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贯彻党中央八届八中会议决议，我们根据省委扩大会的精神，我县于10月5日，召开了全县党员骨干会议，开展了以反右倾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参加会议的人数318人，其中县委委员18人，公社党委101人，县直正副科长85人，管理区总支书记68人，其他党员干部46人，会议历时20天，于10月25日胜利结束。
这次整风会议，在省、地委及时正确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通过大胆发动群众，充分地依靠积极分子，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集中地揭露和批判了李克成、汪凤元、王维捷等两个反党集团和14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行，粉碎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人民公社，保卫了大跃进。
这次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教育了我们所有的同志，使我们经历了一次××、具体的社会主义和总路线的大教育。揭露和粉碎了这些党内的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使我们清除了党内的隐患，从组织上纯洁了党的队伍，维护了党的统一团结；从政治思想上提高了党员的觉悟，坚定了党的立场，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此，这次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胜利，是我们政治思想上一次伟大的胜利。也充分地证明了党中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是及时的、英明的、正确的。目前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胜利，已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飞跃前进。
整风会议是经过了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自我交待，揭发批判，对实材料，划清界限，制定规划，组织生产高潮等四个阶段。从会议反映的情况分析，在会的318个党员骨干中，有222人 （占总人数的70%）对待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群众运动等问题，态度是积极的，立场是坚定的。他们对……[有16个子模糊不清]总路线和群众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表示十分的义愤，狠狠地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有77人（占总人数24.2%）立场不稳，观点模糊，在冷空气的袭击下，经不起“风吹草动”，表示着严重的动摇，并曾一度配合着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散布着严重右倾思想言行。这些人在经过学习文件，提高思想，小组批判教育以后，很快地觉悟起来了，纷纷悔恨自己“上了当”、“没有听党话”，有的后来成了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另有19人（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4人，占总人数的3.4%；蜕化变质1人，阶级以及分子2人，一贯对党不满的2人）。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革命人生观没有正确的树立，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因此，他们对我们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看不惯，站在与党相反的立场，恶毒攻击党，反对大跃进，污蔑人民公社，反对总路线。其具体内容和论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1，反对总路线、污蔑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原白杲公社党委书记）提倡甘居中游，反对力争上游。污蔑总路线多快好省是形式主义，搞大协作是劳民伤财。在工作中并具体指导反对总路线四大纲领：（1）打击先进，讽刺先进；（2）支持落后行动；（3）反对红旗竞赛；（4）不向县委彙报工作，不向报社写稿，企图造成一股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局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朱长保（原中一公社拖拉机站长）污蔑总路线是对劳动人民的“劳役政策”。公开反对总路线说：“我对总路线是不满的，要执行总路线，就要将人劈成两半边”。并恶毒的煽动说：“再搞两年就要把人搞死”。有严重右倾思想的肖道洲（原阎河公社副社长）说：“总路线是压力，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攻击我们多快好省说是浪费，说力争上游是“要老百姓多熬几个夜，压着老百姓多做点工分”。他们主张：“稳稳当当，慢慢来”的“四平八稳”的步调，怕群众运动，怕大风大浪。
2，反对人民公社，破坏人民公社体制：在攻击人民公社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首先否定建立人民公社的客观条件，说人民公社“办早了”、“来陡了”、“会发生群众暴动，出匈牙利问题”。有严重右倾思想的汪成南（法庭庭长）对建立公社的评论是：“太急躁，简单粗燥，不慎重，三天就化了，看不出公社的优越性”。其次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恶毒地污蔑和诽谤人民公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污蔑人民公社是“空社”，“转社一年，背债一身”。肖道洲攻击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化,人累死了还挨批评。提意见的人多了，反错误的门路多了”。有右倾思想的何志善说：“人民公社没有什么，只不过是区委会加10%（提存）”。总之，他们认为“一切问题都是人民公社不好”。把我们具有强大生命力、欣欣向荣的人民公社形容成“一团糟”。
3，否定大跃进，咒骂高产“卫星”：他们攻击我们大跃进是“吹牛”，“夸海口”“不从实际出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克成（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对1958年度业绩的评论是：“大风大雷，只下了一点点雨”，说大跃进是“有其名，无其实”。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刘吉昌（兵役局科长）攻击大跃进说：“大跃进的数字是假的，地方的数字象民国的报纸”。朱长保更恶毒的煽动说：“大跃进共产党活出来了，老百姓饿死了”。阶级异己分子朱长楷（原铁门公社副社长）说：“如果要再搞大跃进，就要饿死人”。并说：“过去的猪料，今年是自己的父母”“革命要革的妻离子散”。他们把我们党倡导的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定下很多罪状，把大跃进中的积极分子当成“祸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肖大国（原龟山公社社长）到处扬言说：“那些报假卫星的要处分几个，这些弄虚作假的人，总有一天跑不脱，总有一天要跟他们算账”。对党一贯不满分子江楚轩（公安局副股长）扬言要把县委判处几个徒刑。有右倾思想的丁时智（财贸部干事）煽动要撤几个报假卫星的几个县委，改造县委领导，并准备在改造县委以后，找个地方去登记党员。
4，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群众运动：在反对党的领导上，以王维捷（农工部干事）为首的、以李克成同志为指使的农工部反党集团最为露骨，公开把农工部当成他们的独立王国。在工作中，不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决议，主张“百花齐放，标新立异”。并公开提出：“要叫农工部的工作体现出‘特殊性’”。因此，他们在工作中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如李克成同志，党县委决定：“平畈地区密植2×5寸、3×5寸，单产1000斤时”时，他当面赞成，背后到农业局私自修改措施，并亲自在中一公社召开稀植现场会，推广4×6存、5×7寸（结果插6×7、7×7），使中一的生产受到很大的损失。他们自己试验的水稻后期只产量400多斤。地委姜一书记布置秋收分配要按等级发工资，李克成同志当面积极拥护，背后马上召开“五人核心小组”会议，另布置一套说：“按等级发工资只能搞一个重点试一试，其他还是按三包发”。县委决定处分刘耀兴的开除党籍、交群众斗争，汪凤元不但不执行，反而召开反党集团会议，号召大家“坚持真理”，公开与县委对抗。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的领导的另一种惯用手法，就是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党委领导威信，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如李克成同志处处攻击赵金良（书记处书记）。他说：“老赵是拉蛮的祖宗”、“爱左”、“会吹”、“喜欢搞形式主义”。对白杲干部说：“县委决定老赵搞棉花，地委不可要我搞棉花”。对农工部干部说：“县委决定老赵当农工部部长，地委不肯要我当农工部部长”。并污蔑吴德简同志（县委第一书记）说：“老吴同志的领导方法有问题，开个电话会开了两天两夜，连自己都睡觉了”。谩骂陈化民同志（县长）“是相公不下乡”。他的野心就是想从攻垮赵金良同志入手，进而达到篡夺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去年，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大办钢铁运动，取得辉煌的胜利，全县十万大军苦战四个月，炼出钢铁9657吨，并锻炼了干部和农民，共锻炼出冶炼能手4480人，淘砂能手5330人，烧灰能手6900人。在这一伟大的胜利面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正视现实，反而污蔑我们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肖大国丑化大办钢铁报高产量是“打肿脸充胖子”，攻击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带来了工农业矛盾，粮食紧张”。有严重右倾思想的舒明奎同志污蔑大办钢铁是“三光政策”，即树砍光、房屋拆光、劳力抽光。并声言：“大办钢铁搞垮了三河”。他们对党领导的大协作、大兵团作战，战胜百日大旱，夺取大灾大丰收的英雄壮举也说成“劳民伤财”、“搞形式主义”。
从会上揭露的情况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不仅在言论上多方的污蔑诽谤、而且在行动上，利用各种卑鄙手段，如寻找缺点，歪曲政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方法，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县委农工部反党集团在组成“五人核心小组”以后，向县委曾发起了六次进攻。今年春天利用我们贯彻“队为基础”的政策，大量削弱集体经济，主张“五包”（产量、工分、粮食任务、工资供给、成本）到小队，他们的口号是：“越小越好，越小能发挥积极性”。在襄阳会议以后，李克成同志借贯彻省委指示为名，歪曲政策，不强调加强领导，把食堂办好，却大讲特讲入食堂自愿。公开说：”食堂垮光了，也在所不惜“。并亲自在中一公社晏店大队搞散食堂典型对比，总结散食堂有五大好处：（1）节约粮食；（2）可以吃野菜：（3）可以带底子；（4）可以吃鸡蛋；（5）可以互让少吃。结果使中一公社食堂全部垮尽了。
更严重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宪章（原龟山人民公社副社长）在三星搞包产到户事件，严重的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在包产到户以后，由于恢复了单干生产方式，互不协作，互不支援，全管理区6975亩稻田当时就干死845亩。困难户丁月庭因深害重病，不能劳动，分给他7斗田没法种，只得花7块钱请人插了。插秧后，不能管理，又花30元包给别人种一年（以后停止了），加深了丁月庭的困难。五保户杨太和看到公社快垮了，担心日子难过，拍卖了一间猪圈。富裕中农则乘机兴风作浪，大搞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囤卖粮食和贫农的家产，曾一度造成混乱局面。
综合上述，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指示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这个论断的英明正确。反右倾，鼓干劲它是我们当前一切工作的动力。
在这次整风的会议过程中，对待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我们自始至终的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指示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判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进行了说理辩论，说理斗争。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在大会上批判斗争的4人，在小组会上批判斗争的97人，从批判斗争的结果来看，痛心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诚恳地交待自己问题的38人，占批判斗争对象37.62%。基本上心服，低头认罪51人，占50.5%。顽固抵抗，拒不交待12人，占11.8%。
在批判斗争中，根据党内思想斗争的特点，认真地贯彻了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说理斗争的方法，抓住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挖深挖透，用“就实话虚，以虚带实”的方法，提高到政治原则性上来批判，从而解决了阶级立场、政治观点和革命人生观的问题，提高觉悟，增强党性。整风开始，很多同志认为自己的问题不大，工作上有些×风，只是一般的工作方法问题，对学习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有的认为整风之是一个手段，以为县委把大家“整”一下，回去为迅速完成粮棉油征购任务。经过揭露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言行，集中分析批判以后，才大吃一惊，才认识到这次整风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激起了义愤，站稳了立场，投入了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战斗！
在批判斗争中，为了更好的教育全体同志，更有力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采取了大会斗争和小会批判相结合的办法，在大会上集中批判和斗争了白杲反党集团和农工部反党集团头子汪凤元、王维捷和县委成员中的李克成和陈国昌（县委办公室主任）等四人，斗争的结果，粉碎了这两个反党集团和他们的反党言行，锻炼和教育了一般同志，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斗志，为全面地开展小组批判打开了道路。
在批判斗争中，为了具体地教育全体同志，更有利地粉碎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我们组织了三次现场参观，和一次报喜大会，对会议起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参观了红安“田园化”以后，对同志们的教育感动最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曹铎、杨宗明等在讨论中，感动得痛哭流泪。这样的结果，不但促进了会内的思想高潮，而且促进了会外的生产高潮。并相互影响，相互推动。
这次整风运动的胜利，使到会的党员骨干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大教育。在思想上，除了批判和清算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反掉了右倾，鼓足了革命干劲以外，还解决了几个根本性的问题：
1，批判了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确定和加强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观点。经思想批判中，由于解决了“挖根”“扣底”的方法，使同志们都认识到自己错误有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本质反映。找到了克服错误的根本途径。纷纷表示态度：要求党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决心痛改前非，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站稳党的立场，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2，提高了阶级觉悟，和阶级警惕性，明确了两条道路的斗争。过去在对待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虽然承认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究竟这种斗争表现在什么地方，则看得不明显。因此，在无形中就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和他的习惯势力的斗争。这次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算是当了我们的一个“教员”，给我们上了一课，使我们认识到当前的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思想斗争方面，而且表现在两种社会制度方面。使我们提高了阶级警惕性，随时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粉碎资本主义的进攻而不断的斗争。
3，确定了革命人生观，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从这次揭露的情况来看，许多同志，特别是解放后新参加的同志，由于没有经过严酷的战争考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升官发财”“向上爬”的思想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在工作中处处为自己着想，患得患失，如李克成同志就是如此。阎河公社党委书记王学良同志曾为没有当选县委气的哭了几场，直到现在，不愿接受县委批评。他说：“县委批评一次，就记一次账，自己就不能提拔”。这次思想批判中，彻底地清算了这种个人野心家的活动，分析了他们的危害性，使同志们认识到个人主义是一切错误的根源。发展下去，就会像彭德怀一样，走上反党的道路。很多同志都要求到劳动中去，彻底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作党的驯服工具，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4，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党的组织观念。从这次揭露的情况看来，不少党员的组织观念是相当薄弱的，他们对待上级党的组织，不是诚诚恳恳、老老实实，而是阳奉阴违，甚至公开对抗。如有严重右倾思想的魏杏华同志（中一公社党委书记）为产量问题，竟公开反对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同志说：“你们是你们的，我们根本不管你那一套”。县委几个书记都“抵”到了。真是目无组织，猖狂至极。他们把自己工作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工作不服从统一领导，物质不服从统一调配，使工作受到了巨大损失。这次在思想批判中，对照党章的规定，狠狠批判了这种目无组织的反党言行，使犯有错误的同志，深受了一次党的纪律教育，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党的组织观念。很多同志都买了党章，决心按党员标准，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由于思想斗争的胜利，党的思想意志的统一，因此也就带来了全面的生产高潮。截至10月30日止，全县已深翻土地面积达到六十四万亩，积肥2.5亿担，开垦荒地十四万亩，播种大麦、小麦元豆等粮食作物十四万亩。已比去年扩大57%。预计全年冬播面积比去年扩大二倍。夏收总产量将比去年翻两番。大规模的冬播运动即将结束，一个以水利为中心的“五改”冬季生产运动，已经在全县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正以冲天干劲、高度的信心和决心，争取1960年特大的跃进。
中共麻城县委员会1959年11月2日
来源：湖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