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件第一页破损无法辨认）
……趣味的一致性为基础，终于反动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小集团。在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时候，这个小集团的曾经在肃反运动中受到过打击的分子－－我、汪明、田庄 、陶冶便又在吴祖光的支持下死灰复燃，企图以顽强的存在来反抗党，来报复肃反运动。
但是，“小家族”这个集团的罪恶重要的还不仅仅表现在“鸣放”这个时期，（当然，作为这个集团首领的吴祖光在这个时期内发表了纲领性的右派言论）它的主要活动是在“肃反”以前的一两年里。肃反以后是它的又一个发展。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和路翎（胡风集团）的关系。在一九五五年以前的一个时期，当文艺界进行着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文艺思想路线的剧烈斗争时，我、汪明、田庄从阶级的本能要求出发，同情和支持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文艺路线，并和该集团的重要分子路翎建立了私谊。
1，吹嘘路翎的为人和他的反动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做了胡风集团的义务宣传员。
2，当路翎在《文艺报》座谈会上向党进攻时，我和汪明自愿挺身为他作证。
3，和路翎一起散布对党不满、攻击领导的言论。在二次文代会前，路翎曾将代表名单给我和汪明看，我们看到名单上没有吕荧等人，则愤愤不平。又如胡风向党进攻的三十万言书，我们加以赞美，认为照这样做，文艺界才会有一番自由竞赛的景象。－－这是具体的支持胡风文艺路线的行为。
4，接受胡风、路翎等人的文艺思想。我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受到路翎的反动文艺思想的影响：一，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问题上否认世界观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方面是反对党的思想改造政策，另一方面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文学创作的指导和领导作用。实质上也就是不愿放弃资产阶级的立场。
二、散布流言蜚语：散布流言蜚语是“小家族”的重要罪行之一。“小家族”里的吴祖光和王少燕是流言蜚语的制造人、加工人，我们从他们那儿听到，则当作“趣事趣闻”再传播开去。这些表面上看来是自由主义的无所谓的“清谈”实则充满了政治的灵敏性，是深刻的阶级本性的反映。这些流言蜚语没有一条不是嘲笑某些领导同志，某些追求进步的同志，或者诬蔑中苏关系，诬蔑党和国家的伟大的政治运动的。这些当作“笑话”讲的流言蜚语没有一条是对党、对革命运动有益的。因此，它就不能不是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而传播它们也就不能不带来政治后果。
三、腐蚀青年。我不仅自己竭力保护我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生活的旧习气和作风，并且还要用它们去腐蚀比我更加年轻的青年。这就是说，要用我的观念去改造世界。四年前，对于蔡亮的腐蚀就是我的腐蚀青年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我吹嘘蔡亮的“天才”，吹捧他为“未来的中国列宾”，介绍他读《克里斯朵夫》等外国作品来汲取“个人奋斗”的狂热的感情。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不是劝他和组织多靠拢，取得组织的帮助，而是劝他“拼命的画作品”，向他宣传“什么都是假的，美术家靠自己的作品才是真的”这一类谬论。鼓励他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怂恿他看不起周围的同学，脱离群众。在艺术上则鼓励他追求一种形式主义的“抒情诗画”，追求平凡的题材，追求所谓“哲理与诗的深刻结合”。并且传扬“发掘那些小人物的心灵的美，才是最好的艺术，要爱一切人，同情一切人的不幸才是一个艺术家宽大仁慈的胸怀”。向他宣传一种“无报酬”的友谊。离开了社会运动的前进的大集体，来追求一种温情脉脉的小集体，就是我的友谊观。其结果便是小家族反动小集团，其结果便是政治上的反动和个人的身败名裂。其次便是对陈敏凡，我们利用她在北京也没有家，年纪小，喜爱文学，便从感情上、思想上腐蚀她，带着她吃喝玩乐，放浪不羁，使她也终于从一个追求进步的共青团员慢慢堕落成为自高自大厌恶集体生活和对党不满的右派集体的一个成员。再其次，由于小集团中的其余成员的吹嘘，还有许多青年对小家族的生活方式和所谓“拆不散的友谊”极为羡慕，他们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蚀和影响。（如田庄的朋友谢蓉明，陶冶的朋友许仪耀，罗坚的朋友××，我的朋友王蓓，汪明的朋友段承滨，以及当时和我与汪明在一起工作的王正、陈刚等人。）从这里，就明显的标志出了小家族的政治性。它的确是和共产党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青年相对立的一个以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来争夺青年的小集团。
四、散播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和文艺观点来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相对抗。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不仅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制度，而且要彻底改造作为这一个没落制度的上层建筑的人的社会意识。因此，党和国家大力宣传马列主义的人生观，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培养高尚的道德，要求培养起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腐朽的个人主义意识。但是，我和我的“小家族”则是恰恰相反，是以保护作为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是以剥削阶级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作为共同的体系来承继来联合的。我们宣传所谓“人性”、“天才”、“理想”、“个人奋斗”这些荒谬的哲学。我们把“人性”看成是永存的，非历史的，抽象的产物，我们把“人性”看成和阶级性对立的一种现象，我们把“人的才华”也看成是可以脱离社会运动的东西。我们要求个性的绝对自由，对个人的才华采取绝对的崇拜态度。“个性解放”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旧口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真正解放人的个性 ，顶多是“解放”了少数人－－本阶级的分子的“个性”，对绝大多数贫苦人民则采取了更残酷的压迫；而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真正的解放了大多数人的“个性” ，保证了个人的创造力的无限发挥的可能性，而这种个人的创造力或个人才华则必须和社会的统一意志相结合，它才会成为对社会有益，对人民有益的东西。否则，个性的绝对放纵就会妨碍他人的利益，妨碍社会的统一的秩序和纪律。这一个真理是我过去不懂的。我要求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放纵，一种绝对化的自由，一种我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流浪成性的无拘无束，乱说乱道，散漫和放荡。于是，我把一个最严肃的革命集体看成是对个性的一种束缚，极力要冲破这种束缚。我们过去所说的个性和个人才华是要促使社会往后退，违反了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社会利益和愿望，违反了历史的前进的要求的反动的人性和反动的个人才华。我还宣传“个人奋斗”，这也是我的人生观点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联系着我对所谓个人才华的崇拜而来。我历来把自己的道路看成为“个人奋斗”的道路，以为自己可以不要任何的援助和依赖，把个人完全从社会集体中孤立出来，这原来就是一种极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我不仅把个人和集体分开，更把个人的力量无限的夸大，把个人看得高于集体，高于国家和人民，高于一切。因此，我错误地把那些勤勤恳恳服务于集体利益、忠心耿耿靠近组织和集体的人们，看成是没有“理想”、“庸庸碌碌”的人。我的所谓“个人奋斗”实质上就是胡风说的那种“主观战斗精神的扩张”，是彻底的为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奋斗，为个人的卑鄙的欲望而奋斗，为我说的“将来我们要坐在文联主席台”这样一个野心而奋斗。所以，我的这种“个人奋斗”的哲学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个人野心家的“个人奋斗”。它和党所教导的，每一个人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应该努力钻研业务，挖掘潜力是完完全全相对立的。
“玩世不恭”是我和我的小家族的反动、腐朽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我们宣传“玩世不恭”的哲学，以“玩世不恭”为生活的乐事。我们不把人生看作庄严的、战斗的人生，而是看作无度的吃喝和一群所谓才子的高谈阔论，我们不把人生的意义看作为人类谋福利，而是看作好逸恶劳的无限的满足自己的游乐。因此，在我参加抗美援朝的庄严战斗的时候，我居然可以坐在安东的咖啡馆里与朋友清谈，可以眼望鸭绿江彼岸的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而无动于衷。可以在文工团进行紧张工作的时候，大讲恋爱，不顾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客观影响。因为，在我当时看来，这种玩世不恭、风流倜傥、放浪形骸的旧才子作风，正是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玩世不恭”是一种地道的才子加流氓式的没落封建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生哲学。我和我的小家族则承继了这种迂腐的哲学，这正是表现我眷恋过去的时代，反对在社会主义时代追求新的健康的人生，这种大吃大喝高谈阔论的生活作风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意识。这种腐化堕落的生活自然地使我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真理。
我的文艺观点也是浅薄和混乱的。我把欢乐的情绪看成是浅薄的情绪，把痛苦看作深刻。这种观点如果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就带有明显的反动性质。因为它必然引导我只看到现实生活中痛苦的一面，看不到生活中蓬勃的、前进的、光明的一面。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生活，势必是片面的、歪曲的，不能够认识社会主义时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和本质的。我喜欢背诵赫尔岑《往事与回想》里的一句话，他说：“只有坚强的人才谦逊，只有坚强的人才承认错误，只有坚强的人才肯饶恕别人，并且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不过他的笑往往等于眼泪。”重要的是最后一句，我片面地理解他的话，我把这当作对人生的深刻的哲学的发现。很长的时间来，我陶醉在十九世纪的古典作品里，尤其是俄罗斯那些作家的充满痛苦和抒情的梦幻的作品里。这些作品不仅影响了我的感情，而且影响了我的意识。我接近杜思退夫斯基的时候，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我受到他的忧郁的性格很深的影响，我变得沉暮，把生活看作一场痛苦和反抗。这种文学影响使我不能接近社会主义的欢乐的现实，我的成见表现得很顽固。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和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一脉相承的。这种观点降低对人的信心，并用一种虚伪的人道主义来做幌子。
我说要发现小人物心灵的美，艺术家应该有爱一切人的仁慈胸怀，这也是十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首先，在人民做了主人的时代，所谓“小人物”这一个用语就是错误的。这是表示着对新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信任，这是对普通的劳动者的一种侮辱。用这种观点来观察生活的结果，便是写出像《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这样歪曲现实，在团结一致的人民中间划出阶级的区别，夸大一般性的缺点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来。“艺术家应该爱一切人”这种提法本身也是缺乏对劳动人民的爱，一个真正爱劳动人民的人就会深恶的憎恨劳动人民的敌人，就不会有所谓抽象的、一般的绝对性的爱。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欺骗，这样的爱和仁慈的胸怀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描写永恒的主题”也是我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点。我所谓的永恒的主题常常是指那一般性的、抽象的哲理。作为创作现象来说，这种提法就是违反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历史地描写现实生活中的斗争，作家越是能深刻地掌握客观现实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他的作品的艺术力和思想力就越是强大，作家对现实的描写越是真实（本质意义上的真实）越具有历史的具体性，社会主义思想感情越饱满，他的作品对人民就越加具有不朽的永恒的价值。这本来是一般的真理。但是我偏偏打着反对公式化和一般化的口号来提倡一种抽象的“永恒”，一种所谓“诗与哲理的结合”。因此，我的几部作品都表现出缺乏生活的实感，缺乏对历史现象的深思熟虑，我的几个作品都不过是想象的感情的直接表现，充满浓厚的主观神秘色彩，这个创作思想和方法实际上也就是胡风、路翎等人的主观论的思想和方法。
根据上面的这些观点，我在艺术的实践上就必然是轻视客观，崇拜主观。我强调作家的想象，却轻视作家的艰苦的生活实践。我几年来的创作生活都没有经过认真的深入实际生活，和向劳动人民学习的艰苦过程。这就说明我一向是违反毛主席向文学工作者提出的实践方针的。
五、在几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我在近几年来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到处表现出了我的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还在参加抗美援朝的运动，我在东北后勤政治部文工团工作时就犯了许多错误。首先，在那个文工团我和汪明、王少燕、肖崎结成了一个小集团，搞反领导的活动。我们的小集团破坏了当时地方上来的和部队上来的同志之间的团结。我们想挤掉党员领导干部，让我们来领导全面的业务，我们破坏了面向部队的文艺方针，我们想把一个战斗的文工团领到后方大城市的剧院的方向去。我们自高自大，看不起文工团的同志，骂他们是“小儿科”，“什么也不懂”。我们自视特殊，不遵守纪律，生活制度（起床、吃饭、集会）常常任意地加以违反和破坏。我身为一个青年团员可是却厌恶团的组织生活，认为开团小组会是一件枯燥的事，甚至狂妄地向团提出条件，“一个星期只能开一次小组会”，青年团不能占去更多的时间。我的恋爱当时也造成不好的群众影响。但是当群众和领导起来批评我们的错误时，我和汪明等人又聚在一起咒骂文工团是个“黑暗的角落”，骂领导人丁帆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并且为了报复他，在我们写的检讨书上用上几个难认的字去难他。后来，我们又一齐被调到前方去，在前方我贪生怕死，躲在山洞里，不敢往危险的地方去。把许多时间用来给爱人写信，在信里故意发泄对文工团和丁帆的不满。（因为那时的信都是经丁帆检查的）以表示“他拿我们没有办法”，以显示“我们的顽强”。对丁帆的这种仇恨决不应该看作是对他个人的，这是我们共同对待批评我们、向我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作风、行为进行斗争的新的力量的仇恨情绪的具体表现。我们对待旧的东西是热衷的，留恋的，而对于亲身参加的火热的生死斗争却冷漠、旁观。在安东，我们可以泡茶馆、遛江沿，部队动员参军时，我却对别的同志说：“千万别参军，搞艺术的不能在部队里搞一辈子的。”并且诬蔑那些从部队里来的文工团员“水平低，在艺术上也只懂得服从纪律，不懂创造，是木头”。
就当我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抗美援朝的运动时，我却同时一篇又一篇的写歌颂忘我精神、写歌颂集体主义的文章。这一方面说明了我的两面派政治面貌，同时也说明了我是怎样继承了旧文人的那一套“人格分裂”、“言行不一”的恶劣的做人的法则。
从上述我亲身参加的两大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来看，我是一直站在与党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右派立场上的。
再其次便是对于肃反运动。肃反运动可以说是对我过去的全部错误言论和行为的一次总的检查。党组织向我和“小家族”的全体成员进行了斗争。我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得不好，在思想批判阶段没有作深刻的反省和检查，以至后来发展到用群众斗争的方式来帮助我。肃反运动经过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组织上给我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因为姑息我年纪还轻，还可以教育改造，给了我极为宽大的处理。这中间有一度“小家族”是被击溃了的，我自己也经过了很大的痛苦，决心和小家族及自己的过去告别。但是，我的转变是被迫的，不是由于政治上、思想上的醒悟和自觉。肃反末期，苏联开了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了，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共的和修正主义的浪潮，国内又由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的提出，开始出现了一些对党不满的或右派的言论。在这种政治空气底下，我的反动思想又有了发展，阴暗情绪又有了增加。我把肃反运动看成是“非正义的”，“非人道的”运动，我认为中国的肃反运动是斯大林的受到批判的“阶级斗争论”的实践。我以为现在是共产党全面改正自己的错误，扩大民主，缓和国内外紧张局势的时候了。这时候，我非但把自己的过错置之脑后，忘得一干二净，反而认为，如果是在“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小家族”等等根本就不是什么错误。我的阶级本能使我很容易就和当时的这一股政治逆流吻合起来，很容易接受来自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一些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观点，一些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用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观点。这个时候联系看我自己在肃反中的遭遇，我就十分敏感的去注意这些言论，因为处处联系着自己，因此在判断这些带有原则性的政治问题时，就失去了清醒的客观精神，牵强附会地去为自己辩护。在这个时期我写的一份为小家族辩护的材料就是具体的证明。正当这个时候，我又碰到了过去的那几位反动朋友，我们便很快地又在仇恨肃反运动的基础上恢复了过去的“小家族”的所谓“友谊”。肃反以后，我们大家都变得更加阴暗了，对现实环境的热情降低了，政治上更反动起来。我们在一起咒骂肃反中负责我们工作的同志（如蓝光、赵寻、王命夫等），并且在吴祖光、王少燕的支持下，开始对肃反结论进行翻案。为了报复肃反，我们开始利用各种集会来显示小家族存在的顽强性，（如在陶冶结婚的时候，在开座谈会的时候都不忘记这样做）汪明说：“我们是打不烂、炸不散的。”吴祖光、新凤霞也说“小家族又在人民日报第八版和新观察上团聚了。”（指我们发表在一起的文章）这就是我们当时共同的情绪和共同的语言。
肃反以后我自己的阴暗情绪还表现在我的作品上。我曾写了一个短篇，叫《肖像》，本来是由《人民文学》发表的，在这篇小说里我写了一个女子的命运，我写了她的孤独和悲苦，整个小说的感情都是低沉的，跟现实生活的欢乐的调子是不协调的。五月以后，我更写了《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这样一篇反动的作品。在这篇作品里，我尽渲染之能事来歪曲新社会中的人和人的关系，在一种伪人道的掩饰下来攻击新制度。这篇作品可以说是非常尖锐的暴露出了我当时对生活的错误观点和文学上的恶劣倾向。肃反以后，我读了一些新的文学作品，其中特别喜欢的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认为这是一篇情感最深刻的作品，中国有一位新作家写的《改选》，是一篇有错误的小说，我也觉得它是感情深刻的。从这上面也可以看出我当时的情绪的倾向来。凡是阴沉的东西就被我所赏识。
总之，我的阴暗的反现实的情绪和错误的政治观点在肃反运动以后，在受到了一次打击以后有了发展，向着与时代的前进运动相反对的方面有了发展。因此，经过了一次像肃反这样激烈的政治运动，我不是接受了考验和锻炼向前进了一步，而是和党、和前进的政治力量更加对立了。我的思想、我的情绪，和我当时所处的位置都使我觉得我和这个社会这个集体是不融洽的，不和谐的。我没有想到只有改造自己才能适应这个社会，这个集体，而是对它不满、苦闷，甚至觉得过去在香港流浪还“痛快些”，于是拼命在另一个小集体中去找知己、找温暖。
这就是我几年来所走的错误道路，几年来所犯的主要错误。这些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有它的历史根源。
六、我的错误思想的历史根源：我虽然出身在一个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家庭里，但因为父亲很早就到解放区去了，我从十四五岁期间开始了独自的社会流浪生活。这种生活一方面动荡不定，贫困，使我和城市下层社会有过接触，但同时使我染上很大的流浪习气，也培养起我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偏见。另一方面这种生活使我和旧社会、旧的政治势力建立起了一种深刻的思想的联系。 我的几年的社会生活正是中国社会经历着历史变化的时期，革命和反革命的势力之间的斗争非常剧烈，社会关系也表现得空前未有的复杂。从国统区来说，这是一个苦难的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生活濒于破产。民不聊生的痛苦当然也是我所切身感受到的。我对那个社会有过诅咒，有过憎恶。但是那个混乱的社会所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形态却也给了像我当时那样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留出了一条可以凭借个人奋斗的方法来找生路的可能。我从小梦想做一个“伟大的作家”，我受到那些资本主义社会里伟大的人物的个人奋斗的历史的感召，以为凡是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不依靠别人，也不受别人的支配。这种个人欲望的滋长使我渐渐脱离开那个时代里遭受痛苦的人民。我当了记者开始接触了另一个阶级、另一个阶层的生活。旧记者的散漫、腐化的自由生活促进了我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意识，上层社会的吃喝玩乐对于我是一种引诱，这个时候，我的个人奋斗的目的性就越加明显的成为追求私人占有的欲望，因为在那个社会里，只有少数人享受，没有多数人的享受，人们是没有平等权利的。我就是要凭着个人奋斗爬到剥削别人的位置上去。我所要成为一个作家、艺术家的愿望也就是朝反动的方向，朝资产阶级的方向发展。1946年我写的一篇小文章“沉默的祈祷”（发表时是经过编辑篡改、添加过的）就是用来歌颂蒋介石的，这就证明了我当时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奴颜卑膝。我对那个旧时代的反动统治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也有过一些不满，希望那个社会改良一下（这些不满也反映在当时写过的一些小小的文章里），希望变得好些。我有一些苦闷，但这些苦闷也只是我在个人奋斗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碍时的反映，这些不满和苦闷和那整个社会的基础都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相反，那个旧社会却给了我实现个人占有愿望的可能，我靠了小聪明，靠了投机取巧的本领，居然从一个练习生爬到采访主任。我学会了应付那个社会和那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些本领，懂得去讨好别人，也懂得设法让人们来赞美我。那个社会是欢喜讲“神童”、“才子”之类的。我在十七岁时当了报馆的采访主任，能够写一些文章，自然也就背上了一个“小才子”的包袱，自命不凡，少年得志。这就足以使我和那个社会的基础建立起良好的思想与意识的关系。与此同时，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也因为我还表现出对旧社会的若干不满的情绪和言论，因此，我和进步的力量也建立起了一些思想与意识的联系，因此，总的说来，我就是处在两种势力的平衡状态中间，或者是受着两种势力的牵引。这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般小资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两方面都给了我好处，所以在那个社会里，我不存在十分迫切、十分尖锐的矛盾。我便在这样的状态中过了近三年的动荡不定的文人生活。追求着个人的名誉、地位、金钱和享乐。我的人生观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形成。这是一种最彻底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以一切都是为了个人，为了个人的私欲的满足和享乐。这种人生观的实质就是不劳而获或少劳多得，就是个人占有，这就是剥削意识。我喜欢到处讲“爱”这个字，这个抽象字眼下的阶级内容就不外是爱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反过来就是恨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我喜欢讲“个性”，实质上也就是用来掩饰灵魂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代这一套人生哲学当然是不受到限制的，但是到了新社会，新兴的无产阶级要改变我的人生观和一整套生活习气，我经不住了，抵抗这种改造，个人主义稍受打击就起来反抗，这样，几年来，我就慢慢发展为政治上的反动。当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开始以后，这种矛盾就愈益加深，处处感到受压抑，受打击，因为这个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连同它的思想与意识的方面。而我，处在社会主义时代，却要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方向和道路，处在广大人民空前的意志统一，以伟大的集体力量进行伟大的社会改造的时代，却要坚持以满足个人欲望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这就造成了我和整个历史运动的对立关系，也造成了我个人的根本性的错误和个人的悲剧。
反右运动是我个人和与我联系的小集体的一个彻底的革命。我是逐渐才懂得这个革命的深刻性、彻底性和广泛性的。我是逐渐才看清自己灵魂的丑恶，逐渐才觉悟到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一个人把他最美好的一段人生用在一个反逆于人民反逆于真理的“事业”上，作为个人来说，原是十分凄惨的事。对于社会说来则是罪恶。我就是在罪恶中活到今日的。
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正在声势浩大的开展，共产党还本着救人的精神不给予像我这样一个反动分子施以极端政策，反而指出一条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生路。仅仅这种宽大的胸怀和改造人类的伟大庄严的精神，也会是足够……（以下因原件破损无法辨认约20字）永远跟着党，永远追随社会主义的理想。
我还年轻，我希望党能赐予我下农村或到其他更艰苦的地方去劳动的最后一个机会，从劳动中彻底改造自己，踏实的改造自己的立场，做一个劳动者。能够在以后几十年人生中还能切实的做一些有益的事来补偿我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