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江都已经十多天了，遵照陈光同志的指示，下放到江都的91个干部，除留了7个人在县参与县直机关的正风以外，大多数人下放到两个公社——张纲公社和黄思公社。
这两个公社是江都的三类社，又是县委的三反试点社。在县委最近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当着反面教材，作了重点批判。
根据初步揭发的材料，这两个公社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公社党委会已经变了质，或者说，已经基本上烂掉了。两个公社，都牵涉到书记、社长、常委委员、公社科长和一批大队支节、大队长等人物。
黄思公社的问题是严重的违法乱纪，有一些变成了新恶霸，公社党委会17个委员，打人的占53％，7个常委委员中，有4个亲手打人。副书记陆兆桂公开向干部提出：“不打人就是右倾”。从59年下半年起，动手打人、吊人的干部即有228人（占干部总数的47．5％），被吊打的群众1602人，因打成伤的16人（可能不止此数），因打致死的12人。该社前三联大队，共有大队级干部14人，有13个打人，只有一个才提拔的妇联副主任没有打过人。民兵营长张树连打了73人，被打致死的2人。孔北生产队共37户，被打的32户，该大队的支部书记凌才官、民兵营长张树连、共青团书记叶正宝都因为打人致死和有其他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已被批准判处死刑。他们打人的手段极为毒辣，有穿鼻孔的，跪田头的，剥掉衣服冻的，用火烫手心的，用针戳指甲的；还有把人吊起来后用泥土吊在颈头的，真是骇人听闻。他们自己则是大吃大喝，贪污腐化。公社书记下乡，都是先打电话通知，大队则预作准备，办好酒菜。他们父母做寿要请客，儿子生日要请客，调动工作（往往是晋级）也大请其客，一请就是许多桌。有些所谓做“生日”“祝寿”者，并不真有这许多生日和寿可祝，常常是一种大吃大喝、大肆铺张浪费的借口，县里有些同志称他们为“吃风”不好，其实那里是什么“吃风”？与群众严重的疾苦对照起来，完全是一种蜕化变质的表现。
张纲公社的问题，是黑市投机活动，是资本主义的疯狂进攻，据揭发的部份材料统计，从58年9月到59年8月的一年时间内，卖给南京两家木器厂的扁担、杠子即有三万八千三百四十九根，六为五千四百八十五元。卖到其他单位和其他地区（已发现卖给芜湖的）还没有核对清楚。这一些黑市交易，有的是干部参与的，有的是受贿放行的；也有一部份作为所谓副业收入，一部份则是中饱私囊的，公社的28个干部牵涉到的有15个，17个大队总支书牵涉到的有严重问题的7个（估计都贪污千元左右）。58年劳动大队倒掉群众六万斤树，只搞了一部脱粒机给大队，其他都不翼而飞。大运河工地搞四平车轨道，一次即倒树40万斤，揭发材料说，其中有一批被他们盗走了。这一些账目都还没有核对（因无账可对，要费较多时间才会弄清楚）。揭发材料说：以公社办公室主任丁金珠和副书记顾思荣为首，组织了四个投机盗窃集团。目前投机、受贿都已查到证据，但究竟是什么样的集团，还须进一步查明。由于干部参与黑市投机活动，这一带的资本主义活动甚为猖獗，全公社的正半劳动力计九千人，平常出勤的只有三、四千人，最近秋收中大力正顿，出勤的也只有六千余人，干部的家属、亲戚也不参加劳动，去搞黑市投机。如公社副书记顾思荣的家属就是这样。他们从本地带出几只鸡鸭或其他东西，到南京、上海出售后，带回一些饼子到本地再高价出售（江南一只五分钱的饼子，到此地出售五角），往返一趟，就可赚几元到十几元。因此，严重的影响了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的集体事业。
我们认为：前一时期揭发出来这两个公社的严重问题，是县委直接领导开展三反运动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这个胜利，对于教育干部，吸取经验，推动三反运动都有重大作用。对于改进领导、推动县委整风也有重要意义。
从这两个公社情况看，目前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领导问题：这两个公社的原有领导都瘫焕了，两个公社的第一书记都在县委检查，黄思公社有一村书记和一个副社长已被逮扑，还有三个副书记，一个因犯严重错误，临时下放畜牧场。其他两个也多少有些问题，分别到大队抓秋收去了。三反运动和全●工作就靠县委派往该社帮助工作的一个秘书负责，工作处于无计划、无秩序的状态。张纲公社有八个重点对象围在公社检查（其中有副书记一、副社长二），还有四个副书记、社长干部，因为问题也牵涉到他们，虽然还没有停职检查，也是负担很重，无心工作，领导工作由县委派出的农工部副部长担负全职，工作安排和工作秩序也有问题。
（二）发动群众和核实材料问题。两个公社的问题，都是在公社党委扩大会上（三级干部、部份社员代表参加的）揭发出来的。黄思公社分两批召开小队以上干部会议，采取全面开花，全面揭发的办法，一下子揭发了许多问题。经过揭发后，把问题比较严重的小队以上干部35人，直属单位36人，留社进行检查（斗天学习，半天劳动）听候处理。但是他们的问题都没有很好核对（少数扑办的例外），也没有和群众见面。问题的可靠性、彻底性和教育发动群众都受到影响。有一些人，群众反映还有意见，话没有讲或者没有讲完。有些思想界限也没有划清，没有把违法乱纪视为非法，把贪污腐化彻底揭臭。留在公社检查的人则惶惶不安，回去的则认为自己没问题了。有的继续在群众面前作威作福，如双林大队干部回去后，公开对群众讲，我们的问题已在公社交待。我们没有问题了，现在就是你们的组织性、纪律性问题了。有的社参加劳动时，口袋内还装了酒瓶、鸭子，还是老样子。这就标志着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张纲公社也存在这种状况。他们在公社召开大会以后，一下子圈起了八个重点对象进行围攻，没有与反动群众相结合，没有系统的检查核对材料，重点对象拒不交待，我们又拿不出确实的证据。看起来好像是一条“大鱼”，但问题定不了案。
（三）政策问题。这两个公社的问题揭开以后，对干部的震动很大，特别是县的宣判大会以后更加显著。有些干部在工作过程中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当地干部。对领导干部不信任，对一般干部不信任，甚至连公社的公勤员也不信任（说他与盗窃集团有联系），搞得草木皆兵。其实，这个地方问题比较严重，烂掉一批人是事实，比一般的地区多一点也是肯定的，但是多数干部还是好的。或者有缺点有错误，但基本上还是好人。由于指导思想上不明确，对问题不加具体分析，把作风问题与违法乱纪问题混淆起来；把思想问题与蜕化变质问题混淆起来；把偶尔犯错误和一贯违法乱纪混淆起来；把有比较严重的强迫命令与胡作胡为的新恶霸混淆起来。这样，就会在政策上产生偏差。县委工作组在黄思公社初步排队的意见，全公社需要扑办44名（其中已扑12名），纪律处分的63名，两者合计107名，占干部总数（628名）的17．03％；占参加运动的干部（520名)的20．5％。这个材料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审查，但肯定是有问题的。在扑人问题上，也有不恰当的地方，如黄思公社的三联大队，已经分期批扑了7人，正在报批的3人，据说还有几个人的材料没有查清。在一个大队之内，今天去扑几个，明天又去扑几个，使一些正在检查的干部引起恐慌，政策上也容易发生偏差。这个扑了说那个还要严重，再逮扑那个）。当然，该扑的犯罪分子是必须扑的，但要本着“教育为主，惩办为辅”“教育多数，惩办少数”的原则，有区别有计划的进行，否则对于运动是不利的。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在县委的统一领导和县委对三反运动的统一布置下，拟抓紧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我们工作的重点是三反运动，以便吸取农村“三反”运动的经验，但是，正风必须与生产统一安排，即一手抓正风，一手抓生产。当前要切实抓好秋收、秋征、秋种，并且认真的安排群众生活，把食堂办好。使三反与生产互相促进，互相推动。为了吸取农村三反的经验，我们在两个公社各选择两个问题比较严重的大队为试点，一方面配合公社机关整风运动，一方面使取得的经验比较完正一些。
二、建立公社党委的坚强领导。希望县委迅速派去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建立领导小组，把全面工作统一抓起来，以防止工作上的紊乱。在“三反”正风和生产运动中坚决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发现和培养一批积极分子，把运动搞深搞透。同时深入的了解干部情况，在运动后期，提拔一批思想好、作风好、联系群众、忠实革命事业的优秀干部，充实和加强基层组织。
三、在前一阶段三反运动的基础上，继续把运动搞深搞透。黄思公社主要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核实材料和研究政策问题。必须把群众的话讲完，把若干思想界限在干部群众中划清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和思想教育工作，不要满足于处分几个干部了事。张纲公社因为运动比黄思公社迟，问题没有弄清楚，采取发动群众、专案调查和小组斗争相结合的办法，迅速抓住关键问题，弄清性质，肯定案情，以后通过处理，在群众中进行教育，认清两条道路的斗争，揭发资本主义的危害，压缩和制止资本主义的黑市活动。
四、关于三反运动的政策界限，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在一个公社特别是在一个大队是属于内部还是外部问题的性质要分别清楚，不能硬套处分面的控制数字，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但在一个县的范围以内，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公社和大队主要是把材料核实清楚，关键在于该不该处分，该不该办。对于暴露的各种问题必须全面排队，仔细研究，并进行必要的平衡。黄思公社需要处分的干部，除了个别必须立即处理并经县委批准者外，建议县委暂不处理，待统一研究核实后再定。关于扑人，除了需要反复查清犯罪事实以外（不能道听途说，不能凭大字报和鸣放揭发材料没有经过查证就扑人），也要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能不能扑和什么时候扑，以符合政策（罪该逮扑）和有利运动为标准。我们意见，在运动初期和运动进行中，除了有现行破坏活动，或者为了反动群众和体现政策以及为突击某一犯罪集团的材料，可以对个别犯罪分子先行逮扑以外，其他宜放在运动后期进行通盘考虑以后处理为好。
以上工作情况和意见，当否请予指示。
宋 超郭铁松李 震1960年9月25日
注：●代表原稿不清楚的字。
来源：江苏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