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二十五日讯：“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说到，能做到，生产一定搞得好。”这是山西省昔阳县人民公社社员对干部参加劳动的赞美。
昔阳县从县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各级干部，自人民公社化以来，长期以普通社员的身份，积极参加劳动，在参加生产中领导生产，已经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去年，这个县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两级干部，平均每人实做劳动日二百七十三个。县和公社两级脱产干部，下乡到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参加劳动。
去年，县级干部在生产队里做的劳动日，每人平均六十二个；公社干部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平均每人做了八十二个劳动日。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最多的沾尚公社干部，平均每人做了一百三十九个劳动日。这个县的各级干部通过和社员一起劳动，同群众建立了像鱼水一样的亲密关系，在全县造成了勤劳的社会风气。
最近，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共山西省委，先后通报表扬昔阳县各级干部经常参加劳动，保持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并且号召在农村工作的干部认真地向他们学习。华北局的通报说：“这是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改进干部作风，加强具体领导，巩固集体经济的大事。”山西省委认为干部经常参加劳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就能够把群众的思想和生产中的问题摸得准，吃得透，是真正做到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一个关键。这个县的沾尚公社，原来是一个出名的穷地方，当地群众过去常说那里是“粘岭山，小脉山，亩产不过百斤关，吃没吃，穿没穿，要想富裕难上难！”人民公社成立后，这个公社的各级干部一直带头积极参加劳动，把集体生产开展得很活跃。几年来，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李千周，每年做的劳动日都在一百四十个以上，每年冬季拾粪一百多担。在干部的带动下，社员搞好生产的信心和积极性都大为提高，迅速地改变着贫困的面貌，由公社化以前吃国家的供应粮，变成有余粮卖给国家，去年就卖余粮一百五十万斤。
在有些农村干部中间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说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工作，越来要求越高，干部参加劳动，特别是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劳动过多，会影响工作。但是，昔阳县各级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却一年比一年多。一九六二年，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平均实做的劳动日，比一九五九年多八十四个。他们不但没有影响工作，而且把工作、生产领导得更好了。
昔阳县的干部在劳动中，带头做重活，做脏活，做技术活，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他们说：“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比群众更辛苦些，如果当了干部，就不积极劳动，光指手划脚，非脱离群众不可。”在干部的影响下，社员当中以勤劳为光荣的社会风气大大增长。沾尚公社社员张喜贵，从前是个有名的好逸恶劳的懒汉，去年却做了二百八十个劳动日。他说：“现在和过去不一样，干部还担大粪、看羊，自己再不好好劳动，心里也过不去。”
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起初，不少干部对于中共昔阳县委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工作任务重，自己水平低，工作和劳动有矛盾，顾了这一头，顾不了那一头。针对这种思想，县委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同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解决干部劳动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县委以“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作为鼓励干部参加劳动的思想动力。在选拔和考核干部的工作中，把对待劳动的态度作为一个重要条件。县委领导人下乡，不仅自己尽可能抽出时间参加劳动，作榜样，还检查干部的劳动情况，发现有劳动差的，及时进行教育。
为了保证干部能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这个县的领导机关，新华社二十五日讯本社记者报道：“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说到，能做到，生产一定搞得好。”这是山西省昔阳县人民公社社员对干部参加劳动的赞美。
县和公社两级脱产干部，下乡到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参加劳动。
去年，县级干部在生产队里做的劳动日，每人平均六十二个；公社干部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平均每人做了八十二个劳动日。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最多的沾尚公社干部，平均每人做了一百三十九还从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订立必要的制度入手，提供方便的条件。县和公社严格地控制会议、表报。县委去年始终坚持这样的做法：能下去传达的，就不召开会议；能分片开的会，就不在县集中开；能在农闲开的会，就不在农忙开。各公社也采取相应措施，禁止随便耽误队干部的劳动时间。各个大队的干部，都固定到一个生产队或作业组参加劳动，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同样接受检查验收，承担生产责任。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做的劳动日，和社员一样按月公布，每季进行一次评比，劳动好的受表扬，劳动差的受批评。
现在，昔阳县的各级干部，正和广大社员一起在春耕生产第一线上奋战，他们互相鼓励，共同争取今年的农业丰收。
来源：1963年3月2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