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1958年3月29日批示：将贺惠君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原任职务，由15级降为18级，另行分配工作。
贺惠君，女，29岁，四川成都市人，官僚、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大学文化程度，1947年3月入党，1948年参加工作。历任：成都地下党中学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学区委负责人，解放后任团成都市委学生部副部长、部长，团省委学校工作部部长、副书记、团中央委员。
一、攻击肃反。
贺惠君对党审查她的历史心怀不满，到处散布污蔑肃反的反动言论。她说：“省委对敌情估计过高，采用的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次肃反，地下党同志都没有跑脱……，这完全是省委宗派主义情绪的错误，是扩大化”。还说：“省委把地下党看得太糟了，总认为地下党复杂，省委有宗派主义，整地下党”。她对于去年2月李政委报告中所说的“肃反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很不满意，并说：“说得那么容易，把别人搞错了，说个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就算了？”又说：“现在听说民主人士要复查肃反，才忙着修改结论。”
她于1956年8月和1957年4月先后写了约一万字的“意见”，企图推翻党对她的全部审查结论。她污蔑党组织不是“全面的，历史的”看待她的问题，完全否认受了胡风思想影响。她写道：“我的思想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思想不仅毫无共同之处，甚至是毫无相似之处的”，“无论就我的思想面貌和实际行动来考查，是根本没有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任何迹象的”。她甚至污蔑说，“没有看出胡风集团是反革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是全党的问题”。
她还煽风点火，挑起受审查的人对党不满。她向黄桂芳说：“你不要那么简单地对待结论，可不要轻易放过。我对结论非一个字一个字的扣不可”。又叫陈贤聪向组织上要结论看，并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啊！”
二、反对省委去年2月扩大会议的精神，反对阶级分析，散布修正主义的反动理论。
她说：“省委2月扩大会议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硬说有问题。”“与中央精神不符”。“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有教条主义”，又说：“李井泉同志如果有自我批评精神，就应该公开承认那个会议的偏差。”她反对去年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和省政协会议上印发“草木篇”等材料，说：“会上老是发这些文件，好象这些问题严重得很”。李政委批评了她在政协会上的发言对学生思想缺乏阶级分析，她很不满，散布说：“根本问题是省委和我们对青年的估计看法不一样”。“李政委死死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我看有点教条主义”。她把长寿中学团的干部进行思想工作中有简单粗暴的缺点，歪曲说是传达了省委2月扩大会议的结果，并亲自在这一调查报告上加批语说：“对有敌对阶级情绪的学生，也只能采取长期、耐心的团结教育的方针，不能歧视打击”。1957年上半年她在川大讲团课时说：“土改、三反、五反等阶级斗争的经验已经过时了，要放到博物馆去了。”
她还散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的修正主义的反动理论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既然已经结束，就意味着国家机器作为镇压敌人的作用就要逐渐减少了”。“南斯拉夫大力精减机构，运用工人委员会去代替，这样就使国家权力逐渐削弱，国家逐渐消灭，这确是一个理论性问题，南斯拉夫是有他的理论根据的。”又说：“中央正在考虑取消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的明文规定，党将依靠自己的党员在群众中取得信任，通过他们来实现党的主张。”
三、在鸣放期间，把矛头指向省委，向党进攻。
当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贺惠君心情激动，跃跃欲试，写信给范毓英（团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与贺惠君是中央团校同学）说：“去年我在北京酝酿着的许多思想，许多观点在这段时间突然成熟起来……，好几天来，我总是手痒痒，想写点什么……”。她煽动赵万忠说：“现在是大变动时期，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管是那个，不对就要斗争。”
她到处散布污蔑省委“不敢大鸣大放”，“省委有顾虑”的言论。她说：“成都市各中学停止鸣放一定是省委的意见”，“省委不让鸣放完全是错误的”。又说省委和各大专学校党委“思想不通，把中央精神捏着捏着的，不敢与群众见面”。她向四川日报记者说：“四川日报怎么没有文汇报放得热闹”；向文汇报记者说：“随便啥事，开始总有人思想不通，你们批评了好嘛！”她曾多次表示要向中央写报告和向邓小平同志反映她对省委的“意见”。去年团中央大学工作部长曾德林同志来成都时，贺惠君向他反映了她对省委的“意见”。章泽同志随小平同志来成都时，贺惠君又向他反映说：有些大专学校党委对学生闹事问题的看法和我们不一致。
四、大量散播流言蜚语，咒骂各级领导同志。
她对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进行了许多恶毒的攻击，想要李井泉同志下台。她说：李政委在晋绥时就很“左”，“作风粗暴”，“主观急躁”，“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甚至说：“中央正在下放干部，若是放个省委书记下来，把李政委调到中央去就好了！”她还攻击杜部长“没有主见，李政委说啥就是啥”；戴伯行（川大副校长）“很空虚”；吉喆（四川师范学院院长）“老朽昏庸”；崔雄昆（原团四川省委书记）是“伪君子”；史立言（原川西团委书记）“夸夸其谈，作风不民主”；李培根是“讲话啰嗦，不接受意见，在团省委没有威信”。
五、与贺天熙、苏良沛等结成反党集团，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向党进攻。
贺惠君为了达到她的个人野心，一贯进行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她把党分成“外来”与“地下”。五○年她对牛耕（团成都市委常委）说：听说武汉因为老区同志对地下党同志不信任，现在全体地下党同志已提出罢工。又对黄桂芳（川大团委书记）说：“其实地下党的同志差不多都有能力，都作了不少工作，而老区来的干部，工作能力不强，闹了不少情绪和问题，党对他们并不怎么计较，对我们反而过不去。”她被提为团省委副书记后，认为是“配角”，还说“副书记可当，组织部长绝不会让我们当的”。
肃反后，以贺天熙、苏良沛、贺惠君为首，包括李晓云（苏良沛的爱人）、詹大风（贺惠君的爱人）、曹琳（贺天熙的爱人）共六人互相勾结，结成了反党集团，利用“茶会”的形式，大量散布反对肃反，攻击省委，攻击领导同志和修正主义的反动理论；在鸣放期中就更为猖狂，活动和联系更为频繁。反右开始后，贺惠君先听了党内的报告，即向其反党集团成员泄露机密，打招呼，并且互相订立攻守同盟，彼此通风报信，企图抗拒运动。
反右斗争开始后，贺惠君想借口生病蒙混过关。领导上通知她回机关检查，开始也是避重就轻。经过大、小会批判和个别谈话，才交代了她的反党思想言行及与贺天熙、苏良沛等结成反常小集团及订立攻守同盟等主要问题。参加省委四级干部会后，承认了她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表示愿意悔改。
贺惠君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受了十几年资产阶级教育。抗战末期，由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追求个人出路才参加了党的组织。入党后未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反把党的地下工作成绩看成是个人的功劳。虽然一再受到党的重视和提拔，仍然说党对她不信任。解放初期就认为党有宗派主义；肃反后对党就更加仇恨，与贺天熙、苏良沛等结成反党集团。在大鸣大放和国际修正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她便完全站到了右派立场，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与其他成员一道，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向党进攻。大量散布攻击肃反、攻击省委、攻击领导同志和修正主义的反动言论。因此，贺惠君已堕落成为党内的极右分子。但贺惠君是最早交代他们的反党集团和订立攻守同盟的人。因此，建议从宽处理，即：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由15级降为18级，留用察看。
来源：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