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良，男，现年四十五岁，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军人，一九三七年二月参加工作，一九三七年六月入党。曾任晋豫边游击队大队长，参谋长，太行四、五分区参谋长、情报处长，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厅秘书主任、山西省交通局秘书主任、副局长等职，现任交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李景良一贯进行反党反领导活动，挑拨离间，拉拢对党不满的分子、受过处分的分子和个人主义严重的分子，特别是与胥德林、张水林、郭进田等人，长期互相勾结，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及其他各项重要政策，破坏党的团结，打击报复同志，企图从根本上推翻交通厅党的正确领导，实现他可耻的目的——篡夺交通厅的党政领导，建立独立王国，进一步反党反领导。
一、攻击党对他的审查，当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及波匈事件前后，他即攻击党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对他的审查，攻击当时党的领导人李达、冷楚等同志，向省委工业部大发雷霆。五次上书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说：“我要求必须补偿我这四年多的待遇，不能补，必须拿出充足理由，我不能承认住了四、五年监狱，结果没问题，而不承认是弄错了。”“整风中所以胡说，也是环境逼迫的……。”并在交通厅各种会议上向干部散布说：“我有情绪，是因为工业部给我结论上写成‘特务根据不足’所致”。
二、一九五七年他又利用整风、鸣放的机会和其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攻击党的棉布供应和招生政策说：“过去动员男人穿花花布，进行服装展览，布票不够还可以补发，听说今年后半年布票要对折，这简直是‘抽风’”；“去年(指一九五六年)动员许多人考大学，今年又说招的多了，连高中毕业生也不能升学，这叫干啥”。说什么“厅有厅长，党有书记，我受过审查，我还有意见，我没顾虑”；“我知道省委也不相信我，赚球这十二级”。在他主持的鸣放座谈会议上诱导座谈对象说：“三反、肃反问题都可以提”；“你们尽量提吧!章伯钧还有错误言论，我们都是他的部下……”；“你们不要光给小和尚提，也要给老和尚提意见”。在几次座谈会上右派分子都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而李景良在每一次座谈会结束时，特别是在人民日报“六八”社论发表以后，全国已经开始反击右派的时候，都总是说，“大家意见提的很好，扯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上去，请继续大胆地提，说错了不负责任”。他还在总结反右派斗争大会上给右派分子撑腰并重新发起进攻说：“有人说搞两个通讯社不对，我看只要需要，搞三个通讯社有什么不可以”。
三、拉拢煽动各种坏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党的肃反、审干等政策上，如对张水林问题，他和胥德林、郭进田、张水林一样认为肃反中处理张水林是党组书记王振德同志对张水林进行打击报复，因而在张水林释放后，他即向张水林道歉说：你的问题我原来不了解，运动还能不冤枉人？一直为张水林鸣不平，并想方设法让张水林任副处长和做机务处政治思想领导工作。不仅如此，还想方设法要赶走党组书记王振德同志。王振德同志调住高级党校学习后，李景良便企图通过合法手续免去王振德同志党组书记职务，任命他自己为党组书记。因王系在职学习，未获批准，未达目的后，即攻击和威胁省委。
四、利用职权打击报复。由于她恶毒地猖狂地向党进攻后，生怕同志们揭露他，于是谁给他提意见他就打击报复谁。如李正一同志在划李景良为左派时(李景良不在场)，有过不同意的表示，别人在会后告他“李正一要划你右派”，他便于去年九月十二日发动了对李正一的斗争。企图转移斗争目标，妄图将李正一一棍子打死，掩盖他的罪恶。
五、李景良自一九四三年受到党的审查后，对党引起了刻骨的仇恨，对革命心灰意冷，在此思想基础上拟出了：“健康、要好、积蓄、建家。不焦思，心静口紧”的“座右铭”。几年来念念不忘地在施行着。不仅如此，在政治生活中，对党的会议，政治报告不愿参加，不看党刊，不买政治学习书籍，饱食终日，无所思事，革命意志衰退，人生观腐朽透顶。
总之，李景良是带着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走进党内的，企图在党内发展自己。当党的事业要求他必须服从党的利益时，他却口口声声强调他和党存在着矛盾。在政治立场上、思想感情上，公开与党决裂。为了达到他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竟不惜利用一切机会，勾结一切坏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在审干、肃反、整风、反右派斗争等重大政策上，猖狂地向党进攻，以至堕落为右派反党集团的头子。
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纪，经支部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决定清除李景良出党。并建议行政上给以撤职、监督劳动的处分。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