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贵阳6日讯 中国青年报2月17日刊登的该报驻贵州记者方飞报道的贵州省金沙县禹谟区打坝乡民丰社青年试验田单季稻亩产三千零二十五斤的消息，有报道失实之处。现将初步调查情况报道如下：
去年12月县四级干部会议期间，民丰社主任姚国彬(党员)在讨论会上不负责任地说了一句他们社里有块粳稻田去年每亩平均收了三千多斤。这件事引起了区领导的注意，指定民丰社总结经验。
姚国彬看到事情弄假成真，回社后就和青年生产队长余品贵(中国青年报误为余昌贵)、驻社干部石寿仁商量对策，将错就错地把社里一块产量最高的糯稻田硬充粳稻田。这块田面积为2．69亩，据目前了解，去年收毛谷十石多，约合五千一百斤，平均亩产一千八百九十五点八斤，折合干谷子一千五百一十六点七斤。这块糯稻田亩产量本来是贵州省最高的，但由于距三千多斤这个数字还远，只好编造了1957年产量是毛谷四十五背(每背约一百七十五斤)，这样便产生了总产量七千八百七十五斤这个数字。(中国青年报登的是七千八百三十五斤，可能是记者算错的。)
不久，区委书记杨品良同志根据他们的材料前往民丰社丈量土地，得出二点二九亩，算出亩产粮食三千四百一十七斤。不久这个不确实的消息从乡到省传了开来。后来，省、专区和县有一些领导同志也曾前去参观过，但仅仅是看一下就走了。
2月上旬，中国青年报方飞同志在贵州省农林水劳模大会上访问了姚国彬(他是因民丰社1957年包谷丰产而出席会议的)，打听到亩产三千斤的消息。会后，就随同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汪行远同志前往金沙，专门总结这件事。他们根据别人已经整理好的书面材料，到民丰社开了一个青年座谈会，进行了一天了解。由于产量、品种、经验基本上是编凑的，青年生产队长余品贵也是参与作假的一员，因此会上也核对不出什么大漏洞。汪行远同志在座谈会上除了肯定产量和品种，还肯定这块田是青年试验田，理由是(据方飞同志转述)这块田是由青年开的，而且因去年施肥比别的田多，实质上起了试验田的作用。
其实事情并不是没有足以引起怀疑的地方，2月上旬，省农业厅粮食生产处处长张忠成同志和一批其他专区来金沙参观冬季生产运动的农业技术干部，用皮尺初步量出面积为二·五九亩，并根据谷桩的株行距、有效分蘖数、每穗谷粒数，粗略地计算出每亩理论产量是一千五百二十五·七斤，但杨品良听到这消息后，并没有把相信群众和相信科学结合起来，打出原因，弄清是非，反责怪农业技术干部保守。
记者2月24日到达民丰社时，恰好中共贵州省委组织的工作组(成员中有以贵州农学院顾冠群教授为首的水稻栽培、土壤、肥料等方面的技术专家)也同日到达此地。记者参与了工作组总结青年试验田粳稻高额丰产的经验。
经过两天的座谈，以及调查分析土壤、肥料、谷桩、稻穗等工作后，就引起工作组的苦闷和怀疑。主要是产量如此惊人而栽培技术却并不那么突出；其次，社主任交出的大麻谷种和谷草(事后证实是假的)，以及工作组在田里找出的谷桩，都不算好，如果按农业社介绍的株行距为七寸左右，每亩理论产量只合一千四百三十斤，和亩产三千零二十五斤相差太大；第三，那块田原来种了油菜和莲花白菜，谷桩也较明显，但在农业厅的技术干部参观后，却毫无根据地把油菜翻犁在田里，灌满了水。
经过几天比较深入细致的工作后，到2月28日，事实基本弄清了。
(1)在品种问题上，根据去年种过这块田的第三生产队十一户队员中的十户揭发，去年栽的不是粳稻而是糯稻。为了用事实证明技术人员根据糯稻秆子比粳稻硬，以及谷种发芽后必然有空壳留在根部的道理，在2月28日当着不少社员和社干部，下田找出十多个完整的稻谷桩，都被证实是糯稻，并在根部发现不少明显的糯谷壳。这就使社的干部不得不向陪同胡克实同志来参观的县委王国民副书记承认这块田去年确实是种糯稻而不是种粳稻。
(2)这块丰产田的面积经省水利局第一测量队利用科学仪器测量，并给出了五百分之一的地形图，证实面积是二点六九亩，而不是二点五九或者是二点二九亩。
(3)1957年的产量，据民丰社社干部承认是十石多，折合毛谷五千一百斤(按80％比例折干谷为四千零八十斤)。
来源：1958年3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来源：贵州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