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以来，省、地委调查组，对全区边疆合作社问题作了调查。
调查组以勐海、勐腊、澜沧三县为重点（其余四县由县委组织干部进行调查）。历时两个多月，三县共调查了一线、二线地区，不同类型的39个合作社。从而使我们对边疆合作社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现报告如下：
今年以来，边疆基本上是稳定的，农村形势基本上是好的。主要由于贯彻了省委关于边疆各项现行政策，纠正了“五风”，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边疆7县除勐腊因旱、虫灾严重，略有减产外，其他各县略有增产。群众心情舒畅，人心基本安定。但是，也还存在不稳定的因素，有些地区群众积极性仍调动不起来，生产情况不好，甚至动荡不安，这固然以贯彻现行政策尚不深透，群众对党的政策还有怀疑有关；但更主要是由于有些地区原不具备办社条件，1958年一哄而上以后又从未及时退下来。办社几年来生产减产，生活困难，群众对办社失去信心，甚至有的外逃、搬家、逃避合作社。
调查表明，边疆合作社经过几年来的发展，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继续巩固的，其中有些办得比较好，可以按现有规模办下去；有些需要调整规模体制或加强领导后可以办下去；也有相当一部分巩固不了，其中有些要部分退下来，只能办贫下中农为主的小社，有些要全部退下来，办互助组或单干，这四种情况是：
第一类：办得比较好，可以按现有规模办的社，主要是干部较强，形成了贫下中农的领导核心；社的规模不大，经营管理水平基本相适应，能体现按劳取酬原则，生产发展，粮食超过或接近1957年水平，社员收入增加，群众情绪较高，绝大多数坚持办社。
第二类，需要调整规模或加强领导后；可以继续办的社。一种是需要调整规模，主要由于规模太大（五六十户至百多户，也有少数寨、社），与干部领导水平不适应，干部反映：“我们小民族办不了大社，每天有几十个劳动力不知去向，这样下去会越来越搞不得吃”，要求划小。我们认为，凡是规模太大，干部管理不了的，都应加以调整。在边疆地区办社，山区一般以10户左右至20户左右，坝区以20户左右至30户左右为宜。当然划小也要根据具体条件，主要是要有干部班子，否则反而会形成被动。再一种是领导骨干或经营管理上存在问题的社，如有的干部能力很弱，有的贪污腐化或个别政治上不纯；或者经营管理不善。经过加强领导、调整干部。并认真帮助提高经营管理，可以继续办下去。
上述两类可以巩固的社，也有少数人（主要是富裕中农）要求退社。一方面要加强思想工作，教育社员划清两条道路的界限，把社积极办好；另一方面根据自愿原则，经过做思想工作仍坚持不愿留社的，可以允许退出。对地富和民族上层，如没有严重破坏行为，本人愿意继续留在社内的，本着有利于团结、改造和稳定的精神，仍可留在社内随社生产，不要清洗。本人坚持不愿留社的，可以允许出社。
第三类，是部分要求退社，部分坚持办小社，这种社一方面是阶级队伍薄弱，干部觉悟和能力较低，办社以来多数减产，或有所增产，但多数中农及一部分贫农减少收入，坚决要求单干；另一方面由于贫下中农仍坚决要求办社。又有一定骨干，有些在1957、1958年又曾有办好小社的实践经验。因此，应该经过做思想工作，贯彻自愿原则，允许坚决不愿办社的退出，支持坚决愿办社的贫下中农继续办小社。这样把愿意和不愿意办社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对发展生产是有利的。
第四类，是办不下去，需要全部退下来的社。主要是阶级队伍和领导骨干没有形成。现有干部不纯或十分软弱，又没有新的骨干可代替，经营管理混乱，不会计划生产，不善组织劳力，不能基本体现按劳分配，粮食连年减产，或者生产稍有恢复，但距1957年水平仍远。群众生活困难，社员对合作社丧失信心，多数不愿办社，甚至动荡不安。如勐腊县曼将社（傣族）被头人儿子掌握领导权，其他干部有的消极不干，有的不起作用。粮食比1957年减产一半，今年农忙季节，由于粮荒，群众纷纷到山区单干寨换买粮食，有些贫农把猪、鸡、衣裙、银裤带甚至斧头、砍刀、饭锅都拿去换了。他们说：“这样下去，富裕农民要变穷，我们只有等着饿死”。经过做思想工作，仍表示：“要恢复生产，只有让我们单干几年”。另如澜沧东回区糯登社（拉祜族），社干部虽然纯洁。但能力十分弱，不会组织生产，经营管理混乱。1961年比1957年减产56．8％，户户减少收入。经过贯彻现行政策，群众情绪仍不稳定，今年社干带头三次出国看地方，准备外逃，说：“人不想跑，肚子想跑”，“如果政府不允许单干，只好出去逃荒几年，等中国生产好了再回来”。有的社虽然干部纯洁积极，几年来大量扩种面积，生产也有所增加，但由于民族发展水平的限制，经营管理水平很低，不能适应集体经济的需要，不能基本体现安劳分配原则，因而不能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多数群众不愿继续办社。如勐腊四乡新寨社（哈尼族）全社无一人识字，以木刻记工分，以象形符号记事。生产无计划，出工一窝蜂，评工记分实行“死级死记”，结果出勤率很低，劳动时间很短。有的人已在做活，有的还在田房纺线睡觉，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答复说：“他们是9分的人，我们是8分的人，6分的还在家里呢。”社员反映：“死工分象根绳子捆着我们”，“现在是强人变憨人，快人变慢人，早人变晚人”。工作组曾帮助推行计件包工，但干部走后，又退回到死分死记，因而，多数群众不愿办社。
总之，边疆的合作社能不能继续办下去的主要条件：一是要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贫下中农领导骨干；二是干部管理水平，要会计划生产，组织劳力，起码要能够实行死分活评和临时小包工，基本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三是群众确实愿意办社。因此，对现有合作社，应该根据上述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具备办社主要条件，办下去确实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增加生产，显示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就应当坚决办下去；反之，就应坚决退下来不办。确实能办多少就办多少，确实需要散多少就散多少，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这样才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大力发展生产，有利于巩固团结各民族广大群众，进一步稳定边疆。
边疆七县，现有农业人口12．2万多户，57．98万多人。目前共有3921个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8．5％，其中23万多人口的一线地区，合作化程度达73％；33万多人口的二线地区达97．5％。现就一、二线地区合作社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分述如下：
一、边沿一线大部分是“直过”山区，地处边沿、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内外关系复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尚未完全消除，祖国观念淡薄。1958年曾大量外逃，严重损害了农业生产力，造成减产。如澜沧糯福区至今尚有一半人口（8000人）未归，外逃群众反映：“只要一允许单干，二允许信教，三不乱抓人，挡都挡不住，要回来”。从现有合作社看，大部分都不具备条件，阶级队伍领导骨干未形成，管理水平很低，有的甚至还是头人当社长，有些实际是“假社”（西盟约占20％到30％）。社干部多数不识字，甚至连1到100也数不清。有些虽派工作组长期驻社帮助还是不行。如糯福区完卡社，部队工作组曾先后培养5个社长，都相继外逃缅甸。因此，一线地区应当采取基本不办的方针。少数确实有把握办好的，经过切实调查确定后加强领导，必须办好，根据各县初步排队，一线地区共有1358个社，能巩固的（包括调整规模的）约502个，占一线地区总社数的37％，部分退出后还可以办的311个，占22．9％；需要散的545个，占40．1％，经过调整后预计入社农户占一线地区总农户的41％。
二、二线地区大部分是“和改”区，一般情况是群众觉悟较高，干部队伍较强，大部分合作社几年来已有一定基础，因此，多数合作社是能巩固的。但从调查表明，二线地区情况也很不平衡：（1）真正办得好的社仍是少数；（2）大多数是需要加强领导，提高经营管理或解决规模体制等问题后可以继续办的社；（3）一部分薄弱区、乡，多半是土改中的落后地区，原来基础就差。1958年“五风”危害又较大，目前合作社的情况比一线好不了多少，有相当大的比例办不下去。如澜沧东回区（拉祜、哈尼族）粮食产量1956年511万斤。1960年减至310万斤。群众一直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今年1——9月还外逃187户，767人，而回归的只10户37人。初步排队，全区69个社，只能部分办的15个，占21．7％；办不下去的达46个，占58％。又如勐腊县勐腊区三乡，原来是富庶的傣族坝区，几年来粮食严重减产，成为大量缺粮地区。目前群众情绪十分低落，连秋收也不积极。全乡13个社，5个不能办，占38％；三个只能部分办，占23％。再如勐海县勐宋区（哈尼族），有些乡领导不纯，生产减产。今年初发生过暴乱，去年以来共有90户500多人“搬家”“逃社”，迁至偏辟山区分散单干，目前正在继续发展。据县委反映：最近有10个社要求解散，两个已自动散了；（4）基础较好的区、乡，大多数社能巩固，少部分不能办下去。如澜沧富邦区的调查，75个社，能巩固的达64个，占85％；不能办的占15％。勐腊县勐仑区能巩固的占80％；不能办的占20％。
因此，二线地区总的是多数能办，少数不能办。据各县初步排队，二线地区共有2563个社，能巩固的约1606个，占二线地区总社数的62．8％；部分是退出后还可以办的630个，占24．6％；要散的327个，占12．7％，经过调整后预计入社农户占二线地区总农户83．8％。
一、二线合计，我区边疆能巩固的社共约2108个，占合作社总数的53．6％；部分退出后可以办的约941个，占24％；需要散的约872，占22．3％。经过调整后，估计入社农户可以占总农户的66．5％，其中江城占80．92％；勐腊占50％；景洪占58．8％；勐海占79．7％；孟连占52．7％；西盟占14．13％，澜沧占73．2％。我们认为边疆7县，经过实事求是的调整，估计入社农户只能达到总农户的50％左右。有的县比重尚偏高，不符合实际情况，尚需进一步研究核实。
关于一线地区的处理，地委已于12月13日向省委报送“关于边疆一线地区合作社的处理意见”，并已通知各县。鉴于二线不能办的社，特别是上述薄弱地区，如不及时加以处理，显然对明年生产不利。因此，也应争取在春耕前加以处理。但在步骤上拟先处理一线，再解决二线。处理的具体政策问题，地委已另有专报，此处从略。
1961年12月23日
附件一
糯登系山区拉祜族社，40户197人，其中贫农35户167人，中农2户11人，富农2户14人，地生1户5人。有劳动力113个，耕牛20头，今年耕地面积共424亩，每个劳动力平均3．7亩，粮食总产量41619斤，每人平均211斤。这个社无条件再办，已宣布退了下来。
根据调查，主要有如下四点：
第一、办社违反自愿原则。糯登社于1956年春结束土改，次年办了互助组，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粮食生产1957年每人平均达614斤，1958年每人平均686斤，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1958年4月试办了17户的一个初级社，到7月又退出5户。群众刚尝到民主改革带来的好处，多数尚无入社要求。1958年8月，区委提出了“三天合作化”的要求，扩社又是在民主补课之后，社员多划不清敌我界限的情况下，采取强迫入社的办法，群众怕“不入社逮捕劳改”，因而，不分阶级全寨入社。
第二、入社后三年连续减产，群众生活困难。从分户经济调查结果说明：粮食从1957年每人平均614斤，减至1961年的211斤，减52．3％，总收入从1957年每人平均47元减至1961年20元，减57．4％，为什么下降这样猛呢？
据调查，1958年冬，“共产风”、瞎指挥风都很严重，劳力平调常达30％——40％，放弃了备耕。在这样一个以旱稻为主的山区，错误地提出了“消灭山地、枪毙苦荞”，且不视条件，大开新田，虽突击开出72亩，因多系干田，1959年下种720斤，只收1200斤。由于“五风”危害和管理上的混乱，1959年粮食比1958年减69％。1960年粮荒严重，672亩山地，只薅通288亩，仍然减产。去冬今春以来，虽全面贯彻了省委关于边疆各项现行政策，基本克服了“五风”，但是，群众“一半想走，一半想再看看瞧是否准单干”，积极性仍然未调动起来，今年又比去年减产16．8％，扣除公粮、籽种、吃青（公共积累没有留），分配结果，每人平均有粮100斤以下的11户，每人平均101斤至200斤的25户，每人平均有粮201斤至273斤的4户，没有一户达到300斤的起购点。群众反映：“办社三年，没有一家够吃”。
第三、干部弱，经营管理混乱，社干觉悟低，领导核心没有形成，社管会长期处于瘫痪状态。社干部共5人，贫农4人，中农1人，正副社长均系贫农、党员，但觉悟不高，办法少，思想苦闷，不愿再干。全社40户，生产无计划，劳力无组织，临时派工，每天“干部叫出工，催到太阳辣”，社员等齐干活，120个劳动力，农忙季节出工也只六七十人，每天劳动四五小时，而粮荒季节则只有二三十人出工，每天劳动一二小时。社员反映：“单干时，到农忙，鸡叫起来，天亮出工，晚上不点火吃饭的，只有头人、懒汉”，“单干时，吃饭挂生产，走路挂生产，睡觉挂生产，办了合作社，不是自己的地，白帮别人苦”。干活马虎，工效低，质量差。过去六架牛犁完的田，现在要十八架；过去五、六月就犁“霉地”（第一年犁翻，第三年才种），犁十一二道，一亢种（120斤）可收三十亢至四十亢。入社后，七八月犁地，犁三四道，次年就种，一亢种只收八九亢。评工记分采取死分死记和个人计件两种，个人计件，因定额规定不合理，同等劳动力犁地，有的得18分，有的只得四五分，不能体现“按劳取酬”。工分今年10天左右评一次，以前几个月才评一次，常有虚假现象，社内没有识字人，没有会计，用木刻记分。区、乡干部来时，帮助记入工分手册。从社干到社员，对集体财产不关心，干部带头乱摸乱拿，但无人管。
第四、社员对社普遍丧失信心。有的贫农反映：“这几年，一年望一年是否会好些，今年再也望不下去了”。“共产党的政策样样好，就是为什么要办合作社不晓得？！这几年，粮食减产，公余粮也减少了（公余粮1957年2．7万斤，1958年4．3万斤，1961年7000斤），政府供应回来不算，还从内地调来供应，钱白白给，粮白白吃，这样做不如让我们单干，政府还可以少给一点”。个别中农甚至说：“再办合作社，子子孙孙要死灭”，“合作社会增产，除非公鸡会下蛋”。普遍认为：“只有单干，才能恢复到1957年生产水平”。表示“如不允许单干，就要迁孟连，搬缅甸”。今年六月，社长、副社长等9人，曾三次出国“看地方”，已选定班颇寨。反映：“缅甸山区不如东回，而且地方乱，摊派、疾病、乞丐都多，帮工也难”。并感到“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祖祖辈辈埋在这里，不忍搬走”。但是：“人不想跑，肚子想跑，死也要饱死”，“如果政府不允许单干，只好出去逃荒几年，等中国生产好做吃了再回来”。没有一户要求继续办社，连困难多的寡妇，也因收入减少要求单干。
上述情况，经请示省委批准，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于10月6日宣布允许单干，并与乡、社干部和社员研究了有关具体政策的处理，做到有领导、有准备地退下来。
（一）首先进行思想教育，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反复划清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办社条件不具备的界限，经过教育，群众反映：“合作社是好，就是我们办不好，如果像付麻卡（附近一个年年增产的社）一样，还是搞得吃”。同时，也反映出单干后“怕有困难政府不帮助”，“怕不卖给粮食、盐巴、布匹”“怕有得吃时又来办社”等顾虑。针对这些思想交代了党的政策，说明对单干不加歧视，至于将来办不办社，何时办？则取决于群众的意愿。
（二）有关具体政策的处理：
土地：土改后原有土地，仍归各户所有；入社以后的新开田，作为“团结田”，集体耕种，按劳分配。
籽种：除留下“团结田”籽种外，按今年工分分到户。
农具：除赔还平调社员的外，评价出卖，按工分分钱。
牲畜：有水牛1头，黄牛5头，系几年来用积累购买，评价卖给无牛贫农社员，首先赔还贷款，剩余按三年工分分配。
债务：合作社几年来欠国家贷款270元，结合处理集体财产时赔清。
（三）今后领导问题。恢复行政组，在原有社干中选组长1人，副组长1人。全寨虽有40户，但居住集中，不再分大小组。
宣布允许单干后，群众普遍高兴，不少社员修补房屋，准备搬缅甸和孟连的人都不搬了。除懒汉李老大等少数人外，都比过去积极，现群众各自找地比原计划增开了114亩，多数社员已积极作渡荒准备，除大种早熟作物外，已用鸡、猪等到孟连坝区换回粮食3200斤，每户平均80斤。另外，没有耕牛的要求买牛，没有养猪的还设法买猪。所有制一落实，群众情绪就大有改变。
糯登社处理以后在全乡的影响也很大。今年9月，全乡12个社（寨）有7个社（寨）的群众，酝酿秋后搬孟连、迁缅甸，逃避合作社。现在那些不具备办社条件的寨子，群众感到单干有希望，思想从而稳定了下来。糯登单干后，在一个半月内，犁好252亩，超过原订计划。对于具备办社条件的寨子，虽然个别户有些波动，想退社，但90％的社员仍表示要坚决继续办社，他们说：“除非共产党不准办社，不然，别处不办我们也要办”。根据最近排队的结果，全乡12个合作社，能够坚持办下去的一个社，占5．5％；部分办部分不办或田入社地不入社的3个社，占26．5％；需要散社的8个社，占68％。
据区、乡同志反映：1960年秋后，全区还有动荡，今年1——9月，全区也还外逃184户767人；而今年秋后，人心比较安定，买牛生产，买粮备荒，修补房屋，情况显著不同。
勐腊四乡新寨社是“直过”山区，哈尼族，在一、二线地区的接合部有36户217人。其中贫农22户，占61％；下中农1户，占3％；中农5户，占14％；上中农2户，占5％；富农3户，占8％，地主3户，占8％。
该乡1958年2月才建政，没有进行过民主改革，1958年曾内部掌握划过阶级，在此基础上，“一步登天”实现了合作化。正因为这样，群众的觉悟较低，阶级队伍薄弱，干部没有经过很好的锻练，合作化的基础较薄弱。
经济上基本上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技术落后，主要还是刀耕火种，1958年后才开了少量水田，现在还处于学种田的水平。全社没有一个人识汉文，用实物象形符号来说明名称，用木刻来记载数字，不适应于集体经济的管理。
办社以来生产基本稳定，1956年单干时粮食总产18．65万斤，1957年18．82万斤，上升1％；1958年19．5万斤，上升4．5％；1959年21．04万斤，上升12．6％；1960年17．77万斤，下降4．8％；今年估产可保持1956、1957年水平，但从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水平看则是下降的。1956年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1884斤，1960年1532斤，下降18．6％。用粮水平1956年每人平均816斤，1957年817斤，1958年851斤，上升4．3％；1959年692斤，下降15．2％；1960年532斤，下降34．8％。原因是1959年后粮食不增，公余粮增加，人口增加，口粮即下降。
经济收入。1956年总收入12005元，1960年10260元，下降14．5％。
牲畜几年来总的是下降。以1956年为100，马下降46．7％；水牛下降6．6％；黄牛下降20％；猪下降46．7％。
干部队伍基本是纯洁积极的。社干8人（社长1人，正副会计2人，生产队长2人，民兵队长、保管委员、妇女委员各1人），其中贫农5人，占干部总数62．5％。从总的来看，领导权是贫农掌握的。但由于所有干部都很年轻（18岁——28岁），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培养锻练，对办社和领导农业生产都缺乏经验，又都没有文化，办法少，能力差，加之哈尼族的家族关系，老辈权威的传统影响很深，只有老辈指挥小辈而不能青年指挥长辈的特点，使干部的积极性受到很大限制。如1960年干部会决定再开20亩水田，长辈老人不同意，结果只好取消决议；1960年分配，干部主张按政策办事，长辈则要完全分光，不卖余粮。这里由于没有经过改革，所谓“长辈”即多半是过去有权威的富裕农民、富农、地主。所以领导权虽在贫农手中，但实际还受到他们的牵制。正如社长说的：“贫农当家只是句话，我们说话人家不听”，加上支部书记在该寨和富农有亲，阶级界限不清，经常支持富农、富裕农民说话。说明还没有真正树立贫雇农民的领导优势。
该社最大的问题由于受民族发展水平限制，经营管理水平很低，无法调动起群众积极性。生产管理上没有计划，不会安排，明天活计今晚决定，甚至当天活计当天早上临时决定，劳动力没有分工组织，临时由社长一人调度指挥，社长顾不了，队长无事可做，没有检查督促，生产缺乏责任制。
更大的问题是工分报酬采取了死级死评，按强弱、老小、男女分级，男的分三级，高的9分，中等8分，低的7分。女的逐级比男的少1分，工分固定死了，严重的限制着群众生产积极性。调查过程中看到：每天有30多人已下地干活很久，但田房还有20多人睡觉、搓线，问他们为什么？答复说：“他们是9分的人，我们是8分的人，6分的人还在家里，要10多点才出工呢？”干部、群众对死级死评反映很强烈，贫农会计说：“工分定死了，干部带头也带不起来，带头白吃亏。”贫农寡妇依海妈说：“我每天8分定死了，娃娃多，要多苦点才得吃，但多做了没有工分，死工分就象根绳子捆着我们”。社员说；“现在是强人变憨人，快人变慢人，早人变晚人”。
由于实行死级死评的结果，群众生产积极性低，互相观望，社员的态度是：大家得吃我得吃，大家饿得我饿得，没有吃的找粮食局供应。全社100多劳动力，出勤率很低，每天60—70人，工效不高，每人每天平均只收割半亩左右。社长说；“干部合不拢，社员叫不动，我哭都哭过几次了”，他是急于想办法搞好，工作组也帮助他们推行计件包工，出工人数由60多人增加到93人。出工时间由八九点提早到七点，工效大大提高，劳动工效均在一亩以上。但是搞了两天，一是因为大片山谷地计算数量确实较困雅，他们说：“各人的工分不一样，不好计，搞不了”。连支书、社长也说：“太麻烦，搞不得吃”，坚持不下来，又恢复死级死评。
财务管理上，现金、粮食、工分都是用木刻记数字，用竹笺代账本，用实物象形图代名称，只有结余数，没有收支过程（收支后，就在木刻上削去了），每年分配要靠工作干部去包办代分。当然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用木刻记载是比较清楚的，但木刻不能解决提高的问题。
这里由于没有经过改革，干部和群众没有经过阶级斗争锻练，阶级觉悟较低，界限不清，如支书与富农和富裕中农是亲戚，常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1958年反动地富形成一个小集团打击斗争干部，煽动外逃。从外寨迁来的10户人，一直不稳定，多次闹搬家，要单干。另一方面，合作社的生产虽然基本上保持1957年水平，但总收入下降，用粮水平下降，社员对社仍是半信半疑。如会计说：“过去我妈1人劳动还够吃，现在3人劳动还不够吃”。社长说：“如今年再不够吃，我不干了”。社员对办社态度比较坚定的14户，占总户数的38．8％；主要倾向单干，犹豫动摇的12户，占总户数的33．3％；坚决表示要单干的有10户，占总户数的27．8％。这些人多数是外逃户家属、亲戚和以保管员标撒（中农）为首的闹搬家的人。说明干部和群众思想都不巩固。
根据上述，我们认为新寨虽然经过几年来的办社，培养起一定的干部，但没有形成领导优势，水平低、能力差。生产虽然能保持1957年的水平，但主要是扩大了面积和使用了部分外逃户水田，而最主要是“直过区”，民族比较落后，受民族发展水平限制，办社几年来，经营管理水平仍然很低，死级死评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干部群众想提高，但领导水平适应不了，如果不能改变“强人变憨人，早人变晚人，快人变慢人”的现状，劳动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生产就无法发展，合作社就难于巩固。加上该社阶级关系复杂，群众觉悟不高，目前仍有动荡。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社应暂时退下来，不再继续办下去。然后，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教育培养干部，帮助提高民族文化，创造好条件，将来重新发展合作社。
1961年10月28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