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子冈已经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兹决定开除彭子冈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
彭子冈，女，北京人(原籍苏州)，现年四十四岁。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调旅行家杂志任主编。行政级别十一级。
(一)彭子冈是右派分子利用“左叶事件”向党和人民政府进行恶毒进攻的急先锋。她根据文汇报右派分子刘光华歪曲事实的报道，替文汇报写了一篇题为“尊重新闻记者”的社论，咒骂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她在社论中说：“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诬蔑人民政权仍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卑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借以挑拨新闻界对党的不满。并叫嚣说：“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她公然号召：“这倒也是新闻工作者应该不平则鸣的时候了。”煽动新闻界起来反对党和人民政府。
(二)鸣放期间，彭子冈大量著文，攻击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吹捧资产阶级旧报纸的传统。她认为解放后新闻事业是“以量取胜”、“埋没人才”，“无法发挥记者的新闻敏感与创造性”，党报的领导同志是些“不知在作些什么的人”。她否定今天的记者工作，说记者们对工作“并无兴趣”，写的“稿子质量不高”，“不见记者的神笔与慧眼。”她把解放后的新闻事业描写成糟糕得很，毫无可取之处。但他对资产阶级旧报纸的传统却歌颂备至。她宣扬旧大公报的传统是“勤勉与效率”，吹嘘旧大公报的记者的“独立思考精神”；把反动的文人政客、旧大公报的老板说成是“放手信任记者”，“不常向记者指示什么”非常尊重记者的“独立作战能力”、开拓“自由天地”的圣者和贤人。因此，她认为现在新闻不自由，主张自由办报、自由采访。反对新闻送审制度，宣扬记者要“独立思考”、“痛恨时弊”，“暴露阴暗面”。并主张“由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来“自由结合”办“同人报纸”或“同人刊物”。其目的就是不要党来领导报纸和刊物。
(三)正因为彭子冈竭力响往资产阶级旧报纸的传统，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怀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因此，在右派分子进攻之时，她就积极参与了章罗联盟指挥新闻界右派向党进攻的内应和谋士。她曾积极帮助储安平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参加储安平所设计的“编辑顾问团”，她建议光明日报从民主党派监督党的角度出发，报道物价、日常用品供应困难，家庭主妇排队买菜等新闻，反映“小百姓”的不满，煽起人民对党的不满。对光明日报内部主要人物安排，排挤共产党员，重用右派分子等一系列活动，她都向储安平献了策。与此同时她也参与了大公报社右派分子朱启平、肖离、肖凤等复辟旧大公报的阴谋活动。
(四)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和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文章发表后，彭子冈又先后两次与右派分子浦熙修、费孝通、徐盈等秘密集合于她家和费孝通家策划向党进行反扑。她一方面竭力支持浦熙修发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的专电；一方面密商要写文章反驳人民日报，为储抱不平。她还献策约王铁崖来写反驳人民日报的文章。并到处奔走替储安平辩护说，储在统战部的发言(攻击党的发言)是幽默，中国人不象外国人那样懂幽默，所以一批评到领袖罪就大了。
(五)攻击党的领导，诽谤党的干部政策和肃反运动。彭子冈在六月四日发表的“我社的内部矛盾”墙报中，大肆散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攻击团中央的领导。污蔑团中央对出版社的领导是“一阵风主义”，是“以搞青年运动的方式来搞文化事业”。她认为团中央要办出版社是过去“教条主义地硬搬苏联经验的结果。”“要求团中央领导好出版社是过高的要求”，因为“团中央领导不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工作”，所以，“无论在出版社政策上、在人事政策上都是扭曲着的”，都是生硬得不．符合文化工作的规律。
她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是“死扣政治条件，不问业务条件”，因而“造成政治和业务分家的恶性循环”。她污蔑党统一分配干部的政策是无异古人所说的‘学养子而后嫁’的一样不合道理。她认为我们“不认识知识分子的特点”，污蔑我们把知识分子看成是“旧”、“老”、“落后”，而且是用“一股歪风教育着青年人”，叫他们“看不起和怀疑旧知识分子”。并说出版社的宗派主义很厉害，李庚的走就是宗派主义排挤走的，到处为李庚抱不平。
(六)她反对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她认为“并掉开明，是当时政策上的偏差”，她说：“我相信，开明书店会恢复的”。她攻击蔬菜业的合作化，她认为蔬菜业合作化搞得人民排队，引起苦恼，主张取消蔬菜公司，她否定解放后人民生活的改善，说今天的小孩子多是“瘦弱无精神”，连咸菜都吃不上。
(七)利用职权，篡改“旅行家”的方向，栽植毒草，造成许多政治事故。彭子冈曾不止一次地企图摆脱党对旅行家杂志的领导，以实现其办同仁杂志的目的。在编辑部内部打击党团员，对外拉拢右派作者，以致使旅行家杂志在一个时期中脱离了团中央规定的方针，闲情逸志和政治上反动的文章不断出现。据旅行家杂志初步检查，不少的右派分子文章是彭子冈亲自约来的。这些文章中许多都是有问题的。
从这次斗争中揭发的材料证明，彭子冈早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作了许多反党反人民的事。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谈时，曾在一个妇女界集会上讲话，当时的讲话内容毛主席再三嘱咐不要公开发表，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彭子冈竟在第二天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毛主席谈话的新闻，使我党陷于被动。她在大公报当记者期间，写了很多污蔑党、丑化八路军、污蔑进步人士的文章，而对国民党却歌功颂德。她把反共大本营的重庆，说成是“东亚的灯塔”，把蒋介石说成是“青天”，把司徒雷登说成是“爱中国也爱美国的和平老人”。解放后，党决定她去天津大公报工作，她抗令不去，并几次向人说她不想当共产党员了。以致失掉组织关系二年之久。由此可见，彭子冈虽然披了二十年共产党员的外衣，但她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立场、观点，却丝毫没有得到改造，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他就原形毕露，终于堕落成向党进攻的极右分子。
自反彭子冈右派言行开始以来，社内社外大小会议开了不下三十余次，彭子冈一直是拒不承认，无耻狡辩，态度蛮横，挟起皮包要退会。在大量事实面前无法否认时，又避重就轻，假装糊涂，用辞职、回苏州老家当家庭妇女等手段拒绝上班和继续检查交代，丝毫没有一点愿意重新作人的表示，直到今天，还在企图翻案。态度极为死硬。因此，我们建议开除党籍，行政上给以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的处分。
来源：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