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河北、河南和山东一些材料反映，上述各地农村经过整风整社贯彻政策后，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涌现了大量听党的话、敢于斗争、大公无私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执行政策和思想认识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倾向于把集体经营的土地分给社员。据山东“思想动态”反映，该省牟平县部分生产队干部执行政策中分散了集体经营的土地，如：
1、多分自留地给社员。有的队平均每人多分一到三分，最多的冯家公社英格庄生产队，每人平均多分一亩二分地，该队社员的自留地已占全队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另外还有些生产队，除分足了自留地以外，还以种芋头、黄烟等名义，每个社员平均又分了二分地或三分地。
2、分给社员所谓“口粮地”，即把今年计划种地瓜地分配到户、规定为“口粮地”。有的生产队每人平均分了四五分、最多的每人均分到一亩以上。
3、一部分土地分给社员启种一季。如山东上册公社胡家沟生产队，把原来队经营的四十亩土地分给了社员，要社员自种一季大麦。
（二）有人主张“包产到户”，认为集体不如单干。山东历城县南郊公社土屋大队，有的人把去年生产未搞好、造成减产归罪于集体生产。有的社员说：“去年生产没搞好，造成粮食紧张。上级不得不‘退了一步’，加大小队权利；今年要是粮食再减产，上级必会叫退到单干。”四小队有个社员说：“集体生产弄不长，今年不分到户，明年就差不多。”因此，不向生产队里投肥料，说：“等把地分下来后，再施肥也不晚。”据统计，在四小队的三十四户社员中，有二十八九户社员主张单干。两个小队长要求的最积极。他们认为，搞集体生产“摔大鞋”（闲逛）的多，给地“照相”（干活时光站着）的多，没有搞好的那一天。他们认为，要搞好，只有把地分到户，向国家交征购，向大队交储备，自留种子、饲料，其余的粮食全为口粮，剩多少吃多少。只有这样才能多打粮食。
现在牟平镇公社文化里已将地瓜地分给社员，包工包产到户，确定超产部分全归社员个人所得。河南有的地方农民也有类似要求。鲁山张官营公社有个贫农在整社运动中连续三次找工作组组长说；“群众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和五七年一样，包产到户，我保证咱们又有吃又有粮。”让河大队贫农代表会上，有人说：“说句真心话，不怕戴落后帽子，也不是搞破坏，这会儿是比不上高级社的情况，那会儿有盼头，干劲大；可是那时和五二年比，还差一大截子，那时起五更、睡半夜，粮食堆满屋。如果再能像那时，保证不缺粮。”在一些落后农民中，“公社化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和单干”的思想相当有市场。
河北涿县高碑店大队也有人提出“包产到户”，认为单干积极性最高。该队贫农下中农委员会委员董××说：“每人给他二亩地，规定他交多少粮食，多打的都归他，他就积极起来了。一年里头有八个月他都会睡不好觉。”“说老实话，如果上级真允许这么做，社员连脚都举起来赞成。”生产队长耿××（中农）说：“现在是非走这一步不行。按劳动力分给他几亩地，他怎么也能把他整治好。保证能丰产。”又说：“不是要走老路。但是这样好一些。”贫农下中农委员会委员赵××（在铁路上做过几十年工）说：“过去单干一人一天可以耪五亩地，现在一个好劳动力耪不了两亩，这些年把大家伙冤怕了。”
（三）不愿多种地。最近外交部退还给河北涿县高碑店公社撞河生产大队三百亩土地，不少干部和群众不想要。办联村高级社时荒辛庄从顺河庄划过来近百亩，现在这两个大队互相推诿，都想把这片地推给别人种，至今没有翻耕。高碑店生产大队重新划分生产队，也有不愿多要土地的。理由是：多种多累不多吃，少种少累不少吃，地少种点，肥料劳力集中，种得好些，上级不批评，还可以多超产，腾出劳力来搞副业，还可以多挣钱。地多了种不好，反而要受罚。有人认为，这除了粮食征购政策和粮价问题外，还有一个包产方法问题。现行的以单位面积产量指标为基础的包产方法，不能调动群众多种地的积极性。
（四）要求把粮食征购任务快定下来。河北涿县高碑店公社党技学员（多为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反映，现在“三包一奖”、按劳分配这一套政策很好，但是还有一个政策没有解决，就是粮食征购政策。群众对征购任务没底意见很大，要求实行“三定”，按包产指标定购粮任务，及早交底。以丰补歉问题，可以采取超产部分按预先规定的比例交售办法来解决，不要采取购余粮的办法。否则，超产奖会落空，多产仍不能多吃。他们认为这个政策问题的解决对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关系很大。山东省有些干部也说：“征购任务不定，别的政策白搭”，“征购是现在农村中头等重要的政策问题”，“征购任务不定，人心就不定，生产搞不好”。
（五）要求政策兑现“补课”。河北涿县高碑店公社有些干部提出，过去没按政策办事，现在要不要像“退赔”那样，重新算帐，兑现“补课”？例如自留地收的粮食，原来规定不计征购，不顶口粮，过去顶了口粮，购走了的，要不要退还？“三包一奖”过去没有落实兑现，现在要不要重新评算，该奖的补奖，该罚的补罚？生猪收购留肉五成，过去没给，要不要补给？他们认为，有一些政策像“退赔”那样搞兑现“补课”，可以使群众真正相信以后按政策办事，不是“春天讲了，秋天又变了”。
（六）要求先分期发放猪饲料。当前养猪主要困难在饲料。河北涿县国营商业规定农民必须交售一头一百二十斤的肉猪以后，才能得到饲料六十斤，供养第二头猪之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缺乏饲料，这第一头一百二十斤的猪养不起来。群众要求饲料分期先发，或先发一部分，然后卖猪，他们说：“不要不相信我们，我们拿了国家的饲料，决不会不卖猪给国家。就是猪死了，也要另买一头猪卖给国家。”
（七）有人怀疑过去几年中央的政策错了。高碑店公社党校几期学员中都有人提出，过去几年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和损失由谁负责的问题。北虎贲驿生产大队贫农下中农委员会副主任范××（贫农、青年妇女）说：“毛主席得认个错。”别人反驳他，说毛主席不知道这些事情。她说：“毛主席也许不知道，中央干部都知道，这几年多少中央干部来参观过！”阎家务生产大队贫农下中农委员会主任田××（贫农）在小组会上三次说：“中央也有责任。”他说：“‘共产党’到处刮，乡里、县里都这么搞，我估计着要不是中央有命令，乡里县里也不敢。光批评乡里县里不彻底。”经过教育，特别是向学员宣读了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的“党内通信”，才扭转了这部分学员的思想。田××听后也说，“毛主席讲得多清楚，多实在！”他们大队还揭露出，当时毛主席的信传到大队时，大队长刘××（这次整风逮捕法办的坏分子）不让往下传，说主张往下传的干部是“右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1958—196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