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10日，陈伯达同志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3月31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先就“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有的教师指出目前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上存在的厚古薄今的情况，有的指出厚古薄今的根源，有的指出这里有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将一部分意见整理发表，供我国史学界参考。
我们高等学校历史教师“厚古薄今”的思想情况是严重的。王家瑶同志就我们所见到的高等学校929个历史研究题目，作了一个统计，其中：
1．中国史研究题目629个，内有
古代中世史384个，约占总题数61％。
近代史 140个，约占总题数22％。
现代史 105个，约占总题数17％。
2．世界史研究题目254个，内有
古代史 34个，约占总题数13％。
中世史 48个，约占总题数19％。
近代史 57个，约占总题数22％。
现代史 72个，约占总题数28％。
通史、国别史43个，约占总题数18％。
3．亚洲史研究题目51个，内有
古代史 8个，约占总题数16％。
中世史 1个，约占总题数10％。
近代史 11个，约占总题数22％。
现代史 14个，约占总题数28％。
通史、国别史17个，约占总题数32．9％。
从这个统计表看来，中国古史（包括古代中世史）研究题目的比重是很大的。世界史的古史部分和亚洲史的古史部分，比重不算大。但中国古史、世界古史、亚洲古史题目总数是477，而近代和现代史总数是399，还是古史的题目多。如果按“厚今薄古”的要求看，古史题目就更显得多了。
牛继斌同志曾就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和“历史研究”、“文史哲”、“新建设”等三个刊物，作了一个小统计。关于中国史的论文，有723篇。其中，古代中世史441篇，占6l％；近代史151篇，占20．9％；现代史97篇，占13．4％；资产阶级思想批判34篇，占4．7％。这个统计数字，说明古史论文占的比重很大。〔白寿彝〕
在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厚古薄今”的情况也是严重存在的。记得已故教授王桐龄先生曾说，他不搞近数十年的历史，因为怕惹是非，“吃不了，要兜着走”。也有人认为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不能讲，因为史料没有完全发表出来。还有的人把搞古代史比作“画鬼”之学，因为谁都没有见过鬼，鬼倒好画些。现代史的现实性很强，有人比作画人。人是大家都知道的，画起来倒不容易了。还有这样的人，不愿读秦汉以下的书。
我们系“厚古薄今”的思想还表现在教学上。首先是人力的分配，古代史的教师多。其次在教学时数上，古史也多。近两年又强调学古文，而强调学理论和现代史却很不够。在文物室的文物上，更表现得突出。文物室，其实只可说是中国古代中世文物室，近代和现代的文物是很少的。〔杨钊〕
从最近的大字报和一些同学的反映看来，我系教学内容上的“厚古薄今”现象也是严重的。讲中国古代中世史，特别着重历代帝王兴衰，少讲人民的生产活动和农民起义，更不同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联系。世界近代史，对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讲的多，对帝国主义时期讲的少；普法战争讲的多，共产主义诞生讲的少。关于马克思的讲述，我们用的时间也很少，世界现代史，上学期只讲到1923年，而1924年以后三十多年的历史只好在这一学期赶完。
我系教师中还有人片面强调版本，看不起现代的一些著作。有人讲到顾炎武的爱国，王国维的骨气，大加赞扬；谈到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中世纪的骑士，悠然神往。
应该说，我系有不少教师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使古人为今人服务，恰恰相反，而是脱离实际，为了个人兴趣，陷入古书堆中，钻不出来。这样，在教学上就不能引导学生批判过去，看到当前的伟大变革，因而失去历史科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冯效南〕
历史教学法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门如何在历史教学中体现“厚今”目的的方法论方面的科学，应该充分地重视它，大力支持它，使它能够早日建立起来。但事实上，大家并不关心它，甚至轻视它。在高等师范学校里，有不少的教师，认为有学问就可以把教学工作搞好，就可以作一个好教师，至于懂不懂教学法是无关重要的。他们只注意教学内容，不注意教学方法。我们追究这种现象的由来，实际上就是一种不顾现实意义的教学思想所支配的，这也就是一种“薄今”思想的表现。高等师范学校历史教师对于教育实习的轻视，也是同一思想的表现。〔赵文涛〕
学习马克思主义，总不应该再是“薄今”了吧。但事实上也不尽然。有不少教师，只是想从经典著作中找理论根据，作为讲授或写作的材料，理论在他们手里只是同一些史料一样。好一些的，至多是想从经典里学习处理具体历史问题的方法。总之，只是教条式的学习，学院派式的学习，是和现实脱节的，不是当作活生生的战斗武器来学习的。我对于经典的学习态度，一向就是这样的。从教学、研究以至于理论学习，都严重地存在着“厚古薄今”的情况，这一个问题也就很值得特别注意了。陈伯达同志提出“厚今薄古”，就我们史学界说，真是及时地对症下药了。〔何兹全〕
“厚古薄今”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远在二千年前，秦始皇就想永远统治人民，要想由始皇传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此后历代皇朝都有同样的想法。他们为了巩固已有的权利，都非常害怕历史的变化和发展。过去皇朝的历史学者，也大都具有静止的历史观点。在长久的年月里，不仅存在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观点，更把三代描绘成中国史上的理想时代。这就是“言必称三代”的历史根源。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的文化进来了。在中国原有的历史观以外，又出现了买办阶级的“美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的思想，这种买办思想和旧有的封建思想混合起来，就又出现了“言必称希腊”的怪现象。〔杨钊〕
封建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保守。每一个封建统治者都死抱着三纲五常的大道理来教训人，认为这是无可改变的万世永存的大道理。这里是只准有古，不准有今的。在一个皇朝兴起的时候，群臣歌颂功德的最好词句，一般是拿当代和尧舜之世相比。等到一个皇朝衰危的时候，统治阶级就不胜其感叹地说：“人心不古，江河日下。”在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必须熟读经书，并且要熟读经注，以备科考，好取得个一官半职。如果要对经书有不同的看法，那就是离经叛道，不只科名难就，还有杀头的危险。封建统治阶级这种露骨的顽固的保守，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但主要地是决定于统治阶级本身的利益。保守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对于他们是可怕的威胁。
资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他们的进步性。当他们处在革命阶段的时候，为了推翻封建统治，对某些现实的东西是承认的，也否定了一些过了时的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因为这是符合他们当时的阶级利益的，但也因此，他们在当时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当他们的革命已经成功，社会继续发展到危害他们的统治的时候，他们也就象过去的封建统治阶级一样，不再敢正视新生的现实。例如美国的资产阶级不敢承认阶级的存在，否认阶级斗争，否认社会发展规律，硬说资本主义是万古长存的，甚至对苏联四十年的伟大成就也不敢承认。这也是为他们的阶级性所决定的。他们在工人阶级壮大的时代如承认了社会发展规律，承认了阶级斗争，就必须承认资产阶级必然死亡，他们就不能再继续统治下去。
封建统治阶级“厚古薄今”的“今”，当然不会是“当今圣朝”，而是新生的力量。资产阶级也“厚古薄今”。他们的“今”，在具体内容上和封建统治阶级有所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也还是新生的力量。封建统治阶级要“厚古”，是不准论议古圣先王之道，限制的很严。资产阶级的“厚古”，倒是可以论议古圣先王之道的。例如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不是把许多古圣先王的存在都否定了吗？但要人无视新生的力量，要人脱离现实，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还是一样的，不过资产阶级的手法更多一些，伪装得更巧妙一些而已。
资产阶级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在对于他们的剥削事业有利的时候，也还采取公开承认的态度，虽则他们并不是不设法来阻止某些科学技术上的进步以便于自己已有的独占的经营。对待社会科学，那就完全采取百般阻难和仇视的态度，不让它得到正常的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宣传，对于各种进步力量的宣传，资本主义国家是胆战心惊的。他们利用他们的国家机器、经济机构和宣传机关来多方封锁、阻难、打击，或诽谤、诬蔑。对于资产阶级剥削劳动群众的罪恶活动，对殖民地人民的血腥镇压，他们也是讳莫如深，唯恐消息走露。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方式，包括名利的引诱在内，鼓励知识分子钻进古文化艺术的象牙塔里，并且把这说成是“为学术而学术”，说成是非常“清高”、“超脱政治”的事业，企图用以掩饰其学术上的衰朽及其学术上的政治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缺乏现代史研究的真正原因；而在长久遭遇过殖民地命运的国家里，如印度尼西亚，甚至连本国近代史的史料都很不容易得到。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胡适不就曾经大声吆喝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吗？他这个买办资产阶级代理人企图以此而诱惑青年人脱离现实斗争，去“整理国故”。当时的史学界不是还有许多人以精通西洋的“汉学”自命，拿沙畹、伯希和、斯文赫定等人的东西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吗？从历史根源上说，我国史学界的“厚古薄今”，有它的久远的封建社会残余的影响，也有接受西洋资产阶级传过来的毒害的影响。从历史上说，“厚古薄今”是对反动统治阶级有利的东西，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对历史新生力量有害的东西，是妨碍历史前进的东西。
站在统治阶级方面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以为统治阶级服务为耻，而是以之为荣。在封建时代，他们是以“子曰”“诗曰”去吓唬劳动人民，以表示自己的高贵。在半殖民地时代，他们是以会说几句英文、懂得一点希腊文化去吓唬人民，表示他们是所谓“高等华人”。因为劳动人民没有条件去学这些东西，不懂这些，知识分子就拿这些在劳动人民而前翘尾巴。但讲现实的东西，劳动人民比他们懂得的多，他们就故意地绕过去了。这也是某些知识分子“厚古薄今”的原因之一。〔王文瑞〕
“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问题，是白专和红专的问题。从斗争的形势上看，这其间并没有第三条路，没有既不白又不红的道路。从史学界的现实发展上看，实际上却又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条红专的道路，而白专并不是一条道路，只是一条死胡同。妄想走白专道路的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界说来，结果只有白，没有专。因为他们的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界里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用处的。即使是作些史料工作，史料工作的本身也反映出立场、观点、方法，也是有阶级性的。红色专家在利用这些史料工作成果的时候，也必须经过检查和观点上的改造，才能使它们有些用处。有时，甚至连这些用处也不会有。因为他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限制，他们所选取的材料往往不是我们所需用的，他们也往往看不见我们所需用的材料。
对于古史工作者来说，这是两条道路的问题，同时还是两种方法的问题。想把古史研究的好，也要学习现代史。懂得现代史，是对于懂得古史有帮助的。陈伯达同志的报告也提到了这一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在下等动物身上所透露的高等动物的征象，反而只有在已经认识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有不少地方提供这样的范例。当然，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很必要。〔白寿彝〕
在资产阶级大学中，根本没有现代史这门课。那时候，教师们都一再强调，不要注意现代史。他们的理由是：1．现代史资料不好办，重要的却少公布，已公布的反而是不重要的。2．讲现代的问题，容易把个人感情掺进去，不容易客观。实际上，这是资产阶级的老一套，为的是要防止人们注意现实，参加现实斗争。它们是用这个办法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与此相反。马克思一再教导我们，任何学问如果脱离了实际，不为劳动人民服务，本身就是空的，就是没有用的。“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我们要反对“厚古薄今”，实行“厚今薄古”，发动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才能对现实有贡献。我们不是为古人活着，我们的目的还是建设一个美好的现在和未来。
从字面上看，好象要“厚今薄古”，就只能学近现代史了。实际不是这样。在讲授古代中世史时，只要把社会发展规律掌握住，能联系实际，注意批评和分析，把古代中世史的现实意义体现出来，也就从使学生对过去人类社会发展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概念，也可以帮助他们认识新社会的优越性，增加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这讲的虽是古，却就不一定是“厚古”，还是可以“厚今”的。〔朱庆永〕
我们学习古代史，首先要明确我们的目的。第一，我们是要通过具体史实的研究来证实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同时驳斥一切资产阶级对于古史的反科学的捏造。其次是为了要论证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又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而巩固劳动创造世界的信念、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信念，因而有助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第三，是要从历史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象这样地学习古代史，就不同于蹲在象牙之塔里的学院派学者。他们是在发思古之幽情，为资产阶级统治起着麻痹人心的作用。我们的作法，是反对“厚古薄今”，主张“厚今薄古”，是为今天劳动人民事业服务的。我们虽说也是学古史，但和资产阶级古史学者是走着显然相反的两条不同的道路。〔李雅书〕
“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的斗争，也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五四以来，这种斗争在学术界就一直存在着，而且一开始也就是工人阶级学术思想和非工人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但今天特别把“厚今薄古”这个口号提出来，是由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形势决定了全国社会科学界必然大跃进的方向，有这样的必要，也有这样的可能。
当全国解放的初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种社会革命活动中，开始接受新思想，学习革命的理论。1952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针对着三大敌人进行了批判。一直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还没有大的变动。因此，“厚古薄今”、“抱残守缺”，欣赏自己过去一套古董的思想仍未改变，错误地把自己看得了不起，向劳动人民翘尾巴，他们关心的是个人的名利、个人的学术地位，很少考虑到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而以马列主义词句作点缀，教书不教人成为一般现象，也就难怪了。但在一切大跃进的形势下，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谁不愿意改变，谁就要被抛到后面。谁看不见现实，现实也就看不见他。谁蔑视人民，人民也必然要蔑视他。
现在的整风运动是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每个人必须彻底地批判自己的剥削阶级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打破“厚古薄今”的陈腐观念，树立“厚今薄古”为现实服务的革命思想。现在到处都在跃进，不允许留有落后角落，不允许再“抱残守缺”，要求我们彻底的尽可能迅速地进行思想改造。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次运动中都必须有改造自己的决心，勇于揭露，大胆地批判，为争取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历史工作者而奋斗。〔王文瑞〕
来源：《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