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衡，男，四十六岁，江西省南昌县人，家庭出身商业资产阶级兼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入党，现任本校语文教研室主任。
王名衡自入党以来，一贯拒绝思想改造，坚持反动立场，并有严重的胡风思想，与胡风有过密切的来往。因而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党的审查，党为了挽救他，曾给予他十分宽大的处理。王名衡不唯不感激党对他的挽救和教育，相反地，却更加仇恨党，并且顽固地坚持胡风反动思想。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期间，他与右派相配合，向党中央发出了反党的万言“控诉书”，进行翻案倒算，为胡风反动纲领作辩护，疯狂地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污蔑党的肃反、审干政策，使用了各种卑鄙恶毒的反党手法，诽谤党的领导和负责同志。并在语文教研室煽风点火，煽动被党审查过的、对党不满的人，向党进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造谣中伤，他几乎仇恨党内的一切同志。
根据以上事实，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支部大会认为：王名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节极为恶劣，已成为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极右分子，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
王名衡，男，现年四十六岁，江西省南昌县人。家庭出身商业资产阶级兼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入党。现任本校语文教研室主任。
王名衡的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王名衡有严重而系统的胡风思想，和胡风关系极为密切。党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对他进行了严肃的审查和批判，后来又根据中央最后一次规定的划分胡风分子的标准，以宽大处理的精神，给他作了不是胡风分子的结论。但他不仅毫无悔悟，反而对党更加仇恨，时刻图谋向党反击、倒算。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早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社会右派蠢蠢欲动的时候，王名衡就利用本校进行工作总结的机会，煽动语文教研室在肃反中被审查过的人起来反对肃反。他假借党委名义，在全室会上宣布：“对肃反、审干、评级有意见的尽管提”，被审查过的人在他的煽动下，有的当场哭闹，大骂负责审查的同志；有的愿意攻击肃反运动，顿使会场混乱，形成了一股有利于王名衡进行倒算的歪风邪气。
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期间，王名衡认为时机已到，当即配合右派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和右派分子方其端阴谋策划，密室长谈达十次以上，连夜起草了长达万余言的“控诉书”。在“控诉书”中，王名衡顽强地坚持了反动的胡风纲领，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恶毒地污蔑党的组织和党的肃反审干工作，并对党委负责同志和积极分子大肆攻击，极尽挑拨、诽谤、污蔑之能事。“控诉书”写成后，虽经党委多次耐心劝阻，他都置之不理，十分坚决地向中央发出了这枝毒箭，向党进行了他图谋已久的倒算和反(151)击。在反党“控诉书”发出后，王名衡意犹未足，对我校右派未敢贴出大字报，明目张胆地掀起反党的“鸣放”高潮，造成更有利于他进攻倒算的声势，深以为憾。他不胜感慨地说：“外面热热闹闹，我们这儿冷冷清清!”对极右分子黄一良想出反党大字报的图谋，他兴高采烈地对人宣扬，颇表兴奋。
王名衡一贯崇奉胡风的反动纲领，他宣扬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主张“感性论”；反对作家要掌握马列主义世界观，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方法，不是观点”；他反对作家思想改造；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在文艺中运用民族形式。他对胡风崇拜得五体投地，称颂胡风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著作是为“人民文艺立下了功劳”，赞扬胡风的反党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充满着战斗的味道”。他曾与胡风长期书信往还，并曾数次密谈，向胡风泄露党内机密；还出谋献策，要和胡风合办“一得力刊物”来宣扬他们共同的反动纲领，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分庭抗礼。他和胡风共同污蔑毛主席的诗“没有一首是掌握政策的”，共同讽刺挖苦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诽谤革命作品是“虚伪的”。由此可见，党对他的审查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王名衡不仅毫无悔悟，却反而在反党控诉书中，按照他和方其端向党“交还五把刀子”的预谋无耻地通过狡辩和抵赖，逐条驳斥了党对他的反动胡风纲领的批判，要党向他承认错误，为他声明更正，否定他的“五把刀子的思想”。他在控诉书中，继续坚持“按照指定的政治口号或具体政策的公式去进行创作，乃是促成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的谬论，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还把他攻击党对文艺的领导的反动行为，说成仅仅是个“缺点”，实质上是以胡风纲领为武器，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企图借此达到复活胡风纲领并为之争取公开合法的市场的目的。
从组织上给他作了结论，一直到鸣放期间，他依然坚持并宣扬胡风的反动思想，攻击党的文艺路线。他宣称“文艺工作者配合当时政治任务”赶任务“就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根本原因”。他赞赏右派分子钟惦棐否定新中国电影事业成就的反动文章——“电影的锣鼓”；他为毒草“草木篇”及其作者的被批评打抱不平，进行辩解。他还污蔑我国出色地反映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和志愿军英雄气魄的优秀影片“上甘岭”是“公式化、概念化”。由此可见，他的反动的胡风思想不仅是十分系统完整的，而且他坚持这个反动思想也是极其强烈，极其顽固的。
王名衡在控诉书中，倾泻了他对审干、肃反运动的极为强烈的仇恨，疯狂地攻击了党对审干、肃反的领导。他诬告党对他的审查“没有根据”，是“带有诬陷性质的犯法行为”，是出于杨校长对他的“成见和报复”，出于何家槐同志的“先发制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还对人污蔑说：对他的斗争是何其芳同志早就有计划地整他而引起的。他诽谤校党委审查他是违反中央政策，蛮横地质问道：“同是一个标准，为什么有的情况就那样，而杨校长对我的处理就这样?”
早在结论作出后不久，他就恶毒地污蔑党的审干和肃反运动是一部分人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对别人施行的打击和诬陷。他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平时党性很强，但还深藏着个人主义的东西，在紧要关头，拿出这些东西来整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他说：这些人所有的“就是无限地增加个人地位、政治资本和要求党更多地对自己信任的欲望。”
王名衡怀着疯狂的报复心理，仇恨一切．特别是仇恨党、仇恨党委负责同志及参与对他审查、批判的党内同志，对这些同志猖狂地进行了攻击。他恨校校长，他抱着“复仇的心理”要求中央对“杨校长……进行检查处理”。他恨何其芳同志，何请他去吃饭，他不但不去，还恶狠狠地说：“让他永远为自己所做的事痛苦吧。”他攻击党委委员伍辉文同志说：“毛主席在延安给自己(按：指王自己)摘了帽子，但伍辉文同志却说毛主席的结论不算。”他仇恨党委委员刘子正同志，有一次刘到他家去谈他调动工作的问题，他把一杯水送到刘的面前恶毒地问：“敢喝吗？你不会怀疑杯中放毒药吗?”他恨党委委员范若愚同志，骂范是“两面派”，骂范“公开地向杨校长阿谀逢迎”。他痛恨何家槐同志，控告何家槐同志，要向何“报仇”。他敌视语文教研室秘书路林同志，骂路林是“校党委派来的情报员”。他恨食堂工作的同志，曾上书千言，骂食堂同志是“流氓”，“二流子”。他曾说他“现在连一个可以谈话的人都没有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党为他做了结论之后，他一方面表示“心服口服”，另方面得寸进尺，向党提出无理要求，要党把他的不是胡风分子的结论，改为全部历史没问题的结论，又一再要求看他的全部有关档案，全部检举他的材料，以便向党摸底，当即遭到党的拒绝。党几次征求他对审查工作的意见，他装着一付老实相说党委对他的审查是对的，但结论刚一到手，马上原形毕露，诬告校党委和杨校长，向党进行反击、倒算。
王名衡明明知道杨校长与校党委、侯副校长对他的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上交反党“控诉书”之前，校党委已向他说清楚)，但他却在“控诉书”中故意把杨，侯两位校长的讲话对立起来，把校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同志同党委对立起来进行挑拨离间，诬告“杨校长的个人意见和校党委的意见是抵触的”，“杨校长的个人行动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原则。”向杨校长和校党委及参与审查他的同志进行报复。
他为了进行挑拨离间，不惜利用一切时机，制造任何口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关于他在“控诉书”中提到的所谓“金尚周事件”，本来当时支部书记范若愚同志，组织处长刘子正同志的意见同杨校长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王名衡的问题是原则问题，而王名衡却在“控诉书”中捏造种种情况，信口雌黄诽谤杨校长，借以达到他反党倒算的目的。王名衡平时还散布过许多不利于中苏团结的流言蜚语。
王名衡的反党罪行是有他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王名衡出身于商业资产阶级兼地主的剥削家庭，入党二十年来，他的反动阶级立场没有改变，一贯认敌为友、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长时期来，王名衡与胡风的关系极为密切，早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党即提出要王名衡交代与胡风的关系，并严正地告诉过王名衡，胡风是个什么人，王却不听党的劝告，依然与胡风书信往还，还想把胡风拉进党来，全国解放后，他配合胡风的反党活动，在东北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之后，当他与胡风在本溪密谈时，就向胡风报他的反党活动，并向胡泄露党的秘密；王、胡一起诽谤、污蔑党的文艺路线，讽刺、挖苦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王名衡极力为胡风吹嘘，向胡风献策，走胡风的路，成为胡风的忠实、热烈的追随者。
一九五五年，我校展开反胡风斗争时，王名衡百般抵赖、诡辩，拒不交代他与胡风的关系和他的胡风思想，后来在铁证面前，才勉强承认下来。一九五六年底，王名衡复职后，他的反动思想并未改造，依旧在语文教研室内贩卖胡风思想，宣扬胡风纲领，攻击党的文艺政策，造谣诽谤苏联，伺机向党进攻。王名衡终于选择了右派进攻期间这一“适当”时机，实现了他向党反击倒算的恶毒阴谋，从而也就亲手揭穿了他自己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王名衡对自己罪行的态度也是十分恶劣的。反右派斗争初期，他在全校大会上“批判”极右分子黄一良为他“打抱不平”。帮他倒算的反动言论，妄想施展两面惯伎摇身一变，充当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来掩盖自己向党反击倒算的罪行；他在新闻班下班工作期间，表面上佯装积极，口口声声颂扬校党委“英明伟大”，背地里却作贼心虚，惴惴不安，曾对方其端说“我反映了新闻班的意见，学校认为问题不大，现在又不叫我领导那个小组了，大概怕我发生什么问题吧。”后来又对方说：“学校对我有点不放心。”反右派斗争日趋尖锐，王名衡的情绪却日见消沉，一度借口“养病”企图逃避斗争。党责令他交代问题时，他已感到“问题的性质严重”，“是政治问题，右派问题”。本来，组织上根据他的意见，已决定他去河南大学工作，在他写“控诉书”以后，组织上一再催促，他却坚决不走，并对右派分子方其端说：“问题不弄清楚我是不走的。刘子正要我走，哪有那么容易!”一心要趁此时机报仇雪恨。及至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他的问题也被揭露以后，他却不急于“弄清问题”，反而迫不及待地打电话问刘子正同志：“我是否马上可以走，”再度企图逃过“关”去。在交代过程中，他自知已“被抓住了”，被迫承认了一些罪行；但在核对材料时，态度又很恶劣。经过几次反复批判斗争，他才基本上低头认罪。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王名衡长期以来，在共产党员和马列主义外衣的掩护下，一贯坚持并积极鼓吹反动的胡风纲领，与党离心离德；右派进攻期间，他更积极向党进行反击倒算，极端恶毒地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污蔑党的领导和审干、肃反运动，力图为自己的反动胡风思想谋取合法地位。并施行两面手法，挑拨离间，造谣诽谤，反党活动极为坚决，情节极为恶劣，因此，他已完全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校党委根据他的罪行，决定给予降职降级的处分，级别待遇降四级，由十级降为十四级。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来源：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