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一九五八年跃进的几种态度
对五八年跃进的态度，可用五个字来概括，即：
“干”：绝大多数人认为要跃进就要苦战，这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武汉市江汉区新华絮花厂工人李炳礼说：“苦战，比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会苦，共产主义是天堂，不苦干巧干，共产主义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看”：云梦英雄公社一干部说：“接受任务要三看，看上面的态度，看形势苗头，看人家干我也干。”
“混”：武汉市江汉区锅炉厂工人扬天印说：“苦战不苦战，一天总是一天半，互助组是做活吃饭，合作社是做活吃饭，公社是做活吃饭，到共产主义还是吃饭做活。”
“怕”：崇阳白宽公社一个连长说：“五八年有四怕，怕落后、怕辩论、怕插白旗、怕戴保守帽子。”云梦火箭公社一个总支书记说：“我接受任务时思想不通，不敢说，怕戴算账派、观潮派、保守派的帽子。”这个县的东风公社另一干部说：“我是上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照本宣科，五八年我是这样过来的。”
“反”：省书店办事员彭文振说：“共产主义提出苦战三年、不长也不短，这是共产党在耍政治手段。”这种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根本反对的。
（二）对五八年跃进成绩的估价
对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据宜昌地委各县扩干会估计，承认跃进成绩达的占50%以上，认为进而未跃的占30%，认为跃而未进的占10%。
承认大跃进成绩的，都是从与历年对比来看的，如麻城县的贫农说：“今年的农业是大灾大跃进”，工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大悟河东乡的群众说：“五二年我县×天未下雨，减免了公粮，五八年100天未下雨，还亩产2100斤”，是大跃进了。其次，他们从各方面的变化来证明是大跃进，嘉鱼县幸福公社总结今年有三大变化（生产、思想、劳动组织），九小变。兴山县普安大队副队长郝大伦说：“今年又七大变化，好处是七天七夜说不完。”
对大跃进成绩的来源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党的领导，政治挂帅，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干群冲天干劲的结果。极少数的人说跃进成绩应“归功于天”。松滋花园公社一小队长郑全华说：“五八年成绩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松滋大同公社社员刘先珍请人代写了一张大字报说：“五八年大丰收，粮棉增产从没有，若问原因竟何在，天顺人心不可丢……感谢上帝”。
认为是进而未跃的人，是不相信高产成绩。嘉鱼烽火公社一个连指导员说：“五八年完全没有成绩，谁也不敢说，要说亩产几万斤，我是不相信的。”松滋八室公社一队干部彭祥初写了一张大字报：“高产经验看几遍，越看越看越抱歉，一样的人种一样的田，一个党领导的一个天，为什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面”。
认为跃而不进的人理由是“丰产不丰收”，或者叫“干劲跃进了，生产没跃进”。松滋南海公社一中队长说：“论增产翻了几番，论工分家了几万，论分配，超支减产。”兴山高桥公社中队长李家云说：“今年是成绩大，问题也大，一收一付，干干净净。”
另外一些人从一时的物资供应紧张，来反对大跃进的成绩，如荆州粮食局有人反映：“什么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说的好听啊，现在江陵城关什么东西都买不到。”
（三）对五九年跃进的看法
多数人对五九年的大跃进和六中全会决议经济建设的指标，表示拥护，并且认为五八年有了基础、有了经验，五九年的规划可以实现。但是也有两种倾向：
（1）消极情绪：嘉鱼烽火公社一个党员说：“五八年千百万规划，都放了空炮，五九年还搞千千万万，那是纸上谈兵。”松滋大同公社一队长说：“五八年大跃进搞得皮垮毛落，五九年在跃进要搞得毛落皮垮。”南岳公社一中队支书说：“苦战三年，战了一年就把人拖得面黄肌瘦，明年搞一万斤，滚都滚不出来。”
（2）两个极端
有人认为五九年粮食和钢的指标保守了。他们的理由是：五八年跃进是从年中开始的，公社化以后有了基础，有了经验，可以更大跃进。
也有人说冒进了。他们的理由是：五八年跃进是日夜苦战的结果，五九年在劳动力上要实行“八、八、四、四制”；同时去年大办钢铁对农业和其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矛盾很多，五九年要都翻一番不可能。
还有下面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1）对工农业并举有许多人思想还是不通：他们说大办钢铁，“只能算政治账，不能算经济账”。五峰县城关公社有一干部说：“工农业并举，我看是并挤（挤掉的意思）。”秭归有的干部把办钢铁说成“四多一少”（浪费多，铁水少）。
（2）领导方法问题：麻城、红安反映：公社化后，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文教体育卫生都叫书记挂帅。挂起来确实有困难，但不挂帅又推不开。是个问题。
（一）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
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干部对公社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很多人对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和私的界限划不清楚，据当阳县四百五十个干部排队，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是半社会主义和半共产主义的九十四人，占百分之二十五，慈化公社胡场大队二十人中就说出了十七种性质：“跃进性质，由小到大性质，好得很的性质，打破地界的性质，合理性质，劳动调配性质，大集中性质，不要钱性质，归公性质，统一分配性质，按劳取酬性质，过渡性质，突击性质，发达性质，人民公社性质”。还有一个干部陈运发说：“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性质。”
有一些人认为小社的公共积累是小社的劳动得来的，不应当交公社。鄂城旭光一社支书胡昌璧主张富社少扣、琼社多扣，免得富社吃亏。襄阳县峪山区摸了七个小社的底，在办公社中，瞒产九万六千斤，瞒小牛一百四十头，许多大型农具也隐瞒不报，怕公社调走了，特别是富裕中农的个人主义最突出，他们说人民公社化对他是最后的一刀。“人民公社好，根子拔完了”。
有一些人认为人民公社不但生产资料而且生活资料统统要“归公”。秭归县利群公社党委副书记张先利在群众会上讲：“现在成立公社除一把夜壶是私人的以外，连人都是公家的。”王店公社有的干部向群众宣传“现在只有两个是私有的，一个是老婆，一个是丈夫”。宜都县有的干部宣传“大家有、大家用、大家有、大家吃”。
由于一切归公这一阵风刮来，出现许多混乱现象。当阳县跑马公社，在开文教会时，教员要文具，公社党委书记张天高说：“现在搞共产主义你们要什么东西到文具店去拿。”结果一个文具店被一抢而空。兴山县出现过三杀（杀猪、羊、鸡）两拆（房、灶）十一卖（家具、房屋、粮食、菜、钢铁、衣服、布、木材、砖瓦）一取（取款）三砍（砍树、竹、菜）无不管（牛、猪、羊、粮食、农具）。枣阳县兴隆乡二十三炼铁工人，到鹿头乡食堂吃了饭不给钱说：“共产主义嘛，还分你的我的？”这种“一切归公”和“打乱平分”的作法，引起群众的不满。群众说：“公社就是共产，共产主义就是混乱主义。”
（二）关于按劳分配
（1）极力美化按劳付酬。这在知识分子中比较突出，他们说：“按劳付酬是社会主义原则，不能算资产阶级法权，没有按劳付酬就不能刺激人们的积极性。”也有人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必大讲共产主义”。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对粮食供给制。他们认为实行粮食供给制是“满碗向浅碗里赶，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原则”。有的则说：“供给制不合理，劳力弱，收入少的户完全要别人养起来。这叫按劳付酬吗？”有的知识分子认为实行供给制倒退了，是暂时现象，主要是产品不足，将来一定要实行按劳付酬的。
（2）企图把按劳付酬一棍子打死：潜江总口人民公社，他们和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工作组共同草拟的“公社‘基本生活供给制和劳动补贴’分配额制度的草案”上，宣布了“按捞付酬”
分配制度的“十大罪状”。这些罪状是：1，滋长了人民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经济利益第一的观念；2，影响生产质量，劳动是为“兰报”奋斗，为“绿报”奋斗（即天天看谁的工资多少的意思）；3，助长了资本主义，影响生产大协作；4，同等的劳动，同等的报酬，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因而有人就收入多，开支少，生活比较富裕。有人就收入少，开支多，生活非常困难。富裕的贪图安逸，朝气退，影响着生产积极性。困难的老是理不直，气不壮，犹如“泰山压顶”，没有“出头之日”，也影响着生产积极性；5，干活挑轻拣肥，影响派工。愿干旱田活，而不愿干水田活，水田活路重、辛苦，把身体搞垮了少得收入，“划不来”；6，评工记分麻烦，浪费时间；7，财务手续繁重；8，影响人与人的团结；9，影响共产主义实行的提高；10，干部也容易产生简单从事、强迫命令的作风，容易“经济挂帅”，以经济利益作为奖罚群众的条件。因此，草案作了结论：按劳分配“总的说来利少弊多，势必改革。”有的干部认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尾巴，如麻城县白果人民公社党委宣传部长说：“我们现在可以全部实行供给，说物资不丰富，我们穿的差一点、吃的差一点就可以了，发不起洋布衣服，就发土布衣服嘛！一下子把资产阶级的尾巴（按劳取酬）割掉还好些。”
由于否定了按劳付酬的作用，在农村中，很多地方把过去高级社多年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方法（评工记分，三包到田，奖惩制）一脚踢开，因此生产上一度出现混乱现象。如“五多两低”（五多是：害病的多，上街的多，走亲戚的多，上学的多，怀孕请假的多。两低是：出勤率低，生产效率低）。与此同时助长了不劳而获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有些人提出：“张嘴就吃，伸手就穿”、“一年发五套衣服，一天一斤肉。”“这才叫吃的好，穿得好，玩得好”。他们要拿一样多的钱，一律平等，不分等级，都吃大锅饭。
（三）关于农村阶级路线和干部作风
麻城县宣传会议反映，有一部分人认为：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后，中贫农没有什么区别，富农不一定有破坏了。公社化后，农村主要矛盾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实际工作中经常碰到的是先进与保守的斗争。虽然还有集体与分散、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但是少数。因此，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结束了。在这个问题上，麻城的贫农批评我们说“你们过去一有困难，就找我们商量，这大半年，不找我们，大概是不依靠我们了。”
由于许多干部忽视当前农村的阶级路线，加上对军事化的误解，所以出现一些强迫命令现象，他们说：“搞生产用点强迫命令不犯法”。据宜都县四千六百名干部中，作风不民主的四百九十七人，其中打人的十四人，捆人的三十八人，吊人的三人，骂人的七十七人，罚跪罚站的八人，扣人的七人，罚工的一百零七人。强迫命令的办法很多，有打人、捆人、夺饭碗、写反省书、关警备、入劳改班、挂黑符号、做无偿劳动、打锣游行、关厕所等等。大悟县有的公社办了“跃进大学”，将思想落后的人送到“跃进大学”学习，安陆县有的公社办了“改造”班。
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以后，澄清了许多糊涂思想，提高了思想觉悟，但在贯彻中也出现了一下新问题。
在农村方面：
（1）不敢大胆宣传政策。红安七里平公社杨山大队有的干部反映，过去怕开电话会布置新任务，现在怕向群众讲政策，讲了，群众要钱、要东西、要房子，不得了。红旗公社有的干部说：“如果把政策向群众宣传了，我们食堂里的用具就靠不住了。”安陆雷公公社有个干部写了一张大字报：“政策一贯彻，我们不得劫，社员把钱要，拉的拉，骂的骂，夹干柴，我的妈。”有一个干部把宣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比作“爆药点火”。这些人的态度是“上面说，我们听，遮着鼻子哄眼睛”。
（2）埋怨政策公布迟了。应山有个干部说：“上边错了是我们的，下边错了也是我们的，政策为什么不早下来呢？害得我们得罪群众。”天门小板公社有个干部说：“政策好是好，就是公布迟了，现在公布是过了强盗杀壁子。”据应山县宣传部统计，在一千三百多人的骨干会议上，有埋怨情绪的占三分之二。
（3）怕受处分，乱作检讨。应山城郊公社一干部说：“这次完蛋了，要受处分。”×门小板公社一中队指数说：“看来我们的支书搞不成了。”这种人心情十分沉重，在急急忙忙乱向群众做检讨，如安陆雷公公社一个中队干部检讨说：“深耕错了，××也不对。抗旱我没有从实际出发，强迫你们干……。”有的吓不过跑掉了。
在农民方面：
（1）对干部不满。应城红旗公社有社员认为，“上边政策好，一到下边就走了样，都是干部搞的鬼。”大悟大星公社有的社员说：“一堂好经把得歪嘴和尚念错了。”应山跃进公社有的社员说：“毛主席好，政策好，就是下边干部胡搞；他们想升官，想模范”……。目前不少地区都有找干部扯皮，甚至骂干部的现象发生。
（2）以私害公。“决议”传达以后，部分社员认为“私有是合法的，是不可侵犯的”。所以毫不顾社里的需要，想方设法把借（给）公社的东西要回家去，通山阳光公社的食堂用具全被社员搬回家去，弄得炊事员无法开饭。
（3）对政策怀疑。通山青峰公社一社一个社员说：“政策说起来甜如蜜，做起来一点滴，还不是长子说给矮子开心。政策规定社员可以养猪，养卵蛋，粮食不给，劳动力又搞得那么紧，猪怎么长得大？还说山林折价几时见钱？这是让你好好生产！”谷城新建公社有的社员说：“社会发展很快，将来还要归公，公布政策不过是为了安一下人心。”有的社员说：“发工资，将来还不是扣粮食，我不要工资。”应山陈×社一个老社员说：“政策是非常好，就是怕将来做不到，害得我一场空欢喜。”所以，乱砍树木，乱卖东西现象仍在发生。谷城新建公社上中农肖世荣，把过去以五角钱一根买的木头，两角钱卖出去了。他对别人说：“多得不如少得。少得 不如快得。快得不如现得。”
在城市干部方面：
（1）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奴应放慢。“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的“目前城市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中许多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浓厚，他们对成立人民公社还有顾虑，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应当有所等待”，有些人想不通，认为可以大力加强思想改造，以适应党的政策要求。还有些人认为城市公社放慢建立，是对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迁就。他们主张，城市公社的建立要快，不要慢。
（2）对农村公社一些作法不满。部分家在农村的一些干部和工人认为，农村公社化后，在农村住的家属，应由公社供给，不应再寄钱回去，他们对农村公社不把饭家属吃不满。对有些公社把城市干部寄到家里的钱扣留一半，甚至全部扣留表示不满。
在民主党派方面：
（1）希望公社慢点建立。李傥（民革）说：“我对公社，理论上是赞成的，（可是）六中全会决议中说，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那又何必要快呢？”（指建立公社）。马雪安（民盟）说：“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现在还不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担心降低生活水平。马雪安（民盟）说：“农村搞人民公社是是农民百分之九十都增加收入的情况下进行的；城市也要在百分之九十的人增加收入的情况下进行，不能在压低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来建立公社。”李傥（民革）说：“我们工资是相当高的，人口又少，如果工资减一半，那就吃亏了，我还有亲戚要照顾。”
（3）对学校办公社有抵触。叶雷安（民盟，教授）说：“城市中的机关学校本来已是全民所有制了，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这样搞（指办公社）是不是转去了呢？”又说：“学校办公社的目的是什么？农村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学校没有这个作用。因此，学校办公社，我思想不通。”
对社会主义的一些看法
六中全会文件公布以后，省委党校开办了一个宣传干部训练班，集中县的理论教员和公社宣传部长等干部进行学习。在学习中，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问题：
（一）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
（1）认为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是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与“三化”是密切联系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实现了，“三化”也就实现了。
（2）认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是实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我国三大改造结束后，就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3）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两个标准，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和“三化”是最低标准，最高标准是全民所有制和“三个现代”。
（二）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问题
认为中央提出的建成社会主义要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太长了。他们用我国建设的速度来证明党中央的“保守”。他们说：“五八年群众干劲很大，用人海战术完成了钢铁任务，今年用洋办法，就要更大的跃进，有钢铁就能造机器。黄冈专区的学员说：“我们专区三年内可以搞到每人每年粮食三千斤，猪肉一千斤，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了”。浠水、罗田、英山的学员说：“我们那里一年就可以实现电气化”。他们说：“解放后九年时间把私有制变成了集体所有制，现在把‘集体’变成‘全民’不需要九年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十五年建成社会主义，现在的规划是‘跃退’了。”其次，还有同学认为从与苏联比较中来证明党中央“保守”了。他们说我们建国已有十年，加上去就等于二十五年到三十年的时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苏联也不过四十年，中间经过几年恢复时期和几年卫国战争时期，没有进行建设，根据我国条件，应当比苏联快些。如果建成社会主义的时期需要这样长，再加上共产主义过渡的一段时间，共产主义就变成遥远的将来了。有的学员慨叹今生看不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党校有少部分学员持着上述观点，他们对五九年的指标，也认为太“保守”了，可见干部中的急躁情绪，还没有完全解决。
（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1）认为全民所有制是指“不是一县两县、一省两省、而是全国一样，东西不要钱了”。他们认为，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区别在于是否进行商品交换。
（2）有些人认为集体所有制转变成全民所有制只要一宣布就行了。理由是：1，供销合作社的股份基金转为全民所有是一宣布就了事的；2，三年后生产力发展了，群众觉悟提高了，宣布转为全民所有制，社员不会有意见；3，如果不采取宣布的办法，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决定，那么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都是公社买的，都该属于公社所有，就没有办法转为全民所有了。
（一）省委党校有些学员认为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理由是：1，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过渡性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的目的就是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2，从国家当前采取的措施来看，人民公社是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组织形式，公社实现部分供给制是“按需分配”的萌芽，公社正在创造条件消灭三个差别；3，六中全会决议指示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隔着万里长城；4，社会主义建成后，我国变成了具有高度的“三个现代”化国家，也就具备了三个条件，消灭了三个差别，开始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二）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建成社会主义后，还有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现在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理由是：1，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有有不同的标准：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是“三化”，“三个现代”，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是“三个大大”，“六个了”，“按需分配”。建成社会主义不等于共产主义实现；2，社会主义建成的初期，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的思想觉悟还不能达到实现“按需分配”的程度。3，从苏联来看，社会主义早已建成，现在正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性质仍是社会主义的。赞成这种意见的的在党校学员中占多数。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的正确认识，和今后执行政策，有极大关系，学员讨论 感到难于掌握这个分寸。据施恩地委党校干部柳耀东反映，现有有些公社干部也感到苦闷，他们说：“搞社会主义伤脑筋，既要建设社会主义，又要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搞供给制还要工资制占主要，难办，不是‘左’了，就是右了”。
在六中全会文件下达以前，农村就中干部和群众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误解。
（一）降低共产主义标准，认为我国已经或即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降低共产主义的生活标准。麻城白果公社党委宣传部长龚景让说：“我看现在可以全面实行供给制。说物质不丰富，我们穿差点吃差点就可以了嘛！发不起洋布，就发土布嘛！一下子把尾巴割掉还好些。”
降低共产主义的三个条件的标准。武昌金水公社文化馆长冯兆炎说：“生产发展吧，都是用的新式农具；产品丰富吧，粮食亩产有几万斤；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吧，干部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高度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吧，我们那里有个马细海，会做木匠，种田，会炼铁，又是棉花能手，又会写会算，是万能人，这不是共产主义是什么？”
许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人说：今年吃饭不要钱，明年穿衣不要钱，三、五年就可以什么都不要钱了。武昌、云梦等县都有这样的标语：“苦战三年，实现共产主义”，“向共产主义进军！”等等。宜昌地方小报都曾组织过关于取消稿费的讨论。许多地方把新建的居民点叫做“共产主义新村”。
（二）用绝对平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理解共产主义。
武昌金水公社社员祝福兴说：“毛主席真好，现在吃饭不要钱，听说将来百事不要钱。到那时候，我可以坐洋船下武汉，到百货公司捡好的货拿，到酒楼捡好的吃，那我可真是翻个大身了！”均县农民诗人李大富人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大协作，干活不分你和我，哪里饿了哪里吃，哪里黑了哪里歇。”有人说共产主义是“江湖一把伞，光准吃，不准攒（积蓄）”。
（三）认为共产主义只是吃喝玩乐，可以不劳动了。
许多青年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天堂，成天唱歌、跳舞，要啥有啥。”铁中的学生说：将来一出门就有小汽车来接我们，极舒服啊！将来全国生产都不要劳动，只要一个总机关，一个人按电钮就行了。那时，生活也会自动化：要吃肉也不用动手，把桌子一敲，肉就来了。
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的生产只需要坐在沙发上按电钮，根本没有劳动。
（四）把旧家庭作用的消失当作根本不要家庭了。
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消灭家庭会弄得六亲不认。崇阳妇联李曼希说：“到了共产主义小家庭消灭了，老人进敬老院，小孩进托儿所、幼儿园，吃不在一起，睡不再一起，父母子女之间没有什么感情了。”有人说“人生有三大苦事：幼年无母，中年无妻，老年无子，消灭家庭，这三苦都具备了。”
有人说，小家庭成员之间可以互相鼓励，互相安慰，这个作用其他人和其他形式都代替不了。
（五）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婚姻将不再是一夫一妻制。省委党校有部分学员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双方爱够了就离开，白头到老也没有什么作用”。认为“一夫一妻制在不妨碍生产的情况下是合理的，妨碍生产就不合理了”。
由于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加上误认为现在已经是共产主义了，有一个时期城乡都出现了抢取存款，抢购物资，拆房卖屋，杀猪杀鸡等混乱现象。
（六）也有人认为共产主义难以建成。他们的理由是三个差别永远消灭不了。武昌一个文化站长袁则海说：“‘三个差别’，我看一个也难得消灭。城市总归是城市，乡村总归是乡村，死都拉不平的”。有人说：乡里搞建设，未必城里就睡觉，死也赶不上他们！孝感有的理论教员认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到共产主义也消灭不了，因为那时也有社会分工，有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还是脑力劳动者。
武昌红旗公社一个团支书说：“现在还有人偷东西，自私自利的人更不消说得，尽是的。‘人人都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我的天啦，哪晓得是哪一天的事！”
六中全会文件下达后，澄清些糊涂思想，许多农民干活很起劲，但也有一些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对中央决议和省委七十九条政策问答还不相信，他们认为“社会变的很快，现在准私有，将来一宣布不给，又没有账了”；“私有制不长久现在的政策是临时的，为了缓和我们的情绪”。谷城新申花公社老上中农肖世荣以前买的五角钱一根的木料，听了七十九条传达后，仍以二角钱一根卖给公社。他说：“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快得，快得不如现得”。
具有传达后，在干部中间出现的问题是不敢宣传共产主义，如大悟新桥公社新街大队队长朱作永说：“前一段宣传共产主义，到处说，到处讲，搞坏了，今后再不说了。”恩施一个公社大队长陈平述说：“学历七十九条，再不敢提共产主义了，只能提社会主义风格”。
来源：湖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