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曾用名张同生)，男，三十八岁，山东寿光县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高中文化程度。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历任：宣传干事、科长、部长、县委书记、分局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济南国棉一厂、机床二厂党委书记、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等职。
1．张毅早在济南机床二厂工作期间即对抗党的粮食政策，对抗市委领导，说：“市委不懂工业生产”等，发展着地方主义倾向。自调来市委后，很快与王路宾合谋攻击省委。一九五六年六月省党代大会召开之前，张毅即多方搜集“材料”，并亲自主持过文教座谈会，准备向省委攻击。党代会上，与王路宾擅自修改了市委准备的发言材料，有意减少市委的自我批评，夸大省委的缺点，全面地向省委进行了攻击。如对粮食工作，王路宾在原发言材料上加了“省委机械地执行了上级规定的定量标准”，张毅则接着加上了“不听取干部和群众的呼声”等等。同时，张毅还假说“其他市、地委已提了很多意见”借以煽动济南出席会议的同志批评省委。并指示高子岩同志“把发言稿中的自我检讨部分去掉，光提意见就行”。大会发言前，省委统战部陈梅川同志曾就自己的发言稿，向张毅征求意见，事后张毅说：“陈的发言趁早不要讲，不受欢迎；现在受欢迎的只有两种发言：一是对省委提意见；一是省级各部门的检讨”。回济南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时，张毅又与王路宾同样歪曲夸大了省委的缺点、错误，在干部中散布对省委的不满。
2．一九五七年二月，张毅对王路宾主持召开的否认两条道路的斗争，与省委“比高低”的市委二月会议大加支持、赞扬；接着，在省委三月召开的县书会议上，与王路宾预谋公然抗拒省委贯彻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反击两股台风的指示，一再强调“台风要与一般思想问题分开”“要正确教育”，“不要唯成分论”。并从农业合作化等方面系统地攻击了舒同同志的报告，极力散布“省委三月会议不如市委二月会议开得好”的观点，诽谤“舒同同志不民主，主观主义。”
3．张毅搞地方主义的纲领与王路宾如出一辙。他经常说：“工作要大胆创造，独立思考，要全面分析，要稳妥，要敢顶，不管是谁，不管是那一级，有意见即提”，并以抗上为荣。一九五五年肃反开始，中央提出反右倾，张毅则说：“说反右倾都反右倾就没有一个敢出来顶一顶”。
4．在日常工作中，独搞一套，公然对抗省委和中央。如中等学校学生不参加鸣放的同题，中央和省委一再指示，而张毅却在中等学校会议上提出：“要独立思考，大胆创造一下”，并作了部署，以致造成一度混乱；而张毅反自诩为“这是贯彻中央鸣放精神的新发展”。再如中央和省委关于整顿文艺思想，文艺界进行整风的指示，张毅不叫向下传达，并部署下面不要学习陆定一和周扬同志关于整顿文艺思想的报告，也不要搞文艺思想问题；相反的却拨款叫吕剧团停演休整，准备外地演出，以扩大他搞地方主义的影响。
5．张毅搞地方主义、独立王国的思想也贯彻到基层单位，他去工人医院及中等学校检查工作时，公然要下边对上级业务部门的指示给“顶回去”。这与王路宾的热中权威，强调块块也是一致的。
1．一九五五年肃反开始反右倾时，张毅就很不满，在他主持的工业口肃反中一再强调：“要稳一些，不要搞的象三反那样，把人家弄出神经病来”。对肃反、审干及犯错误的干部处理上，张毅也持有“无罪推定论”的观点，无原则的从轻，甚至不了了之。
2．反右斗争开始后，张毅一再强调“要和风细雨”，“要保护右派过关”，“要接受肃反教训，防止左的情绪，不要打击面太宽”，并交待下边反右斗争的单位“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中等学校反右斗争刚开始，群众刚刚发动起来，张毅却马上提出“停止反右，集中转向整改”，并且以后一直再未部署反右，以致造成文教方面反右斗争搞得极不彻底。对学生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张毅也强调“这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要强调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
3．极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张毅常说“合营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解决了”，“今后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与自然的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富裕中农已成了基本群众”，“地主、富农也开始入社了，没有什么问题了”等等，极力模糊干部的斗争视线。
4．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张毅说：“反对领导不一定是落后分子”，“党组织不要把党员控制过死。”对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等张毅也很感兴趣，并为之传播。在学校作报告时，张毅还曾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甚至还说：“中央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揭露的材料不具体”，实际上是在散布对中央处理高、饶问题不满。
5．任意改变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布置“团只搞学校，不要搞工厂”，“团只搞文体活动，不要搞政治运动”。这实际上是补充了王路宾的“工、青、妇在政府的领导下，是政府的助手”的反动论点。
6．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在一次鸣放会议上，新生京剧团右派分子说：“文化局不管我们，党员不会领导剧团，我们要求自己管”，张毅竟拍案喝彩，说：“对!你们自己管。”对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张毅还在一次戏曲座谈会上说：“你们就是领导，党派干部不是办法，主要加强你们的领导作用”，并把党的领导说成是“加强对你们这些人的联系”。
7．对党的各项政策对抗不满。如对农业合作化，说：“我对合作社有点不满意。合作化以后就是减了产，牲畜也死了一些”；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说：“越钱多了越占便宜!”他对粮食统购统销、肃反等都曾散布过不满的言论。
1．省委三月会议上，张毅与王路宾共谋，全面地攻击省委反击两股“台风”，说舒同同志报告“主观”，反对阶级分析，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认为“只扣帽子不能解决问题”，“是执行方针政策上的问题，一概说成“台风”就容易压住不同的意见”等等。
2．省委五月会议上，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舒同同志一再动员张毅发言，反击右派捍卫党，张毅一言不发；相反的却积极鼓励和支持济南到会的区委宣传部长恶毒地向党进攻。
3．大鸣大放开始时，张毅到处煽风点火。在文教系统干部大会上，动员大家“有苦诉苦”!甚至还曾恶毒地说：“对主席也可提意见！”
张毅还在几次文教系统座谈会上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扣帽子都存在，问题关键在于党委”；“我们党团员和群众之间既有墙又有沟，要拆墙填沟”，“党员高人一等，为什么事都得我们说了算，这一点要改变”。
4．张毅为了鼓舞和支持右派向党进攻，把几个鸣放座谈会上的右派言论说成是“批评的诚恳，动机良好”；对学校的右派分子攻击合作化和党的领导的大字报，到处说“批评得尖锐，一针见血，艺术性高”；为了替右派分子开脱，张毅还说：“骂共产党的不一定是右派”，“就是完全同意储安平的言论，也不打你的右派”。
5．据会议揭发并已查明，张毅不仅包庇右派分子黄富元(原天桥区委工业部长)、晓蛛(原党校教研室主任)、王秋岩(机器制造学校校长)及叛党自首分子王仲敏(原二厂秘书科长)，而且与反革命分子周重光(张的老师)、右派分子曹继昌(小学教师)等人的关系也是极为密切的，称兄道弟，馈赠礼物，视如亲人。张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淮北工作时，即与地主往来吃喝受赠，关系密切。反革命分子赵温畏罪自杀后张毅说“看今天的情况是死不了的”。右派分子刘建自杀后他也问别人“刘建有没有怨言”。
首先张毅参与王路宾的反党活动是完全自觉并有个人野心的。早在张毅被提拔为书记处书记时，对王路宾即感恩戴德，他从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出发，不仅积极参加了王路宾在济南组织的反党活动，并且充当了王路宾攻击省委的主将。一九五六年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王、张即共谋向党进攻；在省委三月会议上，又共谋“等省委负责同志到会再发言”，对舒同同志报告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当市委批评后，又共谋假检讨作戏给省委看。直到上次常委检查时还互相包庇，图谋把检查重点转移到其他常委身上去。未得逞时，又共谋说“检查的差不多了，可以推下去”，企图蒙混过关。
张毅为了逢迎和效忠王路宾的反党活动，到处散布：“王路宾大胆、敢干、工作有朝气，民主作风好”，“我和王路宾一起工作心情舒畅，不怕跟王路宾犯错误”，而王路宾则吹虚张毅“年轻有为，有独立见解”，有意多予分管组织、宣传及区委全面工作，并且计划要张毅作市长。张毅更肆无忌惮地对各部门宣布：“市委书记处除王路宾和我外，其他同志身体都不好，作为第一书记不宜分工太多，我可以多分一些”，企图破坏市委的集体领导，攫取更大的权力。
张毅还利用前在二厂工作的关系，积极为王路宾推荐了苗丰羽(前市委委员、柴油机厂党委书记)和张鉴修(前二厂厂长)结成以王路宾为首的反党联盟。苗丰羽是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据已查明，苗在省委、市委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上攻击党的言论，都是王路宾授意的。当苗丰羽的反党本质在市三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暴露后，王路宾还说是“认识上有片面性”。张毅更背着市委与张鉴修、苗丰羽等密开小会，并盗用市委名义宣布“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多方为苗开脱。张毅调化肥厂后，又曾与苗丰羽、张鉴修等一起策划干部。在这次检查他们的问题之前，又互相订立攻守同盟，说“一人错误一人当”“不牵联别人”。张鉴修也是一个一贯攻击党、污蔑党的领袖、包庇坏分子的党内右派分子，但张毅对他却极为器重，曾推荐安排他作市计委主任，甚至作副市长。张鉴修、苗丰羽则吹虚张毅“英明果断，领导有方”百般向张献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张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极其严重的，他从自己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出发，已发展到抗拒党的领导，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在政治上已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在组织上，张毅积极参与王路宾的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充当主将，攻击省委，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成为党的叛徒。
经市委决定，省委常委会批准撤销张毅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党籍，工资由11级降到16级，分配到历城席芦煤矿任副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