领导这件工作的我来说，实负有更直接更严重的责任。我对于自己未能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这一点深感痛心。领导上在查究这件事情的时候，请考虑到我的责任。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