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机关干部从1957年7月开展反右斗争以来，至1958年1月间，先后在本会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办公室（四办）揪出右派分子本会常务委员兼该办公室主任张显岐，秘书组组长林侠子，组员徐智；在社会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三办）揪出右派分子该办公室主任李则谋、副主任钟锦棠，秘书组组长陈孝伟，组员李玉、徐福海、张羽、吴曾让；在学委会办公室揪出右派分子该室工商界讲习班工作组组长梁伟；在秘书处揪出右派分子总务组组员蓝中青；在本会委员工作组秘书组揪出右派分子该秘书组组长林志光等共13个右派分子。他们被打成所谓的“张显岐、李则谋右派集团”。】
我参加革命以来，由于一贯对党不满，采取与党敌对的态度，有意无意散播不少反动言论，损害党的事业。而且由对党不满发展为仇视党，因此，我的反党言论和活动在鸣放前后达到了最高峰，由暗而明，肆无忌惮向党进攻。我的罪行，虽在反右期间，曾经交代检讨，但在所犯罪行问题上，没有认识到我在省协四办和民革省协支部形成了一个右派小集团的罪恶活动，因而对罪行的认识还不深刻，同时同志们最初指出我们有右派小集团时，自己还以为省协四办和民革省协支部只出现了几个右派分子，但我们之间除工作业务关系以外，并没有什么秘密组织活动，只是彼此思想相通的一种表现，这充分说明了我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反动立场观点来对待自己的问题。直至领导小组和同志们耐心反复的启发帮助我，再从自己的思想本质深入去挖，并以饶部长对右派小集团特点的讲话的精神来检查，事实便很清楚，我们四办和民革省协支部成员中曾其清、钟世谦、林侠子、徐智、罗百先、钟锦棠、张穆、林志光和我是一客观存在的右派小集团，而我却是这个小集团的头目。我们这个小集团，虽然没有秘密组织形式和具体纲领，就是利用了原有的合法组织（四办和民革支部）进行非法活动，同时也有共同的企图目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在小集团里的成员对某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总是互相支持，表示一致的。而我从中起主宰作用，对他们的煽动和影响，直接间接加强了小集团的反党意志和反党活动。因此，我不仅应该正视我们右派小集团的罪行，更应该正视我自己为首作用的罪行。
我们几个右派分子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小集团？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共同的历史基础和共同的思想基础，加上客观有利因素，（能利用在同一单位自然的合法的组织）因而小集团得以形成和日益猖獗的反党活动。从共同的历史基础来说，小集团中的成员都是国民党旧军政人员，而且过去是炙手可热的当权人物，长期骑在人民头上，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大家都是解放前后，迫于形势，投机革命的。一方面没有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另方面还很留恋昔日统治剥削人民的腐朽生活，不甘居于人下，对新社会格格不入，对旧社会念念不忘，因此，充满升官发财争权夺利的思想，企图重做当权人物。而这几个人大部分又是我旧时的老相识，彼此思想感情较深，平时心事也较了解，如林侠子、徐智、钟世谦、钟锦棠、曾其清，他们和我，都是在解放前在伪四、七战区的直接或间接的旧同志关系，其中尤以林侠子、钟世谦、徐智与我的感情更深，可谓“志同道合”之人，认为可以推心置腹，互相拉拢，互相利用，这就形成了共同的反党历史基础。从共同的思想基础来说，由于大家的反动立场观点的一致，因此，对一切问题的看法和想法都有其共同性和统一性。（如统战工作，肃反问题，领导问题等等）这就成为“臭味相投”了。其次关于本身利益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对党不满，如我素来以北江起义领导人自居，对始兴起义人员的安排（如饶纪绵、何衍章的升级及我自己职级等）认为比不上东江起义人员的安排适当，一向心怀不满；林侠子、徐智、罗百先、钟世谦、钟锦棠、张穆、曾其清也因职级问题，经常发出怨言；曾其清因其子肃反自杀，更大不满。同时，彼此都有不少旧社会关系，所有接触的人，有的是因历次政治运动被斗或惩办；仇视人民，如曾其清说“前伪广州市警察分局长XXX本来在广州解放前夕，维持治安有功，解放后反而被扣坐监，弄到妻离子散”。有的因种种关系流于失业或者生活困难，埋怨政府，如徐智说：“省协安排社会知识分子工作的标准，有些令人不清楚。例如黄埔第二、三期毕业学生XXX、XXX等至今未见安排，而比他们代表性较少的反先安排”，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由于我们没有和他们割断旧的思想感情，划清敌我界线，往往表现同情，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替他们喊冤叫屈，因而形成了共同的反党思想基础。
基于以上的共同基础，因此当四办和民革省协支部成立时，一方面我就极力物色所谓“志同道合”、“臭味相投”的人来四办工作，企图培植个人势力，作为政治资本，首先调林侠子当秘书，作为自己的依靠，以后又陆续调罗百先、钟世谦、曾其清、徐智等做组长，付主任，组员等职务，作为自己的助手；另方面我则支持林志光、钟锦棠、徐智做民革支委，作为自己的支掌。自此这两个组织单位，便成为我反党的活动基地，加以在我不断的散播毒素的影响下，充满了反党气氛，这样便初步形成了一个右派小集团。从56年9月四办成立三个小组，思想上以组长形成坚强核心，同时不久，何中行同志又调走，我更肆无忌惮经常散播右派言论，小集团的成员对我亦均报以同情和支持，彼此一唱一和，常对叶春同志、马皓处长等加以诽谤污蔑，助长了我的反党气焰。在增产节约检查工作时期，小集团的活动日益明显，彼此便互相呼应，明目张胆的攻击人事室和党支部。在大鸣大放时期，彼此思想上均认为对党进攻的有利时机，在我点火煽动下，小集团的活动更为坚决，在各种形式的活动中，汇合点滴材料，加以歪曲夸大全面地向党进攻。至此，右派小集团的面目，亦已暴露无遗，嚣张程度达到了极点。
首先在活动形式上，主要是利用四办室务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议，学习小组的讨论以及民革支委碰头会和支部大会，散布毒素。如室务会议常以研究业务借端攻击领导（如工作业务分配问题攻击叶春同志）；增产节约运动时又以检查工作为名，大肆攻击人事工作和党支部；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则乘鸣放机会，猖狂向党进攻；支委碰头会，名为布置工作，实则是点火煽动；领导核心小组会，表面上为了加强集体领导，研究工作，实质上是企图取得领导层的同意，统一向党进攻的步调。此外，还在室内外利用三三两两的交谈或饮茶、聚餐等场合有意无意中散播反动言论，进行串连，拉拢煽动。
在罪恶活动内容上，主要矛头指向如下几方面：
我在办公室和与个别人谈话，污蔑叶春、苏翰彦同志态度粗暴，作风不民主，官僚主义严重，有粤西派小圈子；并有一天和徐智在占元阁饮茶污蔑苏翰彦同志脱离群众，以及污蔑马皓处长官僚架子大等等。林侠子、徐智、钟世谦也说过类似的话。徐智在鸣放期间在民革支部大会上公开攻击古子坚同志，说余植培的升级是与古子坚有关系，这是宗派主义。前年9月间指示四办业务分配表问题时，我对叶春同志更为不满，公开发牢骚，指责他，并拿到室务会议讨论，并认为是何中行同志捣鬼，因而我又曾在室内对同志们说：“如果早知何中行这样，我就不当主任”，关于这问题，林侠子、罗百先、钟世谦等人表示支持我同叶春同志展开斗争，当时，林侠子曾说：“这是何中行不对，如有意见，应该在室内提出批评，不庆动辄反映上级”，罗百先说：“领导没有深入群众了解，又没有向主任查询，就作出这样的指示，这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钟世谦又私自对我说：“何中行是非常阴险的，计仔多，你是不够他撚的，要小心”。在增产节约运动时，我和林侠子、钟世谦、罗百先等，一致提出领导没有深入下层，有偏听偏信，存有宗派情绪的意见。对常务委员会开会和增设副秘书长问题，我说“省协常委开会不足法定人数是否合法？”“增设为9个秘书长形同虚设”。林侠子、钟世谦、曾其清都同意我的看法，也说过这样的话。这些事实说明了右派小集团的成员在反对党的领导问题上是一致的，而且有些意见（如业务分配表等）还是利用会议方式互相商量过的。主要企图实质在于搞垮叶春同志的领导。当然叶春等领导同志是坚决执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他们是代表党和政策，也就是说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工作上不是以个人身分，也不是以个人意气出发的，因此反对他们领导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右派小集团，因为有共同的对党不满思想基础，因而就一致的集中反对领导个人，以达到反对党的目的。
关于民革支部的发展组织问题，民革省协支委的右派集团是一致主张大发展的，因而支委会议关于商谈发展组织方面比较多，突出的问题是：
第一、机关支部能不能吸收社会人士为成员的问题。由于自己企图充实个人政治资本所以主张机关支部可以吸收社会人士，因此，对社联人士，社会知识分子，我都认为可以适当吸收，甚至有些一向对党不满的分子如李玉、林侠子也介绍参加组织。因为我觉得有相当数量的社会人士，他们没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或者虽有工作岗位而在其机关中，又没有民革的组织，若受到“非本机关的干部不能吸收”的限制，他们则势必不得其门而入。而我们则又求之不得，由于全体支委也都具有利用民革组织为政治本钱的企图，因而一致同意这种看法，尤其张穆主张最力，钟锦棠大力附和，林志光则唯唯诺诺。张穆当时曾说：“党章规定吸收新党员系支部任务之一，吸收对象并没有加以任何限制，而且本党三全大会决议发展组织应着重向社会发展，如果机关支部不能吸收社会人士，由于精简机构，实行定额，发展组织工作也就无形中冻结了，也无异取消这些支部的统战工作，联系社会人士工作，只准做一半，不准做全面”等等为理由，大做文章，并写成书面材料，在“广东民革”半月刊上发表他的意见，这种思想观点，显然是违背了民革中央所指示的组织路线，虽然民革三全大会决议着重向社会发展，但以社会支部为主，机关支部，仍在机关内发展为主，这就说明了民革省协支部没有向社会发展的任务和必要。只是为了实现大发展的阴谋而已。
第二、发展指标问题。关于本支部1956——57年度工作规划发展组织指标，在大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全体支委都主张发展指标要尽量高一点。由组织员钟锦棠提出具体数字，最后决定1956年发展20人，57年发展10人，大家思想上都认为成员愈多愈好，当时张穆还提出“自报”、“分工”、“包干”的办法来完成指标任务，由于我的支持获得支委一致同意通过。这显然是变相强迫，拉夫式的办法，结果自然会降低成员条件，违背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
第三、发展对象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虽然支委一致同意在本机关范围内吸收省协委员、省协工作干部为主要吸收对象，但另一方面还希望能积极向外发展，思想上总是怕人不愿参加民主党派。
从以上三点来看，我们右派小集团（民革支部）在执行恶性大发展的问题上是有其共同性的阴谋。由于我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经过商量讨论是取得一致同意的。这是根本违背了组织方针和政治路线。从我个人思想上来检查，认为不大发展，就赶不上形势，不能监督党，不能与党共存，以为发展愈多成绩愈大，民革组织自然有我一分功劳，而且自己发展成员越多，拥护我的人也越多，自然有我一分力量。实质上是企图积蓄个人政治资本，篡夺民革领导权，进一步达到与党分庭抗礼取而代之的目的。
四办成立之初，领导明确指示我们要着重宣传调查研究工作，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但我则认为使台湾早日实现和平解放，争取策动工作，瓦解敌人，更加重要，并且认为广州接近港澳，对策反工作，是一个有利条件，我把这种思想，在四办会议公开传播，迷惑群众，在增产节约运动时在小组会上还说过“和平解放台湾工作，领导外行，领导心中无数，本末倒置”，得到了右派集团的同情与支持，特别是林侠子，他说：“光搞宣传，不搞策反，是徒劳无功的”。徐智、曾其清对策反工作，更感兴趣。钟世谦亦以为然。因此，一向对党的方针政策采取抵触情绪。并且一致同意建议最好将四办业务扩大，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邀请本会委员及会外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参加，目的也在于展开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尤其是争取策动工作。此外，我和曾其清、钟世谦同意曾为XXX医生，通过在香港的XXX转寄台湾信件，企图从中借以策动，这说明违反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办公室的工作方针政策，是我煽惑右派小集团的一致同意的。这样做，当然这是由于一个共同的欲望，就是投机取巧，企图侥幸成功，进行邀功，为争权夺利的资本，这与真正为和平解放台湾利益是有根本分歧的。
在攻击统战工作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和待遇问题，一是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
在民主人士的待遇安排问题上，我在公开场合或个人谈话，常常对始兴起义人员的待遇安排表示不满，对右派小集团成员的思想影响极大。去年XXX由港回来住华侨大厦，可是XXX回来则住小旅馆，徐智不止一次地说：“真是有点不公平”，他又说：“X是饶部长的亲戚，所以照顾得较好，安排也较好，这是宗派主义作怪”，马上引起我和曾其清、钟世谦的共鸣。我在民革座谈会上也说过：“统上不统下，统内不统外，统近不统远”。张穆在省协第三次全体委员会上说：“统一战线仍旧停留在摆摆样子的阶段”，这些谬论甚得曾其清、徐智的支持叫好。由于右派小集团的成员对自己职级待遇时有不满，加上互相影响煽动则更为不满，因此，林侠子、曾其清、徐智、钟世谦也都说：“统上不统下”，埋怨统战部不了解情况，所以有的待遇和安排不适当。在增产节约运动讨论精简机构时，我们更加猖狂一致攻击人事工作，几乎众口同声的说：人事安排不是因事择人，造成头重脚轻的现象。
在党与非党关系问题上，几乎一致认为党与非党之间是有墙有沟的，在四办学习小组会上，徐智说：“一方面党员有功臣和特权思想和制度规定不合理所形成的”；钟锦棠说：“省协人事科党支部严重官僚主义和群众很大隔阂，对民主党派联系和帮助很少”；林侠子说：“省协党支成立与不成立没有显著作用”；肖文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说有职无权，后又更正，张穆说：“肖老这样做很差”；我说：“肖老的发言稿，可能是苏主秘写的，如果为了怕得罪人更改，那就应该批评”。又在去年5月在民革支部大会上，我煽动大家要向统战部提意见，获得支委一致支持，这些都说明右派小集团攻击统战工作的一致性，党对统战工作素来是重视的，对民主人士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因每人具体情况不同，而安排也有所不同，绝无所谓宗派和统上不统下问题。至于党与非党关系不好，应该两方面负责。我们对统战工作不满的企图目的实质上是否定统战的成绩，反对党的统战政策。
对肃反问题，我在民革支部大会说过：“有些党团员存有狭隘的宗派情绪，对旧军政人员的处理，宁左勿右，有的不该管的管起来，不该监的监起来，不该杀的杀了，应该摘帽子没有摘掉”，并举了始兴起义后而又上山为匪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XXX等为例。我又曾直接简接去了解XXX情况，以为进攻材料。曾其清在学习小组会上也说：“肃反是令人怀疑的，现在有许多正在劳改坐监的，管制的应该早日定罪加以公布，不要弄得不明不白”，还说“目前有的劳改好几年的还没有判罪，也不宣布，也不给家人知道，如XXX就是一个例子，而且有的劳改期满，也仍留队，不予释放”这些谬论，在右派小集团引起了大家的同情，为反革命分子叫冤是一致的。
当大鸣大放开展的时候，我思想上认为这是进攻党的好机会，因此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利用民革省协支部、四办领导核心小组和学习小组为进攻基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党进攻。
首先，利用民革支委碰头会，统一支委的思想行动后，进行布置支部鸣放。我先号召支委要打消顾虑，大胆带头鸣放；并指出攻击目标为党员领导干部的“三害”，实质上是煽动反对党的领导；还煽动支委把藏在心里的话，都挖出来。并说不论自己的问题或者看到听到别人的问题都可以放，企图广泛搜集攻击党的材料。由于我的煽动，取得所有支委的同意后，便继续召开支部大会，全面开展鸣放，开22号大厦鸣放之先声，虽然当时我是忙于准备下乡视察，但并未放松鸣放的指挥策划，因此，在支部大会上，我和张穆、徐智、陈孝伟、钟锦棠、何凯怡等先后发出不少反党谬论，集中攻击领导同志和统战工作问题，我说要向统战部提意见，并说，苏翰彦同志作风不民主，脱离群众。又说，参事室闹不团结，是由于苏主秘没有起到桥樑作用，并污蔑党团员存有狭隘的宗派情绪。徐智说：“余植培的升级是与古子坚的关系，这是宗派主义”。陈孝伟说：“叶春同志特权思想突出，参事室苏主秘是一座摇摇欲坠的独木桥”。钟锦棠说：“人事科与省协中共支部对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没有帮助”。林侠子说：“中共省协支部成立与不成立没有什么作用”。张穆说：“统战工作统上不统下，鸣放也是上层放，中下层还没有机会放”。何凯怡说：“人事科是不省人事”等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张穆、徐智还提议并得我的支持一致同意将反映出来的情况，由张穆写成书面材料交给我带去统战部放。此外在支部大会上，我还号召成员支持张穆在省协大会攻击统战政策和人事制度的反动言论。我说他没有错，不该怕，不应检讨。这些事实说明我是有步骤的向基层点火煽动并为右派掌腰，而且还搜集材料向党进攻。
其次，利用四办学习小组（后改为三、四办联组）在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掩护下企图从各方面挖掘材料广阔深入的造成进攻党的高潮。自去年5月24日起至6月中旬，我参加学习13次，我从中煽动，对组员宣布鸣放对象是党外人士对党员提意见，党员对党员领导同志提意见，并且带头放了毒，如攻击统战政策和肃反政策，如说统战部对一些起义人员不了解，安排不适当，肃反偏差大等等。右派言论跟着弥漫整个学习组，如曾其清、徐智、林侠子、钟世谦、钟锦棠、罗百先、陈孝伟从党的领导、肃反政策、统战政策、人事制度、评薪问题、鸣放问题大肆攻击，造成乌云满天，邪气上升。
再次利用四办领导核心小组会议，借口加强领导，研究工作为名，实行统一向党进攻的步调；并采取三三两两和个别串连活动，从中进行组织力量和挑拨煽动。在几次领导核心小组碰头会上，都以攻击领导同志和人事安排问题以及号召大胆鸣放为中心，企图煽动起所谓领导层勇敢冲锋。并曾使钟世谦、林侠子物色“志同道合”之人补充四办工作人员，企图充实反党力量。还约集右派人马在北园聚餐交换鸣放意见，目的在于鼓励大家继续放毒。又常三三两两在办公室，或六角亭等处互相交谈，进行个别串连。曾唆使林侠子在学习联组上起鸣放的带头作用；曾叫钟世谦搜集XXX的材料；并将反革命分子3封信交给钟世谦、曾其清整理准备攻击肃反政策；又曾在室内对同志们说：叶春同志偏信何中行同志的说话，捣我的鬼，还说早知何中行这样，我就不当四办主任；也曾拉过徐智饮茶，污蔑苏翰彦同志脱离群众；当林志光说明调动工作原因时，我还煽动加油地说：省协领导有宗派情绪。还与曾其清交谈说：始兴起义人员连级以上多被镇压了（实际上被镇压的都是起义后又复上山为匪的反革命分子，我这样说，是替反革命分子叫冤），他说，他的儿子因为肃反自杀十分冤枉。此外还利用室务会议，检查工作会议等进行挑拨煽动，如攻击领导心中无数；说领导官僚主义要干部推动领导，以及对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外行等罪恶活动。
以上的罪恶活动，说明我在鸣放期间，进行点火煽动是有预谋的。一些言论行动都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借鸣放机会恶意地的攻击党，从几个据点出发，企图多方找到材料，煽起广大群众不满，从而造成混乱局面乘火打劫，混水摸鱼，推翻党的领导，把党搞垮 。
以上所举的6个方面的罪恶活动，是右派小集团包括我个人的罪行中的主要部份。从此可以看出表面上虽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具体纲领，客观事实证明了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的，而且还有共同的企图目的，那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具体来说：实质上（1）企图透过搞垮叶春等领导同志个人达到取销党对省协的领导，使省协变质；（2）在民革支部执行恶性大发展路线，企图扩大反党政治资本，篡夺党的领导权；（3）改变本会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办公室以宣传为主的工作方针，名为以策动为主，实质是企图把港澳旧军政人员找回来，壮大自己的反党力量；（4）攻击统战工作企图挑拨非党人士对党不满，而反对党的领导；（5）利用鸣放机会，点火放毒，企图发动群众向党总攻击，搞垮党。这些罪行是严重的。而且实充分证明了我是右派小集团的头目，许多问题都是通过我的挑拨煽动和直接指挥，使右派小集团的罪恶活动猖狂起来；同时，也说明了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是拥护我的。因而在各种场合中，彼此的反动言行，总是互相支持，互相呼应，是有步骤的配合活动，而且还透过民革支部的右派集团分子钟锦棠、陈孝伟等在三办活动和建议鸣放应深入基层，造成了一种邪气，使三办形成了一股反党逆流，是我对他们起了一定的影响推动作用，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
我们右派小集团的罪行是严重的，由于一贯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因此，攻击党是无微不至，从攻击党的领导到各种方针政策，各种制度，和历次政治运动，否定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从而得出污蔑性的结论，社会主义是“一团糟”，用以煽惑群众，进行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
而我为这右派小集团的首脑，在我直接发号施令和煽动挑拨的影响下，造成了我个人更大的罪行，这固然由于我一贯向上爬，争权夺利的政治欲望和野心所驱使，同时亦为我反动本质习惯于搞封建小宗派，勾心斗角，互相排挤的必然结果，我应该承认自己是右派骨干分子，正视自己的罪行，更加说明有必要进行从本质上“脱胎换骨”的改造。我本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人，从历史上看我历任反动国民党的高级军职，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双手染满了人民的鲜血，如果不是党的宽大爱护，在土改、镇反运动中，群众早就要清算我的罪恶了，党不但不究我既往的罪恶，而且几年来对我教育培养照顾关怀无微不至，从参事提拔为省协常务委员，并调任四办主任，付托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重责，在民主党派方面由一个普通成员提拔为民革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兼社联会副主任，党给了我最大的荣誉和信任。但我却忘恩负义，不愿放弃反动立场，事事与党对立，忘记了党对我的宽大，忘记了党对我的培养，竟敢丧心病狂恩将仇报，乘党整风机会，率领右派小集团猖狂向党进攻，实在对不起党和人民！
在我走向死亡的时刻，党又向我伸出了挽救之手，同志们对我仁至义尽的耐心帮助，使我内心有难以形容的感动，犹如对我“起死回生”，此恩德真令我永远难忘。我在党和同志们的大力挽救下，头脑渐渐清醒起来，我要回头了，现在我以万分沉痛忏悔的心情，向党请罪，下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来源：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机关干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张显岐、李则谋右派集团及其他右派分子的材料》，195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