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科学的根本问题上，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农业经济学者存在根本分歧，这种分歧也就是资本主义路线和社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方面的问题很多，这里只能谈几个问题。
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科学是“应用科学”、“实用科学”、“组织土地、工具、动物、植物的方法”。我们认为，农业经济科学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农业经济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科学，争论的实质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科学的灵魂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
首先，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者说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科学是“应用”或“实用”科学，是以唯心论为基础的，他们把科学分成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那就是把理论和实践分开，于是理论成了没有实际用处的理论，没有实践意义的理论是不成为理论的；而他们所说的应用或实用科学又是与理论无关的，于是成了没有理论作为指导方向的科学，这种科学自然也就不成为科学了。这是一种唯心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毫不相容的。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受实践检验并不断丰富起来，理论和实践是不能分割的，是统一的。
第二，所谓“应用”或“实用”科学，是企图把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科学变成纯业务性质的科学，使农业经济科学成为超政治、超阶级的东西，使它失去灵魂——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便于他们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观点。他们对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的说法最明显地暴露了其目的。他们说这门课是如何“组织土地、工具、动物、植物的方法”，他们公然抛弃了对经济关系的研究，于是这门课就成了纯业务或技术课，这样也就可以不要党性和阶级性了。于是专门研究物与物、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研究经济关系，但农业经济科学必须研究经济关系。的确，农业经济科学还要研究生产的各要素的经济利用，各种技木措施的经济效果，但不是研究物与物、人与物（或自然）的关系，而是透过物与物、人与物（或自然）来研究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人们的经济活动。
把农业经济学引向专门研究技术的观点，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早就存在着，从而我们对这种观点的斗争也是贯彻始终的。解放前当我们党研究农村经济关系，揭露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在苏区进行土地改革时，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者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就曾公开反对农业经济学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他们提倡研究技术。这种观点受到了应有的反击，薛暮桥、钱俊瑞等同志对卜凯、王宜昌、韩德章等进行了批判斗争。这些人提倡研究技术，不研究或少研究生产关系，是企图在研究技术的幌子下掩盖他们为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服务的假面具。帝国主义分子卜凯利用研究生产技术的幌子，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资产阶级的理论，如马尔萨斯人口论、土地收益渐减率。韩德章是极力主张研究技术的，但他在调查中有意识地掩饰阶级矛盾，如他的广西调查中，地主只占全体农户的1．2％，抹杀了阶级关系。韩德章在解放后给农业部教育局一负责人的信中仍然主张农业经济科学少谈经济、政治，多谈技术，在信中并请该人“登堂一呼”。韩德章（现为农大教授）及许多人，在最近一、二年的教学工作中，技术主义倾向极为严重。一谈到有关技术问题，滔滔不绝，一谈到政治、党的农业政策无声无色，干巴巴的摆几条。他们把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变成了纯业务课、技术课。党性、阶级性已经消失了，或成了无血无肉的干巴巴的条条。我们不坚决粉碎这种企图，农业经济科学就不可能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农业经济学。可见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者提出：农业经济科学的标准是理论、客观经济规律；农业经济学是理论课，只有公式、图表和抽象定义才是理论；实践经验是无理论意义的，在讲义中加进实际材料，就会破坏科学的完整性和科学的相对稳定性。说法虽然各异，基本上是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标准，科学和实践的关系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说法，农业经济科学就是理论、规律、抽象公式和定义，和实践没有关系，因而他们反对联系实际，说联系实际就是破坏了科学的完整性。我们说这是根本错误的。首先，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断定：实践经验是第一位的，理论规律是第二位的。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理论依赖实践，来源于实践，又去指导实践，受实践检验，从实践中去发展新理论，新规律。理论、规律知识就是这样不断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和丰富起来的。理论既然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社会实践不断在发展，许多旧概念不适用或过时了，因此我们不能去保持所谓科学的稳定性，必须根据新的实践丰富我们的理论来服务于实践。也正因为如此，农业经济理论必须不断联系实际，反映实际，去总结概括实际经验，并且把自己的理论拿到实际中去检验。所以我们说理论联系实际，不但不会破坏科学的完整性，而且使理论日益完善，更准确的反映客观经济规律。如此看来，这是唯物论和唯心论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其次，唯心论的认识论，本来早就被马克思主义驳倒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又给这许多谬论以毁灭性打击，那么，为什么他们居然在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科学的标准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又散布唯心论呢？原因在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科学去联系实际，就可以把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科学变成死教条，使其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原因在于他们想使农业经济科学脱离政治。农业经济科学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当前的生动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还不是脱离政治又是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使农业经济科学变成公式、概念等僵死的东西，以便于他们散布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观点，毒害青年。事实证明，有不少人一方面反对联系实际（幌子），而他们则随意捏造事实，欺骗青年，散布反动谬论。随便举出几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是在消灭了地主、帝国主义、又改造了小农经济关系后建立起来的，这是实际情况；而他们则胡说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基础上建立的。我国对富农政策实际是限制到消灭富农，这是实际情况；而他们则随意捏造是打击少数顽抗分子，团结表现好的，争取那些不好不坏的。我国生产发展产生了劳力不足现象，他们不顾这些事实，还宣传我国人口多、劳力出路困难重重等。综合上述，反对联系实际、坚持理论脱离实际，在目前不是一般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而是争夺对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科学的领导权的斗争。如果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得胜，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工具，而成为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工具。我们前面所说，反对农业经济科学去联系实际，反映实际就是使这门科学脱离政治，其意义就在这里。由此可见，这里争论的实质不仅是抽象的理论标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而与现实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联系着。
客观性、政治性与农业经济科学性的关系问题也存在着根本分歧。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认为研究客观规律必须用客观态度来研究，否则就不能发现客观规律；或者说，农业经济讲义根据党的政策方针来编写就使农业经济科学不成为科学，因为据他们所说，党的方针政策不是指导方向的，是主观制定的，不过是一些措施和行政手段而矣，讲农业方针政策就会陷入唯心论；或者说，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来讲授农业经济科学就不是农业经济科学，而是农业政策。这些都是根本性质的错误。
首先，这是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根本不存在着所谓研究科学的“客观态度”，你的观点不反映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要求，就反映那个阶级的思想和要求，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第二，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标榜自己是以客观态度来治学，不过是欺骗人民而已。他们不敢站起来说，我是以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研究经济问题，这样作，他们则不能达到欺骗蒙敝人民的反动目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公开说自己是以工人阶级的立场研究问题，并服务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因为工人阶级利益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的科学活动是服务于人民的斗争需要的。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研究经济问题，不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而且只有它才能作到这一点。毛主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达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达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者在目前还宣传科学研究的所谓客观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观点、立场来研究农业经济，不过他们不敢公开说明这一点罢了。一个研究所的农业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的话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他说：“农业经济研究怎么办？若反映真实情况，就要划成右派”。右派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而这位先生所说的“真实情况”，竟与右派划成等号。一方面他污辱了我们党，但同时也彻底地粉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吹嘘的只有客观态度才能反映客观规律的胡说。这也道破了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农业经济联系政策，容易犯错误，因此尽量少谈政策，多谈业务或技术”实质。我们党的政策与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是相对立的，而讲这些政策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这说明标榜客观主义不是别的，是他们想把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变成宣扬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的工具，这是争夺农业经济科学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第三，在科学与党的政策的关系问题上又涉及到了什么是科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党的农业方针政策是准确地反映了客观实践提出的要求，是总结了实践经验并通过自己的指示政策来指导人民去改造社会、发展生产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党的方针的科学性。土地改革政策、合作化、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等等政策都被历史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正是由于党制定并实行土地改革政策、农业合作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政策，我国农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1958年夏收粮食就超过了1957年夏收粮的69％，早稻超过了一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提出这些问题，都是幌子。我们说讲授党的政策与科学性毫无矛盾，而且只会加强科学性。因为，党科学地揭示了农业经济发展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各种农业经济政策是生动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好地了解了并讲授了这些政策，难道不是加强了科学性吗？除非你要的是资产阶级科学。既然党的政策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要求，根据这些政策去进一步研究农业经济问题，使我们有正确方向，否则就会犯错误。由此可见，那种把党的政策看作是行政手段、措施，没有理论价值，或说讲党的方针政策就会陷入唯心论是多么荒谬。有人又提出科学服从党还是党服从科学。我们说科学服务于党，一切科学都要为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否则我们不要这种科学，一切科学的发展，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同时也要指出，党的事业、党的一切活动都不是以主观愿望为出发点的，是以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为准则，是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针的。我们认为他们提出：政策是不是科学，有无理论价值，科学和党的关系等等，并不是这些问题的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科学领导权的斗争，是使农业经济科学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问题。他们说党的政策不是科学，讲党的政策就破坏科学的完整性，是企图使农业经济学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离开政治，以便他们宣扬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观点。在许多农业经济学“教授”的讲义中出现的那种惊心动魄的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修正主义观点还不证明了这一点吗？
综合上述，不管说什么农业经济学是实用科学、方法科学，什么科学与实践矛盾，什么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党的政策是否是科学等等问题，都不是一般学术的是非问题，而是农业经济科学上的大是大非，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农业经济学是按照资产阶级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来发展，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还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不坚决粉碎这些谬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科学就不能发展，就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就不能为生产服务，因此必须坚决和这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谬论作斗争。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所必要的。我们必须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
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编《我国农业经济科学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农业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