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将此件迅速转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
中共湖北省委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
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
毛泽东1959年5月2日
现在农村正在搞春耕播种，干部和群众都投入生产运动，县、社干部大部份下到生产队，体制变化后，群众的干劲较公社化初期大为提高，出勤率提高。但和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比较，出勤率超过，干劲不大。同时，很大一部份群众，对体制的改变表示不很关心。因而从各方面解决群众自觉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是当前农村中迫不及待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影响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而一九五九年的生产如何，对巩固人民公社是一个关键，最近公社几个书记一起开了个研究会，研究了一下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大家认为有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分配问题：由分散到集中，由集中到分散，帐目算不清了。地委最近规定了三道防线，一是扣留部份最高不超过45%，二是消费部份的50%（即余下的55%的一半，即27.5%）作工资（按劳动日分配），三是积累不超过4－10%，但实际上公社化以来开支很大，把实际花出去的钱作为扣留部份已达总收入的52%，只有48%可以作为消费。这48%有了吃饭没有工资，有了工资即不能保证吃饭（供给），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由于一九五八年的分配，群众对一九五九年的分配也产生了怀疑。同时，群众还有这样一种顾虑，“现在说按劳分配，谁知秋后又怎样变。”因而在生产上产生了消极情绪，出勤率虽高，但劳动效率很低。
（二）生产指标：包括基层干部和群众，他们对农业生产有科学的估计，人人心中有数。从果乡公社来看，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用最大的努力可以比一九五八年增产50－70%（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50%），每亩可产450－500斤（一九五八年308斤），再多没有可能，但上面分配产量指标是1,200斤，距实际很远。公社按县的指标包产70%，即亩产700多斤，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和吹牛。这种脱离实际太远的指标，非但不起鼓励作用，相反起了挫丧群众生产情绪的作用。群众认为：[累死也达不到指标要求，生产多少要多少，不干也少不了360斤的定量供应]。他们对“没有千斤思想，而打千斤粮食”的说法很有意见，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想一万斤呢？]。干部则有这样一种说法， 你敢吹我也敢吹，反正我不比你差，你说1500斤，我说2000斤，“法不宰众”，省得被批判右倾保守。
公社书记们研究，为了鼓起群众的干劲，必须实事求是的解决产量问题，使群众心中有数，有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在讨论中，我想了个意见，对上吹，对群众实事求是。上面规定的产量指标给多少，认多少。但对生产队必须既先进而又可以达到的目标，以鼓励生产积极性。讨论了两个小时，不敢这样做，怕被发觉后受批评。最后讨论了一种和农民达成协议的办法，这就是硬着头皮包产量，但在征购数字上和农民达成协议，即把征购任务固定下来，除交征购任务外，其余粮食归生产队。这实际上就是将亩产指标变成一个不起作用的东西，使它不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现在看来，指标脱离实际太远，比没有指标要坏得多，因为他要伤害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究竟是谁规定的这样的指标呢？谁也不知道，县委书记们清楚的知道，达到产量指标根本不可能，也要硬着头皮执行下去。而地委规定小麦亩产500斤，但一到会上都吹3000斤，5000斤，看来有些糊涂。
（三）粮食问题：食粮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日三顿稀饭（施各庄段店等）难以支持劳动，也影响干劲。据谈最严重者为乐亭县，每日只能供半斤粮，现在吃白薯秧的叶子，有些人到果乡公社的地方拣白薯干。
由于粮食问题，牲畜和猪只的发展受很大影响。
（四）大集体和小集体利益的兼顾问题：所谓大集体和小集体利益的兼顾，就是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的权限问题，公社和管理区这一级的关系基本解决，管理区和生产队的关系尚待研究。管理区的手有些过长，抓得过死，而基本生产力量是生产队，因而也影响着生产积极性。
从总的情况来看，这些问题已被人们发现，并且逐渐提出来研究解决，公社走向巩固，但要把群众的干劲提高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的水平，麦收将起决定作用。
严重的问题是生产计划虚假和粮食问题，基层干部不敢向上反映，大家心中清楚，背后方知真心话。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 王绍飞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
已发：武汉、黄石市委、宜都工委、各地委、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党组、各厅局分党组。共印220份
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文书科 1959年5月5日发出
来源：湖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