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同志们连续给我贴上了几张大字报，我有点紧张，渐渐的产生一些抵触情绪，心想这一下子右倾的人“日子不好过了”。经过几晚的思想斗争，再三地阅读大字报的内容，感觉自己的想法是极端错误的。我不能再辜负党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不能再以躲躲闪闪的态度参加双反运动，应该主动揭发自己，挖出自己的脏东西。
解放以来，党对自己培养很多，但自己却一直没有把心交给党。由於自己留恋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好逸恶劳，知道政治上的提高便意味着个人要丢掉些什么，而另一方面又把党对自己的信任看成个人向上爬的资本。这就必然使自己对组织一直采取暧昧不明的关系，听党课认为是负担，怕影响业务，没有找我去听，又怀疑党是否不信任了自己。申请入党后，开始时有联系人，后来没有了，便又怀疑起来，但也没有问过，有时想找组织谈，又想何必“一个劲儿”的呢?这种状态当然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最后只能是更离开了党。
自从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以后，看到一些同志入了党，也很羡慕“红色专家”的称号，提出了申请入党，由於抱着个人目的，从申请的第一天起便不是很坚决，后来向科学进军中一股歪风吹起之后，对入党问题便愈加回避了。只想在政治上“挂个号”连所谓的光荣称号也想留到过几年再说了。形式上申请入党，思想上却完全离开了党。
在许多问题上我是对党不满意的，但是却很少提过意见。譬如说在超学时问题上我错误地认为党只听学生的，不听先生的；不但未检查自己教学思想，反而怪党不信任教师。
对於党的发展工作也认为张光斗同志入党是不够标准，而是由於党为了培养“典型”才吸收他的。李恩元同志曾问过我的意见，我却没有讲。
由於自己一直牢固地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所以尽管党一直信任和培养自己，而自己却怀疑党，对党不满，以致在去年鸣放期间犯了严重的错误。
鸣放开始时，尽管我一直没有看过右派分子费孝通的“早春天气”，但却同意“乍暖还寒”的提法，在为系里黑板报写了一篇“东西”之后，紧接着又在新清华发表了关於党与非党的盾的谬论，散播了不少错误言论，对党群关系起了很坏的作用。
在右派分子孙肇初的反党鸣放会上，我以见证人的姿度为其摇旗呐喊，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给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表面看，这是个具体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是由於我长期以来对孙右的观点有许多共鸣之处。例如对党的民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组织原则、党的思想工作等都是以资产阶级的标准来要求；正因如此，再加上他表面上“肯干”等等，便对他很同情；相反地，对组织上却极不信任，在他被开除出党后，我表面上还“分析”了他的个人主义，在思想深处却认为他是处分过重了。鸣放期间，孙右曾找我数次，一下想放，一下不想放。在听到他说有多少人要支持他为他讲话后，我竟对他说，等大家“觉悟”了，你便可以放。由此可见，我当时是站在什么立场。我错误地认为党是不够民主的，党员不同意领导意见，就是批评，批评不听，就是处分。把右派分子谷兆琪在会上的不敢发言，做为党内不民主的明证。显然，我完全没有看到党内的最民主的生活，以及批评和教育的意义，没有看到党对一个同志是如何耐心教育的。(在这次对我的帮助中，我深深体会这一点)而那些怕批评不敢讲话的人，是他们自己还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我同意孙右的“小病治成大病”的谬论，认为党是找事做，把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看成是几个人在找事，是他们为了维持个人的威信。
群花和傅青的捍卫党的大字报出来后，我认为是影响鸣放，同时觉得党总支一直“表示沉默”是不合适的，所以同意民盟小组去找总支，结果右派分子沈之良利用这个机会，向党施加压力，使当时水利系局势更加不利，我和民盟小组的每一个成员对此事也是犯了很大错误的。由於自己没有认识错误，认真批判，立场就没有站过来，所以对沈右的批判是不坚决的。反右斗争中，并未真正认识敌我问题，凡是斗争与我无关的右派，便无所谓，遇到和自己关系较多的右派，便比较紧张，发言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关系，怕牵累自己，由於思想感情上没有和他们真正割断，缺乏痛恨的心情，所以直到处理右派核对事实时，还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来对待，怕负责任，这实际上说明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关於我的两个哥哥(一个是叔伯的)是右派的事，向组织汇报过。但这只是出於怕党组织问起来被动，所以既未汇报当时自己思想，亦未争取组织的帮助。开始时一直未找他(右派哥哥)谈，怕说错了话给自己带来“麻烦”，后来快处理了，又去找他谈了两次，思想上希望他检查好点，处分轻些。我还有一个妹妹的爱人也是右派分子，但却一直向组织隐瞒，表面的理由是非直系亲属，实际上是怕给自己增加一笔坏的社会关系账，怕影响组织和同志们对自己的看法。这里还是反映了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
反右后，开始写了些“检查”，写了一点，便停止了，一直没有暴露过真正思想，表面上承认右倾等等，实际上是在观望。说轻了不可能，说重了又怕痛，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思想检查，所以包袱越来越重。
我是三反之后入盟的，当时觉得周围同志都是党、团员，自己入盟也可以表示“进步”，入盟后，组织生活松散，但也就安於那种状态，放松了思想改造。在群众面前常说盟组织落后，以示自己进步，但却未真正改造思想，由於想抬高自己身份，加上盟内落后意识的影响，也有时表示感到党对民主党派重视不够等等；例如有人说工资问题没找盟商量，我同意，又例如学校的民盟办公室搬家次数较多，他认为是党不重视，这些虽都是个别具体问题，但是从发展上看，都是很危险的。发展到要分庭抗礼不是没有可能的。
由上可见，自入盟以来，由於不积极改造自己，反而，安於“民主人士”的地位，在政治上走的是下坡路，是极为可怕的事，党对我一直培养和期待着，而我却不老实地对待党，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痛恨自己，痛恨影响我如此深远的旧社会和家庭，感谢党和同志们帮助我，揭穿我，使我有勇气正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
我有信心丢掉包袱，轻装前进，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
(其他方面，还将继续检查)
讲师 丁则裕4．2
来源：《清华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选辑(第十辑)》，1958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