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我担任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已八年多，由于自己政治要求不高，进步缓慢，在教学及科学研究中存在极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这种倾向在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后，更有发展、滋长。我的这种资产阶级倾向不仅严重地阻碍了自己进步，而且直接间接为工作带来很大损失。
红与专我都是远远谈不到的，但由于党对我的深厚信任和不倦的期待，八、九年来一直让我担负着和我自己的条件很不相称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几年来，我在教学工作中所获得的好印象又大大超过了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因而使我的缺点在同学及部分青年教师中发生了很坏的影响。经三同学向我指出：他们班上同学很尊敬我，但结果许多人却不知不觉地学了我的严重缺点，从我这里受到无形的影响，走着白专的道路。我听了感到异常沉痛，才知我的缺点和错误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且还为党的事业带来很多损失。我深感自己愧对党的信任和同志、同学们的爱护，今后决不能再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有何纵容；决心在双反运动中自己努力并依靠同志们彻底揭露，烧掉自己这一切缺点和错误，使自己成为一个既红且专、名符其实的马列主义宣传员。现在我分下列几方面揭发自己在教学及科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倾向：
一、误认“专即是红”，心安理得地走着白专道路
同学们给我贴大字报，问我是否有安于专而不红或满足于粉红色的情况。我最初看了思想有些混乱，自以为两年来我一直是积极争取入党，一心希望红的，何尝立心要走专而不红的道路?但事实说明，我所走的确是专而不红，至少是深专微红的道路，何以主观与客观会有这样大的矛盾，一时大惑不解。最近经过同志们的帮助，自己深入检查的结果，才弄明白了这一问题。1956年初，我听了范长江同志的报告，感到很大鼓舞，鼓起了我对政治前途的信心，向党提出了申请。但当时我也从这一报告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既已基本结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下一步的主要问题是努力于社会主义建设，提高祖国经济、文化水平；因此，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在当前的主要作法就是提高自己及学生的科学水平。从此，我就在这种“专即是红”的思想支配下，向着教学及科学研究上的资本主义道路全力以赴了；而且把这当作是忠于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的表现。
在这一阶段中，我不仅自己对科学研究兴趣很高，信心很大，而且极力鼓励同学们，鼓励青年教师同志们进行科学研究。我为帮助、动员别人作科学研究的确花了不少时间。我尽量想法鼓励别人和我共同作调查研究，并尽量把稿费多分给别人；我也一心一意想联系生产，注意作实际调查。因此，我长期认为自己是关心同志，是集体主义，是不自私，是注意联系实际的。我陶醉于这样的认识，觉得这都是自己进步了的表现。结果，我不但自己向资本主义道路狂奔而不自觉，而且还鼓励着不少同学和青年教师积极走白专道路。我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而且不仅是无形影响啊!
二、天才教育思想的泛滥
骄傲自大本是我自幼习与性成的一个根本缺点，这种思想表现在教学上就是天才教育思想。再小的时候不记得了，从中学时代起，我所交的朋友都是我所认为有才气的；自己也最崇拜有学问的老师，轻视业务不行的老师。这种天才教育思想，在前几年的条件下不容易表现出来；相反的，在党的耳提面命之下，前几年我在辅导同学、关心工农学生方面作了点工作，受到领导鼓励。这些表现蒙蔽了我，因而在1956年以后，虽然我的天才教育思想表现得很突出，我竟然不自觉，反而把它当作是我关心同学、关心青年教师的表现。当龚同志第一次对我提出这种批评时，我心里还感到最大的委屈。
1956年以后，我既是一心一意自己努力，并鼓励别人向科学进军，于是自己偶有一得之见，便不但孤芳自赏，骄气倍增，而且急于告人。对同学和青年同志，也是以才取人。凡是看到那些同志头脑清楚，考虑学术问题迅速、深刻，我就从心里喜欢他们，愿意对他们尽心帮助；看到那些同志想问题慢，表达问题不清楚，我就觉得这些同志头脑不清楚，在科学研究上没什么前途。这样，我除了对政治上已经明显看出问题的，或品质恶劣著于外表的还有着明显的界线外，对其他一切同志，“聪明人”和“笨人”成了我看人的主要尺度。这时，我全然忘了学习好坏不仅是个天赋如何的问题，在现阶段更主要还是个阶级问题：工农劳动群众出身的学生，在旧社会没有机会学文化，因而困难较大。在现在的经三一班，我在教他们时竟不知谁是工农学生；对现在的经二一班，我也根本没问过这一点。这种“一视同仁”的态度不是一个小的错误，而是教学中的根本阶级路线上的错误。
我的这种错误，不仅对学生发生了很坏影响，而且在政经教研室的教员中也起了极坏的作用。我对青年教师的看法，这时也明显地分作聪明人和笨人。对聪明人我不仅愿意帮助，而且在个人感情上也特别合得来；对我所认为是笨人的，虽然也加以帮助，但内心是感到无可如何甚至于形成成见。因而相当地打击了一些同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助长了一些同志的骄气。我的缺点造成了多么坏的后果啊!
三、在教学中的有恃无恐和舍本逐末思想
在这一时期，我主观上并没想对教学工作马虎，不负责任；但我既然骄气猛涨，实际上就无法认识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正确要求，无法发现也未想到要去发现自己教学中的主要缺点，结果在教学工作中也走着错误道路，而且还把自己的严重缺点当作优点欣赏着!
在1955年春天，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曾对我的教学作过一次总结，指出我的缺点是党性不纯，重视教学形式、教学方法，而忽视教学内容，特别是内容的政治思想性。这一结论基本是符合事实的，但在提法上有些过分的地方；我当时思想上感到不服气，但口是心非地接受下来。向科学进军号召发出后，在对独立思考抱着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我在思想上全部否定了那次的结论；加上同学对我教学的反映较好，更加冲昏了我的头脑。我自命自己是全教研室教学效果最好的，认为很多同志是照本宣科，备不深，讲不透。我要尽量发挥自己的“优点”，于是在备课上走上了舍本逐末的道路。在每次备课时，我总是集中力量考虑一些较难的、较为复杂的理论问题；对一些一般地、容易理解的问题，就认为自己已无须准备了。这样，我就更加走上了同学们所批评的经院式的教学；对实际问题与同学政治思想有关的问题，甚至一部分基本理论问题，就只看作完成教学任务的一部分而加以提及，思想上是不加重视的。这自然不免要严重的损害了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党性和科学性。
我虽然主观上没想对教学不负责任，但在骄傲自满的情绪支配下，实际上对教学也采取了不太负责的态度。我对教课认为是有恃无恐的，因而在社会工作一忙时，往往也有不太准备就去上课的情形。1956年以前，我为备课开夜车的情形也是常有的；1956年后，开夜车多半是写论文，我不再肯为备课而付出深夜劳动了。
这样严重的缺点，但我长时期中没加正视，没去克服。阻碍我去这样作的有两个原因：一是“专即是红”的错误认识；另一为害我最深的骄气。
上次整改中大家对我的教学工作提了一些较尖锐的意见，虽然没彻底解决我的问题，但在我的心中却引起了长时期的、持续的思想斗争。在这次双反运动中，我预计到大家会更深入地帮我揭发缺点，自己主观上也想彻底清算一下自己的问题；但看到大家提的意见后，还常发生思想起伏的情况。我还有怕人意见提得过分的情形，对一部分不太合事实的提法感到抵触。如经二同学说，我曾把一个同学当作外系同学“哄”出去，我就感到有些抵触。我心想，我何尝把同学哄出去，对外系同学也不能哄出去呀?如果把同学哄出去，那不成了恶霸了吗?特别一看到这张大字报进了西瓜园，更感到难过。我觉得总支不应让这种言过其实的提法贴到西瓜园中，曾想向总支提意见，但又怕龚同志太“冲”，因而未能出口。一些同学给我贴大字报，说我说过“四年级同学水平低，因为工农同学多。”我看到也觉得不快。我想，水平低我是说过的，但何尝说过因为工农同学多?看到这张大字报贴在楼梯口，我感到压力很大，每次上楼都急趋而过，不敢去看。看到批评我不关心工农同学的大字报多了，我还产生过这种思想：我自认在经济学教员中是对工农同学帮助最多的，为什么现在倒把我作为典型批评起来了?校刊206期说我“身为班主任，但叫不出班上一半同学的名字”，我看了也很不以为然，我想，对经三同学我叫不出一半，这是我自己揭露的材料；但，我并未作过他们的班主任呀!教了一年书叫不出一半同学的名字，是工作不深入的问题；如果作班主任还叫不出一半同学，就成了不负责任的问题了，这还了得!因此，我看到之后，就给校刊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这一报道不太合乎事实，并说不是我不接受批评，而是校刊的报道不应该不确实，不应该这样有官气。当然，不能说校刊的工作中没有官气，但我单单在牵涉到我自己的问题时对校刊提出批评，主要还是感到这一报道是把我的缺点说得太过分了，还是护着自己的痛处。
我现在深深感到我的这种骄气不是小问题，而是阻碍自己前进的沉重镣铐。我不是时常考虑自己对党、对人民做的事情太少，而是稍做了一点工作，就认为自己已做了不少，因而就多背上了一重包袱。这实际上不仅是一个修养差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对党、对人民不够忠诚的问题。不克服这种缺点，就根本无法实现政治思想上的大跃进，就必然在全国万马奔腾的大跃进中成为落伍者和绊脚石。我的骄气的危害性是大的，也是非常顽强的；但无论它怎样顽强，我这次一定要在党和同志们的支持帮助下把它挖掘干净，歼灭干净!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