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原中共金沙县委书记赵广玉同志的亲笔稿。稿子的前面还引用了三段毛主席语录，本次抄录时，对主席语录作了省略处理。)
我向金沙工人、农民请罪，向革命干部请罪，向革命师生请罪，向革命组织请罪，并通过你们转达我向全县人民请罪。
我在主持金沙县委工作中，我反了党反了人民，我是“金沙事件”的罪人。由于来后的行动是由红卫兵战士安排的，因此我没能向工人、农民及各个革命组织主动的请罪。我是金沙犯错误的总头头，金沙的死人在金沙由我来负责，希望不要过多的去追究基层干部。根据革命组织对我的安排，今天我不能占用过多时间去检查我的罪错，而主要是让我揭“金沙事件”的盖子。我是由贵阳市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赴金沙战斗兵团、“遵义事件造反团金沙分团”、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赴金沙红旗战斗兵团、贫下中农造反团、毛泽东思想熔炉造反团革命战斗队等60多个革命组织受金沙人民的委托，于元月26日夜把我揪回到金沙，让我彻底揭发“金沙事件”的真相。我认为是一种革命行动，我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的一边，将我所知道的一切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以揭发。除我第一次所写的材料以外，下面我分以下几个问题作第二次揭发。
(这方面的材料我第一次做了具体交代，详细的揭露了周林、苗春亭等人的错误事实，在这次材料里不多赘述，仅大概的说说。)
贵州省委在以周林、苗春亭、徐健生、陈璞如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把持下，长期以来，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阳奉阴违，借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威信，自己以党的化身自居，上欺中央，下骗人民。借基层干部热爱党中央、毛主席的心情，为了实现他们反党、反人民的目的，顽固的在贵州长期推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黑线，因而给贵州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使贵州百万以上的勤劳勇敢的人民死于非命。这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种路线斗争在贵州党的组织内早就存在的现实。损害最大的是从1959年11月开始至1961年5月这一段时间里，他们起初是“形左实右”，到了60年底以后，他们连形“左”的假面具也完全抛掉，暴露了他们原来就是在党内长期隐蔽的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实质，在贵州广大农村他们大搞社会主义倒退运动，大搞资本主义泛滥，在他们所推行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恶活动中，据我所知道的毕节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第一副书记主传谟和地委常委王学臣为首的一小撮人，不仅积极的、忠实的执行了省委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他们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创造，从而给毕节地区人民也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一旦中央得知了“遵义、金沙事件”，派人来检查之后，他们就采用了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手法，周林等人又耍了一套形左实右的阴谋，对真相盖不住的金沙、遵义、湄潭，他们就向中央、向全省人民，由省、地委全体书记亲自挂帅，大声疾呼揭盖子、挖根子、造舆论、推责任，风云各地刮遍全省、上报中央，把根子仅仅归罪于县委身上，因此逮捕了湄潭县委书记王卿臣，法办了金沙县委书记赵广玉……，并在全省把这些“贵州事件”的替罪羊搞的臭气熏天、人人痛恨。至于受蒙蔽的不少群众和干部，仍是认为死人仅仅是金沙、遵义等县，产生问题的根源就在某些县委身上，因此对以公开处理了的典型仍是耗子过街人人喊打，但周林等人却反以贵州人民的救世主而自居。果真如此吗？其实周林等人早就是做贼心虚，怕的要死。为了掩盖真相，毕节地区周林、苗春亭等人就派来了省委委员、贵州日报社总编辑陈健吾任第一书记，省委委员、省计委主任闫学增任地委副书记……，他们去了之后，不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负责，不是对事实负责，彻底揭开盖子，而是忠实的按照周林等人的意图去盖盖子、封消息，保周林等人，当然也是为了他们自己。
贵州死人的问题是从1959年2-6月份就已局部开始了的。省、地委也早就发觉了的，下边也作了一些汇报。但省、地委不仅不听，而且对说真话的干部和群众随便乱给戴帽子，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镇压。因此死人问题就延续到61年5月。虽在这段期间周林等人也表面上说过点人话，但实际仍非按他的黑货办不可。因此使“贵州事件”长期延续，步步加重。中央曾问贵州省委是否有困难，中央可以拨给粮食，但周林又怕暴露了原形，就拒不要粮，把压力全部压在基层干部和人民身上。所以贵州死人不是一县一专区之事，而是全省性的。据我知道的情况，从全省问题轻重的顺序来排，遵义专区、黔东南、毕节、铜仁、黔南、贵阳郊区、安顺。从县来讲，遵义、湄潭、桐梓、剑河、思南、金沙、黄平、毕节、大方、水城、黔西、纳雍、黔东南四县等死人比较严重。
下面重点谈谈毕节专区的死人情况。毕节专区九个县都死人，全区死人在25万人左右。从县来说，金沙、毕节、水城、大方、黔西、纳雍、赫章、威宁、织金。当时发现了人吃人事件的黔西、毕节、大方、金沙等县。
金沙县死人是在1960年4月先在禹谟区发现的，经过省里派人检查，最后中央又派组织部李副部长、马主任等数名处长和西南局的陈平、省委部长崔廷芳、地委副书记李超臣、常委王学臣(此人长期住金沙)，共计20余人，陆续经过7个月的调查，从队到乡到区，对于死人的数字统计是精确的，到了1960年11月13日，我被停职反省，省、地委就确定了以地委王学臣接替我的工作，组成金沙新县委。当时上级派去的县委书记还有刘传礼、赵后思，随后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石××、省计委主任闫学增等人，经过7个月的精密调查统计，死人数字已经落实，于1960年12月3日在中央、西南、省委亲自参加下，由地委李超臣和新县委的王学臣等人参加研究，列表上报，全县死人47,947人(非正常死亡),为方便将表附后。
合计
57年人口数319,686
58年人口数326,980
59年人口数324,229
60年人口数253,782
上调外流25,251
死亡47,947
死亡率14.6%
红旗区
57年人口数23,561
58年人口数28,148
59年人口数27,675
60年人口数22,998
上调外流1,504
死亡3,646
死亡率12.8%
平坝区
57年人口数29,172
58年人口数30,390
59年人口数30,390
60年人口数22,715
上调外流1,855
死亡5,820
死亡率19.4%
石场区
57年人口数31,348
58年人口数31,796
59年人口数31,796
60年人口数27,378
上调外流1,010
死亡3,408
死亡率10.7%
岩孔区
57年人口数30,638
58年人口数29,805
59年人口数30,065
60年人口数23,423
上调外流2,940
死亡3,892
死亡率13%
禹谟区
57年人口数42,364
58年人口数42,559
59年人口数42,709
60年人口数28,809
上调外流5,130
死亡8,620
死亡率20.2%
安底区
57年人口数48,629
58年人口数50,200
59年人口数50,290
60年人口数42,013
上调外流3,187
死亡5,000
死亡率10%
沙土区
57年人口数60,625
58年人口数61,955
59年人口数59,125
60年人口数43,527
上调外流5,977
死亡12,451
死亡率20.8%
安洛区
57年人口数29,427
58年人口数27,730
59年人口数27,370
60年人口数23,451
上调外流3,060
死亡1,219
死亡率4.4%
清池区
57年人口数23,859
58年人口数24,397
59年人口数24,803
60年人口数19,468
上调外流1,038
死亡3,891
死亡率15.9%
随后谢富治副总理亲自处理“遵义和金沙事件”。省委就于1960年12月8日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并当即实行逮捕法办。死人问题据我这次来金沙后知道在我被捕以后，即是1960年12月份、1961年1、2、3、4、5月份，在省、地委和新县委的领导下，仍然是继续执行周、苗路线，并未从“金沙事件”中吸取教训，对人民负责，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死人蔓延。从1960年11月中旬以后，的死人数字是因为省、地、县委继续的忠实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带来的，不能都加在我的身上，也不应该都叫我来承担，而应该由省、地委和金沙以王学臣、刘传训、赵后思为首的新县委领导下所死的人，应该由他们检查承担罪责。我这次来金沙，有人说死人8万余，有人说死人15万……至于究竟死人多少，我已离开金沙7年了，我不知道。我有确凿证据所能说明的死人数字就是47,947人。
金沙县死人是严重的，但死人问题是全省性的，只不过是省、地委掩盖了真相。在这方面我为了节省时间，不准备作详细说明，我只实事求是的举出一个例子用以对比，就可以揭穿省、地委在死人问题上的欺骗阴谋。金沙县在解放时的人口是270,000左右，现在是290,000人；黔西县解放是的人口是370,000人，现在是388,560人。其实省、地委对这个情况是完全清楚的，但却一贯吹嘘黔西县好，只有一、二个小队死人，最后成了全省、全专区的好典型，成了周林和陈健吾在死人问题上向外宣传的红人红县。但事实情况如何呢？黔西县也死人近4万左右。省、地委为什么不敢谈真情况呢？为什么封锁呢？从这个问题上就可以看出省、地委心揣的是什么鬼了。至于毕节、大方、水城等县就不用举了，他们的问题都比黔西大。
金沙发生死人时间主要是1959年11月底至60年春天，一直延续到61年5月份，时间比较长，情况越来越严重，产生问题的根子是：
1，产生“贵州事件”主要是把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及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一封信(即是包产不要吹牛，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只是名义上传达，形式上贯彻，实际上省委抵制，使基层无法照主席的指示去办。但周林等人滑头得很，你说他没有贯彻主席指示，他不承认，他形式上贯了，出了事你抓不着他。你说他贯了，有他的数字框框往下套。你不照他的办，他就抓你右倾反党，事情办好了，功劳记在他帐上，事情办糟了，周林等人就把罪过推到地、县、区、公社党委的身上，困难和压力都推给下边，荣誉都是周林的。一看出了问题，他推个一干二净。遭法办、定罪恶的全是下边。周林等人真是又毒又滑。这样作的结果，实际上破坏了对主席指示的贯彻。省委一边宣传主席通信，一边散布谣言污蔑毛主席。周林说：“这是主席听了他们家乡一些人的话，受了他们的影响，哪能不问上级计划呢？”省委就下达59年计划产量全省220亿斤，估产数就来个170亿斤。59年贵州确实是大旱100天，下边反映减产，但周林却说：“产量不能退了，冷水洗鸡巴，越洗越缩巴，越说粮食越少，全省150亿斤定了，你们退我不退了，我顶着……”(其实贵州实产不过60亿斤)，这就是省委的态度，这就是高估产。但事实上粮食还是拿不出来，下边有反映。但周林等人死不认帐，就指示大搞反瞒产私分，反富裕农民路线。捉鬼拿粮。下边的产量指标想下也下不来。如遵义专区只收17亿斤粮食，遵义估产30亿斤，省委不同意，就增加到40亿斤，毕节专区只收9亿斤粮食，估产就近30亿斤，金沙县实收1亿2千万斤粮食，下边报估产6亿、4亿，最后为3亿5千万斤。下边曾报过2亿8千万斤(这个数在向省、地委书记汇报前我不知道)，我当着周林、苗春亭、孟子明的面，一说此数，又遭到了严厉谴责，说我是右派观点，追究我的责任，非叫我检查不可。因而有硬着头皮增加到3亿2千5百万斤，但孟子明还嫌产量太少，仍不放口。
2，高征购：比如遵义专区实收原粮17亿斤，征购就是10亿6千万斤。金沙县1亿2千万斤的实产，就分征购任务1亿2千万斤，我早于1959年7、8月份，就向在金沙领着召开片的县(委)书(书)会议的地委第一书记主传谟说：“今年旱灾大，梗稻有些地区反映禾苗不好，减产，征购分的太重，也不合理，全专区最大的县才分7、8千万斤，金沙是个小县就分了1亿2千万斤，每亩地平均光征购任务就达200斤以上，过去我们最大的产粮乡，田又多、水源又好，如岩孔、农里，分征购任务30-40万斤，完成还相当吃力，现在每个乡平均征购任务都在100万斤以上，今年征购与52年的负担相比较，增加了12倍之多”我并把逐年征购数字、增长比例，都画表列册报给主传谟和省委了。我连续要求减征购任务，同时以后我又给孟子明写信说“……我不是红旗，粮食任务我完不成，可以撤我的职……”但最后的答复仍是反右倾……实际上当时是减产，大旱1００天，晚包谷大部分干死，望天水田基本上很少收成，有一部分水田没有保证，干裂了，只有保水田才收了一部分。这么大干旱，大大减产，我们实际是边收边吃，最后我们征购完成了９千多万斤，群众手里就没有粮食了，这是金沙死人严重的根本原因。如比我们田土多近一半的毕节县，当时征购才８千多万斤，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这个小县当时与赫章、纳雍、黔西(黔西田土比金沙也多三分之一)一样分给征购任务的话，金沙县死人就要轻得多。
３，不供应或低供应。既然省、地委按大计划、高估产揪着基层不放，周林等人提出：“谁说粮食少，谁就是否定大跃进，谁就是否定三面红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粮食是个专政问题，是个阶级斗争。”因此就批评下边干部“不能光看国家仓库，不能拿国家的粮食填资本主义的坑，那是个无底洞，你填不满的。要向基层干部要粮，要向富裕农民夺粮，要检举反瞒产私分，要捉鬼拿粮”。因而在周林指挥和亲自领导下，全省斗争和处理了省委(副)书记常颂、部长夏德义、李庭桂等所谓的右倾反党集团，又批判了安顺和黔东南两个地委书记，又撤消了５个县委第一书记，全省共打了４３个反党集团。周林说：“这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这些人走向了他们的反面，他们不搞大跃进了嘛！我们５９年８、９月份几乎成了个小马鞍形。不搞总路线、大跃进的就把他撤掉了嘛！，现在日子好过了，形势好的很……”
这样一来，省委就乘势大与下边施加压力，不但任务不能减，连５８年欠的粮食帐５９年都要还清，农村有一段就没有粮食。最后下边反映了一些情况，省、地委也发觉了死人、浮肿问题，但他们仍不改正错误，相反还继续坚持只准提出借粮１０天。我曾规定发一个月的口粮，而受批评，并勒令立即取消，只在部分地区执行了一个月，仍是按省、地委周林、孟子明规定的“四、四、二”的标准供应(即是四两粮食，四两代食品，二斤蔬菜)(注：是１６两制的四两粮食，相当于0.25斤)．还规定搞出了瞒产私分的粮食要还给国家。这正在６０年元月份，因而使问题就越发严重。
４，拔白旗，撤干部。在基层中，大力提倡向富裕农民干部夺权。
当时省、地委对于搞不出粮食的干部一律说成是鬼，说是富裕农民在党内的代言人。说粮食问题就是个干部问题，因此对拿不出粮食的干部就批，就叫撤换。1959年11月底，省委规定各县召开反瞒产私分的万人大会，斗争、搞了些基层干部。当时省委规定可以斗争面在2.5%。从60年元月至4月农村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违法乱纪就出来了。孟子明责令金沙县委因搞不出粮食就要把我县九个区(委)书(记)立即撤换掉七个，我们顶着不执行，因而还受到批评。干部在这种压力下假报搞出粮食的也出来了，农村出现了一片混乱。
5，大办食堂。
省委向中央写的食堂问题的报告是对毛主席的欺骗，听说毛主席也批评了这件事。当时正值60年3月份，省委提倡大办食堂，开会总结了美化食堂和办大食堂的优越性，毕节的大食堂，省委书记李景膺、陈璞如都亲自去参观。省委提出食堂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当时天气冷，又无粮，人浮肿，又生病，拖儿带崽、爬山越岭来回几里地，有的跑到食堂吃不上饭，这也是死人的原因之一。当时省委规定非强迫所有的人参加食堂不行，有一段时间，在59年春天一度瓦解了，但省委又批评下边右倾。最后到了59年9月以后，又是大反右倾大办食堂。为了巩固食堂，使群众没有小家庭的幻想，孟子明指示：“把各家各户的碗、桌、筷、火，一律取消，捐献给集体，要集体食堂冒火，家家断炊。这样既提倡了关心集体，又防止了懒汉”。孟子明、主传谟又提出：“出工要有出工票，吃饭要有饭票，开会有会票，什么要有工分票”的几票制度。
6，58年是丰收年，但当时以省委周林为首的省委正当秋收大忙季节，就叫集中全力保证钢铁元帅上帐。这是个政治任务(这样作完全是应该的也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丢掉农业、丢掉分配这是错误的。副省长赵欲樵从遵义于9月份给我电话指示说：“……遵义是集中全力、拿出牺牲一切的精神都在所不惜，保证10月1日放出日产万吨钢的钢铁卫星……”。省委又派去了以省委工交部副部长宋晓蓬为首的钢铁检查团，亲临我县督战，地委第一副书记主传谟也亲临我县指挥，当时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张军直提出：“你们田里收谷子的不能光用穆桂英……”(当时全劳力抓钢铁去了，农业上只留小孩和老年)，但主传谟说：“不要听他那一套，粮食是小事，不是中心，抓不住钢铁要犯政治上的错误”。因此丰产得不到丰收。粮食无人管，分配基本上没搞，粮食烂在田土，收了的也抛撒浪费极大。省、地委又提出“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7，大办社队工厂。
省委提出要办“百厂队、千厂区”，到处搞起了一平二调。把群众和私人的猪集中成立百头猪场、千头猪场、万头猪场。天冷，无饲料，管理不善，死亡极大。
以周林为首的省委和以孟子明为首的地委，提出要“在59年国庆节前完成入仓任务，日放完成征购入仓千万斤的卫星，向国庆献礼”。当时我正在省里参加三幹会议，我也打电话贯彻了这一指示。实际上当时有不少高山及晚熟作物尚未成熟，但下边为了完成任务也就硬性收割，而省委又指示边收边入仓，先下手为强，把征购任务抓到手里再说。因此就造成了重点区、乡、交通方便的区乡、重点产粮的区乡，收的多入仓多，以此数来抵当时未收割或粮食不易集中的高山地区的任务，因此产粮区死人也就比较多。
9，无限度的搞深翻，高度密植，毁了一些小季。
1958年冬，省委指示要大搞深翻田土，地委孟子明提出要深翻1尺8寸，我县分的深翻任务是15,000亩，实际上群众一开始是为了抢季节，只翻了0.8-1.2尺，就种上了小季，有些生产队 只是搞了一小部分深翻2尺左右的田土。当时我与省委派去的县委书记伊彤一齐去沙土检查工作，到了11月份，季节已晚，同时考虑深翻一亩要用工200以上，我们商量要赶快抓季节抢种，深翻可逐年完成。因此我们就决定停止深翻，按计划全力抢种小季。我们在沙土官田乡用电话通知了县委第二天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各区(委)书(记)参加)，专门布置和解决“抢季节、停止深翻、全力转向播种”。我们在回县的途中，经过遵义县，遇到省委党校校长当时任遵义县委书记的连治洁，还有党校教育长冯迪民，他们也是当天召开紧急区(委)书(记)会议。(我)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他后，连说：“不行，邓小平、李井泉、杨尚坤、周林在遵义，邓总谈‘要亩产千斤，非挖地3尺不可’”。当时连(治洁)向邓小平等人说：“季节已经到了，深翻太用人工……”。周林说：“你们都是外地人，我是贵州人，你们北方不了解贵州的习惯，贵州春节前种下去小季也不算晚，为什么不能深翻？”连说：“邓(小平)谈还可以从全国的角度去理解，办不办还可以，周林同志这样一表态，你就非办不行，连余地都没有。我们紧急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就是布置大搞深翻，你们的计划也要赶快改……”。一听这个情况，就把我们原来的计划完全改变了。所以我回到家里的县委扩大会，由原来的安排变成了全力抓深翻。地挖3尺。随后省委又派去肖光厅长、还有戴副省长，到深翻现场拿着尺子量。58年12月初，我向孟子明请示：“过去，大部分田土已种了小季，麦子已出土5寸多高了，现有田土完不成15，000亩的深翻任务，还是抓季节抢种要紧”.孟答：“过去种的小季达不到3尺，但也要达到地委原布置的1.8尺，否则不作数。种上了也要翻掉，够尺寸种的才算任务数”。省里肖厅长、戴副省长一再表扬了金沙的干劲和成绩，肖厅长并向孟子明打电话汇报深翻，叫孟来看一看。孟与黔西、大方、织金、毕节的县(委)书(记)一齐赶到金沙，孟在鼓新赛百花亲手教播小麦的下种方法。孟说：“要达到每亩800斤，非下种这样密不行，每亩得下120斤麦种……”。我们从金沙又去遵义听邓小平、李井泉、杨尚坤的指示……。
10，中央给贵州粮食，周林怕露马脚，拒不要粮。就向地县以下党委大施压力，因而周林就提出了对抗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比如：没粮反右倾，说真话的就当鬼打，硬要反瞒产私分。他们根本就没有群众，更谈不上群众路线了。顽固的提出并坚持反对富裕农民思想(实际上是给在粮食上说真话的人压罪名)，停止或很少供应。并在农村大搞重划阶级(在遵义试点)，谁若持有不同意见，就会遭到并给戴上帽子。周林、孟子明为首的省、地委早就发觉了死人、浮肿，如1959年5月份周林就发觉虾子区剥树皮吃，周林却说：“剥树皮就是剥周林的脸皮，就是反革命分子捣乱；“谁动我的仓，就砍谁的爪子”。私自开仓拿粮的人，当时大部分人被处理了。发觉了遵义、桐梓等地死人，毕节专区发觉了大方吉区死人数千，长石区死人近2万，纳雍羊场区死人4、5千，毕节县朱昌区死人近万，宋武乡死人千余……。孟子明提出：“鬼跑到家里来了，要关上门打鬼，不去反瞒产他不死人……”.(把)这些死人的区(委)书(记)都当着鬼整掉了。越没粮食越捉鬼、反瞒产，这就产生了翻箱倒柜、大反基层干部。我发觉浮肿和死人问题也向省、地委汇报了八次，并采取了要粮措施：
① 我们写过两次有关部门浮肿病情况报告，但孟子明、主传谟在毕节见到我说：“……你们第一次报告报省委了，第二次没有给你们报，你们就有那样多浮肿病啦……，我看你紧张了，没有方向了，你看工作中的消极面太多了，这样下去你就能好好工作了？……”
② 县委办公室刘仕芳向各区打电话统计病死和外流人口情况，地委常委王学臣批评我说：“……你过去都很好嘛，你一个劲的统计死人干什么？你的方向不对头，你们这样作是要犯错误的……”
③ 我曾用密码电报上报死人情况，孟子明批评说：“……你们方向不对头……”。
④ 我们摸了死人情况，用打字机打印后交给省委陈璞如、地委孟子明，他们马上批判说：“赶快烧掉，谁叫你们打印的，并令我亲自监视把蜡纸底稿烧了……凡是下乡有关部门死人资料一律全部回起(汇集)烧掉……”
⑤ 我与省监委贾森处长摸死人浮肿病情况，孟子明又批判不准搞。
⑥ 我三次向地委孟子明等书记和王学臣、省委陈璞如要求揭开盖子，你们不仅不同意，还批判我。
⑦ 当时的公安局长陈贵良请示我要统计死人数字上报，我答：“……可以你们的名义统计上报……”.总之省、地委根本不承认是粮食问题，强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直到1960年3月份，地委还派常委王学臣在金沙卫生院召开县中草医30余人的会议，座谈浮肿干瘦原因，仍说是阶级斗争和列举了许多病源。这个报告上报省委下发各县。孟子明、主传谟不断的批判说：“有人故意把死人埋在大路边上，有的干部就被吓到了，这是妖风，是富裕农民向我们作斗争的手段。这样大的地面哪里埋不了，为什么非埋在路边上不可？今后凡是死人要处理好，不要埋在大路边上”。孟子明并介绍了遵义县某地区死了一个人，一晚上在路边上就出现了10个新坟，这是敌人故意制造紧张，“我们头脑要清醒，干瘦浮肿年年有，是一种社会病态，南方有，北方也有。我们就是黄种人，人黄怕什么？白种人白、黑种人黑、黄种人能不黄？……”
⑧ 我早就反映征购重了，周、苗、孟亲自不断的去金沙，我又亲自向他们汇报，他们不仅不听，相反的又批评，并硬压着叫我们在产量上加码……
⑨ 不管省、地委如何批评，我们仍是坚持向省、地伸手要粮六次，是我们主动的反映主动的要粮，而不是你们主动的给粮。我们没有一次要粮不挨骂挨训的……更恶毒的是在出问题之后，你们竟造谣说：“给赵广玉粮食他不要，他还要向外调粮食……”
⑩ 我们在59年秋收前转印：“坚持说真话的人由白旗变红旗……”的一篇文章，主要是反对浮夸、落实产量。我加了批语，印了2,700份，叫全民展开讨论。周林、孟子明骂我“粮食问题上就是你的问题，这是右派观点……”并立即勒令我收回。
儘管如此，省委在粮食问题上仍然顽固地坚持上欺中央、下压基层。早在1959年9月份就布置了反瞒产。其重点经验是由苗春亭亲自在遵义南白区创造的、省委并把苗的经验向省委作了介绍，同时省委又批转了黔东南剑河县反瞒产经验。59年11月底，徐健生省长又介绍了织金县“捉鬼拿粮”的经验，12月3日，省委又开电话会议推广。59年12月底，徐健生又到金沙，召开了区委书记会议，专门布置反瞒产私分和做了“捉鬼拿粮”的指示，随后于60年元月份，孟子明又亲自在威宁创造了反瞒产私分和“捉鬼拿粮”的经验。但在我被捕后你们竟到处宣传是我搞的经验欺骗省、地委。59年12月份后，实际上金沙县无粮，又进行了全面的布置反瞒产，这时省、地委负责人也派去干部亲自在金沙领着搞，因此就出现了捆、绑、吊、打，有的被剿了家。1959年12月底，省委又布置各县召开万人反瞒产私分大会，大斗基层干部。直到60年3月，周林还布置非把瞒产私分的粮食搞出来不可。我县当时征购太重，又按省委的指示贯彻了，当时被省委规定的几条杠杠卡死了，如“不准动用公余粮”；“反出来粮食就安排，反不出来就不安排”。有些地方就近自动的动员群众上山挖蕨粑…….金沙县到60年2月份尚未完成征购任，我向周林、徐都反映过，他们不但不吐口，周林还说：“你们差几千万斤，再冲一气就完成了嘛！今年征购我们贵州是全国第一……”。我又向地委一再反映要求减任务，地委骂我：“动摇”，要对我“不客气……”省、地委仍坚持说：“粮食叫大嘴狗给吃了，不去捉鬼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等到“金沙、遵义事件”被中央发觉之后，省委看到不处理不行了，却又把责任完全推到我的身上。省、地委说：“……在赵广玉的这种错误路线影响下，金沙才出了这样严重的问题。赵严重违法乱纪，破坏政策，封锁消息，虚报浮夸，叫非党员作支书，勾结地、富、反、坏进行反革命复辟……”。省委书记委员闫学增当时被派往金沙，搞整风整社，他在1961年4月21日传达地委精神时说：“……揭露了以赵广玉为首的反党反人民的集团……赵大搞反瞒产、办大食堂、召开万人大会……，这些都是赵广玉创造的，他是坏人，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听省、地委招呼…….为什么这些事都出在金沙呢？是赵广玉创造的，‘金沙事件’是三害造成的(我、我爱人及不到六岁的孩子)，可见他一家人坏到甚么程度……”。省委周林、李景膺、苗春亭也亲自出马，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竟然到处不顾事实，歪曲真相制造舆论说：“……赵广玉不听省委的，欺骗地委。赵搞假现场，赵广玉说瞎话……”这种说法，不仅是推卸责任、歪曲真相、夸大事实，甚而是无中生有，制造谣言。实际上我们是反映了情况，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每次都受到批评和追究。其实金沙县从58年开始省委两次就派去有170人以上的长期工作团，光作金沙常委和书记的就有13级至10级的厅长级干部伊彤、王玉魁、张自立、唐振华，还有董名範、赵子安、肖光等处长级以上干部20余人，每个区都分有处长级干部去任区(委)书(记)，地委主传谟和部长专员级干部王学臣、张晓光、王友成、孙育乾、张润祥、杨文彩、杨培成等组成30人的工作组，他们都是下到乡和生产队 、食堂，包干负责。至于省、地委主要负责人经常到金沙，领导和指挥工作的不断。当时我虽是金沙县委书记，但实际上有些坏点子和错误路线的贯彻上，我虽不完全同意，但我不能完全做主而还受到你们的批评和追究。在召开八里、黄泥两次假现场会、兑现粮食2,700万斤，使死人大量发展，我根本不在。我对你们这种态度极端不满，所以我才向毛主席写信。我认为省委竟敢欺骗我们伟大领袖，这是一种新的犯罪行为。因为金沙、遵义是中央发觉的了，省委想盖也盖不住，他们也不敢盖，所以省委才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大势宣传“金沙事件”，大揭金沙盖子，而且把一切错误的根子全部推给我一人承担，给我安上了本应由省、地委负责的种种罪名。其目的并不是周林等人对党的忠诚、对人民负责，而完全是一种卑劣的阴谋。一句话，推出了赵广玉，保护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周林等人过关。大揭金沙的盖子，就盖了“贵州事件”的盖子。
① 推出金沙、遵义这些中央亲手检查发觉了的问题，大力宣传、极力丑化、制造谣言、扩大事实、张冠李戴、推卸责任、找出替罪羊、大打落水狗。当我向省、地委30多次提出要澄清真相、搞清具体问题(时)，省委在六年中推给地委，地委又推给省委。不论省委还是地委在六年中一个给我谈清具体问题的都没有。这样作的目的还是为了保住周林等一小撮人反对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的罪行不被揭发，这条反动黑线不被挖凿出来。
② 当把金沙、遵义作为典型大力搞臭之后，你们认为根子已归罪到县委、封锁中央的目的已暂时达到，你们省委就急忙派出了大批负责人到各地去盖“贵州事件”的盖子。以周林为首的省委和以陈健吾为首的毕节地委就四处出动，到处收买和拉拢要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干部，你们的手法是先用软的，如陈健吾就亲自到岔白找我，地书李超臣等人也亲自去与我谈了两次话。陈健吾与我写过三次信，谈过四次话。省委苗春亭、徐健生、吴实也派人与我谈话。总之一条：你们不准我去中央，不要我再反映情况。只要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就向我许愿，可以提我的级，可以封我的官，加级别晋薪、立马解决我的党籍、过去对我结论的材料可以不作数、你们可以出证明。这都是你们省、地委负责人亲口谈的。你们当面陪情，表示关怀。比如你们原先对金沙的区(委)书(记)周志明、杨金伦、黔西的陈兴林、郑维州(郑亲手用大粪灌群众，有的被活活灌死，有的至今残废，受害群众仅城关就40人)，过去你们对这些人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法办判刑，有的撤职，可是人家不服，你们就怕人家告状，因此你们就采用对周志明恢复了党籍，杨金伦调大方县作县委副书记，陈兴林当区长，郑维州由原判2年徒刑改为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个人问题特别严重的比如金沙县委书记韩冠军原是陈健吾的老部下，按韩的罪错来讲，原来的处分是有15级降为17级，韩过去背着县委搞非组织活动，竟敢公开的假造钢铁数字，并硬要各区照办，欺骗党委。他在农里捉鬼拿粮，制造了大砍三刀的经验，他在西洛、平坝、三×搞并乡运动，硬赶群众全乡搬家，搞的倾家荡产，又误了一季庄稼，死了很多人。又是过去处理了的，对韩的处理实际上是正确的。你们也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因而省、地委不但恢复了韩的县级，而且又提拔为专署财税局长。原水城县(委)书(记)刘福永，死人也很多，你们从专署农业局副局长又提拔为正局长。毕节县(委)书(记)时念好也死人极为严重，你们又从15级提为14级，又提为地委农工部副部长。这就是周林、陈健吾等人盖“贵州事件”盖子的手段，这样你们确实压住了一部分人不揭“贵州事件”的盖子，但仍有的同志识破了你们的鬼计，你们买不住，哄不垮，不愿再跟你们的错误路线走，不愿再跟你们去犯有意欺骗毛主席的罪行，坚持要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们收买之计已告失败，你们就才用造舆论、施加压力。你们把金沙问题越宣传越重，死人越说越多。但别的县死人你们越说越少，直至无声无息，越说越好。你们省、地委负责人亲自出马，对敢于坚持反映情况的人，进行恐吓威胁，到处散步闹翻案、增加罪状、歪曲事实、加重处分。比如对遵义地委书记、专员何林，何要揭盖子，你们不准，中央派金兆典到遵义，要找何林说话，你们说不在家，其实何林被副省长赵欲樵关在小屋子里，不准与中央来人接见。何林最后不服，向毛主席写了信，周林等一小伙人，竟实行镇压，加重何的处分。宣布撤消何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省、地委对前金沙县委书记兼县长邱继刚起初是收买，你们亲口向邱许愿说：“……死人问题、处分问题以后不准你说……。”以后地委王学臣又到处造舆论说：“原来省地委不准备给邱什么处分，仍叫他当县长常委，他到处与赵广玉翻案，领着张瑞林到处找我，现在要加重处分……”。省地委也说：“邱继刚坏得很，没觉悟，不能当县长……”。当时对邱制造的舆论是风雨满城，因此县长常委都取消了，叫邱去作县里局长。你们还到处布置查封告状信件……。
省、地委对我，原来是人情收买、经济收买、政治收买。当我一一拒绝之后，我连续给毛主席和中央写信，并亲自向省、地委六次要求去中央。这时省、地委原形毕露，一面不准去，一面陈健吾亲自出马写信大加恐吓，如说：“……给你坦率的谈话你不听，要去中央你先到金沙，金沙干部、人民一提起你就咬牙切齿，你要实在去中央就得先去与金沙干部群众见面。你一个劲的闹翻案……”。省监委给我来信说：“……只要接受教训，前途大有可为。如果再闹将来政治上要重犯新的错误……”。随后贾启允公开提出“再闹翻案就要实行打击”。你们又指使别有用心的家伙到处造谣说：“……赵广玉表现不好。是坏蛋，是反革命成员，一个劲的闹翻案……”。1964年8月份，省、地委派人专门为了镇压我，整我一夜的黑材料。1965年4月份，地委派一个工作组斗了我18天，口口声声镇压我翻案。地委派政治部孙主任来岔白开黑会说：“……赵广玉现在还是不是我们的人，值得注意……。”1965年8月份，我场教导员谢玉生从省开公安会议回来向我说：“……赵在‘五风一化’时死了人，又有民愤，现在还不认错而又闹的，在四清中要实行逮捕。”在工作岗位上你们派人监视我，谁与我工作接近的干部就被污成“反革命”、“右派”、“黑帮”、“保皇”……在工作中处处刁难，时时抓辫子。
在前期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明文规定我们县以下机关不搞文化革命。省、地委仍勾结在一起，在毕节召开了10人的黑会，把我偷定成“三家村”，说我是反革命集团。说我是死老虎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赵广玉打成反革命，将来政策一变，就打不成反革命了。如打不成专政对象，将来赵广玉是不好对付的，……。并专门布置去年11月份召开黔西、金沙、大方三县片的会议，让别人发言，写大字报烧我，只要赵发言，揪到他就斗，就说赵是跳出来的。只要再给他加上两三条一上纲，过去的问题他反映不了，现在的问题他也跑不脱。他向中央、省委都写过信……。
现在我要求周林、陈健吾等人，你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有关人员一起，我们当着人民的面，彻底揭开“贵州事件”的盖子，彻底分清是非，明确责任，各记各帐、各帐各清。你们不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背后制造舆论。我们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把真相说清，这才是对党对人民的负责态度。不管你们如何污蔑，其实我不是为了翻案，我是为了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贵州的真实情况，我不愿再去欺骗我们伟大的领袖。
自从中央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以来，省地委一小撮人的阴谋一一破产了。但他们仍利用个别政治扒手想叫群众把我揪回金沙，想叫群众斗争我、打我，或重新投入监狱，以便证明他们原来就是正确的，以便保住他们的祖师爷这条反对毛主席的反动路线不被揭穿、不被打倒……，真是一箭双雕，用心何毒矣！可是革命的人民不但是通情达理的，而且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是革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小撮右派份子的阴谋马上被革命群众识破了，他们的丑恶原形暴露出来了。不管他们玩弄什么手段，总是想保住这条黑线。
③ “遵义、金沙事件”是非搞不可了，决不是仅这两个县是典型，而是周林等一小撮人不敢揭露“贵州事件”的真情，因此遵义、金沙就成了典型。周林等人为了推脱罪责、欺骗中央，就只有把一切责任和产生问题的一切根子全部都推到遵义和金沙，骂我罪恶滔天。不管我当时检查再好，周林等人始终都要搞臭我。因为不如此就保不住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但周林、苗春亭、陈健吾等人对其他专县死人更多、而违法乱纪更为严重的地方，则因为利害有关，也就不了了之。我这里举一个例子，省委在说服我时常拿我的邻居黔西县的事绩来教育我。如省委说：“……黔西问题就不大，省委还满意……”。地委陈健吾说：“……黔西与金沙邻县，他们就基本上没有出问题嘛!……”。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乐天说：“……黔西的李如川搞的就好，他顶了一下，就没出什么问题，……”。李如川也说：“我们只有一两个小队出了点问题，其他地方都没问题……”。
周林、陈健吾等人自欺欺人，他们是白日做梦，公开撒谎。你们完全知道内情。说穿了为的是“贵州事件”不被揭，根子挖不出，自己保得住。
黔西的事实是：
甲，黔西上报死人两千，实际上死人近四万。
乙，违法乱纪严重，光城关一个例子，是县委布置的，活活用大粪灌群众40余人，有3人被活活灌死，至今还残废的2人。虚报浮夸也很严重，当时黔西是全省社办工业的红旗县，光浪费损失就达400万元。
丙，公开的搞贪污，县委中造假帐，烧单据私分在1700元以上。
丁，他们利用职权拉用公款，多分补助等在2000元以上，利用职权分布票，仅是县委就在1,000尺以上。
这些事情周林、陈健吾等人完全知道，他们不仅不说，而且还把他盖起来。死人和黔西县更为突出的违法乱纪，又在死人问题上有意少报，这本是严重问题。但彭真、周林怎么说呢？彭真来贵州把李如川要调到外交部去工作。周林向陈健吾说：“……提个地委副书记吧……”在提级时又提了级。我所以举出这个例子是因为周林、陈健吾等人把他作为全省最好的典型、不断借此向我作说服工作，所以我才以这个典型来回答他们，揭穿周林等人的秘密，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在金沙工作中死了许多人，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对有些重大原则问题，我虽抵制了当时的省、地委，但未有勇气坚持，更未在当时向中央反映情况，还执行了周林、苗春亭、孟子明等人的错误路线，整了下边的干部，反对了人民。
“金沙事件”、“遵义事件”实际上是“贵州事件”的替罪羊(我不是说遵义、金沙不该处理，而是揭穿省委舍车马、保将帅的阴谋)，我原来就认为仅推出金沙、遵义，是周林等人玩的大欺骗阴谋，他以此缩小了问题的范围和严重的性质，所以省委不敢谈、也不敢揭“贵州事件”的盖子。在这个问题上，周林等人妄想用抽象承担、具体推卸责任的鬼计，上瞒中央，下反人民，因此不仅金沙，其他各专区、县都有类似金沙情况，省委为了封锁中央的消息，但金沙已被中央发觉，问题已经揭开了，就处理了我，以便应付中央。对其他地区则尽力压制，一直不作处理，掩盖真相。
省委徐健生、地委孟子明、主传谟、王学臣等人在死人期间不断到金沙去，而且有的长住金沙，指挥反瞒产私分，死人情况一律不准统计上报。当时又正值大量的死人，他们一不上报，而二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
1959年8月，贵州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是反右倾。周林在会上布置各地都要找小彭德怀，抓小彭德怀。并提出谁反对第一书记谁就是反党，号召要团结在周林的周围。凡说真话的人都被打成反党集团，一共打了43个反党集团。这次会议与造成“贵州事件”有重大关系。此后多数同志不敢说真实话了。
“贵州事件”政治影响很坏，死了那样多主要劳动力，有些户已经死绝，感到很痛心，我要负重大责任。但根子是在省委身上，地委基本上是没受处理，省委一个都未受处理。而且陈璞如、徐健生等人还受到提拔。受处理和法办的都是基层干部。有少数基层干部死在监狱里。斗争锋芒是针对着基层干部。周林等人当时歇斯底里的到处叫喊“要夺权，再不拿权我们就要完蛋了”。在一段时间里，广大基层组织形成了无政府状态。在反瞒产时违法乱纪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现在提起来有些人很寒心。除了政治影响外，对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很大的破坏。耕牛损失很大，耕种田土有一段时间很困难，很长时间劳动力才能恢复。在这方面是有罪的。
二，以周林为首的一小撮人是如何与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的
“贵州事件”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以周林为首的省委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带来的产物，其事实如下：
1，他们从1959年11月份开始，就公开提倡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含义是指：“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中农不在人民之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革命的敌人，特别是表现在粮食问题上，省委提出大反富裕农民路线，还提出“左比右好”，左是革命的，右是不革命的。省委在粮食问题上对待中农的矛盾，实际上是按敌我矛盾来处理的。因此，省委在遵义农村大搞重新划阶级，并连续在贵州宣传简讯上登载。还写了论中农的文章，与毛主席对待中农态度的革命路线唱反调。
2，在自留地问题上，1959年8、9月份，中央统一印发了关于准许社员留自留地的布告，并责令各县以县人委的名义向外张贴。但刚刚把中央的布告发到了乡，有不少还没有张贴，苗春亭就提出：“要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把自留地全收回来。拖着这条尾巴是不能进入共产主义的”。又与中央指示唱反调。
3，苗春亭于1959年10月份在金沙县委扩大会议上向各区(委)书(记)以上党员大讲“现在就是共产主义了，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宣布贵州是共产主义……。并亲自宣布根据他在金沙干田、平坝等调查的情况，“金沙可以宣布为千斤县，并是留有余地的，据我摸的产量可以每亩达到1,200-1,300斤……”。这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罪状。
4，在生活特别困难时间(的)1960年元月份，为了反对所谓的瞒产私分，提出“捉鬼拿粮”。为了不顾人民死活减少供应，或说服不供应，向说真话的基层干部施加压力，地委孟子明硬是不顾客观事实，脱离实际的找出各种借口，为省委的错误路线诡辩。孟子明说：“……越叫你们搞储备粮，你们越想伸手要供应、少储备。储备粮有战略意义，今后打起原子仗来，凡是原子弹爆炸地区三年内寸草不生，如果谁有2-3年的储备粮，谁就能胜利。否则打不死也要饿死你……”。
5，1958年9月，省委赵欲樵在遵义坐阵并指挥金沙，他只抓钢铁，根本不管秋收和分配问题。正值秋收就把主要劳动力调到钢铁方面来。他提出：“要牺牲一切，在所不惜，否则就是右倾思想”。当时谁说实际情况就当着白旗拔掉。对于秋收分配，中央虽有指示，但实际上根本未分配。后又紧接着来个大刮共产风，伤害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根本没有贯彻中央的分配政策。
6，1959年4月贯彻中央主席关于公社问题七条十四句话的指示和毛主席党内通讯的六条指示，刚刚贯彻到生产，以周林为首的省委又制定了4-5条的一个文件，与毛主席的七条和和中央会议的决议相对立，省委硬性规定每亩栽秧多少窝，每亩要收多少斤都有具体的数字规定。当时省委周林、苗春亭、地委孟子明、主传谟还一再说：“我们有右倾，栽秧不是密的问题，而是稀的问题，包产不是多的问题，而是少的问题”。到了59年6、7月份，苗春亭就介绍了遵义反对“富裕农民”思想的经验(主要是反对拉牛拉马，反对自留地和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等类问题)，把中央纠正一平二调的决议又推翻了。
7，1959年年底，苗春亭写了个公共食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社会主义的阵地，欺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使农民死了资本主义的心，巩固集体食堂，孟子明和主传谟在贯彻这一指示时又提出：“……要家家断炊、户户息火，人人不准带私菜，户户不准打饭回家吃，否则集体食堂还是个空架架……”。于1959年11、2月份，周林、苗春亭、孟子明在金沙专门(多次召开)找跃进组织的负责人座谈，并予登报表扬。苗春亭说：“这是为农村共产主义组织工厂化打下基础，搞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就省劲了”。苗并指示我县走前一步，进行试办。孟子明并为此还专门作诗颂扬。其诗文是：“百花群，三三群，十四女红苕万斤。新水双千红十里，八三老人三千斤。红旗竞赛搞的好，秋收北京会群英”。并登载在省委的团结杂志上。
8，1960年春(3月份)在省的四级干部会议，周林仍继续布置要大搞反瞒产私分的“五步走”……周林说：“非把瞒产私分的粮食搞出来不可，回去告诉贫下中农，他们虽然得了点油水，那是残汤剩饭，真正的油水叫富裕农民分掉了，不要叫贫下中农上当，对那些老油条右倾的干部，要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实行撤换，不能婆婆妈妈的，不能姑息养奸，否则就贻害无穷……”。周林又提出了“五化”(食堂化、城市公社化、田园化等)，实际上是继续贯彻省委“捉鬼拿粮”和1959年省委的五个大办(办大食堂、工业、水利、养猪场)，继续刮共产风。
9，1960年7月份，省委又提出新三反，逮捕撤换了大量的区乡生产队 干部。仅金沙就在4000人以上，这是周林出的主意。实际上他们只是骂下边的干部罪恶大的很，可是真正抵制中央的是周林等人。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出坏点子，长期以来中央虽三令五申叫纠正，但贵州未制止下，这都是省委硬压下来的，应当说罪魁祸首是以周林为首的一小撮人，其次就是孟子明、主传谟，而后是金沙县委。但省委没有处理任何人，至今周林等人和陈健吾为首的地委一直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我们县委头上。
总之，纸是包不住火的，不管周林、苗春亭、陈璞如、徐健生、陈健吾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份子，玩弄什么样的花招，不管你们用经济收买、政治许愿来腐蚀革命干部和群众的革命意志，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都能及时识破你们的阴谋。长期来在贵州存在的两条道路和两种路线斗争的盖子一定能够彻底揭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能够在贵州取得彻底的胜利。你们这一小撮省地委的走资本主义的顽固分子长期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你们明里一套，暗中一套，对上一套，对下一套，你们千方百计的压制革命干部和群众向中央反映真情。大量的事实表明，你们如此顽固的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是偶然的，你们在很早之前就犯下了许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你们至今还死死抱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根稻草，仍是为了保自己，保卫自己的乌纱帽。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任何妖魔鬼怪，不管隐蔽得多么巧妙，不管他采用多么狡猾的手法，都逃不脱被揪出来的命运。
我是“贵州事件”忠实的贯彻周、苗路线的罪人，我愿意以待罪之身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与各革命造反派在同一个目标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以我的实际行动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应有的贡献，以便立功赎罪。
赵广玉1967年2月22日于金沙。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