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国恩先生研究楚辞多年，曾出版了很多关于楚辞研究的论著，但是他的观点和方法是错误的。本文就主要在这方面来进行探讨。
游先生关于楚辞的很多论著中，真正研究屈原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却很少，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篇，即《屈赋考源》、《楚辞女性中心说》、《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这三篇文章都收在1957年出版的《楚辞论文集》中。其他专著中的重要论点和以上诸篇基本上相同。
在《屈赋考源》里，游先生是要注重楚辞内容的思想的，这就是说，这是一篇研究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及其来源的论文。那么，游先生所讲的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研究楚辞若稍肯留心一下，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屈赋中的四种观念，即一，宇宙观念……二，神仙观念……三，神怪观念……四，历史观念……。”
伟大的屈原是我国古代诗坛，也是世界古代诗坛上一颗光芒四射的巨星，他留给我们很多人民性很强和艺术性很高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诗《离骚》。在他的政治抒情诗中，他叙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揭露了楚国政治上的腐败和黑暗，表达了宁死不屈的斗志和热爱祖国的深情。所有这些，至今还强烈的感染着我们。这才是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但游先生却说是什么“四大观念”。
游先生说：《离骚》和《九章》中都表现了出世寻乐的“神仙观念”。他说：屈原“上下求索”的深沉痛苦，乃是“周游四方八极之乐”。又说屈原“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的伟大抱负，乃是“道家的道引、炼形、轻举、游仙的观念”，是对“长生不老”的梦想。事实真是这样吗？绝对不是。不错，在《离骚》中屈原的确描写了乘龙驾风、驱云驭电、朝发苍梧、夕至县圃的幻想境界；但是，他周游天国的目的难道是寻求快乐吗？这一点，诗中说得很清楚，屈原是为了寻找同志和哲王而去的。这只是借助艺术想象表达自己奔放的感情，并不是宣传什么神仙的出世思想。何况屈原在天上的遭遇并不比在现实中好些。他遇到的是：“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闾阖而望予”，因为天上也是“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以至屈原不得不“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了。这是多真实的描写，又是多么沉痛的抒发。难道这里所幻想的天国不正是楚国黑暗现实的反映吗！难道这里有一丝逃避现实世界去寻欢作乐的影子吗？没有！
游先生又说所谓“历史观念”就是“善恶因果的观念或教训劝戒的观念”。他说屈赋中引用了大量历史传说是什么“道家的历记成败祸福的主旨”。又说屈原依据历史传说来谴责暴君，是什么“按善恶因果律去劝诫世人”。这也是极大的歪曲。
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又是一个进步的政治家，他许多诗都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抒发自己的爱国感情，所以，他推崇古代圣贤，诅咒古代暴君是很自然的事，而且这不过是文学中常见的以右比今的手法而已。很明显，由于屈原在长期流放中日益加深了对楚国统治集团的愤恨，发现了当时社会的很多不合理的现象，因而以历史故事为例，沉痛的发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合，卒然身杀，比干何逆，而抑沉之。”这本是对天命（即统治者的意志）的怀疑，是对所谓善恶因果律无情的嘲笑，表明了屈原思想的巨大的转变。而游先生却说什么“屈子的意思是要叫人去学历史的好模样，不要学那个坏模样，那些出于因果律的常轨的事，是不可解的例外，千万不要羡慕他”。把屈原的反抗的性格，写成这样一个是非不分、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者，不是一种歪曲又是什么呢？显然，按照游先生的逻辑，屈原的被迫害以至自沉汨罗，都不过是“不可解的例外”，是天帝疏忽的结果，不能怪楚国的统治者。这是何等的荒谬。
不难看出，所谓四大观念说，全是无中生有的东西，除了严重歪曲屈原的思想内容、完全抹杀了屈赋的思想价值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但令人奇怪的，游先生为什么要创立四大观念呢？原来自称热爱屈原的游先生，是把屈原当作阴阳家、道家来供奉的，按照屈原是阴阳家、道家的身份来分出四大观念。他说“如果我们要彻底明了他的来源，还得从古代学术思想的流别中去探究”，而探究的结果，得出“楚辞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及羲和之官，或者说，辞赋家者流，盖出于道家和阴阳家。”
游先生视屈原为道家和阴阳家的根据是十分可笑和荒唐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准备在下面批驳。在这里，只想指出，作为四大观念既然站不住脚，自然更不能扯到道家和阴阳家的身上去。因为把屈原打扮成一个道家或阴阳怪气的五行家，实在是对伟大的诗人屈原的侮辱，就游先生本人也很难自圆其说。所以在1946年出版的《屈原》一书中，游先生又增添一说，他说：“据我分析的结果，屈原的思想，大概是属于杂家一流”。我们真不明白游先生为什么对九流十家如此感兴趣，好象不把屈原打扮成某一“家”的弟子，就誓不罢休。其实，论证屈原的思想，应该就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出发，来判断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反之，如果硬要用九流十家的帽子往屈原头上乱套，其结果只能是歪曲屈原形象，模糊屈原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本质，也就是贬低屈赋的思想价值和屈原的政治品质了。
游先生不仅通过给屈原戴上这个“家”或那个“家”的帽子，歪曲屈赋的思想内容，而且在《楚辞女性中心说》一文中，他又得出了有损屈原形象的更加荒谬的结论。
他说“楚辞是喜欢谈女人的”，而屈原是以“女人象征他自己，象征他自己的遭遇，好比一个见弃于男子的妇人……所以他把楚王比作丈夫，而自己比作弃妇”。其实，在屈赋中屈原何尝以“弃妇”自比呢？把屈原比作弃妇的，恰恰是游先生头脑中的封建伦理观念在作怪。因此照游先生看来，君臣关系犹如夫妻关系，逐臣当是弃妇，于是他就给屈原系上了一条弃妇的裙子。他按照自己的伦理观念，说什么女人爱花，所以楚辞中有“香花”之名，女人好嫉，所以楚辞中“嫉妒”二字特别多，又说什么女人爱哭泣，爱诉苦，女人欢喜求神问卜，欢喜指天誓日，……所以楚辞中这些描写，都是说明了女人的身份。
从认定屈原是以“弃妇”自比这一点出发，游先生把上天求女说成是寻找“在丈夫面前说情的使女婢妾”，说屈原为国为民的悲痛愤怒是“惟其以女子自比，所以常常欢喜哭泣，如《离骚》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如此等等。这真是对屈原极尽丑化之能事了。这哪里是在分析比兴手法，根本就是在给屈原涂脂抹粉，硬把他扮成一个奴性十足的旧式女性。同时，游先生按照自己编就的一套女性中心说的理论，严重的贬低了屈原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社会意义，实质上把当时楚国进步力量和昏君党人之间的严重斗争，缩小成为个人争宠夺权，把屈原坚持真理而遭放逐的社会悲剧，降低为女人们争风吃醋，得罪了丈夫的无聊闹剧。这不是对屈原形象的大大歪曲又是什么呢？
自称热爱屈原作品的游先生，数十年研究的结果，却歪曲了屈原的思想，玷污了屈原的形象。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偶然的吗？显然不是。这完全是与游先生的错误的学术道路和治学方法紧密相联系的。
譬如：游先生在谈到屈赋中宇宙观念的来源时说羲和是古代“掌天地四时之官”，又是“重黎之后”，而楚国也是重黎之后，他们都是天文世家。“屈原者楚之同姓也”，所以他的宇宙观念是有其“家学渊源”的。这真是天晓得！请问：一、重黎、羲和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传说纷纭未有定论，怎么能肯定为屈原的祖先呢？二、即使重黎等实有其人，而他们与屈原相隔多少代，游先生能考出来么？天文学知识本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把它归结为个别人的创造，而且成为传家之宝，只能由远祖原封不动地世代相传，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观点又是什么呢？更其可笑的是在论证屈原四大观念与道家及阴阳家的关系的时候，游先生说因为屈原曾两次出使齐国，而齐国是阴阳家邹衍的故乡，所以一定要受阴阳家影响。又说道家的鼻祖老子是屈原的同乡，所以屈原一定有道家思想。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那里还有一点科学气味！根据这种观点和方法，任何无稽之谈都会成为科学了。
在我们看来，研究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或意识形态，决不是从意识形态本身去探求，而只有到社会生活即社会存在中去寻找。而游先生却恰恰相反，他只全心全意从一种意识形态去搜寻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根源，而置社会存在于不顾，这正是一切唯心主义者的错误所在。我们并不否认意识形态的继承因素，但是我们从根本上反对夸大继承性的任何企图，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抹杀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历史性，为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的谎言大开方便之门。显然，把所谓四大观念这些“莫须有”的东西当成屈原文学的思想内容，正是为了把其中的政治性战斗性排挤得一干二净。同样，抹杀屈原作品与当时社会的联系，不阐明它所反映的楚国的黑暗现实，也是为了使楚辞变成为统治阶级欣赏的艺术花瓶，这正是古往今来一切封建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共同手段，游先生也不例外。如果再从方法上看着游先生是用什么方法找出所谓“四大观念说”和“女性中心说”，问题就更加明显了。原来他在屈赋中找到了大量有关天文学的词汇，如摄提、孟陬、仲春、孟夏……就断定屈原有宇宙观念；他又看到屈赋中有不少周游天国的描写，又有虚静、恬愉等词语就断定屈原有神仙观念；只因为屈赋中用了不少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便说屈原有神怪观念和历史观念；又根据屈赋中用了“美人”、“香草”的比喻，有了“黄昏”、“善淫”等词语这样一些片面材料，就得出了“女性中心说”的怪论。这完全说明游先生根本不懂得：上面这些比喻和词语，只不过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它既不等于作品的形象，更不就是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游先生却据此大谈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正是运用了孤立、片面、主观臆断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的结果。其实，用这种方法，仅仅找到“四大观念”和一种“女性中心说”，真是太少了，只要再“稍加留心”，我们可以从屈原作品中找出四十种甚至四百种什么“观念”来，诸如：动物学观念、植物学观念，地理观念等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其它比兴材料造出许多“中心说”，例如男性中心说、草木中心说等等。你能够不说这是荒谬绝伦的么！
同样的方法，在游先生分析屈原作品的人民性和艺术性时也可见到。
他在分析屈原作品的人民性时，首先是从《离骚》和《抽思》中引证如下五个带有“民”字的句子：
（1）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2）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3）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4）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5）愿摇起而树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然后就得出结论说，屈原是念念不忘人民的；而所以如此，正因为他是热爱人民同情人民的。（大意，详见《楚辞论文集》页262）这样就把屈原作品的人民性仅仅归结在带有民字的几个句子上，好象这几句就是屈原作品人民性的全部，失掉了这几个句子，人民性也就无处可找了。事实证明，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不仅不能使人们对屈赋有更深刻的了解，使作品的人民性得以发扬光大，相反地，却将那感情深厚思想深刻的作品简单化了，大大贬低了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事实上，屈原作品的人民性主要并不表现在这几个“民”字上，而是在于他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美好政治的执着的追求，以及对恶势力斗争的不屈上面，而这些东西正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即使屈原作品中，不出现一个“民”字，又何碍于他的作品的人民性呢？
在分析屈原作品的艺术性时，游先生抛开作品的思想性不谈，更不愿作品如何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种思想内容，也是片面地从形式上大做文章。
他在《楚词概论》中指出《离骚》的艺术价值是：“从自己世系叙起的体裁”；“用女性表现性格，寄托理想”；“韵文中用了对话的体裁”；“是一篇极长的诗歌”；“篇中用了几十个双声、迭韵和重言词”。这真可以说是集形式主义分析的大成！我们敢于断定：如果《离骚》的艺术价值仅在于此，那它早已被人们忘得干干净净了，恐怕游先生的《楚词概论》能否产生都成了问题！
令人奇怪的是，游先生在他1953年所写的《屈原》里，仍然沿用着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他不厌其烦地例举了大量采用方言、反映了风俗、是一种楚声文学、用了隐语、写了楚国的山川风景等十条来说明屈原作品的艺术性。其中有若干条，根本就是和艺术性风马牛不相及的。由于这样的分析，屈原的作品简直变成楚国的“地方志”了，我们只不过从中了解一些楚国的山川河流、风俗习惯以及认识楚国的鸟兽草木之名，此外别无其他。总之，游先生不是根据大量材料，而是凭着只字片语或表面形式进行所谓研究，这种治学方法是主观的、偏面的、形而上学的。也是应该从根本上加以否定的。
游先生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方法，还表现为对屈原作品和后世文学关系的歪曲，又表现为对原作品现实主义传统的否定。
首先，他不顾各个时代文学的不同阶级历史内容，而只是从形式上着眼，把屈赋和汉赋混为一谈，说它们的表现方法都是“铺张”，它们的作用都是“讽谏”，因此，屈赋乃是汉赋的祖宗。事实上，汉赋乃是歌功颂德的宫庭文学，屈赋乃是有高度思想性的作品。二者虽然都用了铺张，但汉赋的铺张是为其反动的思想内容服务的，而屈赋的铺张则是为了揭露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表现屈原光明的理想。汉赋的铺张犹之于死尸身上的绸缎，毫无生命力可言，而屈赋的铺张，则是积极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组成部分。汉赋的“讽谏”只是帮闲文人为帝王效忠的手段，而屈赋则是有力地鞭挞了统治集团的罪恶，表现了诗人满腔悲愤，那里是什么“讽谏”呢！显然汉赋和屈赋是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文学，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然而游先生好象故意和屈原作对一样，偏偏要任意曲解屈赋的内容。他甚至把充满了爱国感情的《招魂》和后世的宫体诗看成一类。他在《屈原》一也书中说：“这种极意铺张的写法，已开汉赋的先声，岂止汉赋！简直是后世宫体诗香艳诗的鼻祖了”。好一个鼻祖！屈原如果在天有灵，大概要“仰天叫屈”了。《招魂》所描写的宫庭生活，是告诉亡魂祖国的美好，纯粹是为作品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服务的；而宫体诗、香艳诗却是鼓吹统治阶级的荒淫腐化，充满了色情因素，和《招魂》那有什么“鼻祖”“鼻孙”的关系呢！
其次，游先生还歪曲了屈赋和汉魏乐府的关系。他说“汉魏诗之所以爱谈‘女人’，必是因为时代和‘风’‘骚’接近，而容易受其影响的缘故，所以说，汉魏的诗近于‘风’‘骚’——尤其‘骚’”。把屈赋说成谈“女人”的诗，是一种玷污，上文已经批驳过，这里游先生又把汉魏的民歌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描写妇女悲惨命运和反抗封建势力的作品，也诬之为“爱谈女人”的作品，还把“谈女人”说成楚辞的传统，这真是生拉硬扯的捏造！
关于比兴手法，游先生也作了不切实际的夸张，说什么，自从有了比兴手法之后，“我国文学，——尤其是诗，便一直向这条道路迈进”，甚至于还影响了后世的杂说、小说、戏剧。这真是天下奇谈。仅仅是诗歌表现手法之一种的比兴，在游先生眼中，竟具有决定我国文学发展道路的威力。这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奇怪的是，游先生对于屈赋中的“铺张”、“比兴”以至“谈女人”……兴趣如此之浓，不遗余力地夸大它们对我国文学的影响，而对于屈原文学的灵魂——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坚持真理的斗争热情，却淡然置之。他不愿意看到，正是后者，才是屈赋真正的优良传统；不但古代伟大作家如杜甫，深受其影响，就是两千年后的鲁迅，都从中吸取了无穷的力量。游先生对这一切闭口不谈，或谈得很少，不正是鲜明地暴露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吗！这一切难道能够证明游先生对屈原作品的热爱吗！
游先生曾经宣称：人民性谁都会谈；唯有考据才是学问。言下之意，象他自己那样才有学问。其实，上文所分析过的那种孤立、片面、主观臆测的东西，十有七八是抄袭来的。如《屈赋考源》一文，明抄暗袭处占全文总字数的93．7％以上，《论九歌山川之神》及《离骚‘后辛菹醢’解》二文，明抄的材料均占60％以上，《楚辞九辩的作者问题》及《说离骚秋菊之落英》二文明抄的材料均占40％以上。东拼西凑，大量抄引，似属学问渊博，实出于缺乏观点，方法错误，是一切资产阶级伪科学的一个特点。
在游先生论著中，还有大量根本无用的考据。他往往抓住作品中的一字一句，不管有无必要，就大肆追根究底，一考就是万余字。例如在《论屈原的放死及楚辞地理》一文中，他花了一万多字，考出了洞庭湖、沅口、湘江都在长江以南，好象有了什么惊人的发现，其实洞庭湖、湘、沅自古即在江南：浩浩的长江，历史上也无改道入海的记载，根本用不着游先生劳神。费九牛二虎之力去考证这个非常无聊的问题，实在是一种浪费。又如在《论九歌山川之神》一文中，他用6千字的篇幅，给虚无缥渺的鬼神立家谱，考出了河伯有老婆、女儿、女婿、也有外甥。请问：这与文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呢？不知道这些，难道就不能理解楚辞吗？
更突出的例子，还是在《屈赋考源》里，为了证明屈原的历史观念来自阴阳家，游先生竟搬来了一个什么“五德始终图”，为了共赏奇观，照绘如下：
{图略}
游先生把这个玄之又玄的图形塞给读者还不满足，还再三嘱咐我们说：“一代政治设施，都要以此为标准，我们还能漠视他吗？”天哪！这那里是文学研究，翻遍世界文学研究著作，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怪物吧！
如果以为这些无用的考据，只是“为考据而考据”，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作为资产阶级考据学的共同特点，这种无用的考据，对于青年人有极大的危害作用，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无聊的“迷魂阵”，资产阶级企图引诱青年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埋头于故纸堆中去寻求自己的“学术贡献”，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也就可以洞悉游先生所说的“唯考据是学问”一语的全部含义了。多年前，实用主义的头子胡适叫嚷过“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并开始了以考据学欺骗青年的反动事业，而游先生所提倡的少谈些人民性，多作些考据，其实质和胡适是多么相似啊！游先生自己也承认受过胡适的反动影响，但光承认还很不够，唯有彻底认清自己学术思想的资产阶级反动实质，并有勇气与它决裂，才能与胡适真正划清界线。
小 结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楚辞研究上游先生一直是走在一条伪科学的路上，其方法是孤立、片面、主观臆测、形而上学的，其观点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其结果是歪曲了楚辞，玷污了屈原。总之，游先生的楚辞论著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面白旗，是白旗就必需拔掉，换上无产阶级战斗的红旗，才能奠正的理解屈原的伟大和屈原作品的价值。
对于游先生，我们仍然寄托着希望，作为前辈学者，在掌握材料和训诂学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成绩，如果能够彻底批判自己，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仍然可以对楚辞研究作出真正的贡献。
来源：《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 [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