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凯，男，现年三十五岁，浙江慈溪县人，本人学生成份，家庭出身地主，现有文化程度大学，一九四二年参加新四军，一九四五年入党，历任文工队员，报纸编辑，采访科长，新华分社记者，采编主任，副主任，副科长，一九五七年任新华社江西分社社长。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金凯，从湖南调江西工作后，常说湖南分社和党支部“一团糟”彼此“勾心斗角”。在平时金对湖南省委和总社领导逐个评论，说省委书记周小舟和宣传部长唐麟同志“官架子大”。金又说：“总社×××是个外交官，常随周总理出国不管新华社的事情，×××是个大肚子，什么意见都能容纳，就是不顶事。”
金凯还经常在同志中散布“向总社提意见不解决问题”，并说：“总社开会也不解决问题，事先准备好了的一套报告，没有什么味道”，“分社长去总社开会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金凯江西前后，曾向总社提出“原在江西分社的记者全部‘刮掉’否则不来”，从而迫使总社把原在江西的三个记者调走了。他们选择干部的原则是“单纯”肯干。
在鸣放初期，金有意挑拨分社记者与总社的关系说：“总社眼里只有几个大分社，不重视江西小分社”。在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金对记者们说：“总社企图把矛盾转到分社头上来，实际分社和记者是没有矛盾的，记者的矛盾主要是和总社的矛盾。”
在“左叶”事件发生后，金认为江西也有“左叶”，并积极活动召开江西新闻界座谈会。
从今年三月以来，金在记者中极力渲染，“稿件没有出路记者处在半失业状态”。当有的记者因发不出稿件而着急时，金说：“稿件没有出路，只有写专稿，不要搞中心工作报道，要钻冷门”。又说：“不要光看到中央几家报纸，眼应向下看，省报、地委报、县委，还有很多杂志，都可给他们写稿”，“只要用一个记者顶着，给总社发新闻，其余的记者都可以下去写专稿。”金先后两次赴上犹江电站去采访专稿。从而在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间很多记者在金的指示下，也去采专稿了。
反右派斗争开始，记者们要求研究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报道，金说：“估计发不出什么稿子。”
总社决定王介方(金的妻子，以下简称王)和另一个记者去罗隆基家乡里采访。王介方对另一个记者说：“老金对我说，现在还工作干什么？”
在大鸣大放期间，金以“稿件没有出路”问题说：“当前国内分社的主要矛盾是稿件出路问题，总社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教条主义，稿件只管发不管用，就是从塔斯社学来的。”在这同时积极的串连了河南、广东、福建、湖南等八个省共二十个记者向总社联名通电。
五月十八日，金、王起草电报稿说：“总社的官僚主义，已发展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当前地方分社新闻出路几乎陷于绝境，形势的严重，已逼着我们从根本上考虑改变地方分社的任务和业务方针。新闻无出路，分配记者首当其冲，因此，我们体会之深，苦闷之甚，决非总社领导所能深切体会。召开记者代表大会，总社领导听一听直接生产者—一分社记者呼声、苦衷，听一听直接受苦者——分社记者对解决这一问题的见解，帮助总社整风，克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并表示“现状不改变，我仍决不停止这一斗争”。
在金的授意下，王介方、马钟明积极的和别省分社串连。在串连中，金指示说：“只串连对稿件有苦闷的社，只串连记者，不串连社长。”王说：“现在不要告诉总社，这样他们会有准备，等串连好后，再告诉总社。”王还鼓励别人说：“现在正在大鸣大放，总社不敢批评，党员在带头闹事，你们怕什么呢？”在串连中，金也亲自打电话和湖南分社长串连。
在和各省分社记者串连时，金凯又以两面手法向总社打电话说：“记者不满意社务会议的传达，记者已经和很多分社的记者联名。请求召开记者代表大会。我自己没有办法，很为难，不能脱离群众。”并说：“广东分社记者还要去北京请愿，要是我们这里有记者去，也就只好叫他们去”，“现在分社记者处于半罢工状态。”
当总社对金凯串连别省记者发通电问题给予通报批评时，王介方说，当时不该与湖南社长联系，现在他告了我们的状了。金说：“不要把矛盾转向分社之间，这正是上了总社的圈套，要把矛盾对准总社。”
金、王在策划通电事件的同时还积极的想办自己的一张报纸，并且还组织人员进行讨论，在讨论中王说：“这张报纸的形式要学民营报纸的形式，象新民晚报一样，内容要有趣味性，软些、广些，可以登女演员的私生活、市场行情、人物群众、体育新闻等。南昌有很多学生看江西日报感到枯燥，决不登新华社消息，不登党委指示、大报告，不登人民日报社社论，但可以转载香港大公报的新闻”。“办报的人不要多，只要我们这一摊子就行了(指当时在会的人)。每人可先拿出两个月的工资来作经费，还可以向银行贷款。纸张问题，只要我们办的好，省委书记也会看，这样，看江西报的人就少了，纸张也就有了。”
根据上述材料，经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批准划金凯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送国营农场实行监督劳动。给予生活补助每月暂定六十元。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