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地专机关抽出的六十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根据地委指示，在学习了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指示、省委十项政策规定以后，于十月二十八日下到谢桥人民公社，着手进行整风整社的试点工作。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下达后，我们又和公社、队、小队干部一起进行了学习，在贯彻省委十项政策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认真的传达贯彻。整个整风整社的做法，我们掌握是以贯彻中央和省委政策为纲，大讲形势，肯定成绩，贯彻政策，端正作风，鼓舞士气，大办粮食。具体做法是，首先训练队伍，武装思想。工作队进社以后，先召开公社四级干部大会，进队以后召开党、团员，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会议，在这一系列会议上都大讲形势，传达政策，提高认识，揭露矛盾，明确做法。接着以食堂为单位，召开群众会（不准五类分子参加），反复传达讲解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揭露矛盾。在此基础上，坚决兑现政策，彻底整社。然后再召开公社党委扩大会议、支部会议，系统整顿思想作风，接受教训，提高认识，纯洁组织，进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最后，在全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划清思想界限，从思想上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树立三面红旗。
这几个步骤互相结合，前后衔接，每个步骤都贯串着大鸣大放，从抓生产和生活入手。整个运动由于有了中央和省委的政策，进行得比较顺利，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省委十项政策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一和群众见面，就立刻成了当前农村舆论的中心。广大贫农和下中农把十项政策和十二条紧急指示当做办好人民公社的“指路明灯”，说“有了这条指路明灯把我们农民的眼睛亮了”。接着就展开了大鸣大放，对当前在人民公社工作中的由于干部没执行中央政策而带来的缺点和问题作了尽情揭发。在揭发出来的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共产风”，迫切要求纠正“共产风”，说“不纠正‘共产风’，人民公社就办不好”。正是“共产风”破坏了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造成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上的混乱，破坏生产力，而且它又和干部的“六风”不正搅在一起，脱离群众。因此，“共产风”成了问题的焦点。不破不立。我们首先狠狠地抓住了大破“共产风”，从大破“共产风”作为兑现政策的开始，作为整风整社的中心环节。
谢桥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从成立人民公社的那一天刮起，大刮四次，大纠正四次，但纠正得不彻底，未断根，以至年年、季季、月月在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专级单位，下至小队，都在刮。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到现在，县和县以上各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县和社向生产队、生产小队平调的、以及县社队和生产小队向社员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建筑材料和现金等等各种财物共达四十九万零三百五十四元。其中，县以上单位向社、队平调的财物有：房屋二十四间，家具一百二十三件，土地三百一十三点六四亩 ，农具一百八十八件，车辆四十七部，家禽四百只，农副产品一万二千斤，木料四十二点二六方，木炭二万斤，经济林六百六十四株，现金五万元，公社向队、小队和社员平调的有：房屋六十九点五间，家具二百六十件，土地一百四十亩，农具八百一十二件，车辆二百零二部，家畜一百五十八头，家禽五百八十三只，砖瓦十一万零三百七十块，石灰八万六千斤，木料一万五千八百二十六方，劳动工日一万九千五百零四个，耕牛八头，牛工六千四百个，仓库一幢，粮食五百斤，杂竹一万根，竹山一幅，经济林一百零八株，榨房十四间，猪圈一个，小型发电站两座以及现金十六万一千元，生产队向生产小队平调的有：房屋二百二十一间，家具一千零八十件，农具一千零六十八件，家畜六百五十五头，农副产品一万八千零七十五斤，砖瓦二十三万一千五百八十三块，石灰一千五百二十斤，木料一千二百零二点九方，劳动工日九千九百二十七个，种子二千五百四十九斤，仓库四十八间，粮食二千九百九十二斤，碾坊二幢，牛圈一百六十五个，猪圈四十六个，棺材一十三副，现金四百二十九元；小队向社员平调的有：房屋三百六十三间，家具五千三百四十八件，农具一千六百九十五件，家畜一十一头，家禽九只，农副产品四百斤，砖瓦一十八万四千一百六十块，木料二千一百六十五点七方，种子一百六十九点五斤，仓库二十一间，粮食十斤，猪圈一十九个，现金一千四百五十九元，由公社出面，从这个生产队向另一个生产队平调的有：房屋二间，农具二百四十三件，木料十方，劳动工日二十一万五千三百零八个，牛工一千四百四十个，种子五百零二斤，仓库六间，粮食一万一千八百三十八点九斤，木柴二万五千一百斤，现金一百五十元；由大队出面从这个小队向另一个小队平调的有：房屋三间，家具八件，家畜二头，木料一十三方，劳动工日二千二百八十四个。
“共产风”所以刮个不停，主要是公社各级干部对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性质和对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政策领会不深，想无船渡河，过早地否定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社共队的产，大队共小队的产，小队共社员的产。基本论点就是所谓“共产主义”，“一切都是公社的，连人也是公社的”，“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公社的”。刮“共产风”的名目很多，有“全盘端”、“协作”、“串寨”、“献礼”、“明借暗占”、“明买暗调”、“一把抓”、“充公”等等，但大都是通过强迫命令的方法来实现的。搞一个什么运动，就刮一次“共产风”。成立人民公社就采取“一平二调”的方法，扩大社有经济，把原高级社的十七个企业全盘端过来，劳力由五百五十人扩大到一千零九人，占全社劳力的百分之一十四。在召开庆祝公社成立庆祝大会时，公社通知不准空手来，人人都要至少带一样东西作为献礼。于是牛马车、鸡公车从四百八方而来，带着木柱、木方、砖、瓦、木柴、木炭、粮食、花生、甘蔗等等，连车加东西都入在公社。
大搞深耕运动，大搞组织收入，就平调劳力、农具、粮食、大收其款。一九五八年大战深耕时，把全社劳力、耕畜、农具主要集中在谢桥、卜口、石竹三个坝上，实行大兵团作战，在哪里深耕就在那里吃粮。从外核算单位调来搞丰产坝的劳力，不但无报酬，而且每人平均负担五角钱的亏损（钱由大队拿）。社员的东西只要用着就“充公”。例如，搞谢桥丰产坝时，光在黄泥墐等三个小队拆茅草房当肥料，就损坏五十多间。大搞组织收入时，公社各部门及县级财贸部门的“三收款”，山林砍了几十大坡，收入完全归社，县级部门在“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的思想指导下也都捞了一把。共收款二十一万余元，其中县级财贸部门各单位收款五万余元。
大办畜牧场、大办食堂就平调社员的房屋、家具、家禽、家畜、自留地及上面的作物等等。一九五九年春公社办了一个“万鸡山”，每户调一只鸡，陆续调了五百多只鸡，都是私人的，大部分是无偿调的，一部分虽然折价，一则太低（每只五角），二则是白条。后来五百只鸡一部分病死，一部分被野猫吃掉，一只未剩。办食堂就拆用社员的房子，至于家具、炊具用着了就拿。最使群众“伤心”的是拆房子和“串寨”。仅谢桥大队就并了七个寨子，离谢桥街上都不超过三华里。串寨的结果是民用房过分拥挤，原来的寨子荒芜了，有的被社办企业、学校、跃进组织占用了，两个寨子的人挤在一个寨子上，造成了一些社员居住困难，“人畜合居”、“三代同堂”，纠纷很多。
这种“共产风”的错误，从一九五九年春贯彻中央郑州会议决议以来，一共纠正了四次（一九五九年春贯彻中央郑州会议决议时一次，主要是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九五九年夏贯彻中央上海会议决议时一次，算了老账，大清大退；一九六零年春贯彻中央批转广东省委文件纠正“共产风”的指示一次；一九六零年秋“三反”运动时一次），但纠正得都不彻底。把清退的物资和无偿调用的劳力折成现金计算，四次共清退三十一万一千三百五十六元，仅占应退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九四。
伴随着“共产风”而来的是干部在生产上的乱指挥，包办一切，生产小队不能当家作主，就连生产队也不能自己安排工作。借着实行“军事化”，一切行动听指挥，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光听不作主，“领导干部满天飞”，不知听哪个的是，大、小队干部成了“听差”。例如今年插秧时，谢桥大队支部书记洪国卿同志，走了不到一百公尺，遇到三个领导干部，一个叫拉牛，一个叫扯秧，一个叫拿插秧机，搞得“头晕”，后来他索性跑到房子里不出来。在作物种植上，实行“一样化”，不问田土好坏，水平条件如何，都得布置种一样作物。在活路安排上是“一把抓”，要干啥就干啥，由社统一抓，常常是“一脚踏进田，那边喊上山”。在技术措施上是“要听话”，不管社员同不同意，上面规定的技术措施都得听，不听的就是“反对八字宪法”。
共产风和生产上的乱指挥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刮“共产风”拆毁的房屋共五百六十五间，死亡耕畜三百五十一头，死亡生猪三千六百六十八头，死亡家禽六千五百三十六只，毁坏树木八十二万八千二百三十九株；损坏各种农具七千二百九十五件，这仅仅是实物上的计算，更严重的是由于“共产风”破坏了人民公社队的三级所有制，破坏了生产力，造成大队的经营管理混乱，“三包一奖”、“四固定”、“捞劳分配”不能认真执行，小队不主动，社员不积极，队为基础被削弱了，生产逐年下降。以比较富裕的谢桥大队为例，一九五八年总收入为二百三十二万六千一百六十三元，一九五九年为一百七十一万五千八百一十一元，一九六零年为一百一十七万一千五百元，每年平均递减百分之四十一。收入减少的原因，固然主要是由于连续两年的早灾，但是，大队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被“共产风”刮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五八年秋人民公社成立到现在，专、县、社各单位在这个队平调的东西和现金达到一十二万余元，相当于今年全队社员工资总额的二倍，这是从上面削弱队为基础的例子。
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被忽视，生产不作主，不主动，这实质上又是从下面削弱队为基础。其表现，一是等，“吃过饭坐在食堂等命令”，二是躲，“反正是挨批评，找不到看你批评哪个”；三是应付，公社中心食堂调劳力时，石竹的一个小队长光挑浮肿病、瞎子、跛子；四是瞒产，“你调我就瞒产”，石竹大队的二十多个小队学习省委的十项政策后个个承认：今年没有哪个不瞒产。
社员的积极性如何。桐木坪大队的社员有一首歌可以说明：“半夜吃饭五更走，中午还在大门口，看来干劲大，实在活路丢。”当然不是所有社员都是如此，广大贫农下中农还是经常出勤，但是他们看到生产上混乱，是有意见的，因而工效不高，出工晚，收工早却是真的。尤其是来搞大协作的劳力，工效低到惊人的程度。今夏插秧，石竹从外小队调来的劳力八十多人，二亩八分田两天未插完，原因按他们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田还没有打起，那里有心给他们插秧。”
社员说：“‘共产风’刮走东西，后刮走产量。”事实正是如此。五九、六零两年共丢荒田土达三千七百九十九亩，占田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十五。粮食作物的总产量由五八年的一千三百七十二万斤，降低到五九年的八百三十四万斤，六零年又降到七百三十六万斤，油料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亦由五八年的一百三十九斤，降低到五九年的九十七斤，六零年又降低到八十七斤；生猪饲养六零年比五八年减少了六千六百七十二头；社员每户平均收入六零年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十七元。全社九个生产队，今年除粮食作物普遍较一九五八年减产外，油料作物减产的有五个队，社员收入减少的有七个队。粮食和油料作物减产的原因，除主要是由于连续两年的旱灾（这是社员都承认的。在特大的旱灾面前，又在劳力大大减少的情况下，尚能收入这么多的粮食，这是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外，但刮“共产风”、乱指挥生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谢桥生产队的熊家屯、夜必湾、黄泥瑾三个小队，今年由于错过季节未种上的好田、好土就有二百六十余亩，占这三个小队田土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五。
由于刮“共产风”，公社亏空，生产队也是个个亏空，半数以上的生产队欠款都在十万元以上。
贵州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