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将梅白同志关于麻城县人民公社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的报告印发给你们一阅。梅白同志的这个报告所反映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关于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值得各地注意。
麻城县的工作，成绩很大，生气勃勃，这是应当肯定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象梅白同志的这个报告当中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干部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麻城县委应当特别注意，如何在胜利和荣誉面前，清醒地看准这些问题，而任其发展下去，会给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从而不可能保住群众路线的红旗。如果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会给工作带来更大的胜利，从而高高地举起群众路线的红旗。
1958年大跃进以来，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等等思想作风问题，不仅在麻城县的一部分干部当中存在，而且在全省的各地区各部门的一部分干部当中不同程度的存在，在某些地区的少数干部当中的强迫命令、形式主义，比梅同志的这个报告所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因此，全省各地应当在目前整党和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当中，认真地整顿干部思想作风。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贴大字报，以整风精神，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提高觉悟，纠正偏向。只有首先解决干部思想作风问题，才能顺利解决当前人民公社所存在的一大堆问题。1956年，经过整风运动之后，麻城县干部作风大转变，带来了各项工作大跃进的经验，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为此，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在整党和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当中，在开展当前的生产运动中，就本地区本部门的干部思想作风问题做一次深入检查，并采取整风的方法，及时解决所发现的问题，充分发挥全党和全体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才能保证1959年的工作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
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1月2日
我们来到麻城十多天了。开了许多座谈会，又在中一公社的林家下湾做了逐户调查。任重同志叫我把这里了解的情况写个报告。别的情况回去再说，先说一说这里的干部和农民主要的是贫农（即农业合作化以前的现有贫农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下同）对于人民公社某些问题的想法和看法。
贫农一开口就大讲而特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的说七大好处，有的说十大好处，有的说好处说不完。他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赞扬，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说心里话。例如，他们说，“有了人民公社，不愁柴米油盐”。多少年来，贫农一直过着愁柴米油盐的日子，直到农业合作化以后，有的人每年还要差两三个月、三四个月的粮食。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以后，他们欢天喜地，从心里头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他们说，“不怕别人说我们的人民公社不好，我们只要用不愁柴米油盐这一条好处，就可以驳倒别人说的一百条不好处”。他们说，“我们现在百事不愁，就是愁生产搞不好，明年的工资不能按月发，供给制不能维持下去”。他们深怕人民公社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说，“我们在互助组怕互助组办不好，在初级社怕初级社办不好，在高级社怕高级社怕高级社办不好，在人民公社怕人民公社办不好”。在一次座谈会上，贫农林生保老汉对我说：“同志，你要跟县委说，别的事都好说，人民公社可一定要办好啊！”这是广大贫农从内心里发出的来的呼声。许多贫农，在了解了我们的来意之后，对我们说了许多知心话。看来他们目前的要求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要求1958年有一个很好的收尾；另一个方面，要求1959年来个更大的跃进。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相信人民公社好，又担心人民公社办不好，要求党加强对于人民公社的领导，切切实实把人民公社办好。
对于1958年生产的看法，各有不同。贫农的看法是，“大灾大跃进”。他们说，今年的旱、水、虫灾，接二连三，特别是山洪之灾和斜纹夜盗蛾之灾，都是几十年来所未有，如果不是党的领导，不是大家苦战，今年一定是个荒年。但是今年的农业比丰收的1957年跃进了，而且全党全民办钢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工农业并举双丰收，这真是奇迹！他们说，要跃进，就要苦战，就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今年是如此，明年还应当如此。但是，苦战要跟适当的休息结合起来。敢想、敢说、敢做要跟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在谈心当中，他们颇为诚恳又委婉的吐露了内心的真情。他们认为，今年大跃进是肯定无疑的。在产量没有摸清以前，估计的不是那么准确也是难免的。问题是，现在已经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把今年的产量估计过高。理由有二：其一，今年的庄稼，“种的好，收的不太好，许多眼看到了手的东西丢掉了”。他们估计，沿公路，丢了一两成。离公路远的地方，丢了三成。可惜的很！他们要求乘天晴，抓细收细打，让大跃进少受一点损失。其二，今年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改革，成绩很大，但是也有一些问题。例如水稻的掇秧，有的地方曾经采用这个办法创造了高额丰产纪录。有的地方，却因为没有因地制宜，没有经过试验就大搞起来，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十二月三十日上午，林生保老汉，领我去看了原“五一”二社的八分田。这块田，满田稻草不见谷。据他说，这是把已经出穗含苞的十二亩八分田的二季晚稻掇在一起的。名是“掇秧”，实是“掇谷”。结果颗粒无收。这个社，因为这样的“掇秧”而造成颗粒无收的或严重减产的稻田有六十八亩八分（其中除一亩八分是一季晚稻而外，其余都是是二季晚稻），约计损失稻谷二万多斤。林生保说，本来，在汽车站前作“掇秧”试验的那块田已经弄坏了，没有接受损失的教训，为什么又大搞掇秧？他又说，“我自己懂得的一点东西，都是‘试’出来的，先小试，再大搞，更有把握”。他说：“打个比方，十亩田当中，拿三亩田出来试验新办法，成功了，照办。不成，明年再做二亩田的试验，还是不成，后年再做一亩田的试验。又不成，大后年再换个新办法做试验，……直到成功为止”。我问他：“你过去为什么不提意见？”他说：“我怕戴保守分子的帽子！其实，我也有一点保守思想，可是，有的干部也是在‘拉蛮’（强迫命令的意思）啊！”的确是这样，农业技术改革方面的某些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和某些农民的保守思想，常常纠缠在一起，有的干部只是单纯的抱怨农民“太保守了”，而不去检查自己工作方法是不是对头。这样，不但不可能帮助农民克服保守思想，而且会使“怀疑派”、“算账派”有所借口。据林生保反映，已经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目前搞不清楚产量之机，说什么“今年只是干劲跃进了，生产跃退了”，说什么“今年的技术改革全都搞错了”等等。到底1958年是不是大跃进？到底哪些干的对，哪些干的不对？群众要求辩论一番。从许多农民和干部所反映的情况看来，以群众路线闻名全国的麻城县，1958年，干劲冲天，成绩惊人，但是，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作风，在一部分干部身上有所滋长。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情况。1956年，麻城县的许多干部，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作风，经过省委、地委、县委的检查和批判，特别是经过了整风运动之后，麻城县的干部作风有了根本的转变。1957年，这个县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方面，成为全省著名的红旗之一。两年以来，这个县的工作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多次表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爱戴，应当说，这是由于这个县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结果。1958年，来到这个县参观的人多了。十几个国家，二十九个省市，加上本省的各县，先后来参观的几十万人，周恩来同志和党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来到这个县参观过，这说明，这个县的工作是经得起参观的。“参观”，对于这个县的党组织和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是，在一个地方，参观的人太多了，使这个地方的主人，应接不暇，对于生产和工作不无影响。一年来，麻城县委书记和县长，采取了轮流负责的办法，接待来宾。县委，过去的区委，乡党委，现在的公社党委，在接待工作上，化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此外，还花了九万多元的招待费。看来，这种过于集中的参观，不能不使这个县的领导上感到，是一种光荣，同时也是一种很大的负担。不仅如此，这种过于集中的参观，常常给某些干部造成了发展强迫命令、形式主义作风的借口。当然，只能说是“借口”，对于某些干部自己来说，这不过是旧病复发而已。林生保对我说，“今年，人的生活平均了（指吃饭不要钱），庄稼的生活太不平均！”我一时不懂这话的意思。他解释说，为了应付参观，公路两旁的庄稼下的肥多，管理的好，离公路远的地方，庄稼的肥少，管理的很差！原“五一”二社主任林德金也说，“我今年一年的工作，就是在公路上剋死了！”他说，只要听说参观的人要到了，乡里马上就大调劳动力，在公路两边干活，原来的农业社，往往因此不得不打乱自己的安排。他说，“后来，我为了免得老是‘被动’，不管有事无事，干脆派一班人在公路边上”。为什么今年二季稻已经含了苞还要“掇秧”呢？理由之一，就是要消灭三类苗，达到“一类苗化”，于是，把三类苗都移到一类苗的田里。林生保说，有一次，听说上头有人来参观棉花的整枝打桠，乡总支书记郭崇明，下了一道紧急命令，到公路边的棉田里整枝打桠去。当时，林生保和另外三个老年人，正在稻田里干活，郭崇明催他们“快一点去”。林生保说，“我还没有吃早饭”。郭说，“没有吃早饭也得去”。林再三请求准许他吃了饭再去，郭大怒，指着林，“全乡的人都听我指挥，你为什么不听我的！”林无奈，勉强的去了。在路上，别的农民看见他这么大年纪，挨了饿，又挨骂，悄悄叫他回家吃了饭才去。林说，“公路边的棉田里，都是人，表面上看，都在整枝打叉，其实，有些人根本不会，拿起剪子就胡整胡打。无非是‘现人’嘛！”许多干部和群众把“公路”当成一个负担。中一公社彭畈大队的一个中队长王业仁向省委工作组的同志说，“我们有个苦恼就是公路太长了！”为了应付参观，常常搞了许多大突击。如中一公社办的试验托儿所，听说妇联参观团要去，连夜要缝工丢掉正在赶做的其他活路，为托儿所赶做孩子们的围兜。又如，一听说有外地参观团，常常连夜赶写许多大字报贴出去。这次，我到五四公社闵集大队去看食堂，就亲眼看到，为了应付我们的参观团而新贴出的许多大字报。原闵集乡（现在的大队）的总支副书记告诉我说，这个乡，今年光贴大字报就用了五百多元。县委组织部长告诉我，有的食堂平时只吃两个菜，优势为了应付参观，一餐吃七十多个菜，把萝卜丝切成三尺多长。有的社员挖苦说，“要想改善生活，除非有人参观”。五四公社西城大队秘书，在十二月八日这一天，找各中队的干部，开了七次电话会议，其中有一次是这样说的，“地委检查团来了，你们赶快把食堂搞好。群众有意见，以后再说。乱说的要受处分……”为什么要这样劳神费力的去应付参观团呢？应当从某些干部的思想作风上去检查原因。我想，说“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作风在某些干部身上有所滋长”，这句话是有分寸的。县委第一书记告诉我，宋埠公社的大塘角逼死了一个农民，县委已经做了处理。详情，县委正在写报告。当时，我直率地向县委第一书记说，“大塘角事件是强迫命令、形式主义作风开始抬头的警报！”县委许多同志同意我这个看法。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县委书记李克成同志和县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同志向我说了许多关于干部强迫命令的事情。如有的干部在工地上打人、捆人、骂人，有的干部在食堂夺下病人的饭碗，有的干部随便扣社员的工资。中一公社党委书记魏杏华同志也曾向我说过，中一公社党委委员当中有几个人曾经在钢铁工地踢过人，打过人。原“五一”二社团分支部书记反映，团员林承业一贯积极，和几个青年人一起自建了一座土炉，在一次突击中，三昼夜未睡觉，乘炉子坏了的时候，躺了一下，适逢工地上召开大会“辩论”开小差的人。干部来喊林承业去参加会，林承业由于疲劳过度，动作迟缓了一点，被来人破口大骂。咕噜了两句，就被拉到大会场上，要他跪下。他不跪，“五一”三中队一分队长饶道银就把他捆了起来，捆的很紧，他痛的叫喊，“手要捆断了！”饶道银说：“捆死了你，少一个人也没有关系！”有的干部如原“五一”二社生产队长林世谷同志有事同群众商量，听了群众不同意的事就不做，却被某些干部批评为“群众观点太重”。我们在林家下湾，亲眼看到过驻社干部在食堂作威作福。为了饭后要开会，把两个门上了锁，一个门前站了“哨”，无论老人、小孩，一律不准出去。在这些干部和群众之间发生了隔阂。林生保非常担心因为他向我说了许多实话而受到打击报复。他曾因此害怕得哭了起来。后来我当面和公社的一位负责同志讲过了，他还不大放心。难怪有的农民说，“大跃进了，干部叫社员打一个圈子，社员不敢打半个圈子”。的确，办了人民公社以后，有的干部利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所带来的便利，站在群众头上命令群众。有些干部的头脑已经不清醒了。这些干部对中央和省委许多重要指示，认真研究不够，而对于偶然听到的所谓“新闻”，则很感兴趣。甚至为了追求高级形式，为了“好看”而闻风模仿，搞出许多新名堂，到现在找不到来历。例如，把农民当中许多青年积极分子集中在公司里搞“马列学院”；把业余剧团的许多演员集中在公社里，搞“文工团”；把小学生集中住宿；搞“文化街”等等。此风从何而来？查无实据。听说县委对把小学生集中住宿是不同意的，县委第一书记曾经为此给人民公社党委打过电话，而某人民公社党委的负责同志，却没有理会。地委第一书记姜一同志来了以后，和县委一起，纠正了这些问题。可是直到现在还有人思想不通。事物的发展，往往走到自己的反面。1956年，麻城县由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典型，转变成为群众路线的典型，获得了应当获得的胜利和荣誉。胜利和荣誉可以使人们更加奋发。正因为这样，麻城县的许多同志在工作中得到了很大的进步，胜利和荣誉，在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人骄傲而自满。正因为这样，不少的人曾经在这上头栽筋斗。我以为，目前麻城县的某些同志应当对此提高警惕。许多有关这一方面的问题反映出来了，这就说明事情的本身已经引起了县委的注意，只要进一步采取整风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群众是非常欢迎的。五四公社在这方面已经摸索到了很好的经验。第一，亲自动手，把试验田办好，还要象几个月以前一样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五四公社党委书记何志善同志这次下乡参加劳动的时候，引起一个老婆婆的惊讶。何志善同志深感自己这几个月没有参加劳动的坏处。第二，亲自动手把食堂办好。这是关心群众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五四公社闵集大队总支书记王昌祺亲自到厨房做饭、挑水，和炊事员一起研究如何把改善生活和节约结合起来，结果这个食堂没人每月只有粮二十七斤多，吃的饱，又吃的好。抓试验田把公社生产领导好，抓食堂把人民生活领导好，这不仅是转变作风的开始，也是组织1959年更大跃进的开始。县委正在推广五四公社的这个经验。当然，要所有的干部都能够这样做，还有一个过程，这就是要在整社过程中，整顿干部作风。许多干部和群众也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开展辩论。
总而言之，群众和干部都要求1958年有一个很好的收尾。
1958年很快就要过去了。1959年怎么办？能不能比1958年来一个更大的跃进？这又是每一个社员所关心的重大问题。特别是贫农更加热心这一点。他们说说，“官出于民，民出于土”。工资制、供给制不能靠政府“制”，要靠我们自己“制”。如果公社的生产搞得不好，哪个发工资？哪个管供给？他们特别认真地把目前的农业生产情况，和去年同时期的农业生产情况，比较了一下：
以小麦为例。今年播种小麦的好处是耕得深了（一般是七、八寸，有的是一尺到两尺），播种量多了（一般的是每亩四、五十斤，有的是百把斤），播幅宽了（一般的是六寸到八寸）。这三条都要更多的底肥。和去年相比，今年的底肥当中自然肥比去年多，商品肥比去年少。再加上今年小麦的播种期比去年迟的多，大部分小麦是立冬前后才播下去，一部分小麦是接近小雪才播下去，直到12月22日（冬至）木子店还在种小麦。去年这时候，大搞“三包”、“四到田”，大战三类苗。今年这时候，大部分麦地没有薅草，没有追肥，生产上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唐郁公社六中队有一位贫农对目前生产上的这种混乱现象下了七个字的评语。一个“慢”字，挑粪的路很近，一天只挑十几担子。一个“休”字，休息时间长，干活时间短，有人一上午吃了四十二袋烟。别人说他“坐断了田塍”。一个“迟”字，吹了四次哨子还不下畈。一个“早”字，早下工，太阳还有丈把高就回家了。一个“轻”字，挑陈土，过去挑百把斤，现在有的人连箢字才挑二十六斤。一个“站”字，常常有人站在田里不动混时间。一个“病”字，装病。贫农担心，“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但是，他们又说，“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难，就看领导上有没有决心”。解决得好，明年就能跃进，解决不好，就不能跃进。贫农的意见是，下个狠心，抓紧时间，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好，争取1959年来一个更大跃进。
不管要求1958年有一个很好的收尾也好，不管是要求1959年来一个更大的跃进也好，关键在于整顿巩固人民公社。
当前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都扭在分配上。而分配的许多问题，又都扭在产量上。特别是粮食产量，是一笔糊涂账。秋收以后，产量越报越高。一到征购和分配，产量越报越低。上面伸手要产量，下面缩手不给产量。上面要收，下面要分。一度形成上下互补信任，互相“顶牛”，分配搞不下去。谁也没有料到，在大跃进一年的尾字上，来纠缠产量问题。有的人因此而怀疑，今年的农业生产是不是真正的跃进了；有的人因此而动摇了办好人民公社的信心。还是贫农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他们说，“产量问题是思想问题，思想‘窝’了，产量也‘窝’了”。
思想“窝”在哪里？据我们初步了解，在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的时候，不知什么地方刮来一股风：“一切归公”。有的贫农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从来没有像那时候那样摸不清共产党的政策”。许多牛成了野牛，许多猪成立野猪。原“五一”二社九队三亩田的谷子被牲畜吃得精光。有一湾个子有两头猪在稻谷堆里吃得胀死了。中一公社拆旧屋建新村，只是几个人就把所有的房屋都作了价。林家下湾的农民说：“我们湾里二百四十户青砖瓦屋，只一天工夫都写了“卖契”，“卖契”上只有一个字：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怕的就是勅字。当时还有一种情况，你要我的东西，我给了就算有“风格”，我不给就算没有“风格”。在“一切归公”的误解下，许多农民心烦意乱，打不起精神。正像中一人民公社贫农饶世阶的大字报所说的：“……心里有个事，我来表一表。究竟么社会，我还不知道。一切讲风格，好像是窝了。真的是这样，生产搞不好。我们老百姓，头脑糊涂了。要求干部们，必须了解好……。”当时干部们的思想上，对于究竟是否一切归公也不甚了然。再加上办钢铁、修水利，支援城市建设，劳动力分的四散，一般的社队留在家里搞秋收的劳动力不过三分之一，绝大部分是半劳动力，而且还要负担支援钢铁前线、水利前线的运输任务。思想混乱，劳力紧张，眼看到手的东西收不起来。在这一的情况下，社员和干部各有打算。有的社员这样想，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你得不如我得，先捞一把再说。有些干部这样想，锅顶到自己头上来了，管他是大集体、小集体，先下手为强。许多人把粮食藏起来了。在晏店有人打麻雀打出来一囤粮食，有人追兔子追出来一窝粮食，有人上山砍柴找到了一堆粮食，有人在河里淘沙淘出来五麻包粮食。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许多干部以为今年不会搞什么决算分配了，对于所收的农产品懒得过秤。贫农把这种情形称之为“权力四下放”。过去收的粮食是社主任过秤，今年社主任把权力下放给生产队长，生产队长又把权下放给保管，保管又把权下放给打米煮饭人。打米煮饭的人心想，大家做，大家吃，肉烂在锅里，干脆不过秤。就这样，有的食堂，例如中一公社林家寨的一个食堂，平均每人每月吃了71斤多米。许多干部督战在外，确实不大了解情况。留在队里的干部很少，而工作任务重，他们面对着这种混乱情况，无能为力，是可以理解的。总而言之，由于思想上的混乱和工作上的无人负责，出现粮食的浪费，瞒产甚至贪污的现象，造成了粮食的紧张心理，和目前搞实产量的困难。
目前应当抓住分配这个中心环节，解决思想和政策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抓紧解决当前人们生产和生活上迫切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一切归公”这股风，“头”过去了，还有尾子。因此，解决思想问题的关键是划线。是不是一切归公？要不要按劳分配？这是特别要划清的一条线。如何划清这条线？首先要武装干部思想，要真正地学习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我们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把这个决议当中的若干段，讲给干部和群众听，很受欢迎。许多干部迫切要求有一个时间，把这个文件好好地学习一下。可是目前还没有这样做。县委第一书记到北京开会去了，在家主事的县委书记赵金良同志，一天忙到晚，到今天（12月26日）还没有把这个文件看完。县委书记李克成同志，和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都只把这个文件看了一遍多一点点。他们自己也说，这样做工作很危险。一边要强调认真学习文件，一边要使党委的同志都有时间坐下来分析情况，交谈心思。中一公社党委在成立的那天晚上就分散了，三个月来，一直没有坐下来认真地讨论本公社的问题。党委第一时间魏杏华同志，从国庆节到现在，一直忙于陪客参观，到外地参观、开会等等，没有时间坐下来。最近她曾下决心坐下来，可是，十七项任务，泰山压顶。公社本身的任务八项（如分配、抢收、修水利、冬季作物田间管理等等），上级各部门派下来的任务九项（如中央轻工业部要求四十天办二十五个工厂，省文艺学院要求四十天内全公社的半数青壮年男女都要学会音乐的简谱，哈尔滨来的教授和北京来的院长要求几天内搞出电气化规划，县委宣传部集中了一百多个农民学哲学等等），公社党委书记只有她一人，什么事情都要“书记挂帅”，她说，“我一人哪里抓的了这么多？！”夏季党委迫切要求上级部门不要只通过“条条”把一大堆工作往下压，而要通过块块做个综合平衡，不要要求公社急于去办哪些目前还没有条件办的事情，而要帮助公社切实解决那些目前迫切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这样，才能使下级党委集中主要力量解决当前最主要的问题。经过县委研究，各部门协商结果，把公社本社的任务和上级部门派下来的任务，排了个队，在统一领导、全面安排的原则下，分别轻重缓急，这样，顺的多了。目前不仅公社党委要这样做，县委也要这样做。否则，把人累死了，事情也办不好，还有什么时间和精力来看文件、想问题呢？
思想上的“线”划清了，还要整顿作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走群众路线最根本的步子是如何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具体地说，就是如何依靠贫农。一提起贫农，许多同志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自己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在农业合作化工作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大跃进以来，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来，有的同志认为，贫农生活上升了，阶级意识模糊了。似乎阶级已经消灭了，可以不要阶级政策来，可以不依靠贫农了。中一公社的贫农批评我们说：“你们过去一有困难就找我们商量，这大半年，不找我们，大概是不依靠我们了”。其实，贫农是爱护人民公社的，是最了解情况而又愿意和我们说真心话的。许多社对在这次分配工作中依靠了贫农，工作进展很顺利，事实证明，大多数贫农，经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经过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生活改善了，觉悟提高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他们的革命性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鲜明。因此，要向干部讲清楚，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阶级并没有消灭，仍然必须坚决地执行党的阶级政策，坚决地依靠贫农。离开了依靠贫农这一条，谈不上什么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谈不上身整顿人民公社。
在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当中，要正确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已经揭发出来的情况表明，真正对产量摸底的是原农业社生产队一级的干部。有些同志因此而发生错觉，似乎这些干部靠不住了，似乎他们都变坏了，而生产队这一级干部自己最怕的也是上级不信任他，怕戴贪污帽子，怕受处分。应当坚决地向他们表示态度，坚决地相信他们，依靠他们去搞实产量，做好分配工作。对于他们的思想问题，作风问题，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自我教育的方式，说服的方式加以解决。首先领导上要肯定他们的工作中的成绩，要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要体贴他们那种锅顶在头上的那种心情，耐心地帮助他们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要划清是非界限，不要乱扣帽子。要把贪污和手续不清分别开来，把隐瞒和不了解情况分别开来，把谎报和估计不足分别开来，把一贯强迫命令和一度的急躁简单化分别开来，把严重的违法乱纪和工作中的一般性的错误分别开来。要坚决地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干部的积极性。
在解决思想问题和政策问题的同时，要切实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生活问题的批语和省委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使广大群众和干部都高高兴兴地去搞好生产，搞好工作。
尽管目前的人民公社存在一大堆问题，要看到这一大堆问题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新问题，都是在大办钢铁、突击秋收秋播的紧张情况下，由于组织领导还没有来得及跟上去而产生的。现在的任务是清醒头脑，看准这些问题，下定决心，解决这些问题。在一大堆问题面前熟视无睹或者惊慌失措都是不对的。
在目前人民公社所存在的一大堆问题面前，首先应该看到人民公社已经表现出了的优越性，还要看到人民公社无限发展的美好前途，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什么是人民公社已经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呢？如同前面所说，只要问一问贫农就得了。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没有下去一起，认为自己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认识得很清楚，下去以后，把自己让认识和贫农的认识比较起来，感到肤浅多了。人民公社化对于我们这些吃公粮的干部的思想上，生活上所发生的影响，远不如贫农所感受的那样亲切。正象贫农所说的，只有愁过柴米油盐的人，才深知不愁柴米油盐的好处。这就是说，越是跟贫农谈下去，对人民公社所已经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就认识得更深一些。
什么是人民公社无限发展的美好前途？共产主义的前途教育是必须的，但是，说的太远了，远水不解近渴。特别是，说的太空了，没有劲。中一公社的经验是，把公社明年的生产规划的几项主要的而且是很可靠的生产指标先拿出来，交给社员讨论，这样，最容易上劲。中一公社明年的计划工资和计划供给标准一共只要八百多万元，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这个社，明年的多种经营一项，即可收入五百多万元，加上开水晶矿的收入三百多万元，就可以保证计划工资和计划供给标准的兑现。明年公社的工农业总收入将达到四千多万元。除去一切开支（包括工资，供给，生产投资，基本建设，上缴给国家的部分等），明年这一年就有这么大的出息。到后年呢？出息当然更大了。我们和许多干部、农民吹过这样的意见，到1960年，将要开始看到人民公社所表现的巨大威力。数得到，看得清的事情，使人无限兴奋。因此，目前要结合分配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把干部、社员思想上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上面所说的只是目前这一段的情况和问题。有关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生活福利和生产规划等问题以后再说。
报告中所说的事情和观点，如有错误，请指示。
梅 白195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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