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一讲破除迷信
刚才不是有些同志讲破除迷信吗?我们的同志有几怕。
有一种是怕教授。怕资产阶级的教授，对大学教授有点怕就是了，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来，慢慢不大怕了。有的同志接受了大学聘书，去教书。柯庆施同志不是接受复旦大学的聘书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都到大学讲课，这不是不怕的表现吗？
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这是否需要?是否妥当?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人，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他脑子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多数同志不一定要看完那么多书。杨××同志在不在？(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是看完了的，你爬上了楼，我没有看完，我还没有爬上去。我看楼下的人，还是不要怕楼上的人。工作忙，没有时间读书，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可以了。列宁说的、做的有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他有许多创造、发展。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十月革命是列宁做的，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马克思也没有做过。他那时革命没有革成。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是革成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道理，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成为理论。我们的理论水平不够，提得不高，我们要努力，楼梯可以造，现在还有升降机，比较快，也可以造。
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他们总宣传那一套，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反“宪法”。董老，你是服从过的呀，你是熟悉那种情况的吧?总之，我们不行。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我问过在我身边一起工作的同志几个问题。
第一，我问：“我们是否住在天上？”
他们摇摇头说：“我们是住在地上，不是住在天上。”我说：“不对，我们是住在天上。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天体，他们是天上，但在别的天体上看我们，地球也是在天上。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又在天上，又在地上。”
第二，我又问：“我们能不能算神仙？”他们说：“不能算。”
我说：“为什么住在别的天体上算神仙，我们就不算神仙呢?我们既然也住在天上，就是神仙，也许是唯一的神仙，别的天体上可能还没有生物。”
第三，我问“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
我说：“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在外国看来 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总之，一切迷信打破就是了，要破除迷信。有一些外国人，我们叫做西洋人。日本人同我们本来一样是黄种人，我们叫他东洋人。日本人看我们算不算洋人?叫我们什么？叫做什么支那人。我看，叫支那人，也可能是称中国人为洋人的意思吧？也许叫支那人是对我们有点鄙视吧？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我们算不算神仙?我们是不是住在天上?这样几个问题同志们都可以想一想看。
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我们也是洋人，因此洋人这个迷信就可以打破。
如果有神仙，我们也是神仙，神仙是住在天上，我们也住在天上呀，因此神仙的迷信也可以打破。
有一种生物叫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既使你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学问少的人。这些人变成壮年、老年、有学问的人，是后来的事。这是不是一个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如此。
为什么那些人能变成发明家?变成英雄？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往往是落后的，最怕事的，无创造性的。因为他们的年纪大了嘛!有学问了嘛！有了地位嘛!出了名嘛!我对这不做全盘肯定，也有些例外的。
年青的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很多。战国时候，秦国有个政治家，叫做甘罗，是甘茂的孙子。就是“甘罗十二为丞相，太公八十三岁遇文王”的那个甘罗。他十二岁还是个少先队员，“红领巾”，宰相吕不韦没主意，他却有主意，亲自出马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九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到长江，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庭，写了一本叫做“治安策”的书。他是秦汉历史专家。范文澜同志，你说是不是？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才只三十三岁。
在秦朝末年，就是刘邦的年纪比较大些。项羽二十四岁起兵，打到咸阳，设五诸候，自立为西楚霸王的那个霸王。现在戏里扮得不对。不是大花脸，应该是小生。他与秦朝打了三年，同刘邦打了五年，死的时候是三十二岁。
韩信也很年轻，开始大家看不起他，说他没有本事，要他从胯下钻过去，他想了一下，只好钻了。
孔夫子当年也没有什么地位，“少而贱，故多能卑事”，给人家办丧事，当吹鼓手，赞礼，后来又教书。后来当鲁国的司法部长，鲁国十多万人，比我们的一个县还小，相当于我们县政府的科长，后来又当过“合作社”的会计，做过管钱的小官，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
孔夫子的学生颜渊，是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的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
红娘，现在不是很有名吗?大家都知道她是个奴隶，她讲公正，给张生和莺莺的事帮了忙，那是不合当时的宪法、婚姻法的，但她敢于去做。结果“拷红”挨拷了一顿，就是挨打四十大板，可是她还不屈服，反过来把老夫人责备了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有个女孩子荀灌娘，是荀菘的女儿，十三岁就打出襄阳搬救兵，十三岁是个初中学生，是个青年，你看她有多大的本事?
唐朝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称帝时二十六岁。这两个人虽然年青，但都是贵族出身。
罗成十四岁起兵，山东人，打仗很勇敢。
朴彦威也很年青。
作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也是个青年人。
宋朝名将岳飞，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家，说得不对，你可要订正呀!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青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
列宁从1871年活到1923年，五十二岁死的。除去二十年，三十一岁时创造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
周瑜、孔明都是年青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在东吴原来的老将程普不行，打曹操不用他，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挂帅打了胜仗。在这个战役里还有我的同乡黄盖，不胜荣幸之至，他是湖南同广东交界的零陵人。
此外，三国末年，晋朝初年有个王弼，他十八岁就是个哲学家。注“老子”和“易经”。他的祖父是王肃，他的父亲是王义。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安眠药的发明者，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德国一个小药房的司药，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做试验时候，一次吃了几十颗，几乎送了命。试验成功了德国政府不要，下令禁止，说他犯法，但法国欢迎他，把他接去，还开了庆祝会，给他出书。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者是个染匠，一不是医生，二不是教授，他的女儿害病，就在染缸里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合了合，吃了就好了。后来一研究，原来有一种细菌在里面。这是一位医生告诉我的。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一个青年人。不信教，受到排斥，他到处跑，到过南美洲，也到过亚洲，北美洲，就是没有到过上海。
最近出名的那两个发明家李政道、杨振宁也是青年人。都三十多岁。最近胡适到了台湾，当了蒋介石的科学院长，搞了批院士，把他们也搞进去了。
还有个青岛工人郝建秀，她没有参加我们这个大会，她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十八岁就创造了一种纺纱的方法。
大音乐家聂耳，是共产党员，我们国歌的创作者，死的时候也很年青。
“封神榜”里的哪吒，他是托塔李天王的儿子，天不怕，地不怕，本领可不小。
南北朝有个兰陵王，是北齐的，是少年将军，很会打仗。这些就说到这里为止。
现在的许多优秀乡干部、社干部都是青年人。在乡政府、合作社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年青的胜过老年的，学问少的胜过学问多的。
我举这许多例子，目的是要说，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束手束脚不好。要从这种状态里解放出来，要大胆创造。
劳动人民蕴藏着的积极性、创造性很丰富，过去就因为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暴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暴发出来。
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 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暴发出来。
过去，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化“不容易呀”。总之，对于搞工业有很大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我对工业也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同志谈过，我说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开始不懂，学个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
对搞这类事情，要藐视它，在具体做的时候要重视它！
现在看来，只要十五年就可以赶过英国，并且赶上美国，照李富春同志的说法，至多××年也就够了。
美国算不算数？也算数，也不算。美国有那么点工业、科学，因此第一是算数，第二是不算数；你有，我也会有。也能赶上和超过的。现在你比我厉害，再过十几年，我们赶上了，我比你厉害！争取十五年，打个保险系数，多一点时间，××年。
我看到报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这话很对！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呢?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主义者。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不是说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求实精神要统一嘛?)这在文学上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统一。我们提倡的革命精神不是脱离实际，而是两方面的一致。因此不是狂妄。
……
新华社有人在这里吗?这可不要登报，不要发稿，我们只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美国让苏联赶，不改变口号，不讲××年到××年赶上美国，这比较妥当。但是我们高级干部、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知道这个方向。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一种丑恶形态，低级趣味，我们不要这个东西。
法门寺里有个贾桂，大家看过这出戏吧?那里面有个郿邬知县，有个刘瑾，延安人氏，是太监，实际上是内阁总理，掌大权的人。郿邬知县叫贾桂坐，贾桂说，“不要坐，站惯了”。奴隶做惯了，有一条尾巴。中国人当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这条尾巴要割掉，贾桂作风不要继续下去，不要庸俗的谦虚。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谦虚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昨天主席团常委会开会，有人说教条主义是过分的谦虚，照抄外国。象做旧诗，明朝的“前七子”“后七子”，都是模仿唐朝诗人的模仿派。
修正主义也是过分谦虚，铁托是新伯恩斯坦，是抄老伯恩斯坦，是炒冷饭，只适合帝国主义的需要。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外国的东西一部分是应该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方说：抄十月革命，抄莫斯科宣言的九条。这九条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任何一国都要遵循的。原来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里是五条，莫斯科会议时又补充了些，并且把某些条文分开，成为九条。
共同的、普遍的真理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非普遍的真理照抄，那是不好的。就是一国之内也不能照抄。南方北方的情况就不一样。土改的时候，我们没有传播什么经验，怕传乱了，不好，等干了一个时期大家再来总结经验。建设也要各地创造经验。有共同的经验，也有只适用一地的经验。照抄不对。
教条主义是无产阶级抄无产阶级；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资产阶级。例如伯斯坦恩，是完全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现在铁托也是这样。
我们要学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不应该的。列宁敢于和伯恩斯坦、第二国际对抗，那是应该的。横竖山上总要插旗子，你不插，他就插。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让无产阶级插。插旗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这是真理，到现在还是对的。欧洲很落后，亚洲很先进。现在印度、印尼的情况都很好。最近印度党开了个特别代表大会，开得很好。全党团结一致。和平过渡的两条提得很好。他们提出和平过渡，争取议会多数，我看这在印度来说是可以的。他们也强调共产党专政，也要各党派合作，这是照抄我们的。我们有民主党派，但是我们还有宪法，罗、章违反宪法，我们就搞掉他！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反面的。也许十年、十五年赶上英、美国，人口八亿，那时就翘尾巴，象孙行者那样，把尾巴翘得那么高，变成一根旗杆。我看一定会那样，那时神气就来了，看不起小国。过去你看不起老子，现在老子看不起你。
我们要藐视资产阶级、神仙、上帝，不是要藐视无产阶级，藐视小国，藐视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后，我们有了现代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成了现代的大国，就一定会变化。但不要紧，我们现在就讲清楚，是可以防止的。我们不怕，一来现在尾巴还没有翘，二来将来翘了，只要泼一瓢冷水，也就不翘了。狗翘尾巴用不着拿棍子打，只要泼一瓢冷水就不翘了。
不正常的自信心，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自信心，是虚伪的，庸俗的。真正的谦虚要合乎实际。比如我们对各国朋友说“中国穷，还是农业国，工业才搞了一点……。”他们就说我们谦虚，其实我们说的是合乎实际的。所以合乎实际的就是谦虚。当然，也有低于实际，过分谦虚的。
鲁迅说，把寻常的事物强调、夸张起来就是疯刺。××同志在这里吗?鲁迅是这样说的吗？你是理论家，文艺理论家呀！××同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我很赞成，第三部分解决了许多问题。范文澜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我读了很高兴，完全站起来了，他赞成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厚今薄古”，引证了司马迁，司马光，证明中国从来就是“厚今薄古”，但是他没有写秦始皇。照我看，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他下了命令说，“以古非今者诛”，以古非今就杀你全家。他坑儒460人，但不如我们。我们肃反杀了几十万，等于十个秦始皇。我说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他坑了460人，我们坑了46，000人，一百倍。杀了挖个坑埋起来，不就是“坑”么?他们骂我们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概受下，并且认为还不够，还要加以补充。范文澜同志没有写这一段，我也赞成，不写也好。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希腊的辩证法，变成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又变成为现在的辩证法。中国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是辩证法，到了封建时期讲经学，不出孔子的范围，是形而上学，现在又是辩证法，是不是这样?范文澜同志你对这很熟悉。
我们刚才讲，十五年后变成大强国，要翘尾巴，但是，因为怕那时出大国沙文主义，现在就是不为工业化奋斗也不对。事物总要走向反面，那时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反面——非大国沙文主义、马克思主义，总会有个东西代替它。而且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有什么可怕?
列宁是辩证法。斯大林是形而上学，但也不全是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又多一点了，这也是否定的否定。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不甚懂。
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我们树立对立面，对立面也是客观存在。右派想讲话，就让他讲。大鸣大放，我们是有计划这样做的。这就叫做树立对立面。反右派以后，右派倒了，有些同志又不想动了，但是大字报一出来，对立面设置了，就逼得我们非整改不可。刚才上海有个同志说大字报出得那么多，一万万张。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不存在是不可能设置的。好，我就讲到这里，讲的是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
一、国际形势
先讲人造卫星上天，这是件好事情。这个卫星比上一次大了一倍，过些时或一年或再多一些时间，再搞一个超过一倍的上天，搞一个两千公斤的或五千公斤的上天。我在莫斯科讲的是五万公斤。搞到一万、三万的上天，突破了一个关键就好了。这是很大的好事。
资本主义世界乱子多，我们的世界乱子少，他们内部矛盾深，我们是团结好。我们阵营是十二个国家，形势很好，从来就很好。南斯拉夫不算我们这个阵营，不是我们不要他，而是他不干，形势从来是好的，有时天上有些乌云。有些人说我们不行，我们阵营任何时候都行。去年乘人造卫星上天，在莫斯科会议上，我讲了十个理由，证明我们从来就是行的。其中讲了中国革命。我讲在延安的时候，蒋介石在南京有四百万军队，延安只有七千人，还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因为大的强的没有生命力，小的弱的是最有生命力的。我在延安时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就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们从来估计，希特勒不在话下，美帝国主义也不在话下。可惜美帝只有一个。十个怎么办?就是十个美帝国主义也不在话下。
日本人来北京和我谈，说过去打了我们，很惭愧。我说：你们做了好事，因为你们打了我们，中国人民起来了，把你们打败了。应该感谢你们，不然我们还不会到北京。在延安我们就看不到梅兰芳、程砚秋的戏。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拟了个共同的纲领，全党团结一致，革命发展很快，推倒了蒋介石。现在又有许多胜利，这次会议，也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统一了思想，又制定了一个共同纲领，总的路线。这是国内形势，以后再讲。
国际形势，最近各地又有些乱子。资本主义世界如黎巴嫩、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都有乱子。资本主义世界与我们有关系，凡是反帝的事，对我们都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美国压迫他们，他们就起来反抗，这都是好事。这些都有材料，你们去看，我不细讲。
有的时候形势好象不好，天上有乌云，但同志们要有预见，就没有关系，不要被暂时现象所迷惑。为暂时黑暗现象所迷惑，就不好。不要听那些什么情况不好了，对我们不利了，没有这回事。最不好的情况也莫过于万里长征。万里长征的时候，前阻后追，那样的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也过来了。那时候党也小了，军队少了，十个手指头剩下了一个指头，我们接受了教训，得到了锻炼。新的形势来了，我们又从一个手指头发展成为十个指头，发展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常劝人读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一枝枪也没有，手无寸铁，对付全付武装的沙皇。后来发展为一个大党，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
我们党的情形也是一样。
1921年我党建立，到1958年也是由几个人的小组发展为一个大党。三十七年前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十二个代表的一个，有董老参加。其中有个周佛海，周佛海是个“好同志”?!还有陈公博。陈独秀没有参加会，因为他的声望高，我们选他当总书记。陈树秀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是伯恩斯坦主义者，是一个民主革命激进派，民主革命他干，他不懂不断革命，他犯了错误。回想我党的历史：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关头，剩下了没有几个人，还闹分裂。后来，万里长征又出了个张国焘，他分裂党，张国焘跑了，党又团结了。那样的困难局面，我们过来了。所以，我在莫斯科讲：是我们在延安强些?还是蒋介石在南京强些呢？蒋介石包围我们，把我们分割为几十块根据地，究竟是我强还是他强呢?要说蒋介石强，为什么我们在怀仁堂开会呢?讲国际形势，用中国的例子来讲，因为中国在整个国际上占很主要的地位。中国的发展，说明了整个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许多民族运动，这些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军，不是帝国主义的同盟军。正像列宁所说：我们已经钻到帝国主义的后方去了。现在是“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你们看欧洲就是落后，象英、美、法、葡、荷、比这些国家，究竟谁先进?究竟是他们先进?还是我们先进?历史的发展将有力地证明谁是先进的，斯大林懂得这一点，1949年6月，我们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同志去的。斯大林敬酒祝贺“中国会超过苏联”，当时中国同志不好喝这杯酒，我们谦虚，认为将来我们赶上了苏联，苏联又前进了，一直不喝这杯酒，斯大林一定要敬这一杯酒，讲了二十分钟，最后喝下来。这是应该喝的。先生教学生，难道叫你不争气，一定要争气。如果学生不超过先生，不能说明是好先生。你们看现在我就喝(主席举茶杯作喝酒的模样)，不要自卑感，妄自菲薄，应该把自己放在恰当的地位。当然也不要翘尾巴，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迷信。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铁托敢想、敢说、敢作，他的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我们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所以是不会错的。
二、国内形势
国内问题，主要是工人阶级与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农民这个同盟军，就不能解放自己，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强国。解放前只有四百万工人，现在有一千二百万工人，增加了二倍，连工人家属在内有四千万工人左右，而农民有五亿多。所以，国内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弄不清楚，就是在农村混了多少年的同志有的还弄不清楚。一九五六年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对农民的思想、感情，心里想什么不大懂，因此就没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一九五五年我写了一本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搜集了一百多个合作社的材料，除西藏外各省都有。来说明合作社增产这个问题，其实不要很多，只有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例子就够了。还有个合作社只剩下三户贫农还要坚持办下去，我们说这是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几个社，它不散，增产了，一增产就是一倍、二倍。四十条一定可以实现，你还不相信吗?可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二中全会的时候，不懂的人多得很。“观潮派”中央有，各省、地、县、乡都有，他们就是张仲良同志所说的：“等秋后算账的人”。这些人不去找积极因素而在找消极因素。听了一些干部的反映农村不妙，农业社很乱，粮也没得吃，衣也没得穿，不去调查，就相信农民苦，就动摇了。这些材料是从干部家中来的，农民要干部寄钱，就把农村说得苦，说没有油，没有盐，没有布。不说苦一些，人民币怎能寄回去呢?许多人对这个问题不加分析。柯庆施同志说有的材料统计，一九五五年江苏闹粮时，县、区、乡三级干部闹得凶的有百分之三十是富裕中农。闹统购统销统多了，农民苦了，所谓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就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苦”。余粮不愿卖，就是想把余粮拿去搞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各省、地、县、乡都有，中央同志也有受到影响的。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看问题，是工人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或是资产阶级、富裕中农的立场？
经过整风反右，大跃进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生产管理，这样一来城市空气也变了。农村、工厂空气变了。说农业没有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等等，都一扫而光了。不过还有观潮派，秋后算账那一派，这一部分人还没有扫“光”，所以我们要注意做这个工作。江苏提出要注意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三句话很好。总的方向是光明的，但要看到我们工作的弱点。不要粗而不细。张飞是粗中有细。张宗昌是山东人，做寿的时候，有的人批评他，有的人恭维他，有人评论他粗中有细，他很高兴。我们要作个张飞，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不管哪项工作，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经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写小说，一切工作都要这样。
现在全国是一片光明，但关键还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问题，农业一跃进，就逼着工业、各方面工作蓬蓬勃勃前进。
地方工业问题，在南宁会议只提了一句话，工业产值能否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抓起来了，成了一条纲，三个月来工作跃进很快。现在许多同志都清楚了。中央有几个同志在很短时间内对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在去年五月就解决了。去年恩来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以无产阶级战士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的。那篇文章很好，同志们还可以再看看。当然深入的解决，还是在后来。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同志每年要下去四个月，看几个合作社、工厂，解剖几个麻雀，否则根就扎得不深。
我很感谢河南长葛县的第一书记，全县一百一十二万亩地，今年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次五寸，翻土时使表土不变仍留在表层(翻土方法见长葛县的第一书记发言)，这是一大发明。现在向所有的县提出一个问题：长葛县能够这样做，难道别的县不能吗?各地在一年、二年、三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不是都象长葛县一样翻一次?山东大山农业社深翻土以后，别的条件没变就增产一倍。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同志报告讲过了，把种子、深耕、密植的条款放在前面，种子所以要放在前面，是因为没有种子怎么能生产呢?密植在南方湖南、广东等省一亩田种三万窠，每窠三株，每株三穗，每窠九穗，三九二十七万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粒，两万粒一斤，就是八百二十斤。这不是用手指头算出来的，是用笔细算出来的。密植要充分利用空气和太阳。现在不是反五气吗?不要把空气也反掉了，对太阳也不要浪费了，空气里有二氧化碳，植物的叶子吸收了二氧化碳，经过太阳的热能，就起化学变化，就变成碳水化合物。我们吃饭不是要增加热能吗？每粒粮就是热能，每个土壤团粒，就是一个小水库、储藏库。这不是主题，我讲的主题是要扎根、串连，要大家解剖几个麻雀。今后各行各业都要到几个农业社、工厂、学校、商店去解剖麻雀。其实不用多，一个就够了。
我提倡大家首先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就是世界观，就是认识论)我们的思想不是天赋的，思想是客观的反映。列宁讲：概念、认识都是唯物论，都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狗、人、树、石头、屋都是经过千百次反复才形成的概念。有了千百次的概念就能作出判断。我们下去看了千百遍客观事物，就得到了深刻的印象，思想就是观察客观世界的反映而形成的。如看到了人、树、屋、狗、石头，就有了这些事物的概念，我们就可能对这些概念作出判断。一个三岁小孩就有判断，他看过人和狗，当你问他：“你妈是人还是狗?”他一定肯定地回答是人不是狗，小孩看过他妈(个别)，又懂得人(普遍)这个概念，所以他的答复是普遍与个别的统一。三岁小孩就懂得辩证法，你们不相信吗?思想只能经过客观世界的刺激而形成，思想是由感觉产生。我们的多、快、好、省方针是反映客观实际，积累了许多年的客观斗争经验而形成的。这个方针还必须加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上游在哪里?四川就是上游，不在江苏，那是下游，这是讲自然地理。上游就是要争“先进”。卫星的“四川”是莫斯科。苏联抛了三个人造卫星，我们将来也要抛一个人造卫星上天，我们要抛，一抛就是一、二千公斤或者二、三万公斤，也可能是先从小的抛起。但不抛美国鸡蛋大的东西上天。
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群众的感情不深入在我们的脑子里，我们的脑子就容易动摇。过去我们打了败仗，开会想不出办法的时候就去睡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不如意的事，有困难的问题，积多少年的经验，深知要达到克服困难的目的，必须联系群众，再睡一觉，开一个会，办法就出来了。困难是有的，经常有光明和黑暗的两个面出现在我们面前。河北天旱不下雨，你们就不忧虑吗?他们提出不下雨，也要增产六十亿斤。
国内形势很好，虽有些阴暗面，但完全可以克服。有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去年六月已经了解了。各地也有观潮派，应该批评教育他们，要让他们了解，争取团结他们。
讲一讲除四害好不好?我对除四害很感兴趣。印度对除四害兴趣也很大，最近也想搞除四害。他们那里有很多猴子，人民奉之为神，不敢去得罪，但吃粮很多，危害大。他们要考虑如何除掉“猴害”。
我们不提斯大林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斯大林的口号不全面。列宁的“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我们也不提。我们不提电气化的口号，我们的电气化是会搞得很快的。为什么不提?列宁的口号好，我们比他更好些。斯大林提“技术决定一切”，那么政治呢?提“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群众呢?这两个口号不全面，缺乏辩证法。斯大林有时候懂辩证法，有时候又不懂辩证法。我们讲多快好省，是否高明一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些。我们应该高明些，先生教育学生教出来了嘛！我们这个口号可能好一些，后来居上。在我国，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苏联搞了二十年零六个月由四百万吨钢增长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其中三年内战除外)，他们就以一千八百万吨钢战胜了希特勒。二十年增加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学了他们不用二十年。我国六亿人口，有苏联的帮助，他们四十年建设经验就是我们的经验。他们走对的路子，我们就走，他们走错的路子，我们就不走。现在有人说我们一九六二年是×千万吨钢，还有人说搞到×千×百万吨，×千万吨对我兴趣不大。我们是三年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十三年搞×千万吨钢。也是超过了苏联，我们的老底子不是四百吨，是九十万吨钢。这九十万吨老底子，大部分是日本的。蒋委员长不高明，只有四万吨。我们的委员长搞了二十多年，只搞了四万吨钢，还有满清张之洞和北洋军阀的。这位委员长不灭亡，真没有天理。我们九十万吨的底子，十三年不是一千八百万吨，而是增加到×千万吨，也可能是×千万吨。就以×千万吨来说，也是增加了×万吨，也是超过了苏联的速度。所以“事在人为”。我们有六亿人口，苏联的经验，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大中小结合，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一定会快些。列宁对群众路线讲得很好，不管“官”多大，必须以一个劳动者的身分出现，他是重视群众路线的。我们要多看列宁的著作。我们又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整风后，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连落后的阶层也敢说话了。富裕中农、贫雇农中落后的部分也敢讲话了，这样很好。
现在都蓬蓬勃勃，紧张地干，但要注意休养生息。要有紧张，也有松弛，光紧张不松弛也是不行的。我听到一个故事，河北省某地办了红专学校，据说由于过分疲劳，学生上课打瞌睡，教员的精神也不大好，有些就教不下去了。太累了不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张而不弛，文武不为也”，文王武王是圣人，都不能。我们还能？把弓张起来，一天不休息，你试试看。
又团结又斗争，各方面都应该如此。各地对观潮派，秋后算账那一派，要好好说服他们，要斗争，不斗争不行，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不要不准人家革命，不许人家改正错误，这是不妥当的。阿Q伤心的一件事就是假洋鬼子不让他革命，有意见。你们看过阿Q正传吗?中国有个鲁迅，写了个阿Q正传，把“不准革命”专门写了一章。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要有好心，不要把别人打倒，自己来，存心不良是不好的。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几个人办事是有好处的。
辩证法在中国应该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管不着，我们管的是中国事。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列宁的辩证法，同斯大林的不完全合乎。斯大林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形而上学，不合辩证法。这个老头子在临终前一年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著作中又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矛盾，而且说，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不好，还会变成对抗性的矛盾。这是合乎辩证法的。他虽片面，也有辩证法。就是这样，他还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一个大敌人希特勒，搞了五千二百万吨钢，三个卫星上天，这个方法也建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可以采取另一种办法来进行建设。可以用不同方法。至于说阶级斗争我们采取列宁的东西，而不采取斯大林的东西，可以比他们搞得更好些。斯大林把取得政权以后的改造，都叫做自上而下的革命。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搞土地改革，只讲从上而下进行，不强调阶级斗争，从上而下搞法令、政策、指示，但不强调阶级斗争。我们不光是自上而下，还加上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方法。如土改，我们有个法令，就是土改法，我们有个自上而下，还来个群众斗争。东欧和朝鲜都是自上而下，不搞群众斗争，没斗地主，没斗资本家。我们是斗了资本家，你们知道我们斗争资本家是什么时候?是在三反五反时候。所以，资本家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们又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让群众都来建设。我们和苏联搞社会主义，方法上有些不同，东欧这些国家没有搞改革，没有阶级斗争、群众路线，实际上是和平土改(我们称为恩赐)，我们完全不同。
为什么我们能够比苏联建设速度快？苏联四十年才搞五千二百万吨钢，大约只要×年就行了。再过×年，就是××年，大约就能够搞到五千万吨以上，达到苏联现在的水平。我讲十大关系时就讲：能不能设想比苏联快些。我们有六亿人民，有苏联走过的道路，不少工业建设都可以学习苏联，依样画葫芦。苏联技术上援助。再发挥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候的阶级斗争及群众路线那一套。他没有讲群众路线这个话，但是总是讲要依靠群众。这样可以搞快些，多些。是不是这样，请同志们想想。
昨天有人发言说：“要跟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某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的跟。大家一定要有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不好。我们跟马、恩、列、斯，凡是对了的都要跟。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真理在谁的手里就跟谁。搞农业合作化我们是跟贫农和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在农业社、工厂、学校、商店、机关、学校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一个社、一个厂能这样办，为什么别的社、厂、机关不能这样办呢?因此，我们就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一个典型既然做出了成绩，其他单位也可以跟上去。糊里糊涂跟某一个人是危险的，一定要有独立思考。
我们同志对十个手指头的问题，往往搞不清楚。十个手指头有长有短，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有缺点，总不过是一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是一个指头问题。资产阶级怎么样?资产阶级中间派有：中中、中左、中右，资产阶级中间派的中中是五个指头和五个指头问题，中左是六个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存在条件反射，一时洗不清楚，对他们的斗争还是要经过长期反复，但大的不可能了，如果有十二级台风他们还是会变的。×××发言中讲到反革命反复的问题，公安工作走群众路线问题，很好，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一有风吹草动，反革命可能又会冒出来。经过整风和有了去年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我们的干部经过考验，风浪再大，不必担心。我们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们这个船就没有翻，右派猖狂进攻，我们也没有翻船。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过早了，没有暴露完，我看不一定。只要有毒，发表社论后，还是要放。小学教员反右派斗争开展得很迟，仍搞出××万个右派，全国××万右派，它就占了三分之一，只要有一定的温度，就会冒出来的。
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就是不认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要从本质上看问题，要吸取这个教训。
必须准备遭遇万一的风险，要准备应付灾荒，赤地千里。还要准备打大仗。帝国主义丢原子弹怎么办?他要打原子战争，丢原子弹，你不批准，他还是要丢。我又不是杜勒斯的参谋长，他们又没有来请我，管不住他们，他要摔只好由他摔了。
再一个问题必须防止党的分裂，党内出乱子也要镇定，我们要做准备，不要说我们“八大”会议没有讲，搞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现在我们这样提：一般说我们党是不会分裂的，可是在一定条件下，又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
战争与和平哪个可能性大呢?现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大。目前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阵营一片光明。苏联力量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强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国内阶级矛盾深。还有反帝的民族独立运动，亚洲、非洲、南美的民族解放运动力量大，是我们的同盟军。还有西方世界不愿打仗的人们，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都不愿意打仗，资产阶级也有一部分人不愿打仗。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和平可能性大于战争可能性。但战争可能性还有，帝国主义出疯子的时候，就可能打仗，打原子弹。对这个问题要作充分准备。他要打，有什么办法，他又不请我去当参谋长，我在北京有什么办法。打也好，可以迅速把帝国主义一扫而光，估计打三年就可打完。有原子弹，比过去会少一年，以后再不会打仗了。打也不要大惊小怪，打仗就是要死人，死人我们在座的同志都是看过的，死人也不怕。六亿人口死一半，还有三亿。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汉武帝到三国到南北朝，这一时期，人口从五千万减少到一千多万。到了唐朝，唐明皇的时候，又出了一个安禄山之乱。到五代，中国又分成十国，打了一百多年，到了宋朝统一，人口又只剩下了一千多万人，人口又大为减少。我看原子弹没有我们中国的关云长的大刀厉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死了二千万，加上欧洲其他国家死一千万，也不过死三千万人。唐明皇以后，就是用大刀打仗死了四千万人。死一半不要紧，剩下三分之一也不怕，过若干年又发展起来。我向×××讲，他不相信。真正打起原子战争，也非坏事，可以换来一个资本主义灭亡，永远实现和平。
假如党内分裂，就会乱一阵子。不平衡总要走向反面，就是平衡。分裂会走向团结。如果有人象××××、高岗那样不顾大局的人，就会分裂。阿Q正传要看一下，不准革命是不对的。高岗就是不准人家革命，闹分裂。代表们，特别是中央委员会要顾全大局，不顾全大局是不好的，自己是会摔斛斗的。高岗不许中央一些同志革命，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高岗利用个别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准人家革命，闹分裂。凡是闹分裂的人没有好结果，不应该闹分裂的时候闹分裂是不对的。只有象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的时候，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提出保卫祖国，要工人阶级自相残杀，向资产阶级投降了，列宁才和第二国际分裂。列宁与考茨基决裂是对的。我国当前情况不同。浙江的×××，广东的×××、×××(这个同志据说表现得好一些)，山东××，广西的×××，他们闹分裂，这是不顾大局，闹分裂是要失败的。广西×××站在地主立场上，×××是要实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新疆还有一批干部闹分裂，他们要成立共和国，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民族分裂。西藏有些人闹分裂，不讲合作，这些人将来要失败的。要讲国际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不讲是不对的。我们要把一切积极性调动起来。各地要开右派大会，你们开了没有？没有开的要开。要把他们百分之七十分化出来，好的今后三年、五年、七年、十年可以把他们右派帽子摘下来。再搞右派，再把右派帽子给他戴上去。
再讲讲破除迷信，讲一讲普通人发明创造问题。
我要大家排一排过去发明创造者的情况，要各方面去搜集。第一机械工业部搜集了一个材料是不是印出来了?(有人答：没有)他们搞出来41个发明家的小传。小传里的人，多数是比较贫苦出身的。只有7个工程师、学者，是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工人、农民，没有学问的，没有社会地位的。如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就是个工人。电的发明者富兰克宁是个报童。其他各部门，希望都要搞这样的材料，这个材料很有用处。这四十一个人的材料，是从十八世纪算起的。这个材料不是三百年以来的，是两百年来的。不论是三百年也好，一百年也好，搞出来就好。我们没有那样多知识分子，这对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破除迷信、打破自卑感很有好处。数学家华罗庚就是一个中学生。苏联搞人造卫星不是什么专家，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齐奥尔柯夫斯基搞出来的。他开始以教数学为生，研究人造卫星为付，后来才慢慢搞成专业。广东治白蚂蚁的是一个只是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发明的，在国际上还没有解决消灭白蚂蚁的问题，他解决了。中国古代有个卞和献璞，三则其足，当时他哭起来，厉王问他是不是因痛而哭？卞和说我的脚并不可惜，可惜的是没有人认识这个东西。这壁就是廉颇、蔺相如“完壁归赵”的壁。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没有学问的人比有学问的人强，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搞创造。
再讲讲要以普通的劳动者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之所以很重要，就是因为有些人做了官，摆官架子，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摆老资格吃饭，靠官高吃饭，而不是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过去的官僚主义严重，看不起人，不平等，‘你是我管的’，妨碍了群众的创造性的发展。我们整风要扫掉这种官气，只看谁有真理，我们就服从他，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打扫街道的也好，普通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手里，我们就拥护他。再大的官，真理不在他手里就不能服从。经过整风，大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有官气就孤立了。应该说官气、摆官架子、摆资格、看不起人，靠地位、资格吃饭，是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出现，不是低级趣味，这是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我们过去讲要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只要全党都是以劳动者出现，有这样科学的谦虚态度，不是虚伪态度，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一般规律。去年全国闹得天翻地复，右派和中间派都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说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看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而内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我们共产党、工人、农民、干部对当教授一般是外行，人家一攻，我们是认为不能领导了。过去我们批驳右派不系统。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呢?我说：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一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干一行，或两行，懂这种，这种就是内行，不懂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就是外行。譬如唱戏，梅兰芳只能唱旦。旦中有青衣，有花旦、武旦、老旦、还有丑旦，梅兰芳只精于青衣。唱老旦北京有李多奎，梅兰芳就不行。此外，还有其他角色，唱生的，也有老生、小生、武生之分。总之，万门中，每人只能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一万行里对一行是内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就算你能精通三行、四行、五行，那就算本领大了吗?薛仁贵精通十八班武艺，不是本领很大吗?那也不过十八行，还有九千九百八十二是外行。所以说，人人是外行。隔行如隔山。是外行多呢还是内行多呢？！是内行少外行多。也就是说，除了本行之外，对其他行知道一点，大略熟悉几门或十几门是必要的，但很熟悉是不可能的。如党委熟悉一些农工学商，有点常识。同志们会开飞机吗?我看没有会的，有也很少。我就是一个，只会坐不会开。略懂得几门是必要的，要熟悉多了有困难。中学里有十几门课程，大学是不是也是十几门哪？到大学就有了专业，许多专业是从业余转化的，由这一行转到那一行。譬如孙中山过去是不出名的，开始当医生，后来搞革命。孙中山不是说余致力革命四十年吗？他六十岁死的，除去四十年，他二十岁时候还当医生。那时候当医生是主业，(我没有调查过他的医学水平怎么样)假定对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付业，以后转化为政治是专业，医生变成了外行，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管医生了。政治是管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就是你们在座的同志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教授、工程师瞧不起我们。我们有许多人觉着自己不行，有点自卑感，是不对的。他们现在还不服气，还没有驳倒他们，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因为右派，中间派还看我们不起，我们要找出道理驳倒他们，一万行你只有一行嘛！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内行领导外行很困难，叫梅兰芳当总统行吗?他只会唱戏。
要插红旗、辨风向。红旗就是我们这个五星红旗，是插红旗还是插白旗？横竖是要插旗子的，世界上不管任何地方都要插旗子的，南北极也要插，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不是苏联插，就是美国插。南极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大陆，我们还没有去过，哪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那里插旗子去。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资产阶级的白旗，就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去年五、六月，学校工厂、合作社插什么旗，争夺得很厉害。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合作社、机关单位、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一做工作，要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一个合作社，一个生产队总要插一面旗。
有一种谦虚是低级趣味的。这些人是闭口道士，道士是吹吹打打的，他们不吹打，不插旗，要批判这些人。有一种舆论，有一种社会风气，鼓励低级趣味，鼓励虚伪的谦虚。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他们是否从《儒林外史》学来的?哪里有这种典型？为什么要插旗?插了旗子才能提高嗅觉，辨别风向。是东风还是西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
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有的同志不是在这里讲吗，人总有几种状态：有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积极分子应该争取中间分子，使他站到左边来，如果他还在中间，那就是插灰旗，右派是插白旗。唐朝有一个刘知几，他是个历史学家。他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问题。我特别要向同志们讲的，就是要同志们善于识别风向。识别力这一点，有极端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干，很有学问，但是没有识别能力，不会识别方向，很迟钝。斯大林不是说过吗，领导者要有预见性，所谓预见性就是要能识别风向。还没有刮起来，就知道要刮风，当小风刮来了，就能看出大风要刮来。站在看台上，什么都看不见是不好的。事物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你还看不到；事物发展了，你还看不到，就更不好。如社会上有右派你看不见，这就使右派有机会插上旗子，你看不到他，他就要来(去年大鸣大放引出右派，我们是自觉的)。所以不要怕插红旗，凡是没有红旗的地方都一定要插上红旗。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连队、支部、山头，凡是没有插红旗的地方都要快把红旗插起来。现在有些单位、地方，并非都是红旗，这是自然状态，参差不齐是常有的。有的开始是红的、以后又变灰了、变白了，先进变落后了。那就要换旗子，再把红旗插上。
前几天会议上我讲到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讲到农民问题，提出要准备应付灾难，又提到世界大战和分裂问题。今天从红白喜事讲起。中国人对结婚叫做红的喜事，死人叫做白的喜事，统称红白喜事。这是辩证法。结婚为什么是红喜事呢?结婚后会生小孩子，这是突变。一个母亲分裂出两个人，有的分出四个、五个、六个、十个，变成了航空母舰。当然我不是不讲节育，这也要做，因为生十个太多了。我这里是讲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问题。中国人说死人叫白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送葬、作丧事，觉得难过，另方面又说是喜事，这合乎辩证法。我看也的确是喜事。大家想想看，如果孔夫子活到现在，来到这个会场，有了两千多岁，恐怕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发生灾难，有的是社会现象，有的是自然现象。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突变是事物最根本的规律，比渐变更根本一些。由生到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是渐变。突变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量变基础上发生的。假如蒋介石死了大家一定鼓掌，开庆祝大会。杜勒斯死了没有一个人不高兴，不会有人掉眼泪(我指的是我们这里)。因为旧事物的灭亡是必然的，是好事。新事物如果灭亡，那是悲伤的。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中国大革命失败，1935年南方根据地丢掉，都是很不幸的事。前几天秧苗被冰雹打掉了，就是灾难，就发生要补苗的问题。我们共产党员，是改造世界的，希望事物变化发展，大跃进就是在大变化。×年赶上英国，再加×年，××年赶上美国，是突变。当然突变不是突然来的，它是经过数量渐变的变化而来的。超过英国需要七年时间，一年是一个阶段，共七个阶段。一年当中还要分四个阶段，抓四次，七年是四七二十八次。这中间大体上都是量变，不是突变。但这当中也有部分是突变，例如煤炭赶上英国就不要七年，二、三年就可以，在这一点来说是质变，不是量变。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否认量变，光来突变，就会犯冒险主义错误。从不平衡到平衡，平衡破坏了以后又达到平衡。不平衡是好事，这样就有压力。大跃进当中把许多平衡破坏了，特别是水电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不好办，各部各地都压他们，产生不平衡，使他们大伤脑筋。伤脑筋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突变、分裂是普遍的规律，是绝对的。团结的任务提出来，就是因为有不团结。团结是经过克服了许多分裂面达到的。一个人就不发生团结问题，两个人在一起就提出有团结的问题。我们有六亿人，中国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水平不同，思想不同，所以年年要讲团结，天天讲团结。现在党代会实行常任代表制，是一个好办法，每年开一次，讲一次团结。这次会议经过一年多了，但开得很好。经过整风，又有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年冬天开始的大跃进，又有了工业与农业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大、中、小工业并举，几个并举的方针提出，所以代表会好开了。今后一年开一次会，隔一段时间不开会，大家想法就不同了。开一个会就可以采纳比较合理的意见。会上做报告，通过决议，以后过一个时期再开会。不开代表会，也要开其他的会。这次会议有不少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其他同志列席很好，使会议内容更丰富，很多人在会上发了言。我们不但要年年讲团结，而且月月要讲团结，天天要讲团结。因为细胞天天在分裂，天天在新陈代谢，象小孩身上细胞新陈代谢一样。每天旧的哀亡了新的补上，我看也可叫“新陈代谢”。姓“新”的来了，姓“陈”的走了，总是姓“新”的代替和赶走姓“陈”的。我说的是陈旧的陈，不是要赶走陈伯达同志。“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生物是新陈代谢，事物也是这样，生物、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一切事物总是走向它的反面。恐怕元素也是如此，现在有102种，开始没有那么多，后来多了，若干万万年以后，可能增加到204种。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几个出党的，几个受批评的。听到湖北省兄妹互贴大字报这件事吗?妹妹向哥哥提意见，哥哥有点官气，摆老资格不接受，妹妹不服气，要出哥哥的大字报。哥哥说她不会写，妹妹请别人写了大字报，真理在妹妹手里，哥哥输了。后来哥哥贴大字报，认输了，妹妹赢了，可见没有学问的人比有学问的人强。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真理往往在他们那里。浙江父子二人争种田，儿子主张密，父亲主张稀，结果儿子比胜了，父亲比输了。看来儿子、妹妹总是胜过哥哥、老子的，世界上作哥哥、老子总是危险的。不过也不要紧，输了就投降好了。但是，要平等待人，否则老气横秋就会不认输，湖北兄妹开荒是团结的例子。输掉认输就好了，也就团结了。
现在我讲的是大灾害，世界大战、党的分裂。我们党有过四次分裂。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罗章龙分裂党，另立中央；第三次是张国焘闹分裂，另立中央；第四次是高岗，他还没有搞成功就被压下去了。至于王明的三次路线错误，是采取合法形式，我们对于他采取了治病救人的办法，和他们斗争，还允许他们革命。新的分裂还有没有?我看今后肯定会有。只要有党，一万年还会有，党恐怕不要一万年，顶多百把年后可能要改变。党几年以后的形式怎样还难说。现在到二十一世纪还有四十二年，世界会起大变化的。到那时候你知道我们要有多少钢铁?有多少煤炭?世界会有多大变化?我们××年赶上美国，四十二年不知会变成什么样？苏联在前进，可能不要××年就可以赶上美国。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不要迷信。分裂的事例很多，国际上不是有铁托吗？美国有盖茨法斯特。北京有丁玲，北京市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系统人类灵魂工程师也垮了不少。这些人垮了有什么不好呢?我看有好处。世界总要有分裂，天天都有分裂，人的细胞天天都在变，一个变两个，二个变四个，所以年年都有分裂，月月有分裂，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正如细胞的产生和死亡一样，用不着的细胞死掉了，分裂出去了，新的出生了，团结了，有什么不好？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有生有死，有发生、发展和消灭，现在都不存在了。情报局还有没有？现在是莫斯科十二国会议，又出现了新的形式。在十二国会议上曾经做了个内部决议，十二国相约，有事由苏联召集，波兰说公开发表国内有困难，所以没有发表。这说明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发生发展消灭的过程。
讲讲设置对立面。一个是自然界、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问题是放不放?去年春天是党内的一个大争论，我们决定要放，大放，特放，放出来叫他们造反，作为一个对立面，再动员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起来和他们辩论对抗，把他们整下去。今年一月小学教员又开始大鸣大放，放出了右派占百分之十，又放出十万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教育了全体。全国放出来三十万右派分子。是原来就有的。我们的政策放不放，放出来好，教育了六亿人民。还有一种自然界原来没有，但是有物质条件，可以人为地建置对立面。例如我们修十三陵水库，就是人为建置的，全国造了千百万个水库，星罗棋布。这就是人为设置的对立面，用人力不许水往下流，把水蓄起来，提高水位，有个落差，可以灌溉，又可以发电，又可以行船，综合利用。办工业也是人工设置的。长春汽车厂原来是没有的，是工人设置的，只要自然界有这个材料。总之，一种是原来就有的——右派，一种是人设置的——水库，但要有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是不行的。人造卫星上天，也是人为的，只要掌握了规律它就能上天。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对于党的团结、分裂应有预见。对分裂不要害怕，分裂是客观规律。当然出了事情总是不愉快的。我们党内陈独秀、罗章龙、高岗这些人搞分裂，王明路线，内战时期的三次错误，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这许多对立面，教育了全党。这种对立面不是人为造出来的。各省的分裂分子，以及高岗等人，只有在一定的气候、一定的时机才会出来。当然我们不替陈独秀、高岗开追悼会，克服了分裂我们开庆祝会。党内出了这些事，我们是不高兴的、担忧的，但主导方面是乐观的。我们柯庆施同志是最乐观的，一点忧愁都没有。担忧是不好的，又是不必要的。右派进攻，你们怎样?天天高兴，年年高兴，还不被右派打倒！你们不是都有点急嘛，我就着急，急就会想办法。注意领导艺术，领导得好一些，就能变坏事为好事。如锄草，农民是有预见性的，有几千年的经验，要苗长得好，就必须除掉杂草。在一千几百万党员中，如果有二、三万人有觉悟就不必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去团结一、二万，二、三万人有更高觉悟、有预见，工作搞得更好一点，就不怕，就不必担忧了。世界大战争取不打，打起来也不怕。我们方针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就是路线错误也不要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除非象丁玲那样要开除出党，对×××等人就用治病救人的办法。反“冒进”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中央和地方都很好，现在没有事，要有乐观主义。我们要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我讲这些问题，是使大家有精神准备。
最后再讲一件事，××发言讲到民歌，很好。各地都应该收集一批，全国有九万个乡，我看每个乡都可以搜集一本，这样就能出九万集。九万集多了，最少出九千集。新民歌要，老民歌要，革命的要，一般社会上流行的也要。收集的办法是发纸，发三张不够发五张，写大字报不是发了很多纸吗?不会写可以请人代写。我看就请柯庆施同志写，你不是主张搞文化革命吗?
现在就要布置秋耕冬种，要为一九五九年做打算。湖北王任重同志发言中提到要立即布置秋耕冬种，并准备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计划，这很好。这两个月除了抓农业之外，还要请各省对交通运输、商业、文教、军队等抓一下。这两个月的时间，重点抓工业。
我们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这很好。现在是思、工、农、商、学、兵，把思想提高到前面来，这是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斯大林讲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政治呢?群众呢？这样不全面，有缺陷。列宁说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这是对的。苏维埃就是政权，政权就是政治，没有政权，怎么能在怀仁堂开会呢？如果蒋介石在北京，怎么能够又红又专呢？以红带专，就是政治和业务结婚，结婚就生孩子，这样就能生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叫“超英”，第二个孩子叫“超美”，出来一个共产主义。我们要×年超过英国，××年超过美国，我看一定大有希望。
两个月抓一下工业，七月的会议到八月间看，开十五天左右。八月开会的时候，农业的丰歉大局定了，就可以决定明年的问题。
我们这次会议是有成绩的，开得很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不认真什么也做不好，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广大的国家，现在人民得到了解放，不仅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出了前途。前些时候还看不清楚多快、多大的规模，要多长时间，才可以摆脱落后、被动的状态，在世界上没有地位的状态。我们这个面积广大、六亿人口的大国，世界上有许多人看不在眼里，杜勒斯就看不在眼里。我们的情况是不太相称，所以这种看法也是有理由的。我们的国家人虽然多，但是没有表现出来，总有一天我们赶上英国又赶上美国，那时候他们就会看见确实有这么个国家，就连杜勒斯也要找上门来。我们的方针，是争取他找上门，你这个客我是不请的。但是到那个时候，他自己找上门来，你来了我招待。
过去这几年，特别是去年一年，有不少的人，看不清多、快、好、省这条路线，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有些人对多快好省怀疑，反对的也不少，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有些人是经过一些时候看到了。我们的道路是有曲折的，以后还是会有曲折的。这次大会制定的路线还要到客观实践中去证明，虽然经过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的发展象个马鞍形，第一年是在马鞍的一端，第二年是在马鞍的中部，第三年又是在另一端。三年中是两头高中间低。有了这个高低，我们的会就好开了。这次会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反映了人民的干劲。人民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因素，在去年九月的三中全会上就开始反映。前年十一月的二中全会上反映得不够，没有占上风，有反冒进的潮流。这个反冒进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有两件事情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件是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和出了一个波匈事件，来了一个世界反苏反共的高潮。这个事件影响了世界，也影响了我们国家，影响了我们党。一件是国内的反冒进，事先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就没有预料到。我在成都会议的一个文件上批了一下，过去我们没有预料到这两件事，请各省委研究将来还可能有什么困难，大家要研究一下，中央也要研究一下，有哪些可能发生的曲折，会出什么事?能预料到就好了。所以我在这次会议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就是有世界大战的可能，有党内分裂的可能。预料到了就不要紧。并非现在就有战争。莫斯科宣言中讲要防备疯子，有疯子就有可能打世界大战，我们这次会议的决议里也讲到了。如果打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就要完蛋，世界是我们的。党内如果起波折，发生了分裂，不正确的力量总归要失败，正确的力量总归要胜利的。你们看，这么多省，一半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把省、市、自治区党委推翻了。如果不克服下去是不行的。地委、县委、支部怎样啊?多少也有些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这些人必然会混进党内来。有些人在多快好省的问题上反冒进，这是属于好人犯错误。象×××、×××就是坏人犯错误。有些人是不是坏人呢，象×××怎么样？还要具体研究。丁玲早就叛了党，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
跟什么人走?上次我讲过了又跟又不跟。今天再补充一下，要先跟什么人，再跟什么人。我们要先跟人民。人民有那么大的干劲，人民有许许多多先进事物、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等等；工业方面，突破定额等等。总之，所有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工农商学兵，思想方面，理论方面，有各种人材，他们是代表人民的，是正确的。如这次会议上的许多发言，要我讲就讲不出来，你们比我讲得好。这些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东西。正确的东西，要把它总结起来。你说先跟谁呢?尊重唯物论，就要先跟人民，就要比较正确、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要求，然后制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和路线。过去没有经验，要经过一个过程。这次大会做的报告、做的决议，是经过过去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年开始的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的大发展，同时来了一个波折——反冒进。一九五七年有些发展，不象一九五六年，变成了马鞍的低部。一九五七年九月三中全会，给了我们一个鼓励，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了方向。以后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最近半年出现了大跃进新的高潮。许多东西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替这次大会做了准备。成都会议总结了经验，制定了决议，南宁会议又搞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六十条今后要改写，内容大体还是那样，过几个月拟再改写一下。所以说，先要跟人民，然后人民才跟我们。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首先是理论来源于实践，然后理论又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开头没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才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间，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头脑里面，才有了理论性的总结，他们才创造出了革命的理论，客观规律才反映到主观世界里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模范。我们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要有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理论只能从客观实践中来，不能从别的地方得来。老是不出门，离开了客观实践，是不能创造出理论来的。我们这次大会上所制定的路线，就不是某些个人突然想出来的。不管官多大，地位有多高，多么有名气，只要有半年时间不向人民学习，不与人民接触，不与同人民有联系的干部接触，也就不知道什么事了，就会贫乏了。所以我们规定每年要有四个月下去，去接触工人、农民，接触人民，接触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了解他们想些什么事，他们做的事情的过程如何，经过那些艰苦。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个提法很好，是新鲜的提法，反映了人民的干劲。没有干劲是不好的。鼓足干劲比鼓起干劲好，干劲早就鼓起来了，问题是足不足。干劲有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还是八、九分?十分就足了。鼓起干劲早就有这个提法，鼓足干劲是新话。力争上游从前就有了，不是新话，现在有新意。从国内来说，无非就是争四、五、八，争千斤亩，争两千斤亩，争出钢的炉数。长春汽车厂投资不增加，生产比设计能力增加了一倍以上。鞍山的钢，也是不增加投资，要提高产量。实现四十条，现在不要十二年了。有些省在有的项目上三年就可以实现了，有的省说可以一年实现，对外宣传还是说两年实现，争取一年实现，留些余地。有些项目今年可以完成，有些项目明年可以完成，有些项目得第三年可以完成，我看全国大体上五年差不多可以完成了。一年抓四次、检查四次，每年下去四个月，用这样的领导方法，可能在五年内实现四十条。这不是“上游”吗?不是“多快”吗？但还要“好省”。从国外来说，同外国比较，就是要争取七年超过英国，××年超过美国。报纸上宣传还是十五年超过英国，这次大会对这个提法有些修改，把“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改成为“十五年或者更短一些时间内超过英国”。这里打了很大的保险系数，实际上×年就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了。有些项目还不要×年，比如煤炭两三年就可以赶上了。上海和别的地方有些品种已经赶上或超过英国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可能看了不大懂。这里面没有个主词，鼓足什么人的干劲呢?本来考虑加上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积极因素作为主词。其实世界上怪事多得很，不加主词也可以。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干劲就是六亿人民的干劲。六亿人民的绝大多数干劲很大。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这些人的劲头可能不大。
关于插红旗辩风向。有些同志在会上讲“辩方向”，这搞错了。我讲的不是辩方向而是辩风向，不过意义上没大差别。任何山上，任何地方，也要插旗子，你不插，人家就插了，你不插红旗，他就插白旗了。每个山头、每个合作社、每个生产队都要插一面旗子，凡是看到没有旗子的地方都要去插上旗子，看到插白旗的要把它扯下来，插上红的旗子。灰旗子也不行，要请他扯下来，他不肯扯就经过辩论把它扯下来，也插上红旗子。黄旗子也不好，黄色工会，黄色小说，实际是白旗。辨风向，就是要善于辨别是东风还是西风。如反冒进的风，是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吹的。四月政治局扩大会，各省市委的同志都来参加了，本来已经提出了多快好省，通过了四十条，提出了十大关系，这是促进会议。但是，没有通过明确的决议，没有发表文件，这是一个缺点，会议只订了个君子协定，大家赞成的。成都会议就有明确的决议了。这次会议有了决议，应当在报上发表。二中全会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开始的，也没有明确的决议。会上的报告，着重地谈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增产节约，也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反冒进的那股风没有挡住。反冒进本来是一件坏事，现在坏事变成好事了，使我们有了比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这次会议，都详细地谈到了这些问题。这次会议有许多很好的发言，××同志的报告，××同志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都反映了这个干劲。南斯拉夫的铁托也有干劲，他的干劲是那一个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的干劲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的干劲是灭无产阶级的志气，长敌人的威风，是专门泄气的干劲。今天我主要讲的是今后要辨别什么风向。大风是容易知道的，十二级台风人人容易辨别，吹得人不舒服，房子吹倒了，树木也吹倒了。小风就不容易辨别，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加要注意。宋玉写了篇“风赋”，值得看一看，他说风有贵族之风，有平民之风。他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几句话有书为证，在“文选”第十五卷，昨天晚上我还翻看了一下。他说风是起于青苹尖上，侵淫于溪谷，大概就是成都，“土囊之口”就是三峡，屈原是湖北人，大概是指那个地方，“盛怒”就是生气。“起于青苹之末”的时候最难辨别。讲多了不好，就讲这些。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