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我区在农村的广大地区开展了面上“四清”运动。这次运动，主要是采取召开县、区两个三级干部会议和区、赴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区的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和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召开，有分有合）的形式进行的。全区76个县及4市郊区的县、区的三级干部会议已经在春节前后结束。参加会议的县、区、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共约53万人。
这次农村面上“四清”运动的要求是：刹住干部的“四不清”的歪风，扫除当前生产上的主要障碍，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为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打下政治思想的基础。
这次面上“四清”运动，虽然领导力量比较小，时间比较短，两个三级干部会议的时间总共只有一个半月，但是，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中南局的指示；由于有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社教”运动的基础，由于点上系统“四清”运动的影响和推动，并吸收了点上训干的经验，因而运动的发展基本是正常的、健康的，收到了比较显著的效果。
第一，使参加会议的53万骨干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对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两个三级干部会议，革命声势之大，群众斗争情绪之高，是近几年来所没有的。在这种革命形势下，有问题的人思想斗争很激烈，甚至有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考虑自己的问题。有些人开始认为自己“出身好，又经过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是从枪林弹雨中钻出来的，不会被敌人和平演变”，对运动满不在乎，后来在群众中几次检讨下不了楼，思想上才紧张起来，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大多数干部经过了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群众的多次帮助，检讨了自己的问题，下了楼；也有少数问题严重，又不认真检讨交代，或者是问题比较复杂、一时弄不清楚的，只好暂时挂起来，列为专案处理。
这次运动，是一场激烈的尖锐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通过运动，不仅提高了广大干部对反“和平演变”的认识，而且挽救了一批干部。很多同志，通过揭发本地区、本单位以及自己“和平演变”的惊人事实，认识了“和平演变”的危害性。他们说：“和平演变，真危险！我们在“和平演变”之中还不知道。”“回想起来，实在可怕，再不及时改正错误，就会被‘和平演变’过去”。“这次运动，象医生给自己动了大手术，虽然剧痛一阵，但挽救了生命。”“越学习，越检查，越感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真是生我是娘，教我是党，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做一个四清的好干部。”
第二，大大发扬了民主，干部作风有了改变，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有了改善。在两个三级干部会议上，各级领导都带头作了检查。这对于发扬民主起了很大的作用，广大干部对这一条极为满意。有的说：“过去是领导干部光革别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次是首先革自己的命。”由于领导干部带头检讨和工作组直接为群众撑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顾虑很快消除了。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大胆地揭发和批判了领导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他们说：“县委的问题不解决，是关系到几十万人的问题，区委的问题不解决，也关系到几万人，我们一定要帮助领导洗澡放包袱。”
这次运动，实际上是我们干部队伍中的一次整风，是思想作风上的一次革命。有些领导干部，过去民主作风很差的现在有所改变，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能听下去了。阶级观点也比过去明确了，阶级感情加深了。群众满意地说：“这次会议是革命的大会，民主大会，团结大会，是反和平演变大会，是重新教育人的大会。”有的说：“干部四清了，群众放心了，干群关系改善了，团结加强了，今后一定能够搞好生产。”
第三，比较深入地揭发和批判了干部队伍中的“四不清”问题，使我们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这次运动所揭露的问题比较深，比较广。许多过去我们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的问题这一次也揭发出来了。运动中揭发了干部中大量的“四不清”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有的甚至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纵容坏人坏事，打击贫、下中农，任人唯亲，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乱搞男女关系，伪造和隐瞒政治历史等问题。对这些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清算。全区留在面上的382名县常委委员中，根据本人交代和群众揭发，犯有腐化堕落、乱搞男女关系错误的有96人，占25．1％，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有48人，占12．6％；革命意志衰退的有49人，占13．3％；伪造和隐瞒政治历史的有28人，占7．3％；也揭了不少的丧失立场、包庇坏人坏事的问题。据梧州、玉林、桂林三个地区的不完全统计，留在面上工作的，871个区委委员中，属于腐化堕落、乱搞男女关系的有326人，占37．4％；属于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有232人，占26．5％；属于革命意志衰退的有215人，占24．5％。上述材料，虽然尚未完全查对清楚，但也说明我们干部队伍中问题的严重程度。
犯有各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经过群众的揭发和帮助，绝大多数都进行了检讨和交代，决心改正错误，表示今后不再重犯；犯有经济不清错误的干部，多数人也进行了退赔。全区不完全统计在两个三级干部会议上，经干部检查交代，应退赔金额530多万元，当场退赔190多万元。
第四，调整和健全了领导核心，加强了面上生产和其他工作的领导。通过运动揭发，我们对于干部队伍中，特别是某些领导核心成员中受资本主义侵蚀的严重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经过这次运动，全区留在面上的县常委初步排队，问题多的占15．37％；性质严重的占3．4％。其中有12％的人不能继续担任原来的领导职务。我们对各级领导核心进行了调整，并且采取下放、调动、提拔等办法，把各县、区的领导核心（最少3至5人）配备起来。目前除11个县还在调整外，其余的县已基本上配备完毕。这对加强面上生产和其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保证我区今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展将有深远的影响。
第五，运动促进了生产，推动了其他工作。在两个三级干部会议期间，各地都认真地抓了生产。在抓生产的同时，突出地抓了当年的分配，安排落实了生活。1964年的分配比任何一年都抓得早，搞得快，分配也比较合理。因而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虽然大批干部集中在点上，县委领导力量去了一半，区委领导减少1／3，但由于在运动中，广大干部放下了包袱，群众提高了觉悟，依靠和发动了广大群众，冬季生产一般搞得比较好。
来源：广西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