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宇（1924-2017），又名陈载璋，1924年11月出生于新昌县城。他原是该县的农村办社专职干部。1956年批判提倡“包产到户”的原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时，他是奉命调查和批判的专职干部。
但是他在1960年到1961年下放当农民期间，经过了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亲历大跃进-大饥荒的惨剧，认清了自己以往的盲目和无知。为此，他根据第一手先后写出乐《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关于当前农村阶级的分析》《关于包产到户后的分配问题》《农村集体生产经营管理中几个问题》《重谈包产到户》等系列文章，分别上达中央及省、县领导，还6次写信人民日报社，要求在全国范围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久，该社群众工作部内刊《读者来信》第1期以《陈新宇六次致函人民日报谈包产到户》为题，介绍陈新宇6次去信意见。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新昌被作为包产到户的典型，不断受到批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新宇被列为全县头号“牛鬼蛇神”，横扫对象，先后经受7次抄家，120次批斗，32天监禁。1969年被以右派分子论处，开除工作籍，管制3年。1981年陈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晚年，仍一如既往地关注农村的发展，关怀农民的处境。自费去农村调查新情况，不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先后写出《改变八亿人搞农业的出路何在》《回顾合作化运动》、《中国应走自己的路——对发展乡镇企业的思考》《不要把社会生产发展中的成果推给资本主义——改革开放认识上一个重要问题》和《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问题》等系列文章。2017年3月22日，我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包产到户’理论家”陈新宇在新昌逝世。】
对当前农村阶级情况需要重新作一次分析，这对实际工作会有很大意义。
分析阶级情况是制订革命路线、方针，策略的主要依据。目前农村中阶级情况非但与土改时不同，就是与合作化高潮初期也有很大不同，不根据阶级情况变化而相应地规定新的政策，会使政策与实际情况脱离，使实际工作中产生难以解决的矛盾。
形成阶级的主要依据是生产资料（在农村特别是土地）与劳动力。土改前，农村处于封建剥削之下，土地占有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基本分离，土地成为剥削手段，对阶级形成有着决定性意义。劳动则是次要的，土改后基本上按人口分配了土地，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合而为一，土地占有大体平衡。土地对劳弱户还有较大意义，在各方面经济上升因素中两者并重。合作化后（特别是高级社化后），土地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实际上劳力成了阶级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合作化初期上中农中少数劳力强的入社反无顾虑。而贫下中农部份人多劳弱的反而对入社顾虑大，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也是办社后倒欠户长期没有消灭的最基本的原因。
经济是一切的基础，也是决定思想意识的基础，生产关系改变中对本阶级的利益的多少决定各阶级对新的生产关系及与此相联的方针政策的根本态度。党的路线、政策的制订一贯是以不同革命时期中人数最多、得益最大的阶级来确定依靠力量的。各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都如此。因此不论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找到了广大的坚决的执行路线政策的依靠者，正确而顺利地贯彻了政策，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民主革命阶段农村中进行了土地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消灭封建所有制，解决农村人数最多的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和部份其他生产资料的困难问题，有其间得益最大的是无地少地的贫、雇农，这个阶层人数最多也最积极，党依靠这个力量团结人数次多也有少量得益的中农取得了土改的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农村中进行了合作化，改变了私人所有制。其主要内容是生产资料的集体化与初步贯彻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分配，这期间，生产资料较少，劳力较强的，得益就较为显著。而这一部份人大多数是贫农（生产资料最少）及土改后得到土地开始上升的新中农（劳力强）这部份人数量多，合作化出路也最大，积极性也最高。因此，党就采取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上中农进行合作化，取得了胜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这个时期中两个阶级里某些户基本利益情况已有区别，贫下中农已杂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并不少的老下中农及劳力不强的贫农、新下中农，他们并非积极拥护合作化，这两阶层中实际可依靠的力量并不是阶层人数的总和。因此，阶级依靠的力量就不及土改时坚强、严整，整个阶层态度就不如土改时简单、明朗。这是工作中所证明了的，这也是上一个阶段贯彻阶级路线中对中贫农互利政策处理上阶级成员认识并不一致及有些地方感到对待上中农干部难以安排的基本根源。
目前时期，经过5年合作化、公社化，已使农村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调动一切劳动生产积极性，达到迅速提高产量、丰富产品，使农村全面走向富裕道路。这期间受益最多的必是劳动力强，生产技术熟练而又肯劳动的人。
这部份人是属于那一个阶层的呢？也就是谁是目前、今后可依靠的力量呢？
无疑的是现有的中农，要是再划分上下中农的话，那么则特别是现有的上中农。
合作化后集体生产中统一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特别高级化后），使本来劳力强的贫下中农户实质上无偿地使用了部份人口多劳力弱的户土地。使经济上得到了空前迅速的上升，若以消灭剥削后标帜上中农的经济状况为“丰衣足食，年年有余”的话，这一阶层目前已近农村户数的35％，几年来得益最大（新上中农），今后集体化对他的好处也将是越来越大，随着生产发展与按劳分配原则更深入的贯彻，户数将迅速增多，将得到更多好处，目前的下中农阶层经济生活上“衣食无忧，年终分配稍有余或略有不足”，并不影响生产。这个阶层劳力不如上中农强，但又比贫农为好，大部份人得到过土改好处，申贫农上升而来，合作化中仍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较中农为慢，新下中农也有少数劳力弱的合作化后停顿未上升（老下中农）或稍有下降（由老上中农中来），大部份拥护合作社或不反对合作社，少数人则积极性不高，随着生产的发展，这个阶层大部份户将要上升户数将继续减少，目前已由合作化高潮时“较多”的情况降到占农村比例的五分之二左右，略高于上中农户数。现有贫农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阶层，生活困难，劳力最弱，其中还有少量给占总人数3％带有流氓习气或懒汉行为为大多数人所反对，整个阶层占现有人数约2％左右，而由于劳力弱，这是在合作化中受益最少的阶层，对集体化积极性也较差。少部份劳弱户由中农下降的还有反感，随着生产的发展，这个阶级在逐步缩小。
按照原来划分阶级的情况就如此。实际上目前的农民因土地的集体所有所形成的只是经济情况稍有不同的阶层而已，生产资料已不起任何作用，贫农、下中农、上中农仅是生活水平的差异名称吧了。
从上面分析情况来看，农村中继续执行，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消灭富农阶级资本主义剥削的政策，将要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实际上情况就是如此。目前农村组织路线上尽管强调贫下中农应占领导优势，实际上许多农村干部已超过一般中农水平，并且将愈来愈难找到贫下中农。干部中已出现要求富裕而又怕硬划作“富裕农民”的思想矛盾，无法解决实际工作中政治上强调依靠贫下中农而经济措施上贫农在按劳分配获得的报酬中因劳弱远比中农为少，政治上所批判的富裕农民（有许多批法是不对的），在经济政策上却受到了扶持与鼓励。客观形势显示了这一事实：想依靠的贫农阶层愈来愈少，愈来愈不可靠，而作为批判对象的上中农却是愈来愈多，愈来愈有力量，愈来对集体化贡献愈大，愈来愈成为有决定作用的阶级事实总归是事实，不管你现在是否喜欢这个阶层，上中农终将成为农村多数，成为全体农民的方向。（楷模）不根据客观情况变化而相应的改变路线政策是不行的。那就不能解决这一些愈来愈多、愈来愈特出的矛盾现象，终将不能充分发挥可以依靠力量的积极性，影响最终目的的实现。
那么今后农村政策应如何制订呢？
有些人说，这样不要抄袭合作化初期时批判过的“土改靠雇贫农，生产靠中农”的说法了吗？看起来表面相象而实际上是不同的：第一、目前中农绝大部份是由土改后在党的领导下从雇农通过生产锻炼上升的，并且是通过合作化多年分配考验已经了解合作化好处的；第二、目前中农已成为农村户口的多数，已包括了绝大部份原来雇贫农中的积极分子；第三、目前中农已习惯于依靠合作化上升，多数已不再以富农的上升方式作为自己榜样，这一些当时未具备的条件已出现了。因此，当时荒谬的说法目前恰是恰当的实际的了。“一切以条件为转移”不能忘却这一句名言。按理上述理由来检查目前的思想工作与分配工作，就有许多问题需要很好研究，特别要注意的有3个问题：一、“批判富裕农民思想”的提法应取消，代以“批判旧富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与剥削方式的复辟”具体做法只限于批判“只顾个人，妨碍集体”、“弃农经商”等行为，提倡“依靠集体，争取富裕”，提倡“集体至富个人发家”，重新在农村公开讨论明确划分阶层，扭转怕富裕思想，批判穷光荣思想，造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空气。二、注意吸收经过考验的中农参加领导，如实弄清当前农村基层领导的成份，转变领导中的怕做富裕农民的思想，在基层党组织内发展上中农党员。三、对倒欠户情况作一次很好的分析研究，对劳弱的贫农原则上要保持未合作化前他个体经营时的实际收入水平。按劳分配只应是由于集体经营而超过的部份，具体的可采取基本劳动日与基本口粮差额定供给，并以“队有私养”，队助私营方式，用比例分成办法，帮助安排家庭付业，并按实际负担能力及现有公益金情况清理以前倒欠，使社会积极性得到全面发展，生产迅速提高，使农村各阶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富裕集体农民的水平上迅速统一起来。
1961年6月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