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林：“遵义事件”时任遵义行署专员；本文是何林的亲笔资料，时间为1967年1月3日）
1，发生时间主要是在1959年11月、60年春天、一直延续到61年，时间比较长，情况比较严重。产生时间主要是高征购、高估产，结合几个不适当的大办，如大办食堂、大办工厂和大办水利等等。连续几年高估产（58年、59年）。57年的产量是25亿斤，而59年大旱80多天，实产只有20亿斤左右，我们就估产30亿至36亿斤，到省委就给增加到40亿斤。高估产就带来了高征购，59年遵义地区征购任务原粮10亿斤，比56年57年增加一倍。完成征购后，群众的口粮就很少了。
2，当时办食堂是在59年8月三干会上省委批评我们春天解散食堂是右倾而后又办的。大部分粮食征购入仓，而集体粮食又统一保管并取消了自留地，群众无法解决生活上等问题。
3，粮食指标规定的低，又不落实。59年冬天规定口粮5两（注：是16两制的5两），5两副食品，2斤菜。后两项是空的。连5两粮食也没有保证，实际生活无法维持。
4，省里供应指标低，59年年前还规定不准供应，已经被卡死。因为我们在59年春天动用了1亿3千多万斤国库的粮食。在59年麦收时，周林从凯里到遵义，路过虾子场看到群众剥树皮，说：“剥他的脸皮”，又说：“谁动他的粮食（指国库）就砍断他的爪子”！徐健生也在省的财贸会上大批特批我们动用他的粮食，并说：“以前动用的秋后还要补征购还”。我们群众无粮，请示周林，周批评我们是“富而不仁”，不准动用国家粮食（当时省委明文通知，国库粮食的动用权全部收归省委，以下各级只有保管之责，没有动用之权）。
5，省委59年9月份就布置“反瞒产”，苗春亭亲自到遵义整个南白区去搞“反瞒产”，并把他搞的经验作了介绍，省委还把苗的经验批转各地（当时地委办公室整理的，我们有责任），同时省委还批转黔东南剑河反瞒产经验。59年11月底，徐健生从织金到遵义介绍“捉鬼拿粮”，12月3日又开电话会推广的。12月实际无粮，或者粮食很少了，又进行全面的“反瞒产”，因此就产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有的人被捆绑吊打，有的人被剿了家。我们按省委指示办了，当时被省委规定的几条杠杠卡死了，不准动用公粮，反出来就安排，反不出来就不安排。最后无法，就动员群众上山挖蕨粑安排生活。
6，遵义地区11月底还未完成任务，省里周林、徐健生一再强调完成，可是不但完不成，而下面粮食发生紧张，向省里请示了四次，最后才给减了5千万斤的征购任务。11月底，徐健生到遵义时，我向他反映粮食指标太紧张，卡的太死，粮食不够，不准动用遵义交通沿线的粮食，财贸部叫我们到边远地区去调粮。他不但不帮助解决此问题，还仍然布置“反瞒产”，说：“没有粮食（是）被大口鬼吃了”（即是捉鬼拿粮），
7，省里给的粮食指标低，还规定春节前不供应。徐健生后来还捏造给我们4千万斤说我不要（到处宣扬）。下面反映无粮死人，我们曾多次电话请示省里，省里不但不解决，反而一再逼征购任务，追查我们动用国库的责任，布置搞“反瞒产”。问题被揭开之后，竟然捏造舆论说：“给我们粮食不要”。
60年2月6日下午，吴实到遵义（慰问野外职工）在息烽等地就发生（现）了问题，就批评我们是“兴义事件”，当时周林在温泉养病。李书波同志向他请示，周林还说让他下去了解情况是否如此严重？当时吴实打电话叫张鼎臣同志（省人委秘书长）到遵义汇报，三合的情况是严重的，曾写过报告报省。（2月）7号我随吴实从遵义到桐梓边检查边安排生活，并由吴实请示周林，每人每天半斤粮，并将死人和浮肿病的情况和严重程度报省，吴实并把蕨粑皮包回去让周林看，但周林一直不理。2月中旬，我们向省里要指标1亿7千万斤，每人每天1斤原粮。周林推给徐健生，徐健生说：“我哪有这么多粮食给你们”！2月16日，我们报了个死病数字。周林、苗春亭马上就批评我们不准再统计这样的数字。并说：“不能把死人都记在共产党帐上，血淋淋的事统计他干什么？”2月20日左右，陈璞如又到遵义，他知道死病人严重，并说群众给他写信，当时表示回省后反映情况，当面表示支持我们，但吴实、陈璞如回省后都没有回声。60年3月份，我们又向省里要指标1亿4千万斤，当时受到苗春亭的批评，并追查我们的责任。同时在省的四干会上又布置大种包谷（当时布置的任务比实有土地面积大几倍）。天寒，吃不饱，又有病，造成又死一批人。
8，60年4月份，省里李景膺到遵义却批评不反映实际情况。但遵义地区的情况都向周林反映过，有的是面谈的，有的是电话汇报的。苗春亭、吴实、陈璞如都知道，李景膺怎么能说我们不反映真实情况呢？实际我们反映情况，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每次都受到批评、指责和追查。开会后，李景膺和李书波到湄潭，我和毕贵显到桐梓，连治洁在遵义县，在三个重点县召开四级干部会揭发三个县出现的问题，湄潭揭发出王卿臣和容镜的问题，并捕了几人。当时我在桐梓揭发不积极（因我当时就认为错误在我们身上，对追查下边的责任思想不通），李景膺还批评我对死难者不支持，没有宣布撤县委书记刘钊的职。同时中央公安部办公厅王XX同志从湄潭到桐梓，我当时把情况向他汇报了，后来省里又批评我乱说，对虚报浮夸一直不提。
9，60年4月底，周林从铜仁转到遵义检查死病情况，我们向他汇报，他根本不愿听。我们坚持向他汇报了，我们对省委没有隐瞒。而省委周林向周总理汇报是，却隐瞒了贵州事件的真实情况。
1，1958年10月初，省里赵欲樵在遵义坐阵大炼钢铁，他根本不管秋收和分配问题。当时还有15-20%的秋收未搞完，就把主要的劳动力调到炼钢铁方面来。当时倪仲珍同志反映：“有些粮食烂在地里了。”赵欲樵说：“现在大炼钢铁，在所不惜”。还说：“这种说法是右倾思想”。当时谁反映真实情况就当“白旗”来拔。那年秋收根本未分配，就来个大刮“共产风”，伤害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没有贯彻中央的分配政策。
2，1959年4月份（具体时间记不准了），贯彻中央政治会议七条14句话（即纠正平调）和5月份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六条指示，刚贯彻到大队后，以周林为首的省委又制定了四至五条的一个文件与毛主席指示的六条和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相对立。59年6月底，苗春亭来遵义总结了遵义南白反对富裕农民思想倾向（即是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和牵牛拉马等的问题），把中央纠正平调的指示冲淡了。
3，59年底（时间记不清了），苗春亭写出了公共食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社会主义的阵地。欺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
4，60年春省四级干部会议上，周林为首提出“五化”（食堂化、城市公社化、田园化等），继续贯彻他们1959年五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继续刮“共产风”
5，60年7月份，省里提出“新三反”，赵欲樵亲自指挥把区级以下干部实行逮捕，全区共逮捕400多人，其中区级就有140多人。撤职区级占60-70%，区以下撤职占70-80%，这是省委周林主张硬处理的，县委主要成员也被撤职，使县、区、社、大队造成无政府状态。同时扣押了湄潭县委书记王卿臣，副县长容镜被枪毙。“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都是省委压下来的。应当说罪魁祸首是省委的周林，而后是地委。我和耿焕民同志是5月份被撤职的，一切会议都不让参加，10月初调省了。李书波同志是10月份处理的，但省委没有处理任何人，在62年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后，省委一直把责任推到我们头上。
6，赵欲樵1960年4月底到遵义，实际上他代替地委第一书记。他奉周林的命令，一面处理下边的干部，以便压盖子不让揭。我记得处理我时，我向他提出要求把问题摆开，他不理睬。李书波同志也要求把盖子揭开，他不同意。另一方面他又布置一套隐瞒中央。布置遵义、湄潭、桐梓等县，等中央来检查时按他布置的情况汇报。6月份中央监委金同志和杨用信同志到遵义等县去检查，就发现他们暗中耍一套鬼把戏。他们问赵欲樵我在家否？要与我面谈。赵假说我出发了（实际我在家）。当时段青海同志向中央计委同志汇报是暴露死人情况，赵欲樵就立即追查。
7，1962年5月份，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说明我在“遵义事件”中犯了罪，另一方面说明省委和地委应负主要责任，光整下面的干部是不合理的。这封信经过中央监委转回省监委后，省委的任何人不但不给交谈此事，反而加重我的处分，即是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赵欲樵还在遵义地区宣扬我要翻案等等。
我在“遵义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我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向省委汇报了情况，未敢向中央反映情况，还执行了周林等人的错误指示，整了下边大干部，反对了人民，党对我的处分是应该的，我永远感谢党和群众对我的教育。
“遵义事件”实际上是“贵州事件”。省委的周林等人上瞒中央,下反人民，因此不仅遵义，实际其他专区都有类似情况。省委为了封锁中央的消息，但遵义地区已经揭开了，就处理我们，以便应付中央。对其他地区则尽力压制，一直不作处理，掩盖真相，欺骗中央。
赵欲樵到遵义后，把遵义地区死人情况一律不准上报。他去后，死了那样多的人，一不准上报，二把责任推给到们身上。在1960年5月份以前，我们曾向省委汇报过七至八次，每次都报有数字，省委办公厅和省公安厅都有存案，省委还规定数字不准外传，周林根本不准报。
高估产我有责任，我决不推脱责任，但省里又加了码。高征购是徐健生亲自布置的。县里报的1959年的粮食产量是27亿斤左右，我们增加到了36亿斤，省委最后决定的40亿。
1964年到1965年元月，中央的四清工作团派一个工作组到遵义，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集中揭发地委的问题，我在会上又作了检查。当时组长杨万选说：“你们暂时回去，听候处理”，以后（就）不再提了。
“遵义事件”政治影响很坏，死了那么多主要劳动力，有的户已死绝，至今想起还很痛心。重大责任应当由省地委来负。省委一个未处理，受到处理和法办的都是基层干部，有少数的基层干部死在监狱里。斗争批判的都是基层干部，有一段时间形成无政府状态，在反瞒产是违法乱纪，在整基层干部时也违法乱纪，造成恶劣影响，现在提起来有些人很寒心。除了政治影响外，在经济上也是很大的破坏，耕牛损失很大，耕种田土有一个时期很苦难，两三年才恢复。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罪的。在65年2月份贯彻中央23条时，李大章同志明确主要责任由前省委周林等人负，后来把周林调到西南局任专职书记去了，对此，我是有意见的。65年7月份，听说周林向中央写信要翻案，我在会上很义愤，他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处理太轻了。我们曾经要求中央加重对他的处分，但最后没有下文。以后省委不准再提“贵州事件”了。
以上资料可以查对。我对周林等人没有幻想。但因为时间很久，一方面回忆不清了，另一方面有些具体问题如省委决定，因我未参加，情况不明，反映也有困难，没有隐瞒的思想。
何林1967年1月3日。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