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我们就紧接着在省级机关开展了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的整风学习运动。目前，这一运动已进行了一个多月，运动的发展是迅速的、斗争是尖锐的、教育是深刻的。从运动的进展情况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从九月二十日前后开始，以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结合学习文件，反复动员，强调暴露的越好，就学习的越深。集中进行暴露，多数单位很快从观点到人物，暴露出大量的问题。从十月上旬起，在暴露问题的基础上，普遍进行人物、观点排队，转入批判阶段。各单位先就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粮食和市场、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等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展开辩论，在辩论中训练队伍，壮大积极分子，提高领导骨干，进一步暴露问题，同时，突出了重点人物。目前正在集中地批判或斗争重点对象，运动形成全面高潮。待重点批判结束后，将用一段时间作系统提高的工作，并本着“思想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具体研究对重点人物的处理。
到目前为止，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共有九八二人，占省级机关参加运动总人数一六三○四人的百分之六。有些运动进展较快、斗争更为深入的单位，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的对象则达到百分之八左右。在这些人当中，厅局长或相当于厅局长一级的干部有十一人，占这一级干部总人数一四二人的百分之七点七；十七级以上的科处级干部有二二二人，占这一类干部总人数一七八六人的百分之十二点四；一般干部七四九人，占这类干部总人数一四三七六人的百分之五点二。由于前一段时间运动的重点主要是放在科处长一级干部，加以各单位运动发展的不平衡，随着运动的全面深入发展，估计被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的对象，比例还会有些上升。至本月二十四日止，已经或正在批判的有四一○人，占已列重点对象的百分之四一点八。上述被列为重点或已经被批判过的对象，绝大部分尚未最后确定其性质。据一般了解，其中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仍是少数。
在上述九八二个重点对象中，我们具体分析了二三二个人的情况，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未经改造或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类有一三六人，占百分之六一。他们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抵触社会主义革命，把革命的群众运动诬蔑为“天下大乱”，把大跃进诬蔑为“大要命”，说总路线不适应于学校教育、文艺创作、科学研究，说“礼拜天是国际统一规定的，硬性加班加点，是破坏了国际惯例”。他们在学校中反对党委领导，说党委不懂教学，反对党的教育方针，说教育和劳动相结合是不可能的，“教学改革降低了数学质量”；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说“农村干部是用手打人，学校是用精神打人”；他们在企业、事业当中，散布单纯技术观点，反对政治挂帅，说“政治是空的，业务是实的”，“政治是社会的，业务是自己的”。云大校长李广田就是这一类人物，他自恃为“作家”、“诗人”、“教育家”，带股份入党，党离不了他，说“省委不懂教育，在云南很少看到一个内行”，并以此来要挟党，拒绝进行改造，他因道德败坏受到党的批判，竟说：“托尔斯泰一生搞了一百个女人，也不失为大文豪”，“悔不该参加共产党”，“要到深山密林中，去听小鸟儿歌唱”。由于这些人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或很少改变，他们对大跃进以来的各种措施，总是感到惶惶不安，心情沮丧，一有机会就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毒素。因此，他们是这次斗争中的主要对象，必须把他们的一套反动思想观点彻底搞臭。
二是少数较老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都表现了积极坚决，但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加以长时期脱离群众实践斗争，同劳动人民的感情逐渐疏远。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资格较老成份较好，但不学习。因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紧张斗争，表现了种种不习惯，甚至抵触。这类有十八人，占百分之八点一。其中有的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如医学院副院长颜义泉同志，他自恃长征老干部，功臣自居，不肯学习，政治上慢慢衰退下来，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对现实生活表示不满。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不习惯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也不习惯”，甚至说：“长征时候都没有现在紧张，什么都买不到”。有的是满足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想作一个民主主义者，不想作一个社会主义者，当革命发展到全面地、彻底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时候，就表现了种种怀疑、抵触。如商业厅副处长李保成（农民出身的干部）同志说：“53年以前（土改时期）我有干劲，53年以后就无有干劲了，58年以来我就怀疑了，去年大跃进以来，他对人民公社、粮食问题、食堂问题，流露了一系列的不满情绪。有的则满足于自己的“小家庭”生活，暮气沉沉，不求进取，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无动于衷。有的竟说自己已经没有干工作的兴趣了，甚至听毛主席的讲话录音都打瞌睡。但这一类同志，一般地敢于暴露思想，经过严肃的批判以后，多数回头较快，有的并痛哭流涕，检查自己的忘本思想。
三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有48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他们一般是向党要名要位，计较生活待遇，因此，他们对大跃进漠不关心，对革命事业表现淡漠。当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即对党表示极大不满，事实上有的已发展到同党处于对立的地位，说：“共产党不要老子”，甚至造谣中伤领导同志，站在党的对面看待党的政策，有的已堕落成为个人主义野心家，如地质厅副厅长李汉辰、党委副书记刘志，二人长期斤斤计较个人名位待遇，以至发展到企图合谋搞垮厅的领导，并对大跃进、革命群众运动采取否定打击的态度，他们打击先进的勘探大队，说该队58年大跃进是“放空炮、吹牛”，对该队的创举“千米钻”说成是强迫命令。刘志把党对他的批评比作“吃屎”，说批评他的人是“笑里藏刀”“人画兽心”，他要记取历史上“李岩（为李自成所杀）的教训”，他猜忌一切人，说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次受到批判，他竟将手枪上镗藏在办公室沙发内，声言“要找几个替死鬼”；李汉辰被批判后也“安排后事”抗拒党的教育。许多事实说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和总路线、大跃进不相容的，严重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紧密相联的。因此，必须在这次运动中不仅要彻底批判右倾思想，而且，要彻底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根子。
四是家庭被镇压、对党有敌对情绪或本人就是异己分子、漏网的右派分子，他们对党有刻骨的仇恨。站在敌对立场上，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进行恶毒的攻击，如水电厅计划处负责人褚时俊（49年入党），父母土改中畏罪自杀，怀恨在心，说“共产党不讲情面，这样搞法不会长久”“听到地主二字就起火，谁要搞我的话，用枪将你干掉”，他暴露平日不敢看参考消息，说“杜勒斯说的都和我想的一样，怕看了嘴管不住”。公安厅警卫人员胡德海，过去一贯认为是一个好干部，常被派去警卫省委负责同志，这次运动揭露他原是一个父亲、叔父被镇压的异己分子。粮食厅粮油机械厂副厂长张绍华，曾在工人中散布说：“解放台湾吹了好久还未解放，是放空炮”，“说美国是纸老虎，为什么生产比我们发达”，“我们国家强，为什么进不了联合国”，“西藏问题是两个政府的问题”等。属于这一类分子，有27人，占12％，当然这类人在参加学习的总人数中是极少数的。但他们却是一些极为危险的分子，必须在这次运动中把他们揪出来，坚决进行斗争，揭穿他们的真正面目。
根据省级机关一个多月运动的情况，我们初步体会到：
一、运动开展得好坏，关键在于领导决心，同时也是对各级领导的一个考验，鉴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意义，我们一开始便强调了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群众运动、思想运动来领导，坚决搞深搞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决心是大的，特别是随着大量材料的揭发暴露，不少同志感到大吃一惊，认为非搞彻底不可，因而肯下苦心，加班加点，甚至国庆节也不放假，抓紧时间，领导运动。大家的反映是：越来越有味道，越学越觉深刻。但也有的单位，曾把这个运动当作一般理论学习，按步就班，文文雅雅，拘泥于读文件、谈心得、讲体会、记笔记、出题目讨论等一套学究式的学习方法；或认为自己单位没有问题，迟迟不肯上马。经过督促批评或调整领导，才迅速赶上来。也有少数领导同志借口工作与学习有矛盾，放松对运动的领导。事实证明不少运动搞的最好的单位，也是工作最繁忙和跃进的最好的单位，运动直接给了工作以极大的动力。这些单位的结论是：“学习越紧张，工作越跃进，运动越深入。”当然，也必须承认，许多工作挤在一起，事情确实是紧张的，因此，必须善于安排，分清主次，善于运用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这也说明，有些同志对于这样一场保卫总路线的斗争，而实质是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认识是不深刻的。因此，整个运动过程，必须自始至终，根据八中全会精神，显明的强调斗争的性质、意义和目的，并以此来提高领导，发动群众，将斗争坚决进行到底。
二、整个运动过程，必须始终贯彻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只有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问题才能充分暴露出来，形形色色的右倾思想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才无隐身之地；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根据我们的初步经验，要把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自觉地投入运动，必须：第一，反复动员，解除顾虑，向干部交底，使干部真正懂得，“整”就是爱，人人都必须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有“病”治病，无“病”防病，晚治不如早治。从而，启发大家向党交心，勇于暴露自己，也敢于揭发别人。许多单位坚持这样作了，虽然没有公开号召“人人过关”，但却很自然的形成了一个人人要求检查、要求帮助，许多人要求“挂急诊”，要求作重点的局面，出现了群众性的保卫总路线的斗争声势。第二，既然要大搞群众运动，就不要怕“乱”，不要怕“混战”，“乱”才能彻底地暴露问题。要相信群众能够在实践斗争中，辨明是非，划清界限，得到锻炼。但也有些同志，不相信群众会在斗争中教育提高自己，因而，或则急于作“正面报告”，或则问题并没有很好暴露，就急于进行批判，结果，不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使好的同志得不到真正的锻炼提高，而且使那些具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物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也一触即缩，不再暴露。第三，领导上不仅要善于研究和运用放手发动群众的各种方法；而且，要自己下水同干部一起学习，一起提高，以便在运动中不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层层形成领导核心，并和他们一道分析研究问题，识别问题的性质经常作到心中有数，有区别地对待具有各种不同性质的人，对于少数的敌对分子，坏分子，必须坚决进行斗争；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个人主义和具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要严肃进行批判，施加一定压力，以挽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绝大多数有一些糊涂和错误认识的好同志，主要是通过运动得到锻炼提高，其中有些同志在若干问题上有错误糊涂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在相当一部份干部中有代表性，在启发本人自觉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批判，以教育本人，提高大家，也是必要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对261个这样的同志进行过分析批判，证明效果是良好的。
三、从各个系统所暴露的问题来看，严重右倾思想除了在几个根本问题上有共同的反映以外，各系统、各部门也各有自己的不同特点，比如：文教系统突出的反映在党的领导问题、教育方针问题以及排挤和打击工农老干部等几个方面；群众团体突出反映在接受党委的领导问题上。党委与他们是“大哥与二哥”的关系？还是“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工交系统突出反映在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在机关工作中反映单纯业务观点，在厂矿中留恋“一长制”。因此，在这次运动中，除了必须解决好一些共同性的根本问题，如关于路线斗争和保卫总路线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关于维护党的团结问题和关于领袖、阶级与群众的问题等以外，还需要解决好各系统、各部门自己的突出问题，以便更加深对上述共同性的问题的认识，使总路线更好的照耀各个部门，更大的组织跃进。
全省三级干部会以后，正值我省紧张的秋收秋种季节，因此，当时确定只在省、市级机关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其他各个地区除了继续批判三级干部会上所揭露的重点以外，主要是集中精力解决好障碍秋收秋种的一些思想问题，掀起新的生产跃进高潮。待秋收秋种结吵以后，再在县级以上机关中，专门划定一段时间，开展整风学习运动。
送：省委常委，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及人民团体各党组，昆明市委，各大口领导小组，高校党委，直属机关党委负责同志，昆明、云南军区党委，省委党校、创造、云南日报、新华分社、电台、办秘。（共印117份）
来源：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1959年10月29日印发
来源：云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