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右派分子董惠民的反党言行及处理意见的报告”和董惠民在反右斗争中所采取的态度，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全体党员一致通过开除董惠民的党籍。
董惠民，男，三十三岁，山东省文登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填表写富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九年十月入党，一九四○年一月参加工作。历任县委组织干事，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市委组织部科长、处长、组织部副部长。
一、历史问题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风，因伪造参加民先履历，受到审查，心怀不满。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时期)随五师南下，一九四六年，在罗南留地方工作，后由中原单身突围未带组织关系，其中经历尚未查清。
董惠民家中共有土地六十多亩，房二十二间，牛、驴、骡各一头，长期雇长工一个半(到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七年土改时由于董惠民兄董崇实任村长，将其家庭成分定为富农。后在一九五一年土改复查时定为地主，并将董崇实开除党籍，管制生产。这个问题董惠民从未交代，填表时一直写富农成分。
二、日常表现
工作表现一般，在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上，有右倾表现，一贯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好固执己见，好从反面看问题。
三、在鸣放、反右前后的反党言行
1、认为胡风是反革命的根据不足，怀疑中央把胡风问题搞错了。当大鸣大放时期，大连右派分子张国琮向党进攻提出：“说胡风是反革命，不能令人信服”时，董就表示赞扬说：“真有敢干的”，他说“用反革命的老匡子套胡风套不上，感到有距离”，他认为“张国琮的话直得考虑”，他认为对胡风处理的结果应该公布。当有人指出“三批材料”上说明胡风不仅是反革命，而且也是特务时，董又说“那指的是胡风集团，不是胡风本人”。
2、否定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成绩与合作化的优越性，董认为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高潮是“冒进”了。当他与组织处干部一起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他针对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一段讲话说：“一九五五年一下子都合作化了有问题”，“如果再稳一点，发展一批巩固一批，是否会更好些”。董说毛主席说的合作化后第一年就增产了“不能说服人”，“粮食增产了，特产作物减产了，总产值不一定增加”。还说：“我的估计没有毛主席估计的那么乐观”，他认为市场供应紧张，主要不是由于人民购买力提高的结果，是合作化后带来的。他说：“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五年相比，人民生活就不能说提高”。他还说：“从职工收入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七年是多，一九五七年物价有的又调价了，生活显得比一九五六年低了”。
3、赞扬、同情、支持右派的言论，为右派辩解。大鸣大放时，他一方面埋怨中央不交底，“是由上而下的自己整自己”，认为中央没有预料到整风会发展到这种程度(指右派猖狂进攻)，“是自己把自己搞被动了”。但另一方面，他又赞扬右派分子张国琮关于胡风是反革命不能令人信服的谬论是：“真有敢干的”，“值得考虑”，他还说十二个副总理没有民主人士，说是党的领导，“太简单，不能说服人，中央各部、各省，也是党的领导，都有民主人士”，“十二个副总理中，有一两个民主人士没有啥”。他说：“学校实行党委制需要研究，照这样领导下去，是不行的，领导干部不懂得教学技术，没有办法领导好学校”。他还为章乃器不劳而获的谬论作辩解，说“不劳而获，不一定都是剥削，我们在银行储蓄，利息也是不劳而获”。当鞍山极右分子姜健群，在市委宣传会议上向党发出狂妄的诽谤言论时，一般同志听了都非常气愤，而董却说：“不是事实人家还会说”。他与部内右派分子单维本日常最接近，也最了解，在斗争单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不但不揭发，不批判，还为其辩解，开脱，进行包庇。
4、对革命导师和人民领袖的信念发生动摇，他说：“引证领袖的话，当作千真万确，就是个人崇拜”；“马克思也不是都正确，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一国胜利的问题，后来就证实是错误的”。他把对马克思的信仰说成是“个人崇拜”。在胡风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整风鸣放等问题上，都表现了他对中央和毛主席的不信任，怀疑和攻击。在学习刘少奇同志关于一九五七年停止接收新党员的讲话时，董说：“要发展时，就那样讲，不发展，就这样讲，不是实事求是”。
5、攻击市委领导，他说：“市委委员的选举，也不是走群众路线的”。“市委对依靠厂处长这批骨干缺乏具体措施”，董特别对第一书记杨士杰同志进行了人身攻击，他说杨书记民主作风不够，“要求简单化”，对干部批评较多，“不是谆谆善诱，有些粗暴”，董惠民甚至还用一些自己也不知来源的材料，向领导攻击。为了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曾向部内干部处打电话，到兵役局收集杨士杰同志的材料。
6、董认为我们的人事制度实行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办法有问题，他主张人事自由市场，“需要就招，不需要就解雇，愿干就干，不愿干就可辞职”，边远地区没人愿去，“可用高工资的办法去鼓励”。
董主张婚姻绝对自由，他说“资本主义国家都能作到，为什么我们作不到”。
7、董对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不满，他说他的脑子有时剧痛，是那时造成的。他曾向单维本(右派)和门海升同志说过，“一九四二年整风搞的可厉害了”，“不拘什么问题就一直怀疑”，“是康生搞的，那时康生在中央可红了，以后他就犯错误了”，一九五三年董在自传中写道：“我经过了延安的伟大整风运动，我受了委曲，党对我实行了逼供”。
四、董惠民在斗争中的态度
在去年八月的一次部务会议上(部处长七人参加)，暴露了董惠民认为“胡风是反革命材料不充分”的认识之后，市委组织部的正副部长就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说明他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认识的严重性，并指出他一贯好从反面看问题的错误思想。第一次他表示愿意检讨，并要求给他两个星期的时间深挖思想，但在第二次作检讨时即改变态度，不但不检讨，反而一口否认，进行反噬，说他向来对“胡风是反革命”不曾怀疑过，是李建梓同志未把情况弄清楚即向市委汇报，他是不满意的。以后连续开过四次小会，均无结果。直到这次市委扩大会上他的问题被提出后，经过书记及同志们再三耐心教育仍拒不交代，直至三月十五日，在摆事实证据的情况下才被迫承认了以上情况和若干反党事实，三月二十四日作了极不深刻的检讨，但三月二十七日写信给书记处，对极不深刻的检讨又企图推翻。此后，又进行了多次个别与小会的批判，虽也作了一些交代，但仍极不老实，始终与党对抗，不愿低头认罪，直到现在没有自动交代过一个问题，甚至在确凿的证据下，仍矢口抵赖，态度极为恶劣。
根据以上事实董惠民在若干重大政策问题上，与党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对党中央负责同志以至毛主席表示不信任，对共产主义革命导师马克思也表示怀疑，在鸣放反右期间与党外右派分子共鸣，同情、支持和包庇右派，攻击市委领导。
董惠民出身于地主家庭(一直欺骗组织，填表写富农)，参加革命不是出于自觉，在去延安途中，曾有过开小差的思想。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风时。由于自己假造履历，受到党的审查，心怀不满，曾后悔不该去延安。好从反面看问题，好在党内找黑点子，但平素静默寡言，很少暴露，在苏共批判斯大林同志的错误之后，受到修正主义者叫嚣的影响(董在三月二十四日自己说是受修正主义的影响，但以后又不检讨)董的反党思想有所发展，在整风鸣放期间，他这种反党情绪就比较集中的而又是点点滴滴连续不断的暴露出来。
根据以上事实和分析，我们认为董惠民的问题是严重的，应划为党内右派分子。
处理意见：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五级(由十二级降至十七级)，是否有当?请市委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