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对班禅说：你们西藏的事办得好。你们闷了多少年了。你们要改革，我们就不要改，跟你们总是不对头。阿沛也要改，你们两位都要改，你们非常不满意我们这个政策，什么六年不改，坚决反对。现在你们胜利了，我们失败了。（班禅：现在西藏是坏事变成了好事，现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清楚了。）反革命闹事，越闹越好。不因此一闹，你们这个改革就改不成。
有许多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变分子，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人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项多三四万人。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除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许多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的同情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那少数人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人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口。你看，基督教是结婚的，回教是结婚的，天主教多数是结婚的，只有少数人不结婚。（周恩来：印度教也结婚，日本的佛教，除少数人以外，也结婚。）就是西藏的佛教不结婚，不生人，不生产后代。这是不是可以改一改，来一个近代化？同时，教徒（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的事情，只能各人自己决定。这些话，我跟达赖一个人谈过。我说，你们为了长久之计，是不是可以加以改革。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是个农奴制度，就是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奴隶不是奴隶，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界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地球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来不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不站在反革命那边，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资本家也是一辈子都包到。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有利。这样一来，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把仇就解开了。而农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得了土地。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又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大胜仗，那有那个事？既然我们打了大败仗，那么就有打了大胜仗的。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么，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你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知道，这是个大家的疑问。我这里回答：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只要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就是五万（包括干部），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退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这样搞了，宣布六年不改，六年以后，如果你们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西藏整个民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那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个地方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跟他们商量，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就举行叛乱，武装斗争。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抗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变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现在有许多所谓康巴人去了西藏呢？就是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康人同藏人就发生矛盾。西康跑出去的，青海跑出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吃，那里来呢？就在这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那些枪收缴了。比如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的队伍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六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头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要。所谓灭掉者，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选。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国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地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之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他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么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之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班禅：“刚才主席的指示是完全合乎事实的。西藏过去对农民的剥削很严重，农民过着很痛苦的生活，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坚决改革，为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西藏。一些外国的反动派有些谰言，他们只同情西藏少数的叛国分子，他们对西藏广大的人民是毫不同情的，他们是我们西藏广大人民的敌人，是我们的对头，我们坚决反对他们”。
主席：有些人，象印度资产阶级，比如尼赫鲁总理这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是两面性：一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号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他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他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留了一手，不作绝。比如对达赖，他现在散布空气。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部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他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说，要等看见西藏那个事情的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看他说什么话。还有英国人在印度办一个报，叫“政治家报”，也说不要作绝了，不然有连根拔掉的危险。你看，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从来没有跟我们决裂过。我对达赖这个人还有相当好感。他是个年轻人，他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你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你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是父母之邦（此人是青海人），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作绝了。看来，尼赫鲁，以及英国人，也有可能不会作绝。但是我们现在准备他作绝。你作绝有什么了不起？
有这么一说：三月十号以后，达赖是不高兴。因为那些康巴人在那里胡作非为，大吵大闹，把他那个洛布林卡、布达拉宫都占领起来，不由他分说。他讲过一次话，他说，你们这样搞法，你们以保护我的生命为名，这样搞下去，没有好结果的。我现在不能活了，你们再这么搞，我活不下去了。
这几个月，从去年八月起，现在是上月，这八个月里头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去年八月大闹台湾，现在大闹西藏。我们就是这两块地方没有改革。西藏是陆地，可以用脚走，有公路，可以用车子走。西藏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跟它订立象台湾那样的条约，我们空军可以去，陆军也可以去。而台湾的性质就不同了，台湾跟美国人订单了条约。去年美国人在中东闹得混不下，中东事件，搞得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以及那许多美国人都神魂不安，睡不着觉。联合国通过叫他撤兵的第三天我们就打炮。那里告一段落，这里就跟着来，美国人也就跟着来，吓得屁滚尿流。从美国西海岸调兵，从日本横须贺调兵，从菲律宾调兵，还从地中海调一个舰队到台湾海峡集中。一时候他摸不到我们的底。杜勒斯后头讲，这是他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中，在一个地点集中这么多。比如，单是航空母舰，美国一共十二条，这回集中了六条，集中了一半，其他的军舰很多。拼命调，生怕我们把金门、马祖、台湾夺回来。蒋介石那个时候慌得一塌糊涂，就准备搬家，有一个经济部确实搬到乡下去了。八月二十三一打炮，当天（或者是第二天）美国就下决心调兵。这是八月，九月一个月，到了十月，他就看清了，马上撤回去了，回西海岸上，回日本，回菲律宾。地中海的因为路远，刚刚调来，刚刚到，到马尼们修理修理，马上又回去，手忙脚乱。结果，就是十一月四号美国的选举，共和党失败，民主党胜利，我们无代价的作了义务劳动，帮助了民主党。美国人历来欺负我们，在中东事件以前公开发表了一个备忘录，说中国之坏，坏得透顶，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搞出许多理由和根据。他又断绝日内瓦的谈判。那好，我们就限个期来谈。后头到了中东事件的末尾，他东西来了，他比我们那个期限推迟了几天。我们的期限是十五，他十七号回的信，要谈判。我们没有发表，因为这个时候，我不在乎你那个东西，我们要打炮了，我就不发表那个东西。头一天我们打了一万九千发，赵家骧（他们的参谋长）就是这个时候打死的，另外还有一个副司令吉星文也打死了，俞大维身上也染了一点血。我们祖国的土地，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协我们都不怕。旧小说里头有一个“狂生夜坐”故事，说有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在窗户那个地方伸出一个舌头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个张飞样子，（笑声）画得象我们现在袁世海那个样子，然后也把个舌头伸出来，（笑声）没有那么长就是了，（笑声）两个人就这么顶着，（笑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走了。（笑声）“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笑声）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了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我们不是没有蔬菜吃吗？这一方面的乱子是出了一些。但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有一些地方发表的“卫星”，什么几万斤一亩，不那么可靠，我也不那么相信。但是，大体是真的。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各项工业，去年是比前年不同，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不同，确有大跃进。一切浮夸现象现在是要破除，不要搞那些浮夸，要搞老实的。但是，除掉那些浮夸现象以外，里头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就是确有大增产。但带来的麻烦也不少。北京有一个时期只有一两蔬菜，而郊区农民每人每天有两斤蔬菜。大吃大喝，以为丰产，就放开肚皮，叫管饱，五个月吃了一年的粮。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跑去看了一个公社，算了账的，就是去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五个月吃的粮食等于过去一年的粮食，吃掉了。肚皮是可伸可缩的，人是有肚皮的，这个东西可以大一点，可以小一点。得一条经验：还是要节省。当时副食品没有人去抓了，叫“让路”。说是要让钢铁元帅。这一让，让得副食品没有了。还有日用百货，肥皂也没有了，女人的头发夹子也没有了，有那么十几样东西就没有了。工作里头，这样的乱子出得不少。必须加以调整。世界上的事情，无非是“无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乱的反面就是治。现在七整八整，整公社到五月可以告一段落。公社各级的党委，一个公社的党委，一个管理区的总支，一个生产队的支部，要经过选举。公社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是派出机关，一个生产队的管理委员会，还有生产小队的管理机关，要选举。几级管理，几极核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要把这些规矩都立好。
主席宣布休息，让大家看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和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委候选人的提名。
休息后，主席继续讲：首先他讲国家领导人的候选名单问题。
为什么主席候选人提的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务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我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是比较起来讲，不是讲朱德同志不适合，比较起来少奇同志更适合一点。同时朱德同志他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当一个副主席，一正两副。其他国务院的组成，人大常委的组成，政协的组成，旧的大体不变，变得很少。有些新的，增加了一些人。这都是经过考虑的，经过多次考虑，经过好几个月的考虑，也许有不妥当的，可以提意见，可以改变，也许有想得不周的。
总理的报告里头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人民。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回来也难。但是，他如果是想回来，那么，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得执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他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事实上一下也很难。但是文章不作绝了。印度的文章现在也是不作绝的。刚才讲，尼赫鲁，印度资产阶级，是两面性，在现在，尼赫鲁不是右派，国大党里头的右派不是他，他是中间派。我看，他要跟中国搞好，这比较还是占优势。坚决扶助西藏反动派搞下去的，现在不可能占优势了，那跟他要跟中国友好这个方针相抵触。我们的方针也这样，印度这么一个大国，几亿人口，我们要跟他搞好。你看，我们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公报，一篇社论，此外，我们就没有了。而他比较多，他差不多每天必讲，而且各党各派还有什么示威。印度有两个党最反动：一个叫人民社会党，一个叫人民同盟，这两党是亲美的，这是少数党。国大党里头，也有一部分人亲美的。叫嚣得最厉害的是这些人，而不是尼赫鲁。这是印度形势的大局。
至于全世界，这回叫不起来，叫几天就没有劲了。对匈牙利叫得起劲，这回说是第二个匈牙利，你再叫嘛，为什么不叫了呢？对匈牙利还在联合国搞了一个什么委员会讨论了一回。现在就连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也说，这个东西不行，他说，联合国宪章第几条第几款，不能干涉各国的内政，就是不能够提。蒋介石也不赞成提，他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能够提呢？他说他不提，他说那个东西提不得，提得好象西藏是个独立国也不行。美国也不干，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西藏不是独立国，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英国的说法叫宗主权，以自治为条件。印度混乱得很，又说宗主权，又说主权，又说中国的一部分，因为条约上订的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大团结的会议，是一个决定方针政策的会议。我们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什么有些右派分子选进来加入我们的领导机械呢？世界上就有左、中、右，你只有左、中，而无右，就不完全。你说批评了共产党一顿，搞了个猖狂进攻，就不要人家了，人家现在不进攻了，他猖狂一会不猖狂了，或者是暗中猖狂，心里猖狂，不表面化了，也行。比如章乃器这位先生，以及章罗联盟这些人，他那个心也许也是六十年以后，在六十年以内难化的。有这么少数人，我说也可以。章乃器是民建的，章罗是民盟的，你们大概都是嫌得他们要死，不想要他了，我说还是要，要为好。马克思主义对宇宙的观察，第一个概念，宇宙是统一的，不是各个孤立的。但是宇宙又是多样性的。你看，动物中间，又有人类，又有狗类，牛类，羊类，这都是高级动物，这是胎生动物。还有卵生动物，比如鸡、鸟、鱼。这还算脊椎动物。此外不有软体动物。你看，动物这样复杂。至于讲到生物，那还有植物。植物当中还有很低级的植物，比如微生物。世界上有各种各类。人有阶级之分。在我们这里，是逐步消灭阶级，这也不能性急，要慢慢来。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老是整风，可是受不了，不要老是那么整，整得厌烦了。怎么办？停一年两年，三年都可以。你厌烦，我就不整。你不厌烦，你自己整自己，大家帮助一下。当然，不是一点批评也不要，一团和气，但大体上那个紧张局势要缓和一下。先生同学生的关系要缓和一下，先生还是先生，学生还是学生。先生为什么叫先生呢？他就是多了几岁年纪，多了一点学问，这就叫先生。先生有不如学生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也不必贤于弟子，这也是真的。但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先生闻道早一点，他这个业务专门一点。老是那么批评先生，先生教书教不下了，那也不好。还是要尊师重道。同时，学生要帮助先生，因为学生是青年，耳聪目明。各民主党派内部的关系，各民主党派与社会的关系，各党派之间相互的关系，我看现在这个气候不是一九五七年那个气候了。那个时候许多人不自觉，现在这个自觉提高得多了。我们不是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要留有余地。
来源：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印发
来源：甘肃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