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于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开会讨论了财政、金融、市场以及目前整个经济形势的问题，认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很严重的。
这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检查了财贸办公室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所作的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并没有揭露矛盾，没有解决问题。实际上，一九六二年的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在这次会议上，又初步检查了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四年中财政和信贷的情况，发现各年的财政收入都有虚假，财政支出没有控制，年年都有赤字（过去几年财政赤字一共有多少，正在清查）。结果，挖了商业库存，涨了市场物价，多发了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动用了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欠了债。此外，许多工业、交通设备失修，在维修、添制和更换设备方面要做重大的补课；多数地区中小农具和农民生活用具失修，在维修、添制这些用具方面也要做重大的补课。现在如果我们不正视这种情况，不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决扭转这种局面，工农业生产恢复的速度就要更慢，有的还要继续下降。这样，通货还要继续膨胀，物价还要继续上涨，财政经济的困难还会更加严重。应当说，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
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也就是说，目前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至于基本建设，在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以外，其他都要一律停止。今年年度计划，必须根据上述原则迅速进行调整。
陈云同志在他的讲话中说：“把十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经济的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为了语言上的一致，中央认为，今后十年，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有了前一个阶段的调整，才能有后一个阶段的发展。只有这样划分两个阶段，才能使任务明确，步调一致。否则，大家就还只想着发展，而且只想着重工业的发展，硬撑着架子，不愿意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不愿意降低某些重工业的生产指标。这就不能真正体现农轻重的方针，不能真正体现从六亿多人口出发的方针，不能完成首先解决吃穿用的任务；这对于克服目前的严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是极为不利的。前一阶段主要是忧愁这一点，一律不要向外讲，在党内和党外，仍然一律称为调整阶段。
这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三同志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中央同意陈云同志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也基本同意李富春、李先念两同志的讲话。现在把他们的讲话发给你们。克服目前困难的具体办法和具体措施，中央将分别作出决定，陆续通知你们。
中央希望你们接到陈云等同志的讲话以后，在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和党员司局长干部的讨论中，也有不同的意见发表，这不是不好的现象，相反，是一种好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中的正常现象。请你们把讨论的结果，包括不同意的意见，向中央写一个报告。在讨论以后，请你们遵照中央已做的决定和将要下达的决定，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立即行动起来。
（发至省、军级党委，阅后收回。）
中央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
今天我要讲的是：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第一部分 目前财政经济情况
目前财政经济情况是存在着困难的。当然，我们有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有利条件，但是，应该说，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
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存在着困难，对于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我指的是中央部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干部），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因为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我相信，大家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来。现在，大家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它有利于使我们的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看法的统一，非常重要。讨论以后，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见是容许的。
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的产量同一九五七年，粮食大约减少八百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也减产很多。粮食不够吃，去年进口五百多万吨，今年还要进口四百万吨。肚子里缺少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结果。
对于农业存在着困难，大家都承认。但是，对于困难有多大，恢复的速度是快是慢，就有不同的看法。近来常常听到一些同志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等。这是事实。但是，这类乡村，只是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如此，大多数农民的粮食还不够吃。
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呢，还是不快呢？也有不同的估计。去年上半年，我设想过今后几年每年可能增加二百亿斤粮食。现在，我怀疑这个数字，恐怕达不到。已经由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等几个单位组织一个小组，研究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猪（不仅是副食品，而且是肥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农具、种子、茬口、水利、机械、今后几年中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等，看看这些条件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那些比过去好，那些比过去差。对于这些，我今天还不能具体回答。但是，可以做这样的估计，好的条件同不好的条件相抵，很难说目前的情况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好。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每年平均增产多少粮食？根据农业部计划局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农业经济资料手册上的材料，比上一年，一九五三年增产五十亿斤，一九五四年增产七十二亿斤，一九五五年增产二百八十七亿斤，一九五六年增产二百五十四亿斤，一九五七年增产五十亿斤，五年合计共增产六百一十二亿斤，平均每年增产一百二十二亿斤。如果一九五七年生产的粮食不到三千七百亿斤，那末，每年平均增产的数字还没有这样多。
现在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水利和机械这两个条件现在好，灌溉面积扩大了，防洪能力加强了，排灌机械多了，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也多了。同时，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也比过去增加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土地、耕蓄、猪、农具、种子、茬口这几个条件，现在比过去差。拿土地来说，最近四年，水利、工业、交通的基本建设占用的耕地大约有二亿亩，菜地扩大了五千万亩，而新开荒地只有一亿五千万亩，增减相抵，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用地减少了一亿亩。全国的耕地一共十六亿多亩，减少了一亿亩，是一件大事。而且，这几年减少的大多是好地，产量高；增加的大多是在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一般的产量比较低。耕畜和猪现在比过去少了，有一部分种子退化了，有些地方的茬口搞乱了。按通常情况说，恢复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但是，也要看条件怎样。总的看，好坏两种条件相抵，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过去了。这是稳当的说法。至于农业恢复的速度能够多快，目前还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两年。那时候，实践将会证明能不能快一点。
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农业增产的，我们都要尽力去做。但是，也要考虑到，工作都做了，还可能不快，所以要作慢的准备。毛主席说过：“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你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我们今后安排农业计划，也必须照着主席的这个意见办。
对于农业生产，首先是对于粮食生产恢复快慢的估计不同，我们财政经济工作所采取的步骤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每年能够征购多少粮食？要不要进口粮食？经济作物和猪的恢复速度有多快？今后几年每年能够投资多少？基本建设的规模多大？城市人口要不要减？减多少？这些问题，都要根据农业首先是粮食增产的速度来决定。拿基本建设来说，增加投资，就必须相应地增加粮食和其他各种生活消费品。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也直接关系到工业生产恢复的快慢。中央所有部委的负责同意，都来研究一下农业问题，是很必要的。农业问题是全国大事，对各部委的工作都有关系。不仅农、林、水各部要研究，工、交各部要研究，财、贸各部要研究，而且文教、政法、外事各部也要研究。我们都是搞政治的，干革命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六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
二、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超过了经济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也有人说，是农业扯了腿，不然就正好。在他们看来，好象是工业吃了农业的亏，工业本身没有问题。我看不是这样，而是建设规模超过了农业基础的可能性，也超过了工业基础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这样大的建设规模，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假定一九六一年度的粮食产量不减少那么多，而是正常年景的三千七百亿斤，维持这样大的建设规模行不行呢？我看也不行。
从开国以来，粮食紧张已经有过四次，其中三次是因为城市人口增加得过快。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增加职工很多，结果不得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第二次是一九五五年春天，由于一九五四年购了过头粮，就出现紧张情况，弄得“家家谈粮食”，“户户谈统购”。我们在粮食工作上的这个错误，中央和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第三次是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度，当时表面上没有粮食紧急现象，但是，当年粮食的征购量已经不能适应当年的需要，不得不挖库存六十几亿斤，可见，当时的农业支持当时的工业建设规模，已经有困难。第四次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征得多，销得更多。
最近几年工业建设的大发展，是建立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七千亿斤粮食、七千万担棉花的错误的估计上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业，所以大量招收职工。这几年增加的职工，绝大部分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招收的。从过去的经验看，今后几年即使恢复到年产三千七百亿斤粮食，同现在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还是不相适应的。
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现在工业的情况是，工人多得太多了，产值增加得不多；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格来看，都不能满足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的需要，因此，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
这几年的建设规模是怎样铺开的呢？除开一九五八年认为粮食过了关以外，又是根据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钢的设想来布置的。大家没有经验，摊子铺得大了，工人招得多了，这样就造成了建设规模同实际的工业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究竟是否如此？是否说得太严重？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一个很大部分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欠了债，还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证明是通货膨胀。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主要是开支工资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通货膨胀的趋势如何？照现在情况说，在采取措施以前，还不能停止。我们必须制止这种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不利于经济建设。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对这一点，在我们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同的看法。对“自由市场”的做法，投机倒把的程度，各人的认识不同。目前的情况是：农民自己经营的副业产品，集体和个人生产的三类物资，都大幅度地涨价。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拿出十亿元左右的物资，换去了三十亿元左右的钞票。现在不少农民手里的钞票相当多。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停止了没有？我看还没有，而且还会继续几年。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的商品来满足城市的需要。我们要公社和农民发展副业生产，不让他卖不行，过多地派购也不行，而城市人民又想吃，价钱虽高，你不买，有人买。过去每年供应给城市的猪肉三十多亿斤，现在还不到十亿斤。能不能很快恢复到三十多亿斤？不可能。只有当国家手里掌握很多物资，能够保证城市供应的时候，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的趋势，才能停止。
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要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是农民，他们把自己生产的猪肉、鸡蛋等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卖，多得了一些钱；另一种是投机分子，他们一手买进，一手卖出，一转手就捞很多钱。从人数说，前一种人占多数，但后一种人——投机分子确实也不少。刚才先念同志说六百五十元钱一辆脚踏车，还有人抢着买。花这么多钱买脚踏车的，看来大多数不是老实农民，而是投机分子。对于投机分子，必须有办法来对付。
大批钞票流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集体生产者向国家出售了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得不到等价的工业品。据商业部的同志说，现在农民卖出农副产品一百元钱，我们能够供给他们的商品只有六十多元钱，加上理发、看电影等等，也有七、八十元钱，还差二、三十元钱。没有等价交换，单靠政治动员，是难以持久的。相当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但是，农民高价出售农副产品所得到的钞票，如果不想办法换回来，农民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就有发生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的危险。
五、城市人员的生活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实际工资下降很多。这一点，大概没有不同的意见了。
以上讲了五点困难情况，其中一、二两点是基本的，其它三点都是从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讲了困难以后，应该再说一说是不是有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当然有。我想指出以下五点：
第一，总路线在实践中已经逐步地丰富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制定了为实现总路线的一些具体政策。
改进农村工作的“十二条”、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贯彻执行后，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进一步巩固。中央关于调整工业的指示，整顿工业企业的“七十条”，也已经开始收到效果。经过最近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党县级以上主要干部的思想认识显著提高，各项工作会有显著的进步。
第二，粮食、家禽（鸡鸭）、猪的产量在回升。
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回升，这是肯定无疑的。回升的速度多快？还要观察一两年。若干种经济作物产量下降的趋势是否已经停止？现在还难于肯定，因为粮食还不够吃，农民还不愿意多种经济作物。
第三，大跃进以来扩大了的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其中许多部分，将要在经济恢复中起作用。这一点也是肯定的。我们克服困难的力量，比大跃进以前大了。这是有利于经济恢复的。
第四，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中，会同我们党合作。
只要我们把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讲清楚，人民会同我们党合作，是没有疑问的。当然，不能说一点小乱子都没有，但是，总的说来，人民是会同我们党合作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党奋斗几十年的历史，建国后十几年的历史，人民是看得清楚的。在某些问题上，人民可能对我们有意见，但是，同旧社会比，他们还是觉得我们好。我们所做的好事，包括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就，同我们犯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比较起来，当然是好事多。对于这一点，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评价。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目前的困难，有些是好人好心做了一些错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心是好心，就是做错了事。讲清楚了，把工作做好了，人民是会原谅我们的。
第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一点也很重要。干部取得了经验，有利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对今后工作很有好处。
以上五点是我想到的有利条件。可能还有别的有利条件，我说得不完全，请同志们大家研究。
总起来说，我们有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但是，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在中央部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干部中，应该提出这种看法，请大家考虑。至于认识不一致，那是允许的，难免的。彼此交换意见，我认为对统一认识、克服困难有好处。中央财经各部委可否在部一级和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中，提出这些问题，让大家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应该这样做。因为各部委之间，各部委的内部，对这些问题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逢人只说三分话”、说话有顾虑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见面打“官话”，不互相交心，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革命是会失败的。我们干革命的人，应该见面讲真话，有问题就提出，有意见就发表，认真地进行讨论。彼此交换意见，听听不同的意见，这对暴露缺点、改进工作，很有好处。
针对上述情况，在我们财政经济工作中，应该采取那些办法来充服困难？我提六点意见：
一、把十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经济的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
在无论农业或者工业，都需要有一个恢复时期。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年到五年。在这三、五年内，投资少，基本建设少，工业只能放慢速度，也就是说，只能是调整和恢复。恢复阶段要几年？我个人看来，大体上要五年。是否就是五年，请大家考虑，最后由中央来决定。
当然，在恢复阶段也可能有若干发展（在开国后的三年恢复时期中，钢的产量不但恢复到九十多万吨，而且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万吨），但是，就全体来说，十年规划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恢复。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也就是要恢复农业，恢复工业。恢复是为了以后的发展。有了前一阶段的恢复，才有后一阶段的发展。
把十年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确定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对我们财经各部门的工作部署很有好处。如果不这样做，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要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恢复阶段的经济情况，应该说是很困难的，照少奇同志的说法：类似非常时期。我们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另一方面，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这里所说的集中统一，就是在给地方和企业以必需的机动的财力、物力以后，其它方面集中统一的程度，可能要超过开国初期。因为现在的情况更复杂。
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无论从临时之计看，从长久之计看，都必须如此。
精减职工所触及的，将不单是来自农村的人，而且必然会有一部分城市的人，减下来后无工可做，要作适当的安排。如纺织厂的工人，大多是城市里的人，现在很多纺织厂不能开工，也只能向工人说清楚，放几年假，等以后有了原料再回来。减人这件事是很困难的，要他们来容易，要他们去就困难。但是，如果现在不减，到将来财政亏空，市场搅乱，就会使我们更加被动。现在减有困难，将来减更困难，两个困难比较起来，我看还是早减好。
家在农村的人，动员他们回乡，有困难。但是，总比从农村征购粮食拿到城市里来供养他们要容易得多。去年压缩城市人口一千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要吃四十多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民多征购四十多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十来亿斤粮食、甚至几亿斤粮食，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把粮食征购上来不容易，派农民的儿女回家吃比较容易。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有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三、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我想到的，大体有四种办法：
（1）节约现金支出，严格管理现金，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的钱一定不用。要恢复银行严格管理现金的制度，严格的程度要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2）要增产一部分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要从重工业方面转移一部分原料、材料给轻工业，再进口一部分原料，增产日用品，回笼货币。人民有了钱，总要使他们能够买到东西，才能心情舒畅。没有这一条，只搞高价商品，老百姓是要骂娘的。
（3）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要多。不要星星点点地搞，不要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必须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我们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了把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购买力同商品供应之间的差额。去年我们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城市；这次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农村。那里钞票多，就在那里投放高价商品。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广。这并不妨碍货币回笼。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群众会有些不满意的反映。但是，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多余的货币不能回笼，到处冲击，更不好办。
（4）要对投机倒把分子作斗争。应该有三方面的对策：一是经济斗争。你多赚了钱，我就想办法拿回来。你按牌价卖给我鸡蛋，我也按牌价卖给你糖；如果你卖高价鸡蛋，我就卖高价糖果。这就是说，不仅要有低价对低价，而且要有高价对高价，否则办法不完全。二是业务经营。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供销社、消费社经营这些东西，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不要他们经营，投机分子会经营，人民的损失更多。让供销社、消费社得利，比让投机分子得利好得多。三是行政管理。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管起来。这些工作都要试点，反复考虑，有了经验，然后铺开。
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都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不能今年不制止，等到明年再制止。
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目前我们能够逐步采取的办法是：
（1）分几步做到城市人民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一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三十亿斤大豆。每年大豆的产量，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是一百九十亿斤左右，这两年是一百二十亿斤，拿出三十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第一步可以先在六千多万人口的大中城市逐渐实行。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每人每天最低需要七十克的蛋白质来营养，一斤粮食含蛋白四十五克，一斤蔬菜含五克，一两大豆含二十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2）每年补充几千万双尼隆袜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如果每年用四百万美金进口一千吨尼隆，就可以织四千万双袜子；织尼隆底的袜子，可以加倍。一双尼隆袜子可以卖几块钱，买的人欢喜，国家一年也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是公私两利的事情。
（3）把各地价值约四千万到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来扩大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招待所要用的时候，也要卖高价。这样，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
在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方面，现在已经想到的比较可靠的办法，只有这三条。其他的“支票”，还开不出来。就是这些办法，做起来还是不容易的。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这一条是根本大计。
（1）除增产粮食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的办法。保那几种？保多大范围？多少年搞起来？都要研究。现在对经济作物的奖励办法是“二百二”红药水，有点用处，但是不能解决问题。经济作物不恢复，国家就没有商品来保证城市和乡村的供应，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国家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国家用一块钱收购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就可以卖四块钱。如果用来生产针织品，回笼的钞票就更多。但是，要鼓励农民种棉花，就必须保证棉农有足够的口粮。现在，棉农向国家交售一百斤皮棉，只奖三十五斤粮食。这个办法，棉农吃不饱，他们只好把棉田改种粮食。这样下去，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不但不能很快增产，而且还可能继续减少。如果棉农交售一斤皮棉，供应二斤粮食，那么，农民就会积极种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按照这个办法，我们每年收购二千五百万担棉花，就要用五十亿斤粮食。现在，国家必须进口粮食来补充口粮。在改变这种情况以后，看来，在一个时期内，不可免地还要用进口粮食的办法来保经济作物。也曾经考虑过，是进口棉花合算，还是进口粮食合算？研究的结果，进口棉花不仅货源不够，而且不如进口粮食合算。进口一吨棉花要用七百元美金，进口一吨粮食只要用七十元美金。这就是说，进口一吨棉花所用外汇可以进口十吨粮食，而用十吨粮食就可以鼓励农民多种五吨棉花。
（2）对不同的产粮区，应该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对策和支援办法。我国商品粮的主要产区，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关中平原，长江三角洲，江汉平原，洞庭湖周围，成都盆地，珠江三角洲，等等。这些地区，都各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应该找出适应这些地区特点的有效的增产办法和支援办法。进口化肥，又比进口粮食合算。只要外汇有可能，就应该多进口一点化肥。
（3）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目前工业支援农业的重点，不是拖拉杌，而是中小农具。要切实计算化肥和农业机械可能供应的程度，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计划，而要确实能够办到。应该把工作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
六、计委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把这种精神真正体现到国家计划里面。
我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全国全党第一位的问题。年产七百五十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煤，也是重要的，但是，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要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只靠国务院的农林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是不行的，主要要靠计委、经委等综合机关，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毛主席早就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现在，我们必须研究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怎样才能切实地、真正地贯彻执行主席的这个指示。
以上六点，是克服当前困难的主要办法。我讲得可能不完全，请同志们讨论和补充。
目前财政经济的状况是怎样，克服困难的办法是什么，这些，都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关心的大事，我们应该慎重地考虑这些问题，兢兢业业地做几年工作。我们的工作部署，要看得准，反复考虑，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慢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早动、乱动好得多。困难时期只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但是，凡是看准了的有效的办法，就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今后几年克服困难，应该力争快一点，同时要准备不快的可能。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努力去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早日好转。
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几项措施。最近在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少奇同志批评财政部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七日向中央提出的财政报告），是掩盖矛盾，而不是揭露矛盾的报告。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的批评。
财政、银行、市场存在的问题，许多数字还正在计算，今天引用的数字估计性很大，可能把问题说得严重了，也可能说得还不够，只供大家参考。
1、市场货币过多。当前票子的发行量大大超过了正常的需(原稿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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