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珍：原中共四川绵阳地委书记)
[前缺]过他们来建立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其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的背道而驰。
（三）对破坏整风整社的违法乱纪行为，缺乏严肃有力的处理。
在传达中央十二条和整风整社中，继续发生严重违法乱纪的现象，60年12月初，县上开三级干部会，学习中央的十二条，就在此期间，全县不止一处发生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如梓潼公社党委书记高明扬，在冯坪管区干部会上研究布置动员社员卖粮食，指出要“注意社员家里的坛坛罐罐”，结果，干部下去翻箱倒柜，搜查了127户社员户，贫农高明山说：“中央规定的十二条，说得安逸，县人委还有布告，说不得随意侵占社员的财物。这样看来，布告拿来揩屁股都不如”。西北公社一直到今年1月13日，还继续发生搜查和打骂社员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阻碍整风整社运动的顺利进行，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破坏行为，但是对这些事件，有的是县委没有发现，有的是县委虽然知道了，但缺乏严肃的态度予以严厉的处理，并通过这些典型事例，大张旗鼓地在全体干部中进行政策和纪律的教育，在我们把这些问题向地委和文珍同志汇报后，并经过督促和帮助，县委才正式向地委作了处理的请示报告。
（四）对整风整社干部的审查和配合，拖拖拉拉，执行上级的指示不够坚决。
关于参加整风整社的干部，特别是各级指挥员，省委“[此处有四字不清]户”的223户，要交出红苕250,390斤，平均每户1,100斤。社员交不出，干部要翻箱倒柜，大肆搜查，共搜查1,444户，占全社户数的60%。搜查中没收的东西有粮食、被盖、衣物、现金、布票、鸡、鸭、鹅、兔、羊等等，大部分由干部贪污吃用私分了。有的社员交不出粮食，把在食堂吃饭领的熟红苕抵交；有的人到别的地方偷红苕交；有的交出泡咸菜，有的无法可想，成天哭泣。
（五）关于病情、人口死亡和猪支减少的问题。
据县卫生科统计，60年全年全县因各种病而死的共有9,700人（其中肿病2,810人），死亡率1.35%，但据公安局的户口材料，58年全年死5,497人，59年全年死13,506人，60年1月至6月底就死17,265人，死亡率3%。张家区死的人最多，其中张家公社半年的死亡率为8.6%，吉安公社7.9%，永安公社7.4%，大磨、新建、五间三个公社都是6.8%。根据我们典型调查了解，认为公安局的数字是比较接近实际的，但县委认为公安局统计的死亡数字偏大，未予讨论，也不上报，县委对全县59年冬到60年春究竟死了多少人，迄今未作过认真的调查研究。
最近的肿病人，据卫生科统计，60年底为3,700多人，61年1月10日为4,105人，又说应为5,000人左右，又据称：下面报来的病人数字，一般偏小20-30%，最近病情还在发展。
关于猪支的减少情况是：59年底实有18万多头，60年5月降为118,075头，6月再降为102,058头，12月底仅有90,131头，一年中猪支减少一半，今年一月份的头十天中，又死猪4,931头，减少5.4%。减少的原因：（1）缺饲料；（2）管理不善；（3）地富反坏偷去杀吃。
肿病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猪支关系到农作物用肥，都是与争取今年农业丰收有关的重大问题。迄今县委尚未认真研究，迅速采取有力的措施，制止病情和猪支死亡情况的发展。
（六）关于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
执行干部政策方面，主要是纪律松驰，偿罚不明，挑选任用干部，缺乏认真的审查；县、区、公社的主要干部调来调去，变动频繁。由于对干部缺乏经常的阶级教育、政策教育和严格执行纪律，加上干部队伍不纯，因此干部中违法乱纪现象严重。如住水碾公社的县委工作组十五个干部中，有十三个打骂群众；其中最坏的有三人，反被公社评为“五好”干部。农工部副部长赵辉鹏在59年反右倾斗争中，曾在大、小会上受过批判，60年初，提拔为部长，不久即派往石庙区作区委书记，“加强”当地工作。再如复兴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熊邦勋（地方阶段分子），严重违法乱纪，亲自吊打社员7人，并在干部中介绍过去地主粮佃户的办法，要干部运用去整有小偷小摸行为的社员，群众说公社“电话室是监狱，会议室是刑房，熊书记工作不做，吊打社员不管死活，与国民党的乡长差不多，到处抓拿骗吃也算第一个。”熊邦勋打死一名群众，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兆基（流氓，家庭为小资本家），打死四人，另有两条命案待调查对证，这两个人，于整社开始後仅被停职反省，这实不足以平（下缺）
来源：四川省委《上游》杂志编辑部“专题调查研究及习作”(1961)。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